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基不牢能造高樓嗎?

地基不牢能造高樓嗎?

 

《轉載》毛澤東時代為中華民族複興奠定的十大基礎（1） 
 
作者:  趙坤

來源:  新浪博客

前言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雖然官方到10月底之前還沒有啟動紀念活動，但是可以預想，自上而下各級各係統一定會大張旗鼓地開展各種紀念活動，這些紀念活動一定會總結中國之所以取得現在如此輝煌的成就，所有的這些總結一定會把中國取得輝煌成就歸功於改革開放。誠然，中國今天處於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今天成就輝煌。但是，為什麽是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麽不是烏克蘭，為什麽不是巴西，為什麽不是印度，為什麽不是俄羅斯，為什麽不是日本，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是比中國更符合普世價值標準嗎？以日本人的勤勞、智慧和工業基礎，為什麽經濟卻停滯不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不是鎖在保險櫃中的國家機密，是登在報紙上的，地球人都知道。世界上其它國家，比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日本、墨西哥、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阿根廷、緬甸、烏克蘭等，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看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迅速，也知道中國發展迅速的“秘密”，它們為什麽不照貓畫虎學著來一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偉大的，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一定有自己的密碼，並且是其他國家不能破解的密碼。否則，不能解釋其他國家，尤其是我們的東臨日本、南鄰印度、鐵哥們巴鐵為什麽不學著做。不是它們不學，而是學不了，因為基礎不一樣，因為它們沒有中國這些改革開放的基礎。

搞經濟建設就如同駕駛汽車，有的政策能夠釋放正能量，起著加油的作用；有的政策釋放的是負能量，起著減速的作用，就如同行駛中丟油門和踩刹車一樣。當丟掉油門後，汽車仍然在前行，距離目的地比此前加油的時候更近了一些。這個時候，如果因此得出結論說丟掉油門使我們距離目的地更近了，豈不荒唐？！因此，衡量一個政策是促進了發展，還是阻礙了發展，不能簡單地以這個政策施行之前和之後的對比來衡量，應該把施行之前的“慣性”因素去除掉以後，再看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改革開放以來有些政策不僅沒有貢獻正能量，反而起了副作用，比如體育、文化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最典型的莫過於中國足球了，市場化改革之前，中國男足隊在亞洲位列一流，而如今，中國男足連亞洲末流都贏不了，這就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所以，改革作為一種思想是正確的，但是作為具體的改革政策並不一定都是正確的，不是所有改革政策都貢獻正能量的。中國的汽車工業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比較早地實行改革開放，這些改革開放政策是促進了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還是阻礙了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如果簡單地以現在汽車產量是當初的多少倍，似乎這些政策是光榮偉大正確的，但是，看一看滿大街幾乎沒有國產車，再比較比較高鐵，答案是很清楚的。

很多人總是不加分析地譽今非古，說什麽現在汽車、手機了，所以比原先偉大雲雲。如果照此邏輯，中華民族墜入亡國滅種邊緣的清末遠遠比盛唐偉大，因為清末有電燈、自行車，而李世民聞所未聞。

時常聽到一些人在談論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時，往往捎帶批判前三十年，似乎新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阻礙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似的。這些人可能有很高的學曆，可能在美國深造了多年，但是，這些人連最基本的常識都沒有，他們隻是看到了金碧輝煌的室內裝修，卻無視甚至咒罵大樓的基礎。

不錯，新中國建立之初曾經有過土法煉鋼、人海治水的情況，當然今天要用高科技煉鋼、要用機械施工，但是，基礎是不一樣的，當手裏沒有挖溝機的時候，是等待造出挖溝機再治理黃河、淮河、海河，還是一邊製造挖溝機一邊用鐵鍬挖用肩膀扛來治理水患？新中國的領導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選擇了後者。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靠著愚公移山的精神，靠著艱苦奮鬥的精神，靠著不怕犧牲的精神，吃盡了各種苦，受盡了各種累，目的就是為了改造中國，為後人造福。做為後人，對於先輩們所付出的艱辛，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正是有了先輩們的艱辛，今天的人們，當然不必再土法煉鋼了、當然不必再人拉肩扛人海治水了。那些辱罵父輩們人拉肩扛的方式原始落後的專家學者，特別是黨務工作者，不是腦殘就是孽子。吃完第十張餅，打著飽嗝卻咒罵前九張餅沒有作用，就是這些人的畫像。

新中國建立之初，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1] 。有人說建國之初“百廢待興”，其實並不準確，“百廢待興”，說明有過，隻不過“廢”了。而建國之初，中國幾乎什麽都是從零起步。農業上麵對各種自然災害，尤其是全國性的水患，舊中國無能為力；工業上，支撐民族複興的機械製造和能源等重工業要麽是零，要麽是規模和水平很低；科教文衛，幾乎是一張白紙；人均壽命隻有35歲，被譏諷為“東亞病夫”。但是，短短三十年時間，史無前例的的大規模水利基本建設馴服了一條條大江大河，農業生產得到了保證；世界上門類齊全最為齊全的工業體係全麵建成，幾乎所有工業產品都能自主製造；掃盲運動、婦女解放、合作醫療、破舊立新，把中國人的精神麵貌和身體素質帶上一個嶄新高度……這一切，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基礎。

大樓沒有基礎，是絕對立不起來的。要想建一座大樓，必須首先打牢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在零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是新中國強大的基礎支撐著改革開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為改革開放時期建立了十大基礎，社會主義製度基礎，思想精神基礎，社會道德基礎，強大的工業和農業物質基礎，勞動力基礎，文化教育基礎，醫療衛生基礎，外交基礎，國防基礎，國家民族、集體主義的人心基礎。這就是中國取得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獨享的密碼。

習近平同誌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曆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2]

 （趙坤）

[1] 毛主席《論十大關係》。

[2] 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

#####################################################

社會主義革命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製度基礎

——毛澤東時代為中華民族複興奠定的十大基礎（2）

作者:   趙坤

新中國成立後在幾乎一無所有的基礎上迅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正是因為社會主義製度，把整個中國大陸有效運轉起來，保障中華民族朝著偉大複興闊步前進。

（一）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盛傳“補課論”，至今也經常聽到類似言論，尤其近年的“民國粉”是其典型代表，說什麽中國如果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早就發達了如何如何。持這些觀點的，不是被忽悠，就是戈培爾的徒子徒孫，謊言說上一千遍確實能夠忽悠一大幫傻子。無論從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還是當今世界的現實，這種資本主義救中國的論調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從1840年起，舊中國經曆了無數苦難，首都三次遭到屠城，無數的不平等條約，數不清的割地賠款，中國人與狗並列。也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無數的仁人誌士前赴後繼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窮盡了幾乎所有的辦法：林則徐他們那一代認識到鴉片的危害，虎門銷煙，失敗了；洪秀全他們那一代認為中國應該歸順耶穌基督，要用基督教改造中國，失敗了，連耶穌基督的西方子民都參與打擊洪秀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那一代人認為中國器不如人，於是“洋務運動”，失敗了，而且失敗更慘，以往失敗是敗於西洋，而今連東瀛蕞爾小國也能把天朝掀翻，中國人的尊嚴徹底喪失；康有為、梁啟超他們那一代人認為中國製度不如人，主張變法，君主立憲，仍然失敗了；孫中山也認為中國製度不如人，應該建立共和，實行“民主”政治。辛亥革命雖然推翻滿清打倒了一個皇帝，但是全國卻湧現了大大小小無數個土皇帝，中華民族的苦難更加深重了。民主共和後的中華民國，議會賄選、宋教仁案、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直至軍閥混戰。今天有人把辛亥革命的失敗歸罪為袁世凱，然而袁世凱死後到北伐戰爭的12年，北京九易政府，24次內閣改組，換掉26個國務總理。中央政府亂成一鍋粥，各地地方政府無不是亂成粥一鍋；以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總結了幾十年來中國人的苦難，認為其根源既不是器不如人，也不是製度不如人，而是思想文化不如人，於是發起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拋棄傳統舊文化。舊中國的仁人誌士，為了救中國於苦難，幾乎窮盡了各種辦法，各種主義，各種思潮湧現出來，世界上所有的思潮都匯集在中國。甚至有人把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推給漢字，要求廢掉漢字，“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北洋軍閥被打倒，國民政府成立了。但是，中國災難更深重了。南京大屠殺，幾十萬同胞慘遭倭寇毒手。14年抗戰期間，幾千萬中國人被日寇殘害致死。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經過浴血奮戰，抗戰終於勝利了。但是國民政府的接收變成了“劫收”，普通老百姓的境遇比日寇統治時期更慘了。中國人民忍無可忍，義無反顧地拋棄了蔣介石反動政權。

新中國成立前中華民族一百多年的苦難史，那些探索救國救民的先賢，林則徐、譚嗣同、孫中山等等等等都失敗了，除此以外，光緒皇帝、慈禧太後、李鴻章、袁世凱、吳佩孚，乃至蔣介石，也不能說就希望中國變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君主立憲、資本主義議會道路、實業救國、國民黨黃金十年，都失敗了，特別是辛亥革命後的資本主義道路，差點使中華民族萬劫不複。

170多年的曆史已經證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有人說，如果洋務運動如何如何、如果戊戌變法如何如何、如果北洋軍閥如何如何、如果蔣介石如何如何。我說，您就不要如果了，再如果，中國就真的趴下起不來了。舊中國一個國恥接著一個國恥，新中國一個輝煌接著一個輝煌，人還是那些中國人，關鍵的區別是“換了人間”。

不僅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證明資本主義救不了中國，當今世界的現實也證明資本主義不是一劑良藥。現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製度，但是發達的資本主義隻不過是區區少數幾個老牌帝國主義分子。同樣是資本主義製度，同樣是三權分立、議會道路、私有化製，幾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及其幾個小跟班和一百多個亞非拉國家的國運卻天差地別。很顯然，這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不是實行了私有製的資本主義製度而發達，而是奉行了帝國主義而發達。帝國主義就是殺人、搶劫、奴役別人，拉丁美洲搞資本主義幾百年了，由於不能去殺、去搶，至今也發展不起來，隻能做美國的後院。

烏克蘭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是世界上少有的大糧倉，氣候風調雨順，大平原下埋藏著豐富放礦產資源，頓巴斯地區曾經是與德國魯爾、日本阪神、美國東北齊名的世界工業中心，尤其是機械製造業獨步天下，安20飛機至今成為世界僅有，連美國也造不出來。巨變後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國運一退千裏，多年動蕩不安。二十年來活躍在烏克蘭政治舞台中央的那些人，要麽是借著當初蘇聯解體時狠撈一把國有企業財產而搖身一變為億萬富豪，要麽是這些億萬富豪或者國際金融寡頭的代理人。

資本主義可能是極少數人的福音，但不是絕大多數人的福音。烏克蘭前總理季莫申科把原來國營的天然氣管道壟斷在手裏，把原來國企時期上交國家的利潤裝進自己腰包，然後拿出一小部分鼓動街頭運動，借以掩護自己的瘋狂掠奪行為。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領導的“地區黨”是由包括烏克蘭首富拉赫梅托夫在內的首都地區和東南部地區大企業富豪組成的豪強俱樂部。烏克蘭前總統尤先科，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丘馬琴科是生在美國、長在美國的美國人，曾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特別秘書，後來被派往烏克蘭。烏克蘭現任總統波羅申科是億萬富豪，他的“如勝糖果集團”是烏克蘭最大的糖果企業，被稱為“巧克力大王”。烏克蘭其他大大小小的政客也都有類似的身份或經曆，財政部長、內務部長、經貿部長、農業部長、能源工業部長等和州長們基本都是富商和他們的代理人。烏克蘭這些政治富豪們很像民國時期的中國軍閥們，當年中國大大小小的軍閥們背後都有個外國主子，如今的烏克蘭政治家們也是這樣，有的背靠歐美，有的背靠德國，有的背靠俄羅斯。在主子的指使之下，烏克蘭的政壇富豪們你方唱罷我登場，倒黴的是烏克蘭老百姓。烏克蘭的富豪政治家們，追求的是自己的利潤有多少。大資本家隻為利潤服務，怎麽可能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置於第一位？富饒、發達的烏克蘭就這樣慘遭資本的綁架，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無從談起。

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和當今的世界現實已經充分證明，資本主義不能救中國，隻能把中國推向水深火熱的深淵，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二）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比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日本、墨西哥、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阿根廷、緬甸、烏克蘭等，無論是發達的還是不發達的，都學不了，因為它們沒有這樣徹底的製度基礎。印度學不了，雖然印度有不遜於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但是由於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勢力、殘存的曆史垃圾如種姓製度、土地私有製、國內壁壘、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等等，致使印度意識形態落後、國內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極大製約了印度發展；俄羅斯學不了，普京空有雄心壯誌，但是已經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俄羅斯步履艱難，隻能靠著蘇聯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家底混日子；巴西學不了，雖然巴西有豐富的資源、穩定的國際環境、幾百年的和平，但是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痼疾，致使巴西舉步維艱，甚至常常連續幾年負增長；其他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想學也學不了，原因也是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其他國家學不了，因為它們沒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個基礎。當然，俄羅斯、烏克蘭曾經有過，但是它們在所謂的“新思維”忽悠下，輕易地拋棄了，乃至於從那時起它們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深淵。當今世界上大概隻有一個國家可以學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越南，因為它有與中國一樣的社會主義製度，所以越南這些年的發展也不錯。社會主義不僅能夠發展中國，也能發展越南。

那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隻能依靠霸權和掠奪弱小民族來維持逐漸褪色的繁榮。如果走和平發展道路，美、德、法、英等帝國主義國家會衰退得更快，看看“笨豬五國”，由於不能像美、法、英、德那樣肆意掠奪，多年來陷入深深的經濟危機不能自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製度，但是隻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少數國家經濟發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卻貧窮落後，說明資本主義製度不是美國等國家富裕的根本原因。美國等國家富裕的根本原因是掠奪和殺戮，美國靠著到處點火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危機，法國靠著屠殺利比亞人民度過了歐債危機。同樣陷入歐債危機的西班牙、希臘、意大利等國家由於沒有參與對利比亞幾千億歐元儲備的掠奪，遲遲無法擺脫危機。

曾幾何時，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被譽為金磚五國，都有一樣的後發優勢，也極力融入國際一體化，但是，其他四國由於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優勢，幻想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起來，其結果不可能有中國的經濟成就。

中國，由於進行了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抖落了一切曆史塵埃，為改革開放時期掃清了一切發展障礙，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封建宗法製度、一盤散沙狀態等全部蕩滌幹淨。與此同時，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了可靠的製度保證，土地公有製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保證了黨中央方針決策的迅速貫徹，公有製經濟有效製約了社會兩極分化和資金外逃，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穩定了民心，集體主義精神使全社會前所未有的凝聚成為一個整體。今天社會上的各種突出問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相反，恰恰是因為修正了社會主義革命，比如兩極分化、貪汙腐化、老人摔倒不敢扶等。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為改革開放時期打下的基礎有多堅實、儲備的資本有多雄厚，對比一下浦東新區和印度的孟買就知道了。

中國政府發文件說要開發浦東新區，媒體跟進炒熱，讓企業看到了賺錢的商機，於是土地價格不斷上漲。由於土地國有，隨著當地土地批租價格不斷上升，當地政府的建設財源就滾滾不斷，基礎設施建設根本不需要中央政府投入一分錢。

但是印度的孟買就不行，印度也想建設自己的浦東，賣地的錢也源源不斷，但不是源源不斷地流向政府用於基本建設，而是源源不斷地流入了地主、資本家腰包用於私人揮霍，而不是政府用於改善基礎設施吸引投資和改善百姓生活，因為地是私人的，所以形不成良性循環。加上印度沒有中國這樣的動員能力，所以，印度孟買想學浦東、深圳，根本學不了。近幾年很多學者甚至印度現任總理莫迪都認識到，印度之所以發展不如中國，根本原因是其沒有經曆一場社會主義大革命。莫迪也想搞一場徹底的社會大革命，難！

中國絕大多數城市建設所需要的公共設施用地原來就是國有的，隻需要給予原使用單位或當地農民拆遷補償或土地交換，加上各級黨組織的動員，不需要經過漫長的征收程序。新中國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讓城鎮土地全麵國有化，改革開放又讓國有土地重新進入市場，成為最重要的資本來源與城市建設資源，此乃中國城市得以快速發展的獨門秘訣，其他國家想學也學不了。

在建國初期，無論從工農業基礎、全民文化程度等各方麵，印度都遠遠強於中國，印度國土麵積雖然比中國小，但是可耕地總量卻遠遠多於中國，印度的地理條件得天獨厚，自然條件好於中國，幾十年來沒有遭到帝國主義國家的封鎖和軍事恐嚇。從哪個硬件看，印度也不應當比中國差。但是現實什麽樣大家都知道，現在印度的國力與中國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語。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列的“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標上，中國的長期表現明顯優於印度。2011年印度的成人識字率仍未達到中國1990年的水平，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數僅僅與1985年時的中國相當。在民眾的健康、衛生和平均壽命等各種指標上，印度落後中國的幅度都超過20年以上。印度婦女的社會地位與中國婦女相比，天壤之別。中國婦女平均預期壽命延長，2010年達到了77.4歲，年齡15歲以上的女性識字率為93％[1] ；印度人2009年的平均預期壽命為65歲，年齡15歲以上的女性識字率為66％[2] 。中國1959年工業產值就超過了農業產值，印度直到1999年工業產值才超過農業產值。中國農村的醫療、農民的現代化意識遠遠超過了印度。農村的教育，1978年中國初中入學率是88%，印度是20%幾。為什麽建國之初印度硬件好於中國，發展卻不如中國？這就是軟件的原因了。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而印度卻亦步亦趨地走著老牌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就是根本原因。活生生的事實擺在麵前，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世界上的國家，在硬件方麵與中國最有可比性的國家就是印度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可比性差得多。新加坡、盧森堡太小；卡塔爾不僅小而且單純靠資源；美國大，人口也不少，但是美國在沒有任何負擔的白紙上已經發展了幾百年，即便僅僅從美國建國算起也已經發展了242年，建國時，美國已經具有了相當雄厚的工業基礎了；新中國與戰後的日本，無論是工業基礎等硬件還是公民受教育程度等軟件，根本不在一個檔次，起點不一樣，所以起初落後於日本是正常的。

有人說1950年代中國和日本的GDP差不多，中國戰後滿目瘡痍，日本也是戰後滿目瘡痍，可是後來日本發展比中國快得多。其實這種比較是片麵的，日本確實在二戰中被炸了個稀巴爛，到二戰結束時確實也已經沒有像樣的工廠了，中國也沒有像樣的工廠，兩國都“沒有”，但是這兩個“沒有”是有天壤之別的。打個比方，有兩個人都沒有私家車，一個是駕齡幾十年、行使裏程百萬公裏的老司機，一個是沒有見過汽車的20多歲的小夥兒，現在你分別給他們一輛車，讓他們開著走，老司機確實馬上就開著走了，而小夥兒連鑰匙孔還沒有找著，能因此得出結論說老頭兒比小夥兒進步快嗎？不能，因為起點不一樣。日本二戰後重新再來，技術工人、管理經驗仍然還在。而中國人想建一座工廠，哪地兒應該放塊磚，哪地兒應該放塊瓦都不知道，一切都要從零開始。所以，如果拿日本和中國比，應該在同一起跑線時開始對比，不能日本已經接近終點線了而中國剛起跑，就說中國跑得比日本慢，肯定不對。

1860年代中國與日本的起點是一樣的，甚至中國還要好一些。但是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舊中國，讓中國落後帝國主義的日本越來越多，直到差點兒亡國滅種。而新中國讓中華民族趕上並超過了日本。2015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日本的兩倍。舊中國欠下了巨大的社會發展債務，新中國一點一點地償還，經過六十多年，新中國不僅全部還清了舊中國欠下的巨額社會發展債務，而且取得了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業發展成就。2012年，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已經躍升世界第一，鋼鐵、煤炭、水泥、機械製造、工程施工能力等均穩居世界第一。因此，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新中國立國之初就完成了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把土地資本與工業資本國有化或集體化。除了農村土地外，這些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這些國有資本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進一步快速發展的最大資本來源。新中國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製，這個體製的動員、滲透能力達到社會的最底層。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可以將大多數人的意誌力凝聚在需要最優先發展的目標上；在民族複興的大旗幟下，中央政府享有調動全國資源集中使用的正當性。新中國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為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改革開放時期儲備了雄厚的資本。這個基礎讓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辦法模仿，隻能理解而難以複製。

（三）集體化不是小崗村窮的原因

集體協作和單打獨鬥哪個生產效率高？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單打獨鬥的效率高，人類為什麽自給自足階段，還要機器化大生產、進入信息社會？工業如此，農業也是一樣。沒有人規定農村、農民隻能種地不能搞工業和副業，人民公社本來就是農業、工業、副業等各種經濟的綜合體，宜工則工，宜副則副，宜農則農，什麽能發展集體經濟就幹什麽。中國現在的那些富裕村，比如江蘇華西村、山西昔陽大寨、河南臨潁南街村、山東龍口、河北晉州周家莊、湖北洪湖市洪林村、鹹寧市官橋村、杭州市航民村、黑龍江省甘南縣興十四村、陝西省韓城市陽山莊、貴州省的塘約村等等，都是堅持走集體道路的。相反，分田單幹的旗幟小崗村“一朝越過溫飽線，20年沒進富裕門”，經過30多年單打獨鬥，仍然是“偏、窮、亂、散”[3] ，成為扶不起的阿鬥。

道理很簡單，集體協作勞動效率遠遠高於單打獨鬥，不僅工業生產是這樣，農業生產照樣如此。有人覺得，農村集體化，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所以勞動效率低。其實，工廠、礦山以及第三產業如酒店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可是實際上，非農業係統對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通過建立有效的管理製度解決了磨洋工的問題。既然非農業係統可以通過建立有效的製度解決磨洋工的問題，農業係統當然也能，前述那些集體化的富裕村就是很好的典型。正如毛主席說：人和動物“最基本區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 [4] ”人類從事社會生產，必然要分工協作，也隻有分工協作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

斯大林說：“不實行集體化，就不能把我國引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康莊大道，就不能使千百萬勞動農民擺脫貧困和愚昧。 [5] ”斯大林認為：個體小農經濟無法適應大規模工業化的需要，不能為工業化提供更多更大的工業產品消費市場，也不能為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所以小農經濟“是最沒有保障、最原始、最不發達、生產商品最少的經濟”。雖然斯大林在某些中國共產黨員嘴裏早就成為了政治不正確的代名詞，但是這幾句話卻道出了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源。如果中國有更多的村子堅持走華西村、南街村的道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道路會更加堅實。

（四）社會主義製度保證了全中國強大的動員能力

除了經濟實力方麵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外，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保證了國家充分調動社會資源的能力。這種動員能力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麵：

1. 黨中央方針政策的貫徹能力。

由於社會主義製度的保證，中國政府可以專心致誌地做好社會發展的長期規劃，不僅有一個接著一個的五年計劃，甚至有長達幾十年的遠景規劃。

2017年10月《環球時報》登載記者對著名學者張維為的采訪，張維為說：今年夏天我們與英國前首相卡梅倫、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就中國模式的話題進行過交流。卡梅倫提到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率值得英國學習。薩科齊則坦承，“我們要向中國學習‘願景’”。他說，中國領導人每五年、每十年給國民一種願景，讓國民能夠看到實現更好生活的願景，這正是“國家凝聚共識，推動發展的希望所在”。他還講到，“全世界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不確定性，但中國很確定”。世界上現在好像隻有中國可以進行真正長時段的戰略規劃並付諸實踐，十九大實際上對未來30多年進行了遠景規劃，這種輝煌的前景使國人深受鼓舞，也讓整個世界看到中國模式的巨大優勢。

其實遠不止如此，中國的社會製度還保證了這種遠景願景的有效付諸實施。黨中央、國務院一聲令下，中央政府各部門、各地方各級政府、各個國有企業都能迅速地把這種聲音逐級貫徹下去，然後逐級匯集上來，經過逐級逐級批準後也能得到有效落實，並能夠分階段檢驗規劃情況和落實情況。黨中央的遠景規劃甚至能夠動員到邊遠農村和城市角落的老太太和小朋友，這種動員能力，世界上其他國家大概隻有羨慕的份兒了。

2. 國家有事時的應對能力。

在遭遇重大自然災害和危機時，國家能夠迅速調動一切力量應對災害和危機。各級政府齊心協力，國有企業勇於擔當。2008年5月中國發生了汶川大地震，2011年3月日本發生了福島大地震，這兩次災難分別給兩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在搶險救災和災後重建過程中，中國都呈現了巨大的優勢。

汶川地震發生後黨中央立即調動十萬人民解放軍赴川搶險，15位勇士不顧個人犧牲空降災區；各地政府迅速調整為救災模式；國企立即啟動救災預案，急災區人民之所急，全力以赴投入救災搶險之中，“從三大通信公司重點保通提速，三顆衛星資源開通‘綠色通道’，三家大油企加大成品油投放確保供油不間斷，到電力搶修、電網全麵恢複供電，航空、鐵路、物流等緊急調動保障物資運輸；從技術專家和專業人員趕赴災區搶險突擊支援保障，到食品、水、藥品、醫療器械、帳篷、衣被等救災物資緊急調運和後方組織應急生產；從一線全力拚搏有序展開救援戰鬥，到國資委統一領導下各大企業24小時領導值班和帶班，救災情況指令及時上報下達，展現了一幅社會主義國有經濟關鍵時候集中力量協同作戰，全方位、大力度、高效率地為人民排險救難的壯麗圖景。” [6]

反觀日本，福島地震發生後，政府、企業、民眾都不能有效協同，相互指責，工作人員甚至隻顧自己倉皇逃命，媒體一度熱炒的福島50死士純屬子虛烏有，實情是東京電力公司開出了日薪40萬日元的天價都難以招募到災害一線工作人員。

兩國災後重建工作更是差別巨大。汶川地震後不久，災民就全部得到了臨時安置，黨中央國務院迅速製定了災區重建計劃，把幾萬個重建計劃以任務形式下達各省。截至2010年9月，納入國家重建規劃的29700個重建項目已開工99.3%、完工85.2%，概算總投資8613億元已完成7365.9億元、占85.6%，基本實現“三年重建任務兩年基本完成”的目標 [7] 。這片曾經山崩地裂、滿目瘡痍的土地已舊貌換新顏：受災群眾住進了新房，公共服務設施全麵上檔升級，重建城鎮初展新姿，基礎設施根本性改善，產業發展優化升級，防災減災能力顯著提高。災區從廢墟上站立，展示出在災難後重生、在重建中跨越的生動圖景。

然而，日本的福島重建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2016年3月11日下午，日本政府舉辦了“3•11地震海嘯災難五周年”紀念活動，根據日本警察廳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當年1月，依然有超過17萬災民背井離鄉，在日本全國各地避難。受災的岩手縣、宮城縣和福島縣仍有5.9萬名災民居住在臨時板房，相當於每兩名失去家園的災民中，就有一人仍未獲得永久性安置，有媒體形容災區仍然像鬼城。

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3.國有企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首先舉個“三桶油”與油價問題的例子。到2012年，中國已有三分之一的煉化能力是非國有企業，這三分之一的非國有煉化能力，在沒有邊際效益或價格倒掛時，大都選擇停工待產或停工檢修，道理很簡單，生產、銷售越多，虧損越多，按照市場規律辦事，當然要減產甚至停產。而每當這個時候，“三桶油”就要按照國務院的指示，逆市場規律而動，開足馬力補足這些非國企煉化能力停產減少的產量，以確保市場供應。那些總是罵“三桶油”的普通老百姓，純粹是被某些勢力“忽悠瘸了”。這個例子也證明，一切按市場規律辦事，往往會成為老百姓的夢魘，市場規律不是萬能的。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國有企業牢記全國一盤棋思想，把國家責任和社會責任承擔在肩，能夠隨時聽從黨中央、國務院召喚，這方麵遠遠不是那些以利潤為目的、一心一意遵循市場規律的經濟形式所能比得了的。

多年來的統計數據顯示，國有企業對國家財政的貢獻遠遠高於非國有企業。2013年，國有企業以四分之一的經濟份額、五分之一的從業人員，貢獻了超過二分之一的國家稅收，國有企業稅負為其他企業的兩倍多。[8] 國有企業除了稅收貢獻遠遠高於私企和外企以外，對國家財政的貢獻還有：“2007年至2014年，中央企業累計上繳國有資本收益4711億元。截至2013年底，全國國有企業劃歸社保基金國有股權2301億元，占全部社保基金財政性收入的近四成。2013年，中央企業結對幫扶239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9] 外企和私企的分紅是裝進了私人和外國腰包，國企的分紅是交給國家財政。如果這些央企改成私企，這4711億資金就不是國家的財政收入了，2301億元股權也無法劃歸社保基金了。即便混合所有製改革，假設一半兒股權，國家財政收入不是也要損失掉一半兒嗎？

改革開放四十年了，按照某些人的理論，市場化越徹底，效率、效益越高。但是在傳統領域，實際情況卻恰好相反，那些私有化、外資化、市場化程度越高的領域，效率卻越低，比如家用小汽車行業，四十年了還造不出一輛像樣的小汽車；而那些“計劃經濟的殘餘”實際效率卻更高，比如中國高鐵。山西煤礦逆私有化改革之前，礦難事故不斷，煤價飆升，亂采濫挖，對周邊環境汙染嚴重。重整之後，礦難少了，產量升了，煤價降了，環境好了 [10]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4. 日常經濟建設中地方政府的組織能力。

大規模經濟建設必然遇到居民拆遷和安置問題。

建設三峽大壩，需要遷移120萬人，放在世界其他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庫區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之地，故土難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而，在工期期限內，當地各級黨和政府能夠一個一個地做通移民的思想工作，全部移民能夠一個一個地響應號召，接收地區能夠把每個以免妥善安置，隻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夠提供保證。

2017年年底中國高鐵通車裏程近3萬公裏，占全世界通車裏程的60%以上。中國高鐵短短十多年時間去的如此之大的成就，與高效率的征地拆遷密不可分。英國建設總長度525公裏的HS2高鐵線路將要超過20年，“對此，BBC解釋道，在英國，建設重大工程要經曆漫長的協商，之後政府還要麵臨征地、拆遷等多個環節。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沿線民眾都可能就這一工程提出異議，進行環境評估、考古調查、地質調查等也需要大量時間。‘在英國，沒有哪個工程不耗費10年至20年的。’” [11] 而當年中國建設1318公裏的京滬高鐵線路隻用了39個月，這效率差得不是一點兒半點兒。也反映出英國政府動員社會的能力比中國政府差了多少條街。

新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保駕護航還體現在很多方麵，而且可能更重要，比如人民代表製度相比而言比較有效地最大限度保障了大多數人的權益、政治協商製度保障了不同聲音的合法表達、婦女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等等。“婦女能定半邊天”，一下子增加了一倍的勞動力。

 

[1] 見2015年9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白皮書。

[2] 世界衛生組織2011年的統計數據。

[3] 新華社、《人民日報》聯合通訊《農民群眾的貼心人——記鞠躬盡瘁一心為民的安徽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

[4] 毛主席在劉少奇給續範亭信上的批語。

[5] 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193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172頁。

[6] 宋芳敏《國企要當好國之棟梁》，2014年8月7日，烏有之鄉。

[7] 《四川日報》2010年9月28日《三年重建任務兩年基本完成》。

[8].見杜建國《國有企業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是私企難以望其項背的》、《經濟日報》2015年1月6日《國家稅收半數來自國企引熱議 專家:打造企業公平競爭環境》、《新浪財經》2014年12月27日《國資委楚序平：國企稅賦為其他企業2.6倍》。

[9] 《經濟日報》2015年1月6日《國家稅收半數來自國企引熱議 專家:打造企業公平競爭環境》。

[10] 《山西日報》2014年7月16日《轉型跨越奮力前行 工業新型化篇：我省傳統產業浴火重生》。

[11] 《青年參考》（2014年5月21日 23版）《英國：修條高鐵為何需要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