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難之際百姓首先想到誰?

危難之際百姓首先想到誰?

 

 

 

 如今的中國社會要知人心向背，就要看危難之際多數百姓首先想到誰。

自從成立了新中國之後每每在危難之際無數次地證明，中國老百姓危難之際首先想到的是毛澤東——要麽想到毛澤東本人，要麽想到毛澤東立下的規矩或打下的基礎。

一說地震，就想到抗震救災；一說抗震救災，就想到救災體製；一說救災體製，就想到毛澤東——毛澤東之前的中國隻有“賑災”，沒有“救災”。所謂“賑災”無非是發生災害後給災民一點救濟。這雖然叫“善舉”，叫“德政”，但歸根結底是馬後炮，而且不是非盡不可的強製性義務——實際上可以想賑就賑，不想賑就裝看不見，出了亂子再說。賑不賑沒準，賑多少沒準，什麽時候到位沒準，能解決多大問題沒準。至於有組織有係統涵蓋全國的防災救災體製則根本談不上。

隻有毛澤東在建立新中國之後是中華民族曆史上即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起了全國性的防災救災體製——如今整個中國社會習以為常的“防災救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救災不力要問責”、“妨礙破壞救災是大罪”等意識從哪裏來？來自於毛澤東開始於新中國。

一說抗震救災，就想到解放軍，就想到毛澤東——毛澤東之前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軍隊救災”這回事，甚至軍隊本身就是災——“賊過如梳，官過如篦，兵過如剃”、“河南四荒，水旱蝗湯”、“寧讓日本鬼子燒殺，別讓國民黨軍隊駐紮”、“刮民黨”、“遭殃軍”、“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兵匪一家欺壓百姓”、“丘八大爺惹不起”、“傷兵惹不起”……這樣的軍隊到哪兒，哪兒的老百姓遭災，從來都是天災之後必是人禍，人禍之後必是兵禍。當兵的別說為民搶險救災，能少禍害老百姓、自己別造災就不錯。

中國不管是古代還是民國，不管是皇帝還是“蔣委員長”，可曾見過他們指揮軍隊抗震救災、抗洪搶險？隻有毛澤東使中國人把“大災大難必有解放軍及時來救”變成了習以為常，喊出：“當我們麵臨著地震、洪水災害的時候，我們習慣性地眺望天際，我們知道，那裏一定會出現如潮的紅旗，上麵寫著‘攻堅第一團’、‘上甘嶺英雄連’之類的字樣。每當看到這些紅旗，我們就踏實了：解放軍來了，一切都會好的。”“我們習慣於這一切，因為幾十年我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政府就該幹這些事，百姓出了事就該由政府罩著——這是我們從來不需要思考其理由的事情。”

又說抗震救災，就想起毛澤東、周恩來創立的一整套如今已被中國人視為理所當然抗震救災標準措施——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震剛發生幾小時，周恩來總理即下令解放軍部隊迅速奔赴災區救災，隨即幾次乘直升飛機親自到受災村鎮進行慰問視察，鼓勵災區人民自力更生，重建家園——聞風而動，極端重視，迅速部署，親臨災區——這是周總理幾十年前在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人口稠密地區第一次大地震時便立即以身作則開創的先例和榜樣，為此後中國領導人立下的規矩。

再說抗震救災，就想到“組織起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麵協調，統一指揮，密切配合”，就想到1976年中國唐山大地震時開灤煤礦呂家坨礦困在井下一千多職工靠黨員模範帶頭作用、嚴密組織得當而零傷亡脫險的奇跡：“一千多人在餘震不斷的情況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出色的組織，踩也得踩死幾個”、“當時賈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誌先上！女同誌上完了以後，新工人上。有規定的。人家文件裏邊都寫著呢：新工人上。新工人上完了以後老工人上。最後，共產黨員最後上。賈邦友當時就這麽講的：共產黨員最後上”、“偉大的開灤礦工用他們高尚的人格展現了一幅不亞於《泰坦尼克號》的悲壯場景，一束束礦燈光柱射向井口。這裏沒有擁擠也沒有嘈雜，隻有賈邦友鎮定自若的指揮。結果：一千多職工零傷亡脫險。而是誰使中國人從一盤散沙變成“組織起來”？又是毛澤東。

還說抗震救災，就想起地震預報，就想起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預報成功，就想起毛遠新，就想起毛澤東時代為地震預報所做的無數基礎性工作。

如今的中國人一說印度，就想起“手下敗將”；一說“手下敗將”，就又想起“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一說“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就又想起毛澤東的指揮、決策和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如今的中國人一提印度都說比中國落後一大截。但要問印度建國比中國早，基礎比中國好，自然條件比在中國強，外交環境比中國優越，起點比中國高。為什麽中國能把印度甩開那麽遠？對此幾乎沒人能否認：中國有毛澤東而印度沒有。毛澤東在中國實現了土地革命農村革命而印度沒有。毛澤東的堅強領導把中國邁過了工業化的門檻而印度沒做到——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拿印度一對比，就不能不深刻感受毛澤東。

對印度犯界，很多人很自然地問：如果是毛澤東，會如何處理？如果按毛澤東，該如何處理？對美國轟炸大使館,  撞死飛行員,  貿易等大事上,   如果是毛澤東在會如何處理?  如果按毛澤東又該如何應對?   人們總會想到毛澤東。

電影《戰狼》II讓老百姓看到了一種久違的精氣神，能體現出毛澤東提倡的那種精氣神——“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隻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電影中的危難場麵，讓中國老百姓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國強才能民安”、“沒有國哪有家”、“國家安定強大無比重要”，不由自主想到了毛澤東。

相信如今的"精英公知”們對這此老大不服氣，一開口一股子酸味嗆鼻子，但那又有什麽用？有本事也來部電影把你們的“普世價值”發揮個淋漓盡致，讓老百姓也發狂買賬——“精英公知”們壟斷輿論大權幾十年，難道連這點本事都沒有嗎？

對於國內的天災，邊境的安危，他國的內亂，結果都能讓中國老百姓直接間接想到毛澤東。這很能說明人心的向背——危難之際，有幾人想到“精英公知”、“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有幾人會把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這些把自己貶為“低端人口”、“垃圾人口”的“精英公知”們的身上呢？

就憑這一點就可以明白，隻有毛澤東和繼承毛澤東旗幟的中國共產黨才能凝聚中國。無論是“精英公知”也好，他們的“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也好，都根本凝聚不了中國老百姓。要是聽了“精英公知”們的，中國非亂不可，非人口大滅殺不可。

就憑這就可以明白，“精英公知”再巧舌如簧，“憲政民主”、“國家憲法必須大於黨高於黨”之類再喋喋不休甚囂塵上也是徒勞——老百姓不買帳，永遠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