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的就是血汗工廠嘛!

設計的就是血汗工廠嘛!

 

 

 

改革開放設計的就是血汗工廠嘛!   你們自己看不清楚能怪啥子人嘛。化了幾十年的時間慢慢地轉回私有製來了嘛。現木己成舟沒得辦法了。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己經富了嘛,  你們就乖乖地來血汗工廠打工就是了。幹得好的會多分點給你們的嘛,  不想幹的就走嘛。沒得辦法的。

毛澤東時代已經基本絕跡的剝削現象，死灰複燃，並大規模地滋生、泛濫開來，甚至成了理直氣壯、合理合法的社會現象。那些新興資本家（現在改稱為“企業主”了）和依靠出賣廉價勞動力維持生活的“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早已是“司空見慣尋常事”，天下皆然了。新興資本家，不但利用各種形式，榨取打工者的剩餘價值，而且還經常不斷地拖欠他們微薄的薪酬，致使“討薪潮”成為當代社會的一道獨特“景觀”，甚至釀成許多人間悲劇。這種血腥的剝削現象，比之解放前的劉文彩、黃世仁、周扒皮等土豪劣紳，猶有過之。

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不但沒有消除，反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越拉越大。現在，不到1%的中國人，竟然占據了90%的社會財富。一些千萬、億萬富翁，又是國外豪宅、國外存款，又是私人飛機、私人遊艇，三妻四妾，錦衣玉食，揮金如土，窮奢極欲。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成千上萬的草根民眾，身陷“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的困境之中。中國的經濟實力，尚未達到世界首位，而兩極分化的鴻溝之深，之大，卻早已位居世界首位。

總設計師”明確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改革中普遍推行生產資料私有製，本身就為“兩極分化”奠定了經濟、理論基礎，給“共同富裕”挖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總設計師”還溫情脈脈地說，“先富幫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在實用主義的“貓論”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利己主義蠱惑下，又有幾個“先富起來”的土豪、富翁、明星大腕，肯於慷慨解囊，為社會公益事業做貢獻，為草根民眾排憂解難呢？即使有，也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數。所以，在廣大群眾看來，那個誘人的“共同富裕”，不過是望梅止渴；那個“最終實現”，不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鏡花水月罷了。

上述社會現象，有的是“總設計師”直接導演的，有的則是憑借“總設計師”的權力、影響和理念釀造出來的。這些影響深遠、危害嚴重的惡劣傾向，早在“總設計師”健在之日，就已經呈現出“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了。然而，大權在握、一言九鼎的“總設計師”，卻熟視無睹，漠然置之，泰然處之，聽之任之。這就足以證明，他對關乎“社會主義本質”的這四個要素，根本就無動於衷；或者說，他原本就沒有把這四個要素，視之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言不由衷地提一提，說一說，那隻是迷惑人心的煙幕彈而已。他真正關注，並費盡心機緊抓不放的，隻是那個“發展生產力”。他一貫提倡的“唯生產力論”，也就是“唯GDP論”，就源於此。

《轉載》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
   
作者:   月白風清MUFT

來源:   新浪博客

為了強調“發展”的重要性，1992年，在南巡談話中，“總設計師”提出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概念。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個新概念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包括了五個要素。乍看起來，似乎麵麵俱到，無懈可擊。中國有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總設計師”雖然振振有詞地講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包括了“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但在其導演的改革開放實踐中，活生生的現實又是是怎樣的呢？
     

“解放生產力”了嗎？單就農村改革來說，否定集體化道路，倒退回一家一戶“分田單幹”的小農經濟模式，究竟是“解放生產力”，還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隻要看一看當年率先“分田單幹”的小崗村，並將其與幾十年來，一直堅持毛主席指引的集體化道路，如今已經基本實現“按需分配”，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河南省南街村，做一個對比，哪個是在“破壞生產力”，哪個是在“解放生產力”，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消滅剝削”了嗎？不僅沒有消滅剝削，反而使毛澤東時代已經基本絕跡的剝削現象，死灰複燃，並大規模地滋生、泛濫開來，甚至成了理直氣壯、合理合法的社會現象。那些新興資本家（現在改稱為“企業主”了）和依靠出賣廉價勞動力維持生活的“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早已是“司空見慣尋常事”，天下皆然了。新興資本家，不但利用各種形式，榨取打工者的剩餘價值，而且還經常不斷地拖欠他們微薄的薪酬，致使“討薪潮”成為當代社會的一道獨特“景觀”，甚至釀成許多人間悲劇。這種血腥的剝削現象，比之解放前的劉文彩、黃世仁、周扒皮等土豪劣紳，猶有過之。
     

“兩極分化”消除了嗎？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不但沒有消除，反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越拉越大。現在，不到1%的中國人，竟然占據了90%的社會財富。一些千萬、億萬富翁，又是國外豪宅、國外存款，又是私人飛機、私人遊艇，三妻四妾，錦衣玉食，揮金如土，窮奢極欲。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成千上萬的草根民眾，身陷“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的困境之中。中國的經濟實力，尚未達到世界首位，而兩極分化的鴻溝之深，之大，卻早已位居世界首位。
   

  至於說到“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總設計師”明確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改革中普遍推行生產資料私有製，本身就為“兩極分化”奠定了經濟、理論基礎，給“共同富裕”挖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總設計師”還溫情脈脈地說，“先富幫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在實用主義的“貓論”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利己主義蠱惑下，又有幾個“先富起來”的土豪、富翁、明星大腕，肯於慷慨解囊，為社會公益事業做貢獻，為草根民眾排憂解難呢？即使有，也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數。所以，在廣大群眾看來，那個誘人的“共同富裕”，不過是望梅止渴；那個“最終實現”，不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鏡花水月罷了。
     

上述社會現象，有的是“總設計師”直接導演的，有的則是憑借“總設計師”的權力、影響和理念釀造出來的。這些影響深遠、危害嚴重的惡劣傾向，早在“總設計師”健在之日，就已經呈現出“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了。然而，大權在握、一言九鼎的“總設計師”，卻熟視無睹，漠然置之，泰然處之，聽之任之。這就足以證明，他對關乎“社會主義本質”的這四個要素，根本就無動於衷；或者說，他原本就沒有把這四個要素，視之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言不由衷地提一提，說一說，那隻是迷惑人心的煙幕彈而已。他真正關注，並費盡心機緊抓不放的，隻是那個“發展生產力”。他一貫提倡的“唯生產力論”，也就是“唯GDP論”，就源於此。
     

所以，盡管“總設計師”圍繞“社會主義的本質”，講了五個要素，但一言以蔽之，他不好明說的“潛台詞”、心裏話，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
     

應該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的提法，在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創造、新概念。誰也未曾想到，曾經直言不諱地說，“究竟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誰能說得清楚？反正我是說不清楚”的“總設計師”，居然一下子就“高屋建瓴”地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概括為五個字，“發展生產力”。這可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都沒有做到的、石破天驚的“偉大創舉”呀！僅憑這一點，你就不能不被這個“不讀書，不看報”，“根本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天才理論家”的大智慧、大膽略而歎服。
     

人們當然要問：古今中外，哪一種社會製度，哪一位最高統治者，哪一個統治集團，不極力主張“發展生產力”呢？就以中華民族為例。悠悠五千多年文明史上，遠自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曆經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直到末代皇帝溥儀，盡管他們使用的詞語有所不同，但其注重“發展生產力”，卻是一以貫之，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
     

道理顯而易見。如果不注重“發展生產力”，沒有足夠雄厚的經濟基礎，他們如何維係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何供養龐大的軍隊，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防範外敵的騷擾和入侵？如何保證日益增多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不致造反？
     

如果“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而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也都毫無例外地致力於“發展生產力”，那麽，豈不就是說，今日的社會主義製度，與曆史上的奴隸製度、封建製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製度，其“本質”都是一致的，沒有任何區別了嗎？那豈不也就是說，曆史上所有的統治者，無論是殘暴無道的商紂王、“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無論是“千古名君”唐太宗，還是國破家亡的北宋徽、欽二帝；也無論是吊死景山的崇禎皇帝，還是喪權辱國的慈禧太後，統統都可以戴上一頂“社會主義者”的桂冠了嗎？同樣，那豈不也可以說，從遠古洪荒、茹毛飲血時期起，中華民族就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嗎？
     

“發展生產力”，是所有社會製度的“共性”，怎麽能夠把這種“共性”當成社會主義製度自身獨具的“本質”呢？這就如同吃飯、拉屎是人類的“共性”，怎麽可以把這種“共性”說成是共產黨人獨有的“本質”呢？真虧得“總設計師”獨辟蹊徑想得出，別出心裁說得出哦！
     

古往今來，人們見過的荒唐邏輯，多矣。但又何嚐見過荒唐到如此不堪地步的邏輯呢？
     

那麽，“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麽呢？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之作《共產黨宣言》中的兩句話，直接點明了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
     

一句話是，“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
     

另一句話是，“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由此可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社會主義運動，所創建的社會主義製度，最鮮明的特征，最本質的特點，就是兩個：一個是“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另一個是“為絕大多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這才是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是真假社會主義的分水嶺，是鑒別真假社會主義的試金石。
     

把握住這兩個“本質”性的特點，就可以把社會主義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涇渭分明地區分開來。
     

古往今來所有的社會製度都要“發展生產力”，但是，社會主義製度“發展生產力”與一切剝削製度“發展生產力”，都有著“本質”的不同。差別之一，社會主義製度是通過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的方式，來“發展生產力”，而各種形式的剝削製度是通過維護私有製，剝削勞動者的方式，來“發展生產力；差別之二，社會主義製度“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而一切形式的剝削製度，“發展生產力”的目的，無一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同樣是“發展生產力”，其道路、方式和目的，卻有著天壤之別，雲泥之差。任何時候都不能混為一談。
     

“總設計師”提出如此荒誕不經的“新概念”，既是因為他隻善於玩弄政客手腕，不讀馬列，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ABC，也是因為他對美國社會製度的極度崇拜。
     

眾所周知，單就生產力水平來說，美國至今居於世界首位。如果“社會主義的本質”果真就是“發展生產力”的話，那麽，中國向美國學習，走美國道路，那就是毋庸置疑、理所當然的選擇了。長期以來，“總設計師”確實也在多種場合，提倡中國應“以美國為師”，說什麽“世界上，凡是與美國交好的，都富起來了；凡是與美國對立的，都窮了，垮了”，還說什麽，“開放，主要是向美國開放”。這種“崇美”思想，通過“總設計師”訪美時，麵對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點頭哈腰、搖尾乞憐的一副可憐相，即可得到證明。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看出，'“總設計師”反複鼓吹“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從社會主義的軌道中拉出來，一頭紮進美國的懷抱，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
     

當然，如果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能夠使中國的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使十幾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使中國躋身於“發達國家”行列，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事實上，這隻是一種畫餅充饑式的幻想而已。毛主席早就預言過，在中國，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死胡同，根本走不通。不但中國老百姓不答應，即使美國，也絕不允許。美國依據自身的利益，隻想讓中國永久地保持一種貧窮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成為美國剝削、掠奪的對象。“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美國怎麽可能允許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強大起來，成為它的競爭對手呢？近些年來，麵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美國在南海、台灣、人權、貿易諸多方麵，頻頻發難，對我國進行各種形式的打壓、遏製。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在美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麵前，我們無論怎樣步步退讓，怎樣向美國開放市場，他們也不會放鬆對我國的打壓和遏製。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之下，如果還有人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幻想通過改革開放，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即使不是腦袋進水，也是被驢踢昏了，踢傻了。否則，他們本身就極有可能是美國的“臥底”和“帶路黨”。
     

當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人，曆來就十分重視“發展生產力”，並將其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國策。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有機結合，構成了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的穩固，是國家長治久安、國泰民安的重要保障嘛！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麵對國民黨反動政權和日本侵略軍的經濟封鎖，毛主席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並在革命根據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而促進了紅色政權的鞏固，保證了革命戰爭的勝利。
     

新中國建立後，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和政府牢牢把握社會主義製度的兩個“本質”特征，一方麵，大刀闊斧地改革舊中國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陳舊的生產關係，開展“一化三改”運動，積極而穩妥地把生產資料的私有製，逐步改造成為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鋪平了道路。另一方麵，逐步完善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建設，增強了億萬民眾主人翁的光榮感和責任感，有效地激發了了人民群眾參與生產和管理的積極性。因此，在一個不長的時間內，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體係，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國家的綜合實力，都有了明顯的提升。昔日“一窮二白”的舊中國，以嶄新的麵貌，昂首挺胸，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所謂“生產力”，包括了兩個要素：一個是作為勞動者的“人”，另一個是生產工具。其中，人是最具活力的主導因素。在“發展生產力”過程中，毛主席始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堅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方針。為此，相繼表彰了王國藩、焦裕祿、陳永貴、王“鐵人”等先進典型，樹立了“窮棒子精神”、“大慶精神”、“大寨精神”、“雷鋒精神”和“兩彈一星精神”等富有民族傳統和時代特色的道德風範，從而卓有成效地促進了社會主義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恰恰相反，“總設計師”所倡導的“發展生產力”，從理論到實踐，卻與馬克思主義原理背道而馳。
     

首先，它背離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兩個“本質”特點。
     

社會主義製度要求，以消滅所有製，建立公有製的方式，發展生產力。“總設計師”卻提倡以發展私有製，取代公有製的方式，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製度還要求，發展生產力，必須“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總設計師”卻使發展生產力成為“為極少數人謀利益”的手段，從而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這樣，即使生產力暫時地發展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暫時地提高了，但也換不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民怨沸騰，怨聲載道的局麵，仍然難以避免。某些領導幹部百思不解的“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就是這樣釀成的。
     

其次，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兩個要素中，人是主導因素的原理。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講“發展生產力”，首當其衝的是，講“人的因素第一”，必須千方百計地激發人民群眾主人翁的責任感，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方針。“總設計師”提倡“發展生產力”，卻漠視、無視人的因素。這既是因為，他缺乏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不曉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也是因為，他搞的那一套，使貪官汙吏倚官仗勢，肆無忌憚地蠶食、鯨吞國家和人民的財富，使數千萬產業工人不得不下崗待業，失去了生活保障，使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離鄉，淪落為受盡新興資本家剝削的“打工仔”、“打工妹”。因為違逆了民意，失掉了民心，“總設計師”自然不會，也不可能調動人民群眾“發展生產力”的積極性。
     

既然失去了“人的因素”的民意基礎，“總設計師”講“發展生產力”，就別無選擇，隻能乞靈於“資本”和“外援”了。
     

於是，就想方設法地刺激那些民營企業主和千萬、億萬富豪的積極性。為他們的家族企業提供多種優惠和方便，給他們戴上一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官冕，讓他們在多種場合出頭露麵，招搖過市，等等。那些新興資本家和富豪們，也樂得“就坡上驢”，趁機做大、做強自己的企業，作為回報，還時不時地在媒體上拋出一些盛讚“改革開放英明、正確”的誇誇其談。固然，他們可以安排一些人口就業，可以增加一定數量的GDP，可以提供一定數額的稅收，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與共產黨勾肩搭背、稱兄道弟、觥籌交錯、並肩同行，但一旦風雲突變，外敵入侵，國難當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還能不能與黨和政府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生死相依，那就隻有天曉得了。除去像華為公司的創始人任正非那樣有骨氣、有血性的企業家，“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之外，其他多數富豪，為了保住自己的巨額財產，恐怕早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了。有的與敵方簽訂“城下之盟”，有的則直接投入了敵人的懷抱。
     

至於我們以“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條件引進的外資，固然也可以為我們發展生產力，做出一定貢獻。“總設計師”提倡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方針，不是也讓我們嚐到了某些甜頭，學到了某些先進技術嗎？然而，依靠這條路子發展生產力，把主動權掌握在別人手裏，總讓人有一種寢食不安、坐臥不寧的危機感。即使生產力發展得再快，GDP的大廈再華麗，那也是建築在沙灘上的樓閣，一旦狂風暴雨、驚濤駭浪襲來，就可能瞬間垮塌。前不久，中美貿易戰中，美國政府略施小計，就使我國龐大的、世界級的中興公司遭遇滑鐵盧，險些陷入滅頂之災。這不就是一個警鍾長鳴的教訓嗎？
     

發展生產力，雖然不是“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但卻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一項重大的曆史性任務。這項任務，隻有起始點，沒有終結點。永遠都在路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發展生產力，是一項廣泛涉及到政治、經濟、理論、文化、科技諸多領域的綜合性課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依然是發展生產力的科學指南。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長期實踐中，毛主席緊密結合中國的特殊國情，圍繞發展生產力問題，進行了一係列探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留下了大量彌足珍貴的理論著作。我們必須在科學理論指導下，摒棄一切似是而非的胡言亂語，牢牢把握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認真汲取前輩的經驗教訓，大膽而謹慎地實踐，才能行穩致遠，迅速提升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建設好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