“文物浩劫”的90年代!

“文物浩劫”的90年代!

 

“文革”結束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隻要提到“文革”，就會提到“破四舊”;隻要提到“破四舊”，就會痛斥為“文物浩劫”。

2010年，媒體上出現一篇報道：《88歲文物專家上書總理 90年代文物破壞超過文革》。文中的文物專家就是我國著名的文物保護專家，文物事業重大決策的見證人和當事人謝辰生先生。現將他2010年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內容輯錄如下：

《瞭望》：您曾經說過，“中國文物最悲慘的時期是在上世紀90年代”，您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謝辰生：是的，我依然這樣認為，而且可以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

《瞭望》：難道比“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還嚴重?

謝辰生：對，確實比那個時候還嚴重，這其實是很多人認識上的誤區。在“文革”期間，雖然因為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很快，他們就去“奪權”、搞政治鬥爭去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的力挽狂瀾，對製止文物的破壞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記得，1966年“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有受到任何破壞。

因此，“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其實並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大，實際上當時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餘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不僅如此，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

《瞭望》：是什麽時候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的呢?

謝辰生：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就開始變得複雜了。總體而言，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還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盜掘等犯罪活動，文物保護的環境還是比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對金錢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強烈。於是，沉渣泛起，偷盜、走私又都出來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曆史上都沒有那麽嚴重過。

2016年11月，謝辰生口述的《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著名曆史學家金衝及，作為謝辰生的老朋友為該書作序。序言寫道：“ 我和辰生同誌相交相知已逾半個世紀。對他，我是十分尊敬和欽佩的。人們把他稱為祖國文物的守護人，他確實當之無愧。”序言提到“文革”期間的文物工作時是這樣評價的：“文物工作在那幾年中確實取得了震動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馬俑坑、馬王堆漢墓、銀雀山竹簡、滿城的金縷玉衣等等。想想當時的環境，再想想取得的輝煌成就，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第2頁)

謝辰生在書中指出：“破四舊”對“私人收藏損失較重”，“對故宮、頤和園、博物館、紀念館這些國家文博機構也有一些衝擊，基本上都沒有什麽破壞。沒聽說把館藏文物都拿出來砸了的。現在對這個問題都得清醒一點，客觀一點。”(《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第42-43頁)謝辰生還回憶，“文革”初期，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發展到破壞文物的時候，周恩來立即指示謝辰生等幾位文物專家，迅速起草並頒發關於保護文物的文件，並且說服文化部的造反派聯合很多群眾組織發出保護文物的呼籲書。1967年的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召集北京市所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遙派，布置保護文物的任務。那次會議希望發一個保護文物的倡議書，說明文物不是“四舊”，後來的倡議書就是謝辰生寫的。在這個倡議書發表後大約二三十天後，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到文物局說，發了群眾倡議書還不行，還得有正式文件，要文物局代中央起草一個文件。那文件也是謝辰生起草的，起草完送上去沒多久就發了。

由於謝辰生、金衝及這些老一輩的文物保護專家、曆史學家的不斷發聲，引來眾多的專家學者對“文革”時期文物保護工作的真實情況進行調查研究。2015年第6期的《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護》一文，綜述了這些調查研究的情況：

通過對“文革”中文物保護曆程的考察，可知“文革”中文物既有遭到破壞的一麵，也有得到保護的一麵。“文革”中文物固然遭到不小的破壞，但程度遠非人們通常所想象的那樣驚人，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基本完整保護，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大多得以保護。國務院和一些地方的黨政係統采取一些重要措施，盡可能減少了損失。紅衛兵群體本身對文物的認識也不盡相同，其中不乏一些紅衛兵與市民、工人共同主動保護國家文物的行為。隨著1967年《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等文件的下發，大規模破壞文物的行為得到遏製。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護》一文還指出：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條”是紅衛兵發起“破四舊”運動的直接思想來源和依據，但這兩個文件裏所說的破除“四舊”的概念，泛指與移風易俗相聯係的社會文化領域的批判和革命，並不等同於後來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 換言之，兩個文件強調的清除對象主要是思想觀念上的，而沒有直接提出要清除物質性的文化遺產。

紅衛兵對文物的破壞也並非是中央明文號召的結果，甚至相反，“文革”發動之初《人民日報》、新華社還曾刊文宣傳，應當學習一些紅衛兵保護文物的事跡。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紅衛兵讚》，日本友好人士清水正夫說“紅衛兵是毛澤東主席的紅小兵，是革命前輩的繼承人。我們親眼看到了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他們大破四舊、大立四新，保護文物古跡等國家財產，很有成績。”

在這裏，還有必要回/顧一下當年的“文物外交”。

鄧小平在起草黨的第二個曆史決議期間曾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盡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我們對已經取得的成績要充分肯定。

這個“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指的就是新中國的第三次建交潮，建交國家由64個增加到111個。“文物外交”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70年5月，周恩來說，許多外賓要求看文物，外電造謠稱，故宮三大殿皆被紅衛兵砸毀了，要抓緊故宮的恢複開放。1971年夏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在故宮的慈寧宮展出，展品共有1982件。馬上就出現了參觀熱潮，與此同時還吸引了各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和各國訪華代表團前往參觀。特別是當時來訪的外國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尼克鬆，都參觀並讚揚了展覽。這使得中國文物在外交領域上大放異彩。外國謠言不破自滅。

為了進一步宣傳中國政府對文物保護的一貫重視，周恩來指示組織出土的文物到國外辦展覽。他親自審閱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出的目錄。如此之多的珍貴文物齊齊亮相海外，頓時引起巨大轟動。以英國為例，從1973年9月28日至1974年1月23日，文物展覽在倫敦持續了將近四個月，共接待觀眾77萬1466人次。時任英國首相希思親自主持開幕式，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也親臨現場參觀。我國“出土文展”的文物圖片，在倫敦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倫敦市雙層樓的公共汽車上,也都掛上了“金縷玉衣”的巨幅彩色照。倫敦市的大大小小商店，緊跟這股熱潮，在櫥窗裏擺上幾件中國文物或是文物仿製品來裝飾。倫敦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利用這種良機，就地舉辦起中國文物展覽。倫敦許多知名的漢學家，則到處舉行講座，大講特講“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服裝”“中國古代發飾”等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相關報道評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來自歐美其他國家的遊客也目睹了倫敦中國文物熱的盛況，其影響力輻射到整個西方社會，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形象。

繼英法兩國的展覽之後，我國還組織了一個展覽到日本、美國。隨後又到了十幾個國家，處處引起轟動。這不但使國外人士領略到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風采，同時還為新中國第三次建交潮增添了新的活力，一時被譽為周恩來的“文物外交”。

著名文物專家羅哲文回憶：

【“許多同誌可能還記得，當時推動我們外交活動的兩個重要項目‘乒乓外交’和‘文物外交’。尼克鬆、田中角榮、希思、蓬皮杜等等來華時參觀的重要項目就是故宮、長城、雲岡、龍門等等。”“通過舉辦出國文物展覽與許多國家進行了文化交流，促進了解，增進了友誼。這可以說是文物發揮作用的又一大舉措，應予大書特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