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新中國工人隊伍是如何被下崗的!
很早以前有一個叫《打氣兒》的小品，其中有一段台詞如是說：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誰都能一帆風順呢，誰這輩子還不遇上點事呀。你就那我來說吧，十八歲畢業，我就到了自行車廠，我是先入團後入黨，我上過三次光榮榜，廠長特別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組長，領導一跟我談話，說單位減員要並廠，當時我就表了態，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下崗意味著失去工作，意味著衣食無著，意味著迷茫與不安，有多少人會主動要求下崗？還有，一個多次上光榮榜，被廠長器重的人才，如果真為國家著想，應該留下來幫企業度過難關。怎麽還主動要求下崗，甚至以此為榮呢？勞模下了崗，留下來的都是什麽人？領導的七大姑八大姨？還是整天喝茶看報的閑人？所以說：這段台詞不僅讓下崗職工心裏不舒服，還有很大的硬傷。
自從改革開放以後, 執政當局有預謀有計劃地要想解散這支有幾千萬產業工人組成的隊伍, 那時稱之為工人階級, 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級。為了達到解散的目的, 前後化了幾十年的時間。 先是開足宣傳功勢造謠抹黑這批人是吃"大鍋飯", 國企是養"懶漢"的地方。在行政上實行黨政分開, 廠長領導一切。在經濟上停止政府撥款, 轉而要求去銀行貨款, 但國家照收稅, 不給優惠。政府出台的優惠政策全傾向於外企, 合資和私企, 逼迫國企經運不下去。然後工人們被迫下崗, 買斷工齡流向社會........一支隊伍解散了。
曾經的下崗潮前前後後經曆了幾十年, 終於到九十年代達到了高潮。時間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將近幾十個春秋過去了。隨著光陰的流逝，這個曾經光榮的為新中國的工業建設付出了全身心血的一個偉大的散發著蓬勃青春年華的鮮活群體正日漸衰老，有的人年過半百，依然忙碌於社會底層，掃大街、賣饅頭、踩三輪……每日起早貪黑，補貼家用；有的人退休在家，撫養孫輩，替工作在外的子女盡點綿薄之力；有的人貧困交加，不堪重負，身患絕症，英年早逝……有人曾說：“幸福的人都是一樣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如果采訪社會底層的下崗職工，他們的人生經曆或許不同，但基調會有非常相似的經曆。
據2000年、200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記載，1995-1997年國有單位職工人數變化不大，分別為10955萬人、10949萬人，10766萬人。但從1998年開始，人數就開始暴跌：1998年，8809萬人；1999年，8336萬人；到2002年，這項數據已經滑落至6924萬人。6年間，國有單位職工減少將近4000萬，其中大部分是因為下崗潮。與此同時，城鎮集體單位職工人數也呈大幅下降之勢，從1995年的3076萬人變為2002年的1071萬人，減少2000萬。下崗人員增多，城鎮登記失業率攀升，1995年2.9%，2002年4.0%，需要注意的是，這隻是城鎮登記失業率，不是整體的失業率，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馮蘭瑞認為：如果再加上城鎮新增長勞動力、農民工等，“九五期間”，失業率可能達到21.4%，一個驚人的數字。
下崗潮，是許多職工做夢都想不到的。計劃經濟時代，能夠成為國企職工，端鐵飯碗，是數億農民夢寐以求的事情。一個人在國企上班，好比進了保險箱。生病了，去職工醫院就診;子女長大了，去子弟學校讀書;冬天天氣冷，有職工澡堂；無聊了，廠裏有電影院。幹了幾十年，身子骨不行了，退休後，子女可以繼承父輩的職位，哪天駕鶴西去，單位還得派幾個人，幫著料理後事。工資不高，但福利很高。
但這是人類曆史上的首次, 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如有些單位內部等級森嚴，排資論輩的現象比較普遍。有些人因為吃"大鍋飯"，平均主義盛行，加之沒有失業的危機，效率不高，人浮於事的事也會存在。但要說工人階級本性懶惰，那就有失偏頗了。可以加強管理不斷改進的。雖然有不少不足之處, 但這群人活得很有尊嚴, 真正當家作主為國家建設作出了貢獻。本來按照政府約定，國家終身雇傭工人，中途不能辭退，可就是被強行下崗潮了!
為了忽悠這群工人, 執政當局找到了很多說辭, 比如效益低下? 人員太多? 產能過剩?。。。。。。1998年11月，朱鎔基到遼寧考察工作，聽取省委匯報後，曾假惺惺地說：“我為什麽對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三年脫困有信心呢？因為現在我作為總理，要死死地把住不許重複建設這個關。” 市場需求就這麽多，但為了政績，為了升官，許多地方領導盲目批項目，擴大產能，致使供給嚴重大於需求。地方是聽中央的, 政府的免稅政策給了外企合資和私企, 而且大量鼓勵引進外資, 目的就是為了擠走國企。更重要的是沒有全局統籌計劃"摸石頭"亂來。結果如1996年，全國彩電生產能力3000萬台，每年銷售量不超過2000萬台，電冰箱、汽車的生產能力也閑置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又如一個潞安礦務局用世界銀行貸款，建了常村煤礦，花了幾十億，1995年剪彩，到1996年底都沒有開動過。產能過剩，加劇市場競爭，使許多國有企業生產閑置，員工無活可幹。賣不出產品，自然就掙不到錢，企業的效益便大大降低了。
再加上技術設備落後。建國初的、民國的，甚至晚清的設備依然在使用，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大部分利潤上交國家，沒有資金更新設備。改革開放後效益不好，負債沉重，工資都難發，設備就更難顧及了。因此，資源消耗高，產品質量差等問題便應運而生。90年代，中國機床行業的技術水平，隻相當於國外70年代的，數控機床比例很低，不到10%。上海國有企業集中，曾是出口的主力，產品質量最好，可在90年代初也因為技術設備的落後，逐步處於劣勢。
到了90年代末，許多國有企業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的曆史了，時間一長，退休職工就多，他們的養老費用當然得單位出，人家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總不能嫌別人老，就棄之不顧吧。還有之前提到的，企業辦社會，要花錢供養非經營人員，還有醫院、學校、電影院等機構，這又是一筆沉重的開銷。據當時的調查表明，國企非經營費用支出占管理費用支出的40%。高福利，背後是高支出，在工廠效益不佳的時候，無形中成為了負擔。福利和工資一樣，一般隻能加，不能減，你要是提出減少福利，使員工利益受損，容易引發不滿，成為眾矢之的。
同時又遭到私企、外企、進口商品的衝擊。相比於國有企業，私企、外企出現在中國的時間並不長，他們沒有這麽多退休員工，不用經營醫院、學校，而且用工成本較低，可以雇傭較多廉價勞動力，甚至開“血汗工廠”。辭退員工也相對容易，幹得好就上，幹不好走人，非常現實。
經過十幾年發展，1980年至1997年，個體企業工業總產值由1億元增至20376億元，其他經濟類型企業工業總產值由24億元增至20982億元，199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總數為113722億元，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了，這些企業的壯大自然會威脅到部分國企的市場份額。還有就是國外商品的湧入，1992年，因為大搞基本建設，鋼鐵價格猛漲2-3倍，國內的鋼企個個賺的盆滿缽滿，可惜美好的事情總是短暫的，國外鋼企見有利可圖，紛紛湧入，供過於求，價格又猛降，不用說，緊隨而至的就是國企虧損以至倒閉。
讓工人下崗的時機到了。在199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當時的總理朱鎔基裝模作樣一副"良相"的麵目在做總結講話，他分析了三大行業的冗員情況。首先是煤礦行業：“我記得統配煤礦是360萬人，頂多有120萬人就足夠啦，多了240萬人，人工成本占噸煤成本的三分之一。” 然後是鐵路係統：“鐵路係統現在也是虧損的一塌糊塗，去年虧損100億元，也是因為300多萬人有100多萬人就夠了。” 最後是糧食係統：“糧食係統更不得了，現在有400多萬人。前幾天，我請了國家糧食局的一些老同誌來座談當前的糧食問題。大家都感到過去300萬人，現在400萬人，減一半都沒有問題。” 冗員多，意味企業要付出更多的人工成本，削弱了競爭力。但在國企，隻要人家遵紀守法，你就得終身雇傭，裁員是極其困難的，畢竟得罪人的事情。
此外，再加上原材料價格上漲，會計製度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內部監督機製、職業風險機製缺失，領導貪汙腐敗，地方政府盲目決策，經營、管理觀念不適應市場經濟等原因，國企經營更加困難。不巧的是，隨著泰銖貶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鄰國紛紛口吐白沫，一片哀嚎，中國出口嚴重受挫。種種原因，致使國企連年虧損，債台高築。1990年虧損348.76億元，1995年虧損540.61億元，實際資產負債率高達85.15%，。
原本國有企業由財政撥款，1983年改為從銀行貸款，由於經營不善，貸款不斷攀升，還本付息能力差，貸出去的錢銀行難以收回，一些領導適應了撥款的日子，根本就沒有還錢的打算。可銀行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儲戶來提款，你得有錢給人家。今天這家企業還不回來，明天另一家企業又還不回來，不良債權的數量如此龐大，極易導致金融危機，若是真發生了，老百姓的畢生積蓄又找誰討要呢？
解決的方法就是讓工人們下崗。改變幾千萬工人的人生的大量下崗潮終於到了收尾的階段了。最後必須殺出一條血路來才能搞私有化! 頭頭們考慮到如果坐視不理，任憑國企繼續虧損，情況將持續惡化，最終難以挽回。可如果搞兼並、破產，違背之前的契約，讓職工下崗，也會產生諸多問題。國企職工曾為國家做出過貢獻，現在遇到困難了，就將其解雇，於情不合，過於殘酷，企業效益不好，責任並不全在職工；社會保障體係不健全，養老問題如何解決？下崗以後，失去生活來源，靠什麽活下去？如果在上海、蘇南地區，可能還好點，要是在東北，或者內地的落後地區呢？能夠給下崗職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嗎？十幾年前，兩千萬知識青年返城，他們集會、抗議，高呼要工作、要吃飯，場麵令人動容，如今幾千萬職工下崗，上有老下有小，正是最需要錢的時候，失去工作，他們會做出什麽樣的事情？犯罪率會提高多少？
還有，企業平時並沒有給員工發放足額工資，現在要辭退，就得給予補償，3000多萬人，為國家效力幾十年，1998年，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費性支出4331.61元，假設每人補償2萬，不算多，算出來總和就是6000多億元。然而，1996年國家財政收入不過7407.99億元，而且90年代以來，財政年年赤字，入不敷出，教育、國防、經濟建設等方麵也需要錢，所以補償款恐怕給不了多少，中間要是再來點貪汙腐敗，到手的就更少了。
最終，還是選擇了後者，“犧牲一代人”，根據“抓大放小”的原則，通過拍賣、承包等方式，將國有中小型企業轉為民間經營，國有經濟控製國民經濟命脈，其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製力，而不是比重。於是一家家外資的合資的私人的企業集團成立，一家家不景氣的國企工廠改製、破產。改製後，職工下崗或買斷工齡，領取部分資金，相當於遣散費，黯然離開工作多年的單位，“以廠為家”，成為一個職工家庭永遠的回憶。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現象令下崗者深惡痛絕，一個是貪汙問題，比如本來要給每位員工補償4000元，領導一看，有利可圖，便對員工說：上麵隻給了2000元。中間2000元進他們的腰包了，下崗人數越多，賺得越多。還有就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幹了這麽多年，驀然回首，自己下崗了，工廠卻被賤賣，成為廠長個人的。1998年6月5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河南沁陽企業：差的送好的賣。”次日，朱鎔基總理還忽悠批示道：“請嵐x、邦x、家x同誌閱。並請馬忠臣同誌一閱。把國有企業改革的莊嚴任務，簡單化為“賣企業”，而且是半送半賣，還美其名為“改革”，這股風也不知是從哪裏刮來的。要煞一煞才好，否則將直接幹擾當前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工作。“ 這股風不是中央刮下來的嗎?
有一支歌叫“從頭再來”! 隻不過“從頭再來”？昨天所有的榮譽, 已變成遙遠的回憶,
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 今夜重又走入風雨, 我不能隨波浮沉, 為了我致愛的親人,
再苦再難也要堅強。隻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夢就在, 天地之間還有真愛, 看
成敗人生豪邁, 隻不過是從頭再來。
沒錯，人們都聽過，是劉歡的《從頭再來》。對於這首歌，人們褒貶不一，有人覺得振奮人心，確實能夠鼓舞鬥誌；還有人聽後，認為“隻不過”三字把再就業說的過於輕鬆，現實中困難叢叢，哪有這麽簡單。下崗後，飯碗沒了，家庭收入迅速下滑。1997年10月-11月，江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曾對南昌市下崗職工進行調查，發現490多人中，45.7%月收入低於120元，30.4%在120-200元之間，14.9%在201-400元之間，大部分屬於低收入人群。
1999年，中國人口高達12.59億，數量多，就業壓力大，許多職工下崗的時候，已經四五十歲了，小時候隻讀過小學或者初中，沒知識，沒一技之長，年紀大，幹體力活也力不從心，這樣就很難找到工作。回家後，看著父母重病在床，沒錢醫治；小孩吃一個星期爛菜葉，天天哭喊，就覺得自己很無能。在生活的重壓下，有的職工變消極、悲觀，甚至自暴自棄，帶著全家自殺。當然，如果有知識、技能、能力、關係、門路，下崗後日子過得不一定差，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1999年，一份對多地下崗職工的調查顯示：“（下崗工人）80% 一90% 是進人社會職業聲望較低的傳統零售、服務業,以及過去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苦髒累崗位或臨時就業崗位。”相比於同樣條件的男性職工，下崗女職工就更加艱難了，她們連苦力都幹不了。2003年《中國改革》也刊載了一篇調查報告，李培林先生對東北撫順、本溪等四座城市下崗職工進行調查，其中42.6%的人認為當前社會很不公平,37.7%的人認為太不公平，至於家中的主要困難，除了吃飯，依次是：子女教育費太重，有病看不起，養老沒著落，以及住房、冬天取暖、穿衣等問題。
經過下崗潮的衝擊，下崗職工對小孩的教育問題更加重視，他們不想子女重蹈覆轍，整天累死累活，非但掙不到什麽錢，還受人白眼。本世紀初期，高考人數連年增長，2008年超過1000萬，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背後寄托了多少家庭的殷切希望。雖然高校擴招了，可中國的教育資源畢竟有限，何況省份之間還不公平，不是人人都可以考上的，要想有競爭力，還得買教輔、到老師家補課，這又是一筆開支，就算考到了，也不一定交得起學費。
2006年，吉林大學一個團隊走訪了200多位東北下崗職工，以下是部分受訪者的回答：
“我們現在要求不高，能買米能買油，粗茶淡飯餓不死，就行了。”“能實實在在給點錢就啥也不說了。”
“我們這好多兩人都下崗，孩子都像你們這麽大都上學呢。……我，晚上出去撿破爛去，白天賣了五塊錢，夠嗎？這孩子生活費在哪出？我們家姑娘上大學呢，爺們還有病。白天出去撿怕人笑話，晚上出去，…欠水費，卡我電。……這法律應該欠水卡水，欠電卡電，現在卡著你老百姓，一個禮拜沒有電了。”
“……現在富的太富了，輕輕鬆鬆好幾百萬，窮的太窮了。以前大米八毛一斤，現在一塊多一斤，什麽買時都得尋思尋思。買菜一個月真是啥菜便宜買啥菜，肉是半個月吃一回……。”
“有時都不想活了啊。沒有生活來源呀……你就等著餓死，……這下崗那下崗，飯都沒有吃的。孩子大了上學你能不愁嗎？現在供個大學多少錢，掙多錢的孩子能上學，當父母的沒能耐的，孩子大了將來上學不就完了嗎？現在孩子上學交學費咱父母都累，別說上大學了。對不起孩子啊，孩子以後咋整？……”
“現在招工，要去一個月400到500塊錢，真都不如低保，采暖啥的還能給你免了，農民工幹這活行，他不用考慮（采暖費，水電費，子女教育費等）……現在老板太黑，人有的是，400一個月你幹不幹？你不幹，農民工幹。就這價，農民工幹也不容易。”
“現在吧，有門道不下崗，一個月好幾千，咱這樣一分錢沒有，你有本事，有技術沒有用，老子英雄兒好漢，你爸爸厲害，你啥也不用幹。
青年下鄉，中年下崗，一個人無法選擇出身，也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在曆史的洪流麵前，大多數人就像一粒沙子，被風浪裹挾著，漂來漂去，想要掙脫，又無可奈何。多年後，某個黃昏時分，翻出那本發黃的下崗證，看看鏡中衰老的容顏；回首曾經的曾經，逝去的年華，沒了當初的焦躁，多了份風浪後的沉著。2011年，一部電影登上熒屏，叫《鋼的琴》，講述的就是下崗職工的故事。男主陳桂林，本是位鋼鐵工人，下崗後迫於生計，組建了一支婚喪樂隊，奔波於各大紅白喜事現場。在陳桂林原先工作的廠區裏，有兩根煙囪，非常高大、壯觀，是廠裏的標誌性建築，“以廠為家”的年代，職工們隻要一抬頭，就能看見它們，久而久之，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可如今，工廠不行了，煙囪也要被清除。爆破當天，原來的職工們聚在一起，久久凝視，戀戀不舍。煙囪的消失，意味著時代的終結。對此，廠裏的老工程師說：
“在有的人的眼裏，它是成長的記憶，在有的人眼裏，它是回家的坐標，在有的人眼裏，它就是兩根煙囪。可是在我的眼裏，它就像一個被我遺忘許久的老朋友。當有一天聽說它要走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他一直就在我的身邊。我不知道是該竭力地挽留，還是該默默地看著他離去。突然有種莫名的憂傷。似乎覺得有話要說，可又不知道說些什麽。時光荏苒，社會變革，如今為了時代的進程要求他們離開，我們總要試著做點什麽。如果我們成功，他將會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如果我們失敗，他將會成為一段美好的記憶。”
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成果"! 這"成果"的路上灑滿了新中國幾代工人階級的汗水, 血液和生命! 再加上腐爛的肉體和滿地的屍骨!
中國的現狀就己證實。雖說還有幾個大的企業稱為"國企", 這是中國執政黨這個中國最大"資本家"掌控的企業。那些所謂"國企"的頭頭個個不都是大資本家每年拿幾百幾千萬, 而工人拿二,三千一個月。
那時的國營工廠的工人和廠領導的工資差不多, 有些技術工人還多一些。不可比也不能比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製度。在此立場上看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就會產生不同的看法。
就如本文開頭的小品中的那個先進工人說的, "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走資派上台後為什麽要打著紅旗反紅旗呢? 台麵上讓那些工人"替國家想", 私底下咬牙切齒惡恨恨地"滾吧"。這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真正目的! 當時的工人們還天真地夢想著"我下崗"了政府還會管我們的, 但下崗了意味著什麽隻有那幾代下崗工人自己知道。
開放到什麽程度呢?
且以當時中國工業外資比例與外國人控製程度這個指標來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即可以看到。
抗日戰爭前夕，外資控製著大約42%的中國工業資產。當時外資企業生產了中國60%以上的煤炭、86%的鐵礦石、80%的生鐵、88%的鋼以及76%的發電量;即使是在中國民族資本最強大的工業——棉紡織工業中，外國企業也擁有54%的紗錠和44%的織布機;外資還控製著中國造船工業和各種輕工業(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煙和飲料)一半以上的產量、73%的船舶噸位以及公用事業的大部分;中國的銀行業、保險、外貿則更是由外資主導著。
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麵野蠻侵略……
開放=發展，私有化=開放，改革=私有化……
事實果真如此嗎? 曆史果真如此嗎? 邏輯果真如此嗎? 看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的中國，比今天的中國更開放。 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麵野蠻侵略…… ，誰還願意繼續堅持“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前提”的說法而沒有興趣再做一點深入的思考?
新中國一個新興的大國要崛起，勢必會被世界的統治者擔心，新中國建立後隻有用非常規的手段，迅速發展起能抵禦外敵的工業，才能保證這個國家的獨立和完整 。
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在當時調整了重工業的比例，一定時期內造成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給不足，這與刻意設計成掠奪民財為特殊團體謀利有本質的區別 。在前兩個五年計劃時期 中國的重工業是如何驚人發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