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是藥神到《我不是藥神》!

遍地是藥神到《我不是藥神》!

 

 

電影《我不是藥神》正在中國大陸火爆上映，在中國經濟明顯下行，中美貿易戰開打的大背景下，反映中國癌症患者遭遇的現實電影《我不是藥神》，在國內上映後受到民眾的認同且激發情緒，官方緊急要求媒體冷處理以免引發全民反彈，中國癌症病人救助誌願者群體指出，電影和官方宣傳，將患者買不起抗癌藥歸結為外國的專利保護，但實際上中國政府禁止進口抗癌藥降價，才是問題的本質。

中宣部周日（8日）口頭傳達給媒體的指令稱，正在上映的電影《我不是藥神》，各媒體要遵守不采訪、不報導、不評論、不轉引的指引。此外，官方還要求官媒加強輿論引導，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外國藥企，強調中國政府已對進口抗癌藥實行0關稅，並正在努力要求外國藥企降價。

這部反映中國白血病患者無力購買進口抗癌藥，被迫轉向印度購買廉價仿製藥，遭抓捕和打壓的現實主義影片，上演後迅速走紅，上映4天票房即突破13億元。

盡管影片回避了官方在公共醫療服務上，不投入資源的本質問題，並將責任推給了外國公司的專利權保護，亦不能掩蓋癌症患者在死亡線上掙紮的事實，依然讓正在呼籲全民免費醫療的中國社會產生強烈共鳴。

中國紅十字會旗下組織一位前高管XX稱，這個電影上映檔期，本來就有中國官方配合貿易戰的意圖。他們把民眾買不起抗癌藥的責任推給外國藥企的專利保護，推給外國政府，本身是想煽動民間對外國政府和藥企的仇視心理。隻是沒想到，老百姓對看不起病的不滿如此強烈，同時老百姓也知道責任在政府本身。所以現在官方才緊急幹預試圖降溫。

XX說：這個電影把老百姓吃不起這個救命藥，歸結為是持有專利的外國公司貪婪。眼下這個貿易戰官方完全處於下風，所以這個時候呢，它其實是想通過這個電影，在這個老百姓有共性的這個問題上，激起老百姓同仇敵愾這樣的情緒。派官媒攻擊外國的同時，官方同時推出中國政府把藥品0關稅了，想為老百姓辦好事。但官方沒想到的是，老百姓都很明白，知道不是甚麽外國公司專利權的問題。所以現在官方覺得這個激起老百姓對這個中國醫保製度的反思和關注，官方他們現在有點慌了。

XX還表示，所有的外國進口專利藥，定價權實際都在中國政府（發改委），他們禁止專利藥在中國低價銷售，其目的就是變相限製銷售量。

而中國紅十字醫療救助部原部長XXX即明確表示，在她為癌症患者代購印度仿製藥的核心誌願者團隊裏，就有10個人被抓。其他的代購人和患者被抓的，有上百人。在2011年的春節前嚴打中，海關扣留了所有來自印度的代購仿製藥，造成了很多患者病情惡化死亡。

XXX說：在我們這個比較核心的團隊裏被抓過的，應該有10人左右吧。周邊的，甚至上百的都會有的。在2010年和2011年，我們幾乎每一周都會聽到有人被抓。我們那時候的藥，都被海關給扣了。所有的人都沒有藥。他一旦斷藥可能會引起激變。那些患者，很多人在那個時候因為沒有吃到藥就離世了。我自己的一個病人就是這樣去世了。

XXX還透露，電影將民眾買不起藥的責任推給外國藥企的專利保護，實際上隻是因為如果不這樣根本就不能通過審查。據她本人在職期間和這些企業溝通顯示，是中國政府不許他們低價銷售。

XXX說：估計的中國的白血病患者是4百萬。其中慢粒白血病的患者絕對不會低於1百萬吧。所以說腦子正常的人都會知道，那是中國執政黨不想讓你吃得起這個藥。它需要你背負著一個沉重的經濟壓力，這是一種統治的需要。因為我在那個職位上，我們早就跟跨國企業有過很深入的交流過。把這個責任全部推到跨國企業的頭上，人家根本就沒有這麽想。但是，如果電影不這樣設置，那又怎麽能放得出來呢？

為此，某台記者致電曾負責進口藥品定價的國家發改委價格司，該機構人士稱，目前藥品定價權已移交給今年5月剛掛牌的國家醫療保障局，所以他不能再回答該問題。

而國家醫保局迄今為止沒有公開其辦公電話。

電影《我不是藥神》根據江蘇白血病患者陸勇的真實遭遇改編。他因病耗盡積蓄後，無力購買正版抗癌藥後，轉而購買被中國官方認定為假藥的印度仿製藥求生、並幫助眾多同樣無力購買進口正品藥的病友代購廉價但有療效的印度仿製藥，被中國警方抓捕。在輿論關注下，被關押了117天的陸勇於2015年1月29日獲釋。

中國政府對藥品實行政府定價，對進口專利藥亦實行嚴格的價格管控。中國官方宣布從今年5月1日對進口抗癌藥實施0關稅，但在官方的實際掌控下，價格並沒有真正降低。外國藥企曾以買3贈9的方式降低患者的負擔，但類似的救助方式也遭官方嚴格管控。

持續熱映中的《我不是藥神》，反襯出如今的中國低層老百姓們在這個醫療昂貴又匱乏的年代裏，普通人生病後所承受的無奈與苦難。

但四十年前的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曆史告訴我們，那時的醫療衛生係統不為逐利，而是基於群眾需要、為人民服務的醫療實踐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可行的。

恰恰是被中共黨內的鄧小平修正主義走資派徹底破壞否定後還要抹黑攻擊那個時代,   如今的中國執政黨繼承了鄧家黨的複辟資本主義道路後又裝作視而不見似乎這新中國前三十年是個黑暗的時代,  又如空氣一樣地消失了。同時又不讓經曆過那個時代的普遍老百姓講述那個時代的實際情況。

那麽就讓一個外國人以那個時代的經曆眼見為實，英國一位著名的醫生用親身經曆告訴人們，在60年代中期，中國就開始從農民中選拔覺悟高、願意為公眾服務的人進行培訓，成為赤腳醫生。這些赤腳醫生的去處呢?  英國著名的醫生洪若詩告訴人們：“一百萬的醫務人員大多數在農村。那就是說，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說，每一個人，大人或小孩，不論他們住在哪裏，他們都能夠得到醫療服務”。

看病難、看病貴這樣的難題新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曾經用依靠人民群眾的辦法解決過!   而"改革開放"後任由醫療市場化後，中國在今天又重新碰到這樣的難題，難道不應該認真反思嗎?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刊登英國著名醫生洪若詩在港大醫學會等單位演講會上作的題為《我在新中國十五年》的演講，摘要如下：

首先請原諒我不能用你們的語言講話，因為我不大懂普通話(以上他是用普通話講的，因而引起全場笑聲)。今次我經港訪華有兩個目的：首先是希望到北京去探望我很久不見的同誌們;其次，正如大會的主席先生說的那樣，去了解一下新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情況。

很久以前我到過這裏，當我剛開始行醫時，我在假期中曾在船上工作。這艘船來中國時，第一個停泊的港口就是香港。正是在香港，我開始認識中國，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中國產生了感情。回顧我在一九三六年最初接觸的中國(我是在一九六九年離開中國的)，與我明天將要回到的中國對比起來，差別是巨大的。

一九三六年我見到的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那是一個很貼切的名稱，因為那時中國到處都是窮困、疾病、腐敗，特別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

外國的軍艦停泊在中國的內河中，外國軍隊在街上昂首闊步，城市被分成這個那個租界，到處是武裝警察，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家園裏竟完全沒有權利。每天早晨，屍體隨地可見，這些人都是晚上因饑寒交迫而死的，到處都是妓女、乞丐，貧富的強烈對比是我從未見過的。

當我離開中國時，我很幼稚，我覺得中國很需要來一個革命。其實我不知道當時已經有很多中國人在這樣想並且在積極進行革命了，而且已經有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導，並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這就是我在一九三六年所看到的中國。

明天我要回到的中國是一個已經解決了很多問題的國家，這些問題不但多世紀來困擾著中國，也困擾著世界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已經解決了人民食糧的問題，當然中國不是一個富有的國家，我不想給人們覺得中國是一個富有的、沒有問題和困難的國家這樣一個印象，中國還麵對著很多問題，很多困難，還是一個比較貧窮和發展中的國家，但是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糧食、沒有人受饑餓的威脅，沒有人光著身體沒有衣服穿，沒有人缺乏居住的地方，沒有人失業，所有兒童都可以進學，消除文盲。但是一九三六年我見到的中國，百分之九十的人沒有機會入學而成了文盲。

舊中國的經濟問題要比現在很多國家的經濟問題更為嚴重。我以前有一個年老的中國教師，他一輩子是教外國人學中文的，當時我能講的中文不多，因為他並不是最好的老師，但我從他那裏學到了很多關於舊中國的東西。他曾對我說，以前他的薪金是在星期五晚上發的，錢是用一個大袋裝滿交給他的，這並不表示他的薪酬很高，其實他是很窮的，隻不過當時的紙幣不值錢。他收到薪金後便馬上跳上腳踏車，盡快把錢拿去買東西，因為他知道，如果他把錢留到星期一，紙幣的價值便會下跌百分之五到十。舊中國的通貨膨脹就是這樣厲害。

中國現在完全沒有漲風，它的經濟是全世界最穩定的。我在新中國十五年之久，必需品的價格沒有上漲一分錢。有些是有變動的，不過是下降了。如手表、腳踏車、收音機、暖水壺等，價錢比以前更便宜了，更普遍了。

中國是一個沒有負債的國家，人民沒有負債，他們不用像我們那樣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永遠付不完。中國國家也沒有負債，既沒有內債、也沒有對世界任何國家負債，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說自己是沒有外債內債的。

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改進，我說中國是比較窮的，但值得注意的，她是向富的方向發展。中國是越來越好，每天每個方麵都是越來越好。

我不準備花更多時間談中國的成就了，因為更值得我們去了解的是中國偉大成功的原因是什麽?成功的秘訣是什麽?其實這裏沒有什麽秘訣。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每一方麵的成就都是因為有了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領導而取得的，這就是成功的先決條件和基礎。但更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我認為每個國家總有一天會達到，可能有些易些，有些難些。然而這不是最困難的一部分，最難的還是緊接著奪取政權以後，怎樣把這個國家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這正是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一項誰也不能預料在什麽時候才能完成的工作，是今年呢?明年呢?十年呢?還是五十年呢?根據我在中國十五年，特別是最後的三年，即文化大革命時的經驗，我完全相信，中國一定能達到它的目的——建成共產主義。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自私將成為曆史的社會，每一個人不隻在經濟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理想上、社會上都得到解放的社會必然來臨，盡管這會是一個漫長的路程。

我今天準備跟大家談的，是一些有關醫療方麵的問題。從醫療製度，可以反映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醫療服務影響到每一個人，從生到死，醫療服務不可缺少。看中國的醫療製度，我們可以了解社會主義製度。

最重要的，也是我首先要談的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並不是由中國發明的，它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認為，曆史並不是由政客、天才、帝王將相所創造的，而是由廣大的人民群眾創造的。既然如此，那社會主義國家的幹部對群眾的態度應該是怎樣的呢?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觀點去分析群眾意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樣製訂的政策，再讓人民群眾實踐檢驗。

中國共產黨貫徹群眾路線有很多的成就，讓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麵對著龐大嚴重的醫療問題，其中一個便是醫生的缺乏。當時大約有三萬個西醫，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時，他們之中有一些人認為社會主義會對他們不利，跑了去台灣、香港、舊金山、倫敦、紐約、澳洲等地，當然亦有一些留下來，包括一些有高級醫術的醫生，但他們都在大城市裏，並且收費有時很貴。我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是嗜財如命，但中國人民是如此的窮，連飯錢也不夠，所以根本付不起醫藥費;況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居住在農村裏，那裏除了個別教會醫院外，根本沒有醫療人員。當然有一些中醫，但一方麵人數不多，二來他們所收的醫藥費又不是窮人可以付得起的，於是，五億人就生活在一個醫療的真空裏。

解放後，走群眾路線，這問題很快就逐步解決了。毛主席說：“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那裏人口占全國大部分，而農業是中國的經濟基礎，所采用的方法，是依靠廣大農民。具體地來說，訓練農民作為醫生。

我可以就這方麵談談自己的經驗，雖然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片麵和不完整的，但也值得拿來談一談。我當時在一家北京的現代化的城市醫院工作，那是一個醫治外科和兒科的專科醫院。有一天，醫院號召組織一個流動醫療隊到農村去服務，很快，報名的人已超過需求的人數，醫療隊什麽人都有。他們在中國北方的一個農村，工作了一整年。他們有一項任務，便是訓練赤腳醫生。

在十一月的一天，那時的天氣比香港寒冷得多，第一批三十二個青年男女社員從各生產大隊湧來，我們將一間僅可防風的簡陋的屋子作為醫學院，大家一同度過四個月。春天來了，他們再回到生產隊從事耕作……四個月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我們教給他們一些基本的醫療知識，這些跟我在英國教書時給低班學生的授課一樣。那一批學生，從前隻念過幾本書，當我比較兩批學生的學習進度時，我不禁要問為什麽那些農民竟然學得比醫科學生快得多呢?

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我不相信從整個種族來看有智力上的差距，或是單單由於中國人比較勤奮。原因主要還是他們被選出來的方法，他們是由各人民公社根據他們的政治水平作主要準繩而選出來的，政治水平不是指他們是否能夠背熟馬列或毛主席的著作，或他們的頭街，或領有多少勳章，而是他日常的行為表現，是為集體，為社會主義，為祖國，還是為私利？是勤奮、積極、有進取心，還是相反？政治水平高，又加上自願報名，便由群眾推舉去接受赤腳醫生訓練。

他們希望訓練成為赤腳醫生，不是希望脫離耕作，不是為一份舒服的整潔的工作，而是為人民服務，是這樣，才會被群眾推舉選拔出來。當然也要考慮其他的條件，例如學曆，但這不是決定性的。那些年輕的醫生被選出來，他們承擔著一個重大的使命，他們有決心，誠懇，努力不懈地學習，進度快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上師生之間也沒有隔膜，我們一起工作，吃一樣的食物，穿一樣的衣服，沒有什麽隔膜，學習也搞得更好。

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把各種因素融會貫通而加以分析，而不是把各種因素硬崩崩分割開來。在西方，有種種的階層分界，在醫療，有醫學預科、醫科畢業生、深造生、大學畢業生、研究院士等等。中國不相信這一套，中國基本是采取綜合的教學法。例如有一位病人患上咳嗽，我們便一塊兒診斷病情;又例如去殺一頭豬或雞，學習肺部的動作，把肺吹氣，學肺部組織、各種肺部的疾病和醫療方法。故他們所學的都是有用的、生動的和可以實踐的。過了四個月，他們便回農村。農民健康有問題，便去看這些赤腳醫生。通常的毛病，赤腳醫生都能處理，如果他們不能處理，赤腳醫生可以這樣對人說：

我不但可以打電話到就近的鄉村，亦可以打電話到流動醫療隊征求意見，討論病情，如果需要的話亦可以把病人送到醫院去，亦可以把醫生叫來，醫生時刻和我們在一起。

每個星期，醫療隊會到各村去，和那些受訓的赤腳醫生一起看病，傳授知識，這樣，在整整一個夏天和秋天，這些赤腳醫生不斷地從實踐中學習。第二年的冬天，他們又會接受第二階段的訓練。盡管他們得不到什麽徽章、名譽、學位，事實上在中國不會有什麽人會得到什麽學位的。中國人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他們是不會把人分成什麽博士、碩士、學士之類（笑聲）的，是要把人們團結起來，就好像在人民軍隊裏麵一樣，當然中國的軍隊是很強大的，但是他們是不必要有什麽上校、中校，三劃四劃之類的東西（笑聲）。他們有工作的分配，那位負責班的指揮工作的是班長同誌，那位負責團指揮的是團長同誌，負責師指揮的是師長同誌，假如是個士兵，他就是位士兵同誌。同樣的，這些赤腳醫生不要什麽名堂，什麽學位，亦不要金錢，他們一切醫療服務都是不收費的，那是對人民的一種服務。他們和其他農民一樣，依然在田裏工作，所不同的是他們學了另一種技能，可以無私地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保護著該區人民的健康。

這項政策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今天已經有大約一百萬的受過訓練的赤腳醫生，他們不全是醫生，其中有些是育嬰員，有些是節育輔導員，有些是衛生員，照顧環境衛生，但他們都是醫務工作人員。

一百萬的醫務人員大多數在農村。那就是說，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說，每一個人，大人或小孩，不論他們住在哪裏裏，他們都能夠得到醫療服務。這是在中國五千多年曆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的事情，這不單是說在貧窮國家或地區，就算是在那些富有的國家，譬如美國吧，也沒有的。美國就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是得不到這樣的醫療服務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足夠的錢支付醫藥費，因此，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雖然，從西方的角度，有些人會這樣說：“雖然是這樣，但是他們受過的訓練太少了……” 他們不知道，除了訓練以外，一個好的醫生，還需要些什麽其他條件呢?怎樣去分辨一個醫生是好還是不好呢?是否隻是知識、專長、技術、經驗才重要呢?還是他對病人的態度、他的責任感、為人民服務的堅決意誌更重要呢?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赤腳醫生不但有“紅”的品質，而且，亦肯定的有“專”的實質。當他們初建這樣的學校的時候，他們是沒有電力供應的，現在有了電力了，他們就可以有X光、有心電圖機、腦電圖機等各種各樣的機械，他們亦開始在深造學習中學用這些儀器了。事實上，在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們就送出了第一批畢業的赤腳醫生，到城市裏去深造學習了。

關於“專”的問題，事實上，並不一定需要到什麽醫科學院裏去，接受五年多六年的訓練才能成為一個好醫生的。現在有好些醫生，是沒有接受過這種正規的訓練的，但是他們都是很好很好的醫生。這些年輕的赤腳醫生，將會產生和成為很多很好的專門人才，而且他們大多數都會繼續地留在農村裏，把醫療服務送到中國每一個最偏僻的角落。這個光輝的成就是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的，如果沒有群眾路線，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信任群眾、依靠群眾這條路線，是不可能達到的。

我想再多提一個例子，一個比較窄一點的例子，一個曾經公開發表過的例子。在“大煉鋼鐵”時期，上海有一位工人被嚴重地燒傷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皮膚被燒傷了，他被送到醫院去。醫院領導們麵對著的一個問題是：以什麽態度對待這件事?一個是以西方的方式：看看統計數字，結論是致命燒傷，沒有機會複原了，隻要表揚一下這位工人，為他打強心針，盡盡人事，就交代過去了。一種態度是：這是中國，並不是西方或美國。

這是一九五八年，這一年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完成了偉大的奇跡，他們做出了別人難以想象的事，克服了看來難以解決的困難。他們全體出動，充滿信心，用盡他們可能想到的辦法，去拯救這個病人的性命，最後，依靠他們的秘密武器——群眾路線。他們就是采取這條群眾路線，全國都參加了這場搶救工作，包括電台、電視，報紙，每天每隔數小時就播送有關的消息，每人都關心這件事。在醫院外，數以千計的人們隨時在等待捐血、獻皮。他們提出各種治療意見，這些意見雖然並非出自專家之口，但往往比專家的意見更寶貴。同時，對院內的專家表示了鼓勵和支持。

有一次，我被邀請到上海去看一位病人，我當時想：“唔，我的工作至少是受到重視了。” 所以我說：“好，我樂意去的。” 他們用車送我到機場時，我看到在機場裏已經有三四十位醫務人員在等著了，他們都是去看同一位病人的。我想，這一定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我到上海後，看到的當然是位重要的人，他是位工人。在中國，工人是重要的。在上海，我遇到三四百名醫務人員，他們包括懷有各種專長的人才，每一個人都可以作出多少的貢獻，雖然有些貢獻得很少，但我們大家都可以學。病人由於疼痛、發燒等病情引起胃口不好，於是從飯店送來了高蛋白質食物;同時在各方麵的幫助下，病人在政治意識上感覺到他必須康複起來，他有這樣的責任。所以，他終於吃食物了，而病也逐漸好轉起來了。現在，這位病人已回到煉鋼廠工作。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單在於這位煉鋼工人獲救了，更重要的是，群眾參與了搶救工作。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上海，一個姓黃的工人，在工廠工作時手腕前截因意外事故被切斷了，他被送到上海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縫好了傷口。與此同時，工廠裏的工人們拾起受傷工人的斷手時，覺得它仍然柔軟、溫暖，指頭還可以動，他們立即把斷手包好，趕到醫院去，向主管醫生說：“這手看來很好，不好好地利用它真可惜，你可以把它接上嗎?” 這對醫務人員來說，是一個挑戰，但他並沒有忽視這個要求。

工作接下來了，很多醫務人員都來參加救治工作。還有很多人來學習，經過交流研究，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去，傳授這些技術。在我離開中國之時，中國已經成功地接駁了二百多個四肢和手指，其中手指是比較困難的，目前世界上還隻有中國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國家。

一九六五年，我在英國作了個斷肢再植的講座，同時放了一套電影，如果不是親眼看到電影，我想他們不會相信。他們問，為什麽中國人做到的，我們不能呢?是不是中國人的眼力好，有耐性，或是其他原因?我想正確的答案是：因為有毛澤東主席的領導!聽來不容易明白，但它是真實的。一個接駁手指的手術，需十七個小時的一個極度集中而細致的集體工作，若其中一條靜脈或者動脈阻塞了，就要再多花七個小時，把它重新駁通，這樣就總共要花二十四小時了。

究竟這種忘我精神是從哪裏裏來的? 他們不是為名，又不是為更高的薪酬，他們為的是什麽？他們的努力，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是為人民服務，是為了新中國的未來而作出的。這種目標又從何而來呢?——是從毛澤東思想來的。在中國，很多很多中國人就是這樣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真正的要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而努力工作。而這件接駁手指的手術不過是這種精神的一個例子!

我想講一點有關文革的意義和發展。正如我上麵談到的，奪取政權不是最困難的，蘇聯有過，其他國家也有過，中國也有過，最困難的是如何使這個社會主義的革命進行到底。在蘇聯，這個革命慢慢地停下來，而且發展到了它的反麵。誰能保證在蘇聯所發生的事情不會在中國發生呢?  中國人民，尤其是領導人都很關心，因為他們重視修正主義的危險性，著意反修防修。

我明天要到中國去的另一個目的，是想了解目前中國的狀況，我不想耽誤大家太多寶貴時間了，如果大家有什麽問題，我們一起討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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