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帶來的十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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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湖南農村帶來的巨大變化，是中國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十個方麵：糧食加工技術革命，水稻生產方式和管理技術革命，糧食產量飛躍，農業機械使用與推廣，醫療衛生機構的完善與普及，交通道路和交通工具變化，電力化的實現，宣傳媒體變化，風俗習慣變化，教育革命等等。
一 兒時的記憶
本人小時候的記憶，也是我們家鄉當時的現狀。印象最深刻的是發生在一九五八年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們村子裏突然擺放了一台腳踩打稻機，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和小叔一起踩著玩，當時隻有三四歲的我看到滾筒轉得很好看，便伸手去摸，結果右手食指被打斷了一節，留下了終身殘疾，為以後的生活、學習、勞動和工作埋下了隱患。其次是糧食加工勞動，我從小生活的這個村莊，地處湖南南麵丘陵地區，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自然院落，到我知事的時候，大概有二十來戶人家，七八十口人吃飯。糧食加工完全是原始社會留傳下來的石器和木器(參觀過韶山毛主席故居的人們都見過)。全村隻有兩副枘(同音)子(把稻穀加工成糙米)，兩條風車(把糙米穀殼分開)，兩副石磨(把大米，麥子或蕎麥加工成粉末)，一個石碓(把糙米加工成熟米)。將一擔稻穀加工成能做飯的大米，要經過好幾道工序，好幾天時間才能完成。既是繁重的體力勞動，又是一件很浪費時間的事情。就是全家大小能幹活的人都上陣，一次也隻能完成一兩道工序，有時候一道工序沒幹完大人出工走了，小孩就隻能守在那裏(趕雞，趕鴨)，直到父母收工回來再接著幹，我從小經常幫父母幹這些活，有時也幫別人幹。
紅薯粉加工更是一件費勁事。工具倒是很簡單，隨便找一塊搓衣板似的樟木板，中間打一個四四方方的洞，找一塊比洞略大的鐵皮，用鐵釘在鐵皮上密密麻麻地釘十幾排小孔，翻過來固定在木板上就成了。磨粉時用手拿著紅薯在鐵皮上來回搓動，這樣一個一個地搓磨，多長時間才能搓磨一擔紅薯呢?何況像我這樣年幼初學幹活的人，常常是磨得滿手流血，傷痕累累，這就是我兒童時代的記憶。
二 糧食加工技術革命
文化大革命給我們家鄉帶來的第一大變化是糧食加工技術革命，用碾米機，紅薯磨粉機和小麥磨粉機代替傳統的石器、木器和搓薯板。大概是在一九六六年或者一九六七年，離我家不到一裏路的隔壁生產隊修建了一座小水壩，安裝了一台碾米機和紅薯磨粉機。剛開始的時候，附近幾個大隊的人家都趕到這裏來加工大米和紅薯，每天早上都排成長龍，進進出出，來來回回，一時成為一條非常亮麗的風景線。後來附近各個大隊或生產隊相繼都安裝了自己的碾米機和磨粉機，有河流的地方用水壩，沒有河流的地方則用柴油機帶動。這樣，在我們家鄉沿用了幾千年的原始糧食加工技術，被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最先進的碾米技術和磨粉技術代替了。從此，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徹底告別了石器、木器和搓薯板時代，費時、費勁、費精力的繁重糧食加工勞動在文化大革命的嘹亮歌聲中結束了。
三 水稻生產的兩次革命
文化大革命給我們家鄉帶來的第二大變化是水稻生產的兩次革命。第一次發生在文革初期，改一年種一季水稻為兩季水稻(早稻和晚稻)，以及與此配套的許多水稻種植和管理新技術推廣和應用。第二次是雜交水稻技術的推廣和普及。這兩次革命給湖南糧食產量帶來的兩次飛躍不僅在中國水稻生產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整個世界水稻生產曆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全國農村有兩個最響亮的口號，一個叫做“農業學大寨”，一個叫做“糧食產量跨綱要”。關於“農業學大寨”在我們家鄉隻是喊喊而已，在我的印象裏沒有見到什麽實際行動。因為湖南自古以來就是魚米之鄉，有地就能種莊稼，有水就能養魚，沒有什麽窮山惡水可改造。關於“糧食產量跨綱要”在我老家則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所謂“跨綱要”實際上是三項糧食產量指標;黃河以北平均畝產400斤，黃河以南平均畝產600斤，長江以南平均畝產800斤。文革初期，要在湖南實現平均畝產800斤的困難非常大。因為按照傳統的水稻種植模式，每年隻種一季水稻，一般是三四月抪種，五六月插秧，八九月收割，平均畝產在400~600斤之間徘徊，自古如此。水稻品種也比較單一，主要有紅米、粘米、糯米三種，種植周期基本相同，沒有早稻、中稻和晚稻的說法。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為了實現糧食產量跨綱要，進行水稻種植和培育管理技術革命勢在必行。其中改種一季水稻(中稻)為二季水稻(早稻和晚稻)就是最重要，最有效，收獲最豐碩的措施之一，與此配套的還有水稻品種的革新，文革初期在湖南出現的水稻新品種有“湘矮早一號”、“湘矮早二號”、“湘矮早三號”和“湘矮早四號”……等等。還有合理密植，劃行插秧，曬田(自古以來為深水種田)，開廂通風，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等等。總之，是按照毛主席親自製定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農業八字憲法進行全麵技術革新。通過這一係列新技術、新措施的全麵實施，湖南水稻生產打了第一個翻身仗，糧食產量發生了質的飛躍，不但綱要跨過去了，就是平均畝產超千斤也是觸手可及的事。
湖南水稻生產的第二次革命便是袁隆平老師發明的三係雜交水稻品種的推廣。所謂三係雜交是指雄性不育不育係(簡稱不育係是母本)雄性不育保持係(簡稱保持係是父本)，雄性不育恢複係(簡稱恢複係也是父本)。其中不育係和保持係雜交產生的種子還是不育係(叫母本繁殖)，不育係和恢複係雜交產生的種子就是水稻的高產品種(叫製種)。
本人極為有幸地參加了湖南早期雜交製種工作，從一九七五年夏秋(晚稻)開始到一九七八年十月離開家鄉為止，共進行了五屆雜交製種工作，前兩屆算是學習(有老師帶領並講課)，後三屆則是獨立帶領鄉親們完成。具體過程是一九七五夏秋在縣農科所學習製種，當年冬天至一九七六年春夏赴海南省樂東縣樂羅公社製種，從一九七六年夏季開始連續在家鄉從事製種工作三屆，到一九七八年十月離開家鄉時，最後一屆所製雜交種子已經穀粒飽滿等待收割了。值得一提的是，袁老師剛發明雜交水稻時的種子產量很低(畝產隻有20多斤)。七五年我所參加的製種隊，種子產量已達到60斤左右(聽老師說的)到海南製種時已超過100斤，後來各屆製種產量基本穩定在100斤左右。這說明早期參加製種工作的廣大群眾和幹部在製種工作中也是發揮過主觀能動作用和想過很多辦法的。
雜交水稻優良品種是袁隆平老師在一九七三年或者一九七四年研製成功的。一九七四年冬湖南各縣農科所便派人趕赴海南和南寧等地進行大麵積育種，七五年夏秋各公社農科站派人到縣農科所學習製種，當年冬季各製種隊又分赴海南和南寧，真是馬不停蹄，製種隊伍迅速壯大，製種產量迅速提高。到一九七六年夏秋湖南全省基本普及雜交水稻生產。雜交水稻的迅速推廣與普及，為湖南全省水稻生產打了第二個翻身仗。因為雜交水稻單產達千斤以上，最差的也有八百斤。這就徹底解決了湖南人民的吃飯問題。後來隨著雜交水稻在國內和世界範圍的推廣，自然也就解決了中國人民和全人類的吃飯問題。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科學發明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如此迅猛發展，獲得如此偉大效益，這在人類曆史上有哪個國家，哪個社會做得到?隻有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才能做到!隻有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洗禮的現代農村才能做到!
四 農業機械的使用
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家鄉種田的農具是祖傳的，除了梨、耙、鋤頭、掛耙是鐵器以外，其他大部分農縣也是石器和木器。比如水車，在湖南丘陵地區種植水稻的農田分為水田和旱田，所謂水田是比水庫水位低的農田，旱田是比水庫水位高的農田，靠人工車水才能保證收獲，這種車水用的水車就是木製的。每年夏天車水是旱田管理最繁重，最經常的任務，主要勞力，主要時間都花費在不同旱田的車水灌溉上麵，地勢較高的旱田，同時需要四五條水車盤水才能灌溉，盤水對體力較弱的人來講，是一件非常艱苦的勞動，往往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甚至頭青臉紫。遇到天旱年份，全部勞力不分白天黑夜都忙於車水勞動。比如木馬，所謂木馬實際是一個三條腿的木杈，前麵兩條腿上各卡一個木栓，再在前麵兩條腿上架一塊沉重的石板(兩個男勞力才能抬動)，用於水稻脫粒，老家叫打木。就是用雙手握住一手禾在石板上一下一下地砸，砸一下搖晃幾下，或者砸一下甩一下，把穀粒從禾杆上砸下來，這也是一件十分麻煩，十分繁重的體力勞動。僅工序就有好幾道：如打禾、鎖草、拖草、曬草等等，往往是男女老少齊上陣，一場禾打下來全身又累又髒又癢。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各種農業機械陸續在我們家鄉出現，如柴油抽水機，手扶拖拉機(大型拖拉機公社才有)，機耕船，插秧機，腳踩打稻機，自動打稻機(柴油機驅動)，電動打稻機等等。至今我還記得，文革初期我們生產隊購買的第一台打稻機與一九五八年打斷了我手指的那台打稻機一模一樣。一九五八年我出事以後，那台打稻機就不見了，以後七八年間再也沒有見過，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才真正使用打稻機。隨著各種各樣大、中、小型農業機械的推廣與使用，大大減輕了農業生產勞動強度。也是從這時候起，我們家鄉才真正告別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時代。
五 電力化的實現
湖南農村自古以來使用的是油燈照明，解放以前使用桐油燈(韶山毛主席故居裏，主席臥室擺放的就是這種燈)，解放以後使用煤油(也叫洋油)燈，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煤油柴油混用。公社，大隊舉行大型活動時(文藝匯演，唱戲)使用汽燈。上小學的時候，曾經學到過一篇描述城市生活的課文：“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開關一按燈亮了，籠頭一擰流水嘩啦啦。”當時既不理解，也不明白，隻是覺得特別神奇。這篇課文引起了自己對城市生活的強烈向往。時隔不久，我家附近的幾個生產隊真的使用上了電燈。那是一九七零年秋天，原來用作碾米磨粉的小水壩改成了發電站，專門為公社發電(公社成立了廣播站，實現戶戶通有線廣播)。沿途幾個生產隊搭便車使用上了電燈照明。一九七三年前後，我們公社又接通了高壓電。有了高壓電，原來用柴油機帶動的很多農業機械設備，又改成了電力驅動，如電動抽水機，電動碾米機，電動磨粉機，電動打稻機等等。電力化的實現，進一步改變了農村的麵貌。
隨著農業機械的大量使用和電力化的實現，農村勞動力獲得極大解放，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轉向了農業以外的各行業建設，除了派人參加國家和當地各級政府修建大中小型工程，社辦工廠，采礦業和大隊企業以外，年輕人基本上都在外麵抓現金(相當於現在打工)。其中屬於三線建設的湘黔鐵路就是在一九七一年由湖南農民為國家免費修建的(當時每一個生產隊出一個勞力，大隊，公社縣都派領導進行組織，國家隻給參建人員每月幾塊錢的生活補助)。所謂抓現金就是當事人(未結婚的青年)給生產隊交一定數量的錢(一般是工值的三四倍)，生產隊給當事人計全年工分。六七十年代我所在的大隊承包了湖南省第三煤炭勘探大隊的搬運工程，所以我們大隊包括本人在內的很多青年人都在這個勘探隊工作過。這樣以來，無論是勞動者個人的經濟收入，還是生產隊集體經濟收入都成倍增加，集體經濟迅速發展壯大，並且形成了一種非常好的良性循環，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六 醫療衛生事業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前，缺醫少藥是全國農村的普遍現象。看過電影《春苗》的人應該對當時全國廣大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有所了解。不過與《春苗》所反映的江浙一帶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相比，湖南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要差很多，至少我的家鄉是這樣。下麵我以我所在的公社為例做一簡單介紹：我們公社共有14個大隊，方圓約五平方公裏，近萬人吃飯，包括由兩個老中醫構成的公社診所在內，公社機關和全部小學都是借用民宅開辦的。兩個老中醫以出診看病為主，因此，一旦有人生病很難找到醫生。醫療技術和醫療水平都十分低下，到六十年代初期肺結核(癆病)還是不治之診，我外婆一家四口人有三人在六十年代初因患肺結核病爾死，兩個舅舅離開人世時還不到三十歲，所以我外婆一家沒有後人。另外，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具體是一九六六年還是一九六七年我記不清了)，還發生過三起死亡病例，我的一個弟弟隻有三，四歲病死了，另一位是村裏一個姑輩女孩十來歲病死了，第三位是姐輩姑娘二十歲左右病死了，這三人都沒有什麽大病，都是因為醫療衛生條件太差去世的。再者，本人的手指傷成現在這個樣子也是與沒有有效醫治直接相關。
下麵我再介紹一下決定農村病人命運的治療過程：文化大革命前，我的老家如果有人生了病，第一階段是土法治療，有三種方法，既刮痧(在湖南叫扯痧或揪痧)，拔火罐，點灸。前兩種方法全國大部分地方都有，我不想多說了，點灸好像是我們湖南農村獨有的，就是在前兩種方法無效的情況下，采用火療，具體操作過程為：用一根燈芯草，一隻小桐油鍋，一盞煤油燈，將燈芯草在桐油鍋裏醮一下，用煤油燈將燈芯草點燃，然後在病人的胸前或者後背(不同的病燒不同的地方)燒一下(病人身上出現一個火柴頭大小的斑點)，這是很恐怖的治療方法，每燒一下病人都要全身搐抖一次，有的病人甚至呲牙咧嘴加全身顫抖一次。就這樣醮一下，點一下，燒一下，抖一下，一直燒出一大片斑點為止。如果這三種方法都無效，就請一個老中醫來把把脈，看看舌苔，開個處方，檢幾付中藥吃了。一個中醫對一個病人最多看三次，換兩個處方，如果還是治不好，再叫醫生就叫不來了，對於大人這就意味著等死，對於小孩，一般媽媽還會使用一些迷信方法(如算命，收胎，問仙等)。這種方法再無效，小孩也隻有死路一條。這就是我在老家見到病人的命運。
作為農民出身，並且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農村度過的毛主席，對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十分了解，十分清楚，十分明白。因為他自己的父母都是在沒有大病，年齡也不算很大(50歲左右)時相繼去世的。所以在全國解放以後，他老人家多次發出重要指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但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典型代表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壓根就沒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當成一回事。因此，在長達17年的時間裏，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沒有什麽大的變化。毛主席對此十分生氣，他在一九六五年批評當時的衛生部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者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伴隨著打到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聲，湖南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發生了革命性飛躍，主要表現為赤腳醫生大量出現，縣、區、公社、大隊四級醫療網的建立，農村合作醫療的實行這三個方麵。
1 赤腳醫生的大量出現
從一九六八年上半年開始，我們公社出現第一批赤腳醫生，半年以後第二批又回來了，在不到一年時間內，我們公社每個大隊都有了一個或者兩個赤腳醫生(較大的大隊有兩個，較小的大隊有一個)，他們平時和普通社員一樣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有了病人隨叫隨到，以西醫為主，包括量體溫、量血壓、打針、吃西藥，再加上針灸等，每個月到公社醫院學習或交流一兩天，大隊每年給每一位赤腳醫生補貼一定工分。
2 公社和區兩級醫院的建立
與赤腳醫生同步的是公社醫院(叫衛生院)和區級醫院(叫地區醫院)的建立，衛生院的醫生數量增加了，還有幾間病房(可以住院)，同時有了中醫和西醫，看病也分為坐診和出診兩種，公社醫院可以做人流和結紮等簡單手術。地區醫院的規模更大，有大夫，醫生和護士，可以做大型手術，分內科、外科和中醫、西醫等。縣醫院(叫人民醫院)是什麽時候建立的我不太清楚，因為離我家很遠(四五十裏)，應該是解放以後就建立了。
3 合作醫療
隨著農村醫療衛生網的建立，我們家鄉迅速實行合作醫療，就是按照農村的現有人口每人每年給公社衛生院交1元錢，由生產隊代繳，一般是在公社發放社辦企業工人工資(社辦企業工人公社給生活補助，工人工資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給工人計工分，參加生產隊分配)時扣除，所有社員不需要花費1分錢，對農村的所有人員，包括公社幹部和公辦教師在內全部享受免費醫療。這樣以來，小病赤腳醫生隨叫隨到，中病進公社衛生院，大病送地區醫院。打針吃藥做手術不花一分錢，沒有任何手續，簡單方便。從此徹底改變了湖南農村缺醫少藥、看病難的問題。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到一九七八年我離開家鄉的10年時間裏，再沒見到，也沒有聽說過有英年早逝的事發生。農村人口的平均壽命迅速提高。
七 宣傳媒體的巨大變化
文化大革命以前，農村的信息傳遞方式非常原始，上小學的時候(本人就讀的小學是公社中心小學，低年級和高年級都有，各大隊小學隻有低年級)，經常看到老師讓一些學生提前回家，剛開始不明白，後來才知道是送通知，就是公社要召開大隊幹部會議，提前寫成紙條送到學校，學校再把紙條交給附近的學生(有的可能是當事人的子女)，讓學生把紙條送給參加會議的人員。大隊開會一般是通過喊話或者傳話實現的。公社以外的消息隻有通過報紙傳遞(生產隊有一份《湖南日報》)，郵遞員隔天送一次，另外是土廣播(學校的老師，每天早上用鐵皮喇叭高聲喊讀報上重點內容)。我第一次聽到收音機廣播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間，當時我有一個在武漢工業學院上大學的堂表哥，武漢“七二〇”事件不久回到了家鄉，帶回一台自己安裝的收音機，附近的人們聽說了很好奇，吃完晚飯以後，一些年輕人跑到他家湊熱鬧。第二次是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們公社中學的一位老師是我所在村的女婿，晚上拿著學校一台收音機來到村子，好事的人都聚集到那裏聽收音機唱樣板戲。後來我們公社辦起了廣播站，實現了村村通有線廣播，每天早、中、晚三次，既播新聞，也放音樂和樣板戲。山巔上的高音喇叭特別響，幾裏路以外都能聽到。再後來公社與各大隊之間又安裝了電話(磁石話機)。這樣我們家鄉終於告別了靠人走路傳遞信息的古老時代。
八 交通道路與交通工具的變化
在湖南丘陵地區，路就是田埂，每條田埂都可以走路。所謂“大路向天，各走半邊”的大路是比田埂略寬一些溝通各城鎮之間的石板路。石板路的每個交叉路口都有一個小石碑，寫明左走什麽地方，右走什麽地方。無論是區鎮與區鎮之間，還是區鎮與縣城之間，全都是這種石板路溝通。開會也好，出差也好，趕集也好，全都是步行，記得一九六三年，或者一九六四年春節前後我們家鄉下了一場很大的雪，連續一二十天不停。到處結了很厚的冰，河裏、田裏、水庫裏、池塘裏都可以走路。就像二〇〇八年韶關和郴州地區那場大雪一樣，給出行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當時縣裏正在開區社兩級幹部會議，結果所有參加開會的人都被困在縣城，連回家過年都回不成。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們公社組織各小學的學生代表到縣城參觀“抗大展覽”，從學校到縣城有四五十裏石板路。這是我第一次遠行，第一次看到電燈，第一次看到精彩表演(縣二中師生晚上為參觀學生表演節目)。等我長大能到處走的時候，這種石板路的石板已經時有時無了，大部分都被搬到曬穀場當做打禾的石板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們家鄉的各級公路逐漸修起來了，首先是修通縣城與各區鎮之間的公路，並且很快通了班車(大客車)。然後是修通各公社至區鎮的公路，我所在的公社曾經修過三次公路，前兩次都半途而廢(可能是設計不合理)，第三次是一九七四年冬天修通的這條公路正好從我家跟前通過，也是現在通往外地的唯一交通要道。值得一提的是七四年修成的這條公路雖然是土路，但很寬敞，很平整，偶爾也有汽車駛過，經常來往的主要是大型拖拉機(我所在的公社買了一台大型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自行車的身影就更多了。到一九八九年我回家探親時，整個公路坑坑窪窪，爛得不成樣子了，別說通汽車，連自行車都沒辦法騎了，因為弟弟在區鎮上給我借了一輛自行車，想讓我騎自行車回家，結果是推著回去的。更糟糕的是，二〇〇七年我領著夫人和孩子(這是第一次帶家人)回家探親，這條公路比八九年更爛，以至於十幾歲的孩子不願意走這麽爛的路，至今還沒有回過離區鎮隻有幾裏路的老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天天喊村村通公路，可是在我的老家，早在一九七四年已經修通了的公路都不通了，真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兩重天啊!隨著公路的修通，交通工具也改變了，自行車，手扶拖拉機，大型拖拉機隨時可見。通行了幾千年的石板路時代結束了!流行了幾千年的肩扛手提時代結束了，流行了幾千年的步行時代結束了!
九 集體企業大發展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的家鄉，區鎮以下，除了家庭手工業以外沒有任何企業，就是湖南最流行的鞭炮加工，也是家庭副業形式開辦的(我所在的村子，幾乎人人都會做鞭炮)，解放前沒有土地的人家全靠做鞭炮為生。延續幾千年的小農經濟(除了農業生產是集體勞動)沒有太大的變化。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特別是農村大量使用農業機械和糧食加工機械化以後，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成倍増加，每個生產隊除了把青年人(未婚男子)放出去抓現金以外，有手工藝的家庭也專門從事手工業(和抓現金的人一樣給生產隊交錢)，參加縣、區、公社、大隊四級修建的農業基礎工程，公社和大隊兩級創辦的企業，也是剩餘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參加所有工程是義務勞動(補貼由生產隊出)，參加企業工作給工資(歸集體所有，個人生活補貼，也是創辦單位支付)。本人所在的公社開辦了一個露天錳礦，由於這個錳礦正處兩個公社的交界處，兩個公社互相競爭，生意非常紅火，效益也很好。不久，我們公社就開始修建辦公樓(三層樓的四合院)，衛生院和公社中學等建築工程。我所在的大隊也開辦了一個磚瓦廠和一個林場(以種桔子樹和水蜜桃樹為主)，大隊有了經濟收入以後，也修建了自己的辦公室(平房)和小學校舍。通了高壓電以後，又開辦了一個糧食加工廠和掛麵廠。隨著公社和大隊兩級集體企業開辦和發展，農村的集體經濟迅速發展和提高，農民的生活條件獲得極大的改善。
十 破四舊，立四新
中國具有兩千多年的封建製度，曆經多少朝，多少代的輪換更替，農村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其根本原因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封建風俗和封建習慣長期壟斷社會，深入人心，禁錮著所有人的靈魂。伴隨這些封建意識形態流行的是封建迷信思想。凡是解放前長大的勞動人民全都是睜眼瞎子，三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沒有一個人認識一個字，我所在的生產隊、大隊、公社都是如此，就是富農分子認字的都不多，隻有地主以上身份的人才會有文化。就是這樣完全沒有文化的人，都會用封建思想教育後代，小時候聽我媽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男孩子要有“剛兩之氣”(原話，大概是三剛五常的意思)，教育我妹最多的一句話是女孩子要守“三從四德”。由此可知，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是何等的深入人心。同時我母親也是我們村子裏迷信思想最嚴重的人，我出生的時候，村子裏一個老人說我“時候八字不幹淨”(長不大，短命鬼，不會超過十八歲)，所以隻要一見算命先生(瞎子)她一定要給我算命，當我生病的時候，更是到處找人算命，還有很多迷信活動我也說不清楚。另外，還有兩項活動也很有意思，一項是“哭嫁”，當女兒出嫁時，提前半個月，每天晚上半夜三更母女兩人邊哭邊唱，互訴衷腸，天亮就不哭了，一直哭到出嫁的那天早上。另一項就是“唱喪歌”如果村子裏死了老人(六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人不唱)就請唱歌師傅通宵達旦地唱，唱歌師傅腳踩一種鑼器(家鄉的名詞我翻譯不出來，就是兩片銅葉相撞的那種)，左手提著小鑼(老家叫頂鑼)，右手拿著鼓棒，唱一句敲打幾下，看起來很有專業技術，到了晚上十二點的時候開始燒香(死者的後人和所有小一輩的親戚，後人每人隻燒一次可以給也可以不給錢，最倒黴的是女婿，唱歌師傅纏著不放，他唱一段好話，你往他錢箱裏放一次錢，越是小氣的人越是纏著不放，如果大方一點的人，他唱上兩三段就讓你走了，實際這是唱歌師傅賺錢的一種手段)。燒完香以後開始打卦(代替死人說話)，女人們特別相信這個，陰卦不算，陽卦就是死人的遺願。再後來就是招魂送魂什麽的。越到後半夜名堂越多，或者說越好看，過了十二點，後人(女兒)給在場的人招待一夕夜宵(一般是每人一碗麵條)。從老人去世那天晚上開始，一直到葬禮結束，全由唱歌師傅主導。總而言之，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各種各樣的封建迷信治動會伴隨一生。就是我們的毛主席，小時候為了給母親治病，也曾步行幾百裏，到衡山為母親燒香拜佛。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他老人家應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對整個中國社會進行全麵改造的偉大革命。這也是他老人家早年和蔡和森，蕭子升等先進學生成立“新民學會”時確定的奮鬥目標，因為“新民學會”的宗旨就是“改造中國與世界”。把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什麽晚年錯誤，真是絲毫不懂毛主席的理想和抱負，絲毫不懂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無稽之談。其實“破四舊，立四新”就是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完成的五大任務中的首要任務。《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第一條就明確指出：“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跨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這短短的一段話把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和任務解析的何等明確和清晰呀!要正確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和缺點(本人也有寫這方麵文章的意願)隻能以這五條作依據。事實上三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是按照這幾條去做的，並簡稱為“一鬥、二批、三改”運動。至少我的家鄉是這樣的。
如果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確實波及到農村的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破四舊，立四新”二是“教育革命”(下一點專談)。湖南農村“破四舊，立四新”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一天上午，大隊紅衛兵(可能是在城市上中學回鄉的學生)通知各生產隊的幾個青年人去開會(不是幹部會)，中午回來便把神龕砸了，菩薩也搬下來了(當時有些老人反對說會顯靈，捉弄搬菩薩人的)，小孩當作玩具玩了幾天就不見了。我父親作為貧協組長也去了，回來以後，拿把菜刀將自己家裏一張非常高級的樟木雕花木床(雕有龍、鳳、麒麟一類吉祥物)砍得亂七八糟。母親回來以後還和他大吵了一架，特別是後來聽說隔壁生產隊有一張與我家一模一樣的床沒有被破壞，我母親埋怨父親很長時間，可能到死都在埋怨他。隨著神龕被毀過年過節的燒香拜佛儀式自然終止了，同時所有的宗教迷信活動全部被禁止。但是唱喪歌的活動從來沒有禁止掉，隻是增加了一些如白毛女一類的新歌詞，大隊幹部來檢查時唱新歌詞，大隊幹部一走又是老一套。另外下葬儀式由白天改成黑夜了，一九七一年我奶奶去世就是深夜三四點下葬的。取而代之的是大學毛主席著作，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大唱樣板戲等文藝宣傳活動。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各小學，各生產大隊相繼都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各種各樣的文藝演出活動非常頻繁，我所在的中心小學(六九年以後改成了公社中學)經常到附近的大隊或生產隊進行演出，各公社之間也有交流演出，記得“九大”閉幕的那天晚上，我們正在看相鄰公社的演出，演出中間學校的一位老師宣讀了“九大”閉幕的大好消息，並贏得熱烈掌聲。演出的類型有慰問演出，匯報演出，交流演出，文藝匯演等幾種形式，還有縣劇團下鄉演出，文革期間我們在公社舞台上就看到帶有背景的《智取威虎山》現代京劇演出。隨著這些豐富多彩的各種文藝宣傳活動的增加，流行了幾千年的各種封建迷信活動真的在湖南農村消失了。通過這一破一立，農村的社會麵貌和農民們的業餘生活產生了質的飛躍。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社會風氣，所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形成的。
十一 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對學校教育(無論城市或者農村)具有很大衝擊。因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主要是大中學校的師生運動，小學基本沒有參加(至少農村是這樣)，最多就是在報紙上抄一段文章作為大字報貼在學校的牆上(主要是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話等內容)，而且時間很短(一九六六年上學期期末)，我們學校沒有出現過一張批判本校老師和領導的大字報，所以談不上參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背誦毛主席的文章，學生背，老師背，小學背，初中背，高中照樣背，剛開始背“老三篇”，接下來背毛主席語錄一百條，再後來便是毛主席的其他重要著作，比如《古田會議決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反對自由主義》，《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等。至今我還保留一本留下很多背誦記錄的毛澤東選集四卷珍裝本。
我所說的衝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一是學習內容減少了，文化革命開始的時候，正好趕上我該學《自然課》的時候，我所在的班隻上了一節自然課就停了。小學隻學了語文，算術兩門基礎課，初中隻學了語文、數學、政治、農業基礎知識、工業基礎知識和英語(隻學了一個學期)這幾門課，上高中還是這幾門課，但是沒有農業基礎知識，工業基礎知識改成了物理和化學。所以針對我們這一代在文革期間求學的人來講，基礎知識存在很多缺項，特別是社會科學方麵的知識一點都沒有。二是教學秩序受到一定影響，一九六六年下學期，有些老師上著課突然走了，學校也不作任何解釋，也沒有代課老師，所以有些課時上時不上。三是在六六、六七、六八這三年，除了小學以外，各級各類學校都沒有招生。所以在這期間畢業的中小學生都有過失學的經曆，本人小學畢業後失學一年多，高中畢業又失學五六年。凡是出生在五十年代，求學於六七十年代的人，無論城鄉大都差不多，都有年限不等的失學經曆。
恰恰是這些失學經曆鑄就了新中國與人類曆史上完全不同的一代新人。首先我以自己的切身經曆談兩點體會;第一是激發了求學欲望，小學畢業時隻有二三十歲，在農村不上學就隻能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由於小時候右手受傷，學幹活都是左手，人稱左撇子，幹起活來不好看，有些活還幹不好，老是被人說三道四。特別是在勞動過程中，時常聽到學校裏發出來的嘹亮歌聲和朗朗讀書聲，自己簡直羨慕的垂涎三尺。人總是這樣的：得到的東西不珍惜，失去的時候才覺得寶貴。所以從上初中開始就變自發學習為自覺學習了，有了自覺性學習成績自然也就有了突破。第二是飽經社會實踐的曆煉，經風雨，見世麵，長才智。高中畢業以後在近六年的回鄉生活中，曾經在湖南第三煤炭勘探隊當過臨時工，當過生產隊幹部，當過農村工作隊隊員，修建過公路，在通電過程中，是生產隊唯一的主力電工，成立農科站以後，還試製過土化肥，試製過沼氣池。從一九七五年開始連續進行了五屆雜交水稻的製種工作，這些社會實踐為以後的學習和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就全國而言，包括習近平主席在內年齡六十歲左右至七十歲左右的這一代人，都經曆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無論你願意還是不願意，無論你主動還是被動，無論你自覺還是自發，都在中國社會這個大熔爐裏進行年限不等的磨煉。盡管當時所有人都不理解，或者迷惘，傍徨，甚至痛苦。這些磨煉客觀上讓這一代人學到了很多在學校裏和書本上永遠學不到的知識，技術，經驗和能力。這一代人正是當代社會所有戰線的核心和骨幹。僅從習近平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後的表現來看，我們拋開政治觀點和階級立場不說，單就領導能力，領導水平和辦事效率來講，就比毛主席逝世以後的中央曆屆掌門人強得多。
這正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辭辛苦八次接見紅衛兵，號召廣大青年：“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良苦用心和關鍵動機。因為早在一九六四年《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一文中，他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毛主席本人又何嚐不是這樣，他八歲啟蒙讀書，十三歲被迫休學在家務農，父親把他當長工使用。由於他聰明能幹，勤勞樸實，樣樣在行，事事裏手，是父親不可多得的幫工。休學期間他幾乎借遍了韶山地區和外婆家鄉能找到的所有書籍，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如饑似渴地學習。關於這方麵的事例，無論是斯諾的《西行漫記》，還是肖子升的《我和毛澤東的乞丐生活》都有生動形象的描述。在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以後，產生了恢複學業的強烈欲望。可是目光短淺，一門心思想著發家致富的父親
怎麽可能眼巴巴的看到這棵搖錢樹變成花錢的“敗家子”。於是便請韶山地區德高望重有學問的老師，鄉親和朋友來幫他說情，哪裏能輕易說動倔強固執的父親，實在沒有辦法，隻得搬動包括王季範老師在內的外婆家全部親戚來集體說辭，才勉強讓父親動了心，這時的毛主席已經17歲了。一九一一年到長沙以後，先是當兵，次是自學，直到一九一三年在父親不進學校不給錢的無奈情況下，選擇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五年。就是在這五年求學期間，他也不失時機地、自覺地融入中國社會這個大熔爐裏穿越數千年的曆史隧道，遨遊浩瀚的宇宙空間，踏遍湖南的山山水水、廟宇寺庵、走貧問苦，遍訪文人墨客、名流隱士、山僧齋女。用毛主席自己的話來講，就是讀無字之書。毛主席一生的教育革命思想，教育革命理論，正是他自身成長經曆和經驗的完美體現，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教育革命的措施，正是他自身成長的經曆和經驗轉化成培養和造就數以億計新中國第一代新人的有效途徑。
如果我們把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對學校衝擊(包括初中以上學校停止招生)叫做“破”的話，那麽“九大”以後各級各類學校的興辦和各級各類學校恢複招生就是“立”。毛主席早就說過：“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毛主席一生的使命就是“破”和“立”。破壞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破壞一個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破壞一個舊思想，建立一個新思想;破壞一個舊文化，建立一個新文化;破壞一個舊風俗，建立一個新風俗;破壞一個舊習慣，建立一個新習慣。顯然自一九六六開始到一九六八年的三年文化大革命，把自十九世紀開辦洋學堂以來的舊學校，舊教育製度破壞了。“九大”以後立即興辦起來的新學校，新教育製度，與一九六六年以前的舊學校，舊教育製度已經完全不同。下麵以我所在的縣為例，將“九大”以後教育革命給湖南農村帶來的巨大變化作一簡單介紹。
1.辦學規模數十倍擴大
我所在的縣在毛澤東時代共有13區，83個人民公社，以我所在公社人數作為平均數進行計算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大概有80萬—100萬人，全縣隻有兩所高中學校(縣一中、二中)七所初中學校(縣一中—七中)，我所在區隻有一所附中(以小學為主，附帶一個初中班)。一九六九年四月下旬(“九大”閉幕後)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凡是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小學畢業和初中肄業的同學在某地報名上初一、初二中學，凡是在此期間初中畢業的同學在某地報名上高中。也就是公社辦初中，區裏辦高中。這樣原來的兩所高中擴大到了十三所，初中則由七所擴到了八十三所。事實上湖南農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經普及初中教育，一九七四年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公社辦高中)。老師就近任教，學生就近上學。縣裏也開始興辦職業學校(師範學校、農業學校、衛生學校等)，小學則由各大隊承辦。
2.學製變化
小學由六年製改成五年製，初中由三年全日製改成兩年半日製，高中由三年全日製改成兩年全日製。
3.課程內容變化
首先是課程大大減少，初中隻有政治、語文、數學，工業基礎知識(物理、化學)這幾門課，外加天天讀(讀背毛主席著作)，高中也這幾門主課加上英語(農村學生都不愛學，本人也是如此)，另外，天天讀改在早自習進行。其次是每門課程內容也大大地刪繁就簡，隻有最重要的章節和最主要的基礎知識，沒有任何難題，偏題和怪題。語文教材中馬，恩、列、斯、毛和魯迅的文章比較多，並且這些課文老師大都要求背誦。作文主要有批判文章(批判內容為“讀書做官論”和“唯生產力論”)和心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兩種類型。並且每年重要節目(“五一”和“十一”)的作文展覽也是這兩種類型。
4.招生製度革命
從一九六九年開始，除了中小學大規模興辦和恢複招生以外，新辦的“五七”大學和“五七”專業學校，以及原有的各級各類大中專學校也陸續恢複招生。除了高中招收推薦的應屆初中畢業生以外，其餘所有大中專學校和職業學校一律招收具有兩年以上(含兩年)實踐經驗的曆屆初高中(農村戶口是高中)畢業生，首先照顧城市下鄉知識青年，采用自願報名，群眾推薦(主要是大隊幹部推薦)，領導批準(主要是公社領導批準)，指標分配到公社。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叫做“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其中一九七三年搞過一次“推薦”加考試的招生嚐試，後來被張鐵生事件攪黃了。也正是這一年北京的黃帥事件和河南駐馬店一個小學女生跳井事件，對湖南中小學教育的影響也比較大。不過湖南參加考試的學生都走了。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六年。所謂“老三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包括農村回鄉青年)的絕大部分，以及一九六九年以後畢業的高中畢業生的一部分陸續被推薦各大中專學校和職業學校深造去了。恢複高考以後的“七七”“七八”屆大中專學生算是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十年間散布在全國城鄉的曆屆優秀初高中畢業生的收網招生，因為“七七”屆百分之百是曆屆生，七八屆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曆屆生，到七九屆就已經基本上是應屆畢業生了。
毛主席逝世以後，特別是八十年代初期，工農兵學員被打入另冊，無論是通過考試進入大學的學生，還是高等學府的精英們，一提起“工農兵學員”都有一種不屑一顧的神色，文憑也比考進大學的學生低一個檔次(專科)，總而言之就是低人一等。但是不久“工農兵學員”這個名詞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不是因為時間太長精英們把他們淡忘了，而是這些毛主席親自培養的“工農兵學員”，為毛主席掙了氣，揚了威。他們用自己驕人的成績向人類證明：他們雖然沒有通過考試就上大學，並且學製也隻是三年。但是他們為中國社會做出的貢獻，不比考進大學的本科生、碩士生，甚至博士生有一絲一毫的差別，比如我求學的那所大學，我們係唯一留校的一位七五級工農兵學員，九十年代竟然成為我們學校最著名的教授，竟然成為本專業西北地區乃至全國頂尖的科技領軍人物。我見過他獨自為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講解自己發明成就的照片(照片中隻有他和江主席兩個人)。另外，習近平主席不也是七五級工農兵學員嗎?鐵的事實證明，隻有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線，才是培養人才最有效最快捷，最偉大的教育方式。
下麵我再以自己的求學經曆，介紹教育革命給我們家鄉學校教育帶來的巨大變化。我的小學是一九六七年畢業的，正好趕上初中不招生。整個小學期間我的成績和表現都很一般，所以小學的各種活動基本上沒有我，隻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學校掀起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又開展學雷鋒做好事的活動。可能是自己背毛主席的書背的比較快，比較多，再加上平時愛做一些別人不太愛做的事，引起了學校的重視，畢業前夕作為中心小學的唯一代表參加過一次公社組織的講用團，到全公社各小學介紹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僅此而已。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我就讀的中心小學(家門口)開始初中生活。如前所述，由於失學經曆，再次踏進學校的大門時，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都增加了。有了自覺性和主動性學習成績自然也就有了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整個中學期間遇到了自己終生難忘的好老師，是他們把我引上了熱愛學習的金光大道，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福氣。
進入初中以後，我接觸的第一位老師(班主任，數學老師)是一位剛畢業的高中生，第一天上課鈴響了很久還不見老師來上課，學生開始吵鬧起來，他才從座位站起來說：“我不在這裏嘛”。然後才走上講台開始上課。當時我很失望，心裏想：這樣的老師能教好學生嗎?正是這位比我大不了多小，個子也不太高，又不敢上講台的老師，把我帶進了數學王國。他上課愛耍鬼臉，還有很多滑稽動作，讓我特別感興趣，因此我也跟著活躍起來。不久我的數學成績從班上冒了出來。他很喜歡我，我的學習更帶勁，記得一次考試我半個多小時就交卷回家了。第二天公布成績，我得了90多分，把其他同學遠遠地甩在了後麵。從這以後，在我班上得了一個“數學家”的雅號。老師還經常給我加餐開小灶。後來別的數學老師也很喜歡我，其中一位老師還主動借給我一套(兩本)《算術基本問題詳解》，全部是應用題(分四個層次，不帶星號和分別帶一到三個星號)，這套書伴隨我兩年多，上高中還帶在身邊，當這位老師從我們學校調走的時候，把這套書要回去了，我很惋惜，進城以後我總想買一套，但是始終沒有找到。正是這套書使我解應用題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記得有一次我和老師兩人一起在黑板上做同一道題，結果我比他做的快，他不服氣又給耍鬼臉，又做了一個滑稽動作。這個鬼臉和滑稽動作至今還深深地留在我腦海裏。
第二位便是我的語文老師。如果說初一我的數學成績有了明顯進步和提高的話，那麽上初二的時候我的語文基礎還很差，推薦我念推存，柬埔寨(毛主席“五二零”申明裏有柬埔寨)我念東埔寨。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接受這位老師語文教育的，他幾乎是從聽寫生字開始上課的，他和數學老師完全不一樣，上課很嚴格，很正規，寫在黑板上的字像是印刷出來的。他采用啟發式教學，從朗讀課文、分段、寫段落大意，到總結課文的中心思想，寫作特點等都讓學生先做，然後他再一項一項進行總結。他的這種教學方法，我很喜歡，表現也很積極，自然語文成績也開始出現明顯變化，可以說是突飛猛進。特別是讓學生批改作業。使我受益匪淺。他讓學生批改作業不像現在的老師這樣，學生批改完了就發下去，而是讓學生先批改，批改完了以後他再收上去自己批改，這樣他既可以發現做作業的錯誤，又可以發現批改作業的錯誤，然後把批改人員召集起來進行總結，提出下次批改作業的方法和要求。剛開始是四個組，一次作業批改下來就變成了兩個組，最後隻保留了一個批改小組，我一直是組長。他這種訓練學生的方法，使我的朗讀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寫作能力都得到極大提高。我現在這點語文底子就是初二這一年打下的基礎(高中兩年、語文課基本沒聽)
一九七一年春節過後，我被推薦上了高中，這是解放前的舊祠堂改成的學校，校舍很大，環境很優美，兩棵高大繁茂的香樟樹矗立其間，環抱整個學校，就像慈祥的母親擁抱自己的嬰兒，背靠雄偉的天子嶺，前繞湘江支流的清澈河水，還有一條小溪盤旋學校門前，地勢較高，有一個專供演出的舞台，是當時區鎮上僅有的兩處最好建築群之一(另一處是區公所和糧站所在地)。容納初中高中兩個學校(在我求學期間合並成一個學校)並不顯得擁擠。七一年初入校的學生是這個學校招收的第三屆，編為五班、六班，我在高五班就讀。高中是全日製學校，附近的學生可以走讀(不上天天讀和晚自習)，初中則和其他公社中學一樣是半日製學校。
上高中對我來講是一種全新生活，以前上學都是半天學習，半天勞動，晚上還要做鞭炮，讀書隻是一種休閑機會。現在真正過上了集體生活，白天晚上大家都在一起，晚自習每個教室裏六個一百瓦的電燈泡把教室內外照得透明透亮，內心有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首先他讓我明白了什麽叫雷厲風行，除了學校的一切活動按鈴聲行動以外，還有兩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事發生在剛上高中不久，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當天的新聞報道了這件事。我的班主任也是高中部的政治老師(造反派出身，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是湖南湘江風雷司令員，當時社會地位很高，是縣革委會副主任，地區革委會常委)，對政治非常敏感。當天中午他讓班長到商店買回很多紅紙、毛筆、墨汁等物品，晚自習下課以後，他留下包括本人在內的十來個學生，大概是在十一點鍾左右，收音機采用記錄速度廣播，就是每一句連續廣播三遍，讓收聽者作全文記錄，廣播完了以後，再全文廣播以便核對。當時包括他自己在內，每個人都邊聽邊寫，寫完以後再一起校對，整理出全篇新聞，再讓一些同學用毛筆抄寫在紅紙上，另一些同學則負責到街上張貼，那天晚上我們這十來個人在煤油燈下(教室晚自習下課15分鍾就停電了)幾乎忙了個通宵，硬是把這條新聞貼滿了大街小巷，按照班主任的話來講，就是“宣傳麥澤東思想不過夜”。他組織的非常好，可以肯定這不是他第一次組織這樣的活動。第二件事便是“九一三”事件。我所在的學校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號前後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中央文件的，第二星期的作文就把批判“讀書做官論”改成了批判“讀書無用論”，學校開始狠抓教學質量，這個學期期中考試的鈴聲一響，學校的內操場的哨聲就急促的響起來了，把全部學生集中到操場宣布考試紀律。當學生散場回教室參加考試時，所有教室門都已經有老師把守了，全部學生不準在本班教室參加考試，並且每個課桌必須是不同年級的學生錯開排座，實行閉卷考試。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如此嚴格的考試、通過這次考試我加深了對雷厲風行的理解，同時也明白了什麽叫突然襲擊。不過這次考試絲毫沒有影響我的考試成績。
兩年高中生活是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執行的，除了上課學習以外，我們自己種菜、養豬已補貼夥食。我們進校正趕上修建教學樓(這一年各公社中學也在修建自己的新校舍)，一棟包括十二間教室，十二間教舍宿舍的三層教學樓全部材料都是高中部四個班學生準備的，包括打紅磚、燒紅磚、挑煤、挑瓦等等，星期六、星期天還要到離學校十幾裏路的大山裏背杉樹，每次兩個半輪流進行，所以第一學年的業餘時間除了種菜以外，大部分都用在修建教學樓的各種勞動上麵。一年之內這幢三層教學樓拔地而起，在當時的區鎮上是最宏偉的建築，遠遠看去很有一點鶴立雞群的感覺。第二學年我們高中部四個班的教室和男生宿舍全部搬進了新教學樓。
高中學習的兩年也是決定我終生命運和興趣誌向的兩年，引路人便是我的物理老師，他是一九八一年第一批拿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學教師，在湖南全省教育界名氣很大、。我的班主任從來沒有把學校的所有老師和領導，包括學區領導放在眼裏，對誰他都說三道四，唯獨不敢說我的這位物理老師。第一年他教物理、化學兩門課，第二年來了一個化學老師(衡陽三師畢業)，他才專教物理。我記得第一學期期末考試，頭天考物理我早早地交了卷就離開教室，第二天考化學的時候，他單獨給我出了一份試卷，就一道題，讓我在教室裏足足逼了兩節課也沒有做出正確答案來。這是我四年中學生涯中唯一一次考完兩節課並且交卷以後心裏沒有底的考試。就在我交卷的時候，他笑咪咪地對我說“今年暑假你不能回家了，學校已經決定讓你參加物理實驗講解小組”。
這年暑假全縣中學教育革命現場會在我校召開，實際是自製物理實驗儀器展示會。就是說我的這位物理老師在兩年時間內(一九六九年五月興辦高中到一九七一年暑假)就把高中物理全部原理都用自製的教學儀器展示出來了。比如為了說明自由落體運動是勻加速直線運動，他用一塊電磁鐵吸住一根白色的鐵管，旁邊用一個轉盤卡住一支毛筆，筆尖恰好對準鐵管，手搖轉盤達到一定速度(勻速圓周運動)時，切斷電源，鐵管落下時，毛筆在鐵管上畫下距離不等的墨痕，這就形象生動的說明了自由落體運動是勻加速直線運動，再比如為了說明平拋物體運動和自由落體運動的關係，他在一個木框前方用一塊電磁鐵吸住一塊飛機模樣的鐵皮，後方用一個彈槍放一粒跳棋彈子，槍口用一根銅絲溝通電磁鐵電源，彈子飛出槍口時正好切斷電源，結果彈子擊中飛機，這就說明平拋物理運動一方麵做勻加速直線運動，同時又在做自由落體運動等等。
全部儀器分成兩個展室，由四個同學講解，一年級兩個同學講解力學實驗，二年級兩個同學講解電學實驗。由於二年級的同學快要畢業，所以老師要求我們兩個一年級的同學除了準備好自己的實驗和講稿以外，還要跟著二年級同學做電學實驗。從這個暑假開始，我和六班的那位同學便成了物理老師的“私人秘書”，除了上課以外，要麽和老師一塊做實驗，要麽幫助老師製作教學儀器(班上的所有活動基本上不參加了)，另外，新蓋教學樓的照明電器和電路也是物理老師帶領我們兩個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安裝完畢。一九七二年又趕上湖南省舉辦教學儀器展覽，要求我們學校製作六件儀器參展，所以第二學年的暑假又忙於製這六件教學儀器，參展的結果是三相電機說明器(包括三相發電機三相電動機)獲全省第一名，原子彈爆炸原理說明器(也叫鏈式反應說明器)獲全省第六名。一九七二年下學期湖南省中學教育革命現場會在我校召開，在這次現場會期間我見到了老師的老師(湖南師範大學一位姓康的老教授)和省教育廳的一位廳長，並與他們座談。那位康教授在學校待了幾天。現場會不久，《湖南日報》刊登了我們學校的事跡，這無疑是值得全校很自豪的一件事，別說是剛創辦才兩三年的一所農村中學，就是我們縣也很難看到《湖南日報》報道的消息，在近一年半時間裏除了接待這兩次重要的現場會以外，還接待了很多各種規格的參觀團。比如校級參觀團，縣級參觀，地區級參觀團等等。一九七二年我們還接待過貴州省的一個參觀團。為了不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接待參觀團的講解工作全部安排在晚上。
對本人而言，除了第二學期講解力學實驗以外，第三四學期都是以講解電學和無線電實驗為主，製作的教學儀器也是電學方麵的教學儀器，在這位物理老師的培育下，我從高中開始就喜歡電學和無線電技術。所以到一九七八年考大學時，盡管在雜交水稻製種方麵也做出了一些成績，當時公社相關領導和喜歡我的老師都勸我報考農業大學，但我還是毅然決然地報考了與電密切相關的專業，當了一輩子傳教電專業課程的教師。整個高中生活就是在這種忙碌，緊張和幸福地氛圍中渡過的，現在回憶起來還是一段值得自豪的經曆。
從一九六九年開始在湖南農村井噴式創辦初高中學校和實行教育革命，為湖南農村普及初高中教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極大地提高了湖南農村的教育水平，這幾年培養的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現在還是活躍在家鄉各級教育戰線的骨幹力量。
除了以上這些巨大變化以外，還要很多重要變化，比如各級領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製度，領導幹部的廉潔奉公，和藹可親等等，這裏還想提一下，在我當講解員期間，見過不少縣級以上的領導幹部，特別是本縣一位姓崔的縣委副書記(當時穿軍裝是部隊副政委)，我們學校的每次重要活動他都要提前親自檢查，重點自然是這些物理儀器的使用狀況及實驗效果。對於他感興趣的實驗詢問得很仔細，就像學生詢問老師一樣，我在他麵前沒有任何緊張和拘束，講解完了還和他一起吃夜宵(一碗麵條)。我們講解員是免費，他則要自己掏腰包，和現在的領導幹部完全是兩回事。
十二結束語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幾十年過去了，明年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毛主席逝世以後，在一些反對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大躍進、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澤東時代的邪惡勢力蠱惑，操縱和煽動下，否定毛澤東時代的逆流惡浪席卷全球，持續近四十年。在當今的官方理論，主流媒體和社會輿論中，很難看到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的真實麵貌。因此，專門以自己的切身經曆、體會和感慨寫下這篇回憶文章。從一個側麵反映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躍進時期自己太小)和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給我們湖南農村帶來全麵的、深刻的和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以資紀念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五十周年。同時也倡議全國所有真正擁護毛主席，擁護毛澤東思想，擁護社會主義的紅色網友們，特別是經曆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老年朋友們積極行動起來，把自己的經曆、體會和感慨昭告天下。為子孫後代留下研究毛主席，研究毛澤東思想，研究大躍進，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毛澤東時代真實可靠的文字資料。如有不當之處，務望不吝賜教。
非常喜歡讀你的博文 ！使讀者能明白你敘述的道理和你所闡述的立場和觀點 ！而且是一個高產量的寫博文的作者。
感謝樓主寫出這寫曆史真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