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廢黜華國鋒而設的廢除終身製!

鄧小平為廢黜華國鋒而設的廢除終身製!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報告。1983年7月2日和1987年7月1日，《人民日報》兩次 在頭版頭條全文刊登這篇政改宣言，以紀念黨的生日。

然而，這篇“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獻”至今都沒有實行。

2014年8月21日，前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 革研究室研究員吳偉在《金融時報》撰文《鄧小平“8·18”講話的台前幕後》認為，鄧小平這篇講話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不是向全黨作政治體製改革的動 員，而是要“解決華國鋒的問題”。

鄧力群和趙紫陽的回憶都可以佐證。

當然，促使鄧小平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還有另外一個因素，這就是他對毛澤東的文革進行徹底否定。製度的改革後來因國內政局和東歐動蕩，這篇講話被停止宣傳。

到了1986年，當經濟體製改革大潮受到政治體製阻礙 時，鄧小平又提出政治體製改革。但鄧這時所說的政改目標，已經不再是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問題，而是所謂“活力、效率、積極性”。

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對中國政治體製中的“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進行了嚴厲 批判，首次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問題，史稱“8·18”講話。這篇講話，後來被中共十三大尊為“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也被黨內外的主 流學者們奉為研究鄧小平政治體製改革思想的經典。

鄧小平為什麽要作這樣一個講話？他此時作這個講話出發點何在？為什麽鄧小平講了話以後，政治體製改革在此後多年卻沒有下文？這些問題，需要仔細考證當時的曆史背景才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講話的兩個背景：解決華國鋒問題和對毛澤東遺留下的體製遺產的否定!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高層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一，在思想理論上，經過真理標準大討論，和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 工作務虛會等一係列會議，“兩個凡是”在黨內越來越沒有了市場，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取代了“兩個凡是”，成為黨的 指導思想的主流；

第二，在組織格局上，經過“解放思想”和破除個人迷信的大討論，華國鋒作為“英明領袖”的光輝形象已經越來越暗淡，以他為首的被稱為“毛 派”的力量也在逐步退卻，失去一個又一個重要崗位。而鄧小平和在黨內已經重新站穩腳跟的元老們開始了自己的人事布局，這其中，在農村改革中作出顯著成績的 趙紫陽、萬裏調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就是最明顯的標誌；

第三，當年由於毛澤東的支持，華國鋒一人擔任了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個黨和國家的最 高領導職務。隨著鄧小平和重返政壇的元老們在中央的政治砝碼越來越重，這種情況就顯然不能再繼續被他們所容忍了；

第四，就在華國鋒一派的力量逐漸失去其在 中央的主導地位之後，原來的經濟政策麵臨著調整。相應的，主持中央日常經濟工作的人事，主要是國務院方麵的人事，也必然會麵臨重大調整。

正是由於這些因素，華國鋒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已是不可避免。

現在回過頭看，華國鋒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是鄧小平在組織上“解 決華國鋒問題”整體布局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

為了在這個問題上得到全黨，特別是黨的高層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為了給華國鋒等人施加一定的壓力，這個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鄧小平這篇《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才會應運而生。

這篇講話的主要起草者，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鄧力群，在其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對該篇講話的背景有過一大段回憶，他明確地說：“小平同誌的這篇講 話，其實質是針對華國鋒的，為華國鋒的下台做準備，尋找理論根據。我們當時沒領會到這點。從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沒和我們講。”

“這篇講話當時是由華國鋒領導的 政治局通過的。華國鋒看沒看出講話的實質，不得而知。其他人對此隻是當做一種專論來對待，反應也不敏銳、不強烈，這裏的內容與現實有什麽關係？究竟要解決 什麽大問題？好像沒有人發表這方麵的意見。過了若幹年，著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時候，趙紫陽抓這件事，胡耀邦也抓這件事，才對這篇講話予以重視，成為他們 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理論根據。”（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後來，繼華國鋒之後擔任總理的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曾經談到：“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 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 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趙紫陽：《改革曆程》）

鄧力群和趙紫陽的這些回憶都表明，鄧講這篇話的首要目的，並不在於要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而是要“解決華國鋒的問題”。

當然，促使鄧小平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還有另外一個方麵的因素，這就是他對毛澤東所遺留下的體製遺產，對文革徹底否定的深刻思考。

遺憾的是，鄧小平這次談話，並沒有收入《鄧小平文選》，也沒有在官方媒體上正式公開過。至於為什麽沒有公開，也許是他忘記了，也許是他在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之後，對“資產階級民主好的東西要大大發揚”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到：在鄧小平醞釀起草《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篇講話的時候，中央“正在起草總結文革教訓的文件，即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全黨深感鄧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李維漢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 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了。”（見趙紫陽《改革曆程》）

因此，在為了“解決華國鋒問題”這個背景之外，也可以把鄧、李的這次談話看做是鄧小平作《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篇講話的另外一個背景。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在其發表後至今的三十幾年中，人們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和解讀，鄧小平當時作這一番講話，其目 的，至少是主要目的，不是在於向全黨作政治體製改革的動員，而是在於解決當時中央的組織人事格局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針對華國鋒，給華國鋒施加壓力 的。

對於一些研究者至今仍在有意或無意地突出講話的反對封建主義背景，認為這是鄧小平的重要改革遣產而閉口不談“解決華國鋒問題”這個更直接、對當時的中共高層更有現實意義的背景的做 法，是不真實的的。而事實上鄧小平沒有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  但實際權力在他一人之手行更封建更臭的垂簾聽政之實,  又被稱為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和國家憲法之醜陃歪理還能說是鄧的功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