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轉載》博士論文：合作醫療與赤腳醫生研究（1955—1983）(1)
作者：李德成/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指導教師：高力克教授
2007年6月6日
摘要
農村合 作醫療興起於20世紀50、60年代農業合作化高潮時期，它是一種在村莊範圍內，實現健康人群與生病人群互助救濟的醫療衛生保健製度，它為解決我國農村地 區“缺醫少藥”的落後麵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建國初，國家衛生狀況十分糟糕，整個國家缺醫少藥，農村更是如此；而且，當時國家由於經濟發展及財力的限製， 醫療保障隻惠及城鎮居民，廣大農村居民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自發地創建了合作醫療這種醫療保障製度。由於合作醫療製度的實行和推廣，以及“赤腳醫生” 對合作醫療的忠實執行，大大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提高了農村居民對基本醫療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和可得性，顯著改善了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被一些國外專 家讚為“開創了發展中國家人口大國較好地解決了農村問題”的“中國模式”。但是，80年代後，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合作醫療紛紛解體，大多數地方的農民又 回到自費看病的老路，造成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因病致貧的不良後果，嚴重影響了農民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地區的發展。今天，在新一屆政府的重視下，新型農村合 作醫療正在推行，對過去合作醫療發展的曆史經驗進行總結，有利於新型合作醫療製度的健康發展。
2、研究的意義
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不受傷害，而且還是生理、心理、和社會幸福的完好狀態。[1]而這一理念成為一個常識，得益於世界衛 生組織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不懈宣傳與倡導。今天，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健康還是人們的一項最基本的權利，健康權是人的最基本的人權。在全球化衛生改革呼聲日 益高漲的今天，中國9億農民的健康服務和健康保障問題，已經引起政府高層的極大重視和有識之士的關注。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赤腳醫生及農村傳統合作醫療的研 究應當有其重要意義。
赤腳醫生及合作醫療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創舉。其孕育於中國的鄉土文化中，誕生計劃經濟體製時期的二元結構社會，又受特殊時期政治運動的推動，曾一度遍地開花，為新中國醫療衛生防疫事業和和農民衛生保健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的人口絕大部分生活在農村，毛澤東曾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可以大有作為。但由於曆史等諸多原因，這裏又是資源特別匱乏，問題特別集中的 地方。因此，中國農村中農民的健康保障問題是一個跨世紀的難題。但是，在20世紀中期，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對農村社會進行了巨大的改造，使世世代代在 艱難困苦中奮鬥的中國農民，尋找出了一種解決自身健康保障難題的方法：創建出了合作醫療製度。農村社區傳統的鄉土文化為農民構建這一製度提供了巨大的支 持。由於當時特殊的曆史背景：城鄉有別的保障體製、國家經濟的落後、領導人物的“天下大同”構想、政治運動的推波助瀾，使合作醫療在全國得到普及和推廣。 而合作醫療製度的忠實執行者—赤腳醫生，則是農村基層社會不脫產的一支醫療和預防保健隊伍，這批人絕大部分來自農村，自小也生長在農村，是農民的一分子， 他們為農民服務，無怨無悔。他們在國家經濟十分落後的狀況下，為新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和廣大農民的健康保障做出了巨大貢獻，值得人們去為他們樹碑立傳。
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是中國醫療衛生史上重要的一頁，在世界醫療衛生文獻寶庫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上個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國為數眾多的農 民有了一種最基本的醫療保障。雖然那時的合作醫療還很不完善，赤腳醫生的醫學知識和技術也較欠缺，然而農民的健康畢竟有了一種初等的卻是很寶貴的保障。因 此，赤腳醫生在中國醫療衛生服務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另外，在當時國家百廢待興、經濟十分落後的情況下，在如此大範圍內短期培訓出如此數目浩大的醫療衛 生隊伍，以如此低費用覆蓋了如此巨大的人口，在世界曆史上可謂空前絕後。因此，國際衛生組織和衛生行業的人士對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及赤腳醫生現象大為讚 歎、感慨！並被視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範例。”[2]還被譽為成功的“衛生革命”。[1]所以說，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在世界醫療衛生服務寶庫 中應當占有一席之地。對其研究不但具有曆史意義，還具有世界意義。
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出現除了一種政治催生和現實需要外，必然會有其社會文化背景和大眾心理基礎。比如華北、西北農村在農忙季節存在普遍的變工現象：即農 業生產中的互助合作，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以“互助共濟”為原則，可以說就是依托了這種文化背景。這種互助合作習慣的長期存在，使人們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不 斷發生變化。確切的說，改變了一家一戶分散、封閉的生活勞作，改變了相互間“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密切了彼此的聯係。農村合作醫療作為一項合作事業能在 短時期內得以迅速發展並得到農民廣泛的接受，應該和這種文化背景是分不開的。
再次，對合作醫療製度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其中張自寬 的分析比較係統和全麵，他認為，合作醫療製度的推行對農民的衛生保健發揮了很大作用。第一，利於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促進了農村計劃免疫、健康教育、 婦幼保健、愛國衛生運動的落實，使許多傳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製。第二，在較短時間內，建立和普及了農村基層衛生組織，培養了一支數以百萬計的農村衛生 隊伍，形成了低成本、廣覆蓋的衛生保障機製，使廣大農民群眾都能就近得到基本的初級衛生保健服務，患了病的農民也能得到基本的醫療保障，大大增強了醫療衛 生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第三，顯著改善了中國農村缺醫少藥的麵貌，大大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2]錢信忠也認為，合作醫療使“農民治病有了保 障，避免了因病致貧”；“使農村防疫、婦幼保健落到了實處，避免了重治輕防；”“促進了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的發展”等。[3]智勇則認為，農村合作醫療對農 村社會的影響是多方而的，“通過創辦這樣一項合作事業，會促進一種平等、互助的雙向社會聯係，加強農村社區的內聚力和自然調控力，改變小生產者與生俱來的 自私自利的觀念，淨化社會空氣。[4]
第四，對合作醫療衰落的原因，學者們不僅從經濟、社會環境，而且從政策導向和製度本身的缺陷進行了有益的探討。謝聖遠認為，“現存的合作醫療製度框架，雖然不能說是計劃經濟體製的必然產物，但卻可以說計劃經濟為其提 供了必要的製度環境，而市場機製的確立則是其崩潰的根本原因。”汪時東，葉宜德則認為，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集體經濟在許多地方削弱甚至解體，合作醫療失去了主要的經濟來源。
（二）對赤腳醫生的研究
赤腳醫生是指中國農村人民公社時期， 生產大隊中不脫產的初級衛生人員。他們是受過一定時期培訓，具有簡單醫療衛生常識和技能、仍持農村戶口的基層衛生工作者。一般是就地取材，從行醫世家子弟 和回鄉知識青年略懂病理醫術者且階級成分較好的人中挑選，集中到縣醫院或衛生學校、鄉衛生院等機構進行短期培訓，然後回到所在生產大隊，一麵參加農業生產 勞動，一麵為社員防病治病，並進行衛生防疫和計劃生育等工作。屬於半農半醫的職業身份，是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執行者、承擔者。對方便農民就醫，改善農村醫 療條件、開展防疫工作、提高農民健康，起到積極的曆史作用。由於他們生活在農民中、本身也是農民，所以被親切地稱呼為“赤腳醫生”。1985年後，改稱為 “鄉村醫生”。
赤腳醫生可以說是合作醫療係統裏麵的一個子係統，合作醫療是一種製度，而赤腳醫生則是該項製度的忠實執行者。據介 紹，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製度類似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倡的“適宜技術”（即ARI、DRT）。這些寶貴經驗，己被WHO吸收、總結進了著名的 “阿拉木圖宣言”。1994年9月10日至25日美國基督醫學協會的90位誌願醫護人員從在四川宜賓地區鄉村診所進行義診。這次行動被稱為“赤腳醫生”計 劃，目的是在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為農村診所培訓醫護助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由此又從人們記憶深處走出，與合作醫療同熠生輝，成為人們的研究對象。所以在研究合作醫療時必然要涉及到赤腳醫生，但是在眾多研究者的研究中卻好像忽視了這一點，以至於對赤腳醫生的研究似乎顯得比較薄弱。
1、“文革”時期對赤腳醫生現象的研究和宣傳、報道
“赤腳醫生”這個名詞的出現比“合作醫療”這個詞要晚得多，正式出現的時間應該是在1968年，以前叫做“半醫半農”，其最早出現於《從“赤腳醫生”的 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告》這篇文章裏。這是一篇關於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情況的調查報告。文章一開頭就寫“‘赤腳醫生’是 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醫半農衛生員的親熱的稱呼”。[1]1968年9月14日，毛澤東主席親自批準發表了這個報告後，“赤腳醫生”這個名詞迅速紅遍大江 南北，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王桂珍則被看作“赤腳醫生”第一人。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 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上，以《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製度》為題，刊登了一篇報道，將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實行合作醫療的情況以及北京郊區黃村、良鄉 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幹部、醫務工作者的座談意見在報上發表，以征求意見，展開討論。
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和湖北省長陽 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的兩篇報道的發表，以及毛澤東主席的批示，對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此後，有關赤腳醫生的宣傳和報道在文 件、書籍、雜誌、報刊、廣播裏大量湧現，赤腳醫生先進人物（如王桂珍、覃祥官等）的事跡還多次搬上銀幕。電影《春苗》就是以赤腳醫生第一人的王桂珍為原型 拍攝的，電影《紅雨》主題歌《赤腳醫生向陽花》中“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至今仍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1969年，赤腳醫生遍布祖國的山山 水水。廣大人民群眾也都習慣以“赤腳醫生”來稱呼和泛指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服務人員。
[1]《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汽報告》[J]，《紅旗》1968年第3期。
上世紀70年代，“赤腳醫生”模式曾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衛生官員的極大興趣。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一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 生”模式為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據統計，到1975年底，我國農村的“赤腳醫生”數量己經達到150 多萬，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390多萬人。[1]隨著農村集體合作醫療的解體，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 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到此“赤腳醫生”的曆史也就結束了。這以後，中國百萬“赤腳”大軍轉行的轉行，退休的退休，也有的仍繼續以“赤腳醫生”的名義 行醫。
從赤腳醫生的出現到80年代初期，對赤腳醫生的研究主要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宣傳和經驗介紹，特別是在介紹先進人物的主 要事跡方麵報道很多，如他們如何“為人民服務”？如何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如何當好一名赤腳醫生？另外，對赤腳醫生的選拔、教育和培訓方麵以及赤腳醫生與 病人的關係方麵也有較多的介紹。但這些也是與政治宣傳緊密聯係，缺乏對人物的多維視角分析，更沒有將一個人的命運和時代的命運連在一起的；而且主要是對赤 腳醫生個體的一些報道，對赤腳醫生這個群體的研究更是缺乏。當然，這些宣傳和報道同樣為後來的研究者留下一些寶貴的資料。在“文革”期間還發行了若幹期 《赤腳醫生》雜誌，1970年6月，還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了《赤腳醫生培訓教材》，各省市衛生部門“革委會”發行了大量“赤腳醫生”培訓手冊。
一、國民健康狀況
1949年以前，中國飽受外族侵略和內戰的蹂 躪，經濟蕭條、社會危機重重、科學文化衛生十分落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民眾中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地方病十分流行。鼠疫、霍亂、天花、血吸蟲病、黑熱 病、痢疾、結核病、性病麻風病、克山病，營養不良疾病肆虐。在這種十分惡劣的環境下，而整個國家則缺醫少藥，國民的健康狀況十分糟糕。
民國時期，全國人口的發病數累計每年1400萬人，死亡率在20%。以上，其中半致以上死於可預防的傳染病。據不完全統計，從抗日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前夕，患霍亂而死亡的人數達10萬以上，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上海市在建國前50年間，曾有12次霍亂大流行，其中1938年死亡2400 人；1945—1948年霍亂波及15個省，患病、死亡人數不計其數。人間鼠疫在20個省、自治區的549個縣（市、旗）發生或流行，1900—1949 年的50年間，人間鼠疫連年不斷，每年發病人數在1—4萬以上，全國發病人數累計達1155884人，死亡1028808人，即89.0%的病人死亡。僅 1910、1920、1947年三次在東北流行死亡人數達10萬。據東三省督撫錫良奏陳疫情電文所述，1910年冬，東三省鼠疫流行蔓延所及達66處，死 亡人口4萬餘人；哈爾濱市人口不足2萬，死亡在6000人以上，經外務部派醫官伍連德等前往防治，才使疫勢緩解。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期間，在東北設立細菌製 造所，用飛機散布疫源。1945年東北解放前夕，日本帝國主義為銷毀罪證將該所炸毀，使帶菌生物流竄，再次發生鼠疫流行。天花在不少地區也猖獗流 行，1939—1949年間，全國各地天花患者約有38萬人。天花每隔幾年就大流行一次，每年數以萬計的人死於此病。據1950年在湖南省嶽陽地區所作的 調查，居民患天花者占13.6%。雲南省有的縣，在解放前出生的居民中，半數以上的人患過天花。在天花危害嚴重的地區，流傳著“生兒隻算生一半，出了天花 才算全”的諺語。黑熱病建國前最初在山東、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六省流行，後來蔓延到長江以北的廣大農村，全國有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發生不 同程度的流行，遍及665個縣市。1935年初，江蘇省政府曾組織“蘇北黑熱病調查團”，對淮陰、漣水、泗水、宿遷等縣作初步調查，患者約在10萬人以 上，死亡率占5%。到建國初期，全國仍有患者53萬人，其中半數集中在山東、蘇北和皖北。[1]血吸蟲病在我國有漫長的流行史，據解放後調查，流行範圍有 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348個縣市，全國累計查出患者1130多萬人，1億多人口受威脅。在廣大疫區，血吸蟲病成為危及人群生命、中斷生育、遏止生 長發育、阻礙生產的一大“瘟神”，有的疫區人死戶絕、田園荒蕪，呈現“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景象。解放初期，有幾十萬晚期病人和大批急 性感染病人在死亡線上掙紮。瘧疾在我國南部各省、自治區及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區和山區危害嚴重，而且由南到北，分布廣泛。由於經常有暴發流行，華南不少 地區是“瘴癘”之區。據估算，解放前每年患者達3000萬人以上，病死率約l%。解放初，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等省、自治區瘧疾廣泛流行，湖南、 河南、安徽以及遼寧等省的一些縣區也曾有暴發流行，危害嚴重。結核病在解放前也是嚴重疾病之一，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2]解放初期，全國結核病患病率 高至4%左右，死亡率高達250/10萬，居人口十大死因之首，全國每年死於結核病者約100萬。此外，還有不少其它傳染病在全國各地流行，如傷寒、白 喉、猩紅熱、性病、麻風病、克山病等傳染病的發病率也很高。性病在舊社會以梅毒的危害最大，流行最廣泛，醫學界曾將性病、結核病、麻風列為全世界三大慢性 傳染病。據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調查，性病患者約有1800—2000萬人。[3]一些大城市梅毒患病率為4.5—10.10%，農村為0.85%— 3.8%，某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患病率竟高達21.7%—48.0%，性病流行成為這些地區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麻風的流行區在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各 省，黃河流域及東北、西北各地也有少量流行。據解放初期估計，全國患麻風病患者約50萬人。全國還有80%的地區有地方病，涉及人口高達4億多人。地方性 甲狀腺腫流行於28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464個縣（旗、市），患者在1300萬人以上，受威脅的人口達2.7億之多。克山病流行於黑龍江、吉林、遼 寧、河北、河南、山西、山東、內蒙占、陝西、甘肅、西藏、雲南、四川、貴州、湖北等15個省、自治區的309個縣（旗）。急性克山病死亡率極高，對病區人 民是一大威脅。[4]在舊法接生等因素的影響下，產婦和嬰兒的死亡率也很高，據國民黨政府公開的材料記載，當時大城市的產婦平均死亡率為15‰，小兒死亡 率城市平均為130‰，農村為170‰，全國每年有20餘萬婦女和100多萬新生兒被奪去生命，嬰兒死亡率竟然達200‰。[5]根據20世紀30年代的 調查，出生嬰兒能夠活滿1歲的隻有84%左右，能夠滿15歲者男性為56.2%，女性為57%，表明近一半嬰兒在15歲前死亡。我國人均平均壽命在35歲 左右，是當時世界上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之一。[1]真可謂是疾病猛於虎。
盡管傳染病這樣廣泛流行，人民死亡如此慘重，但當時的衛生服務能力十分低下，衛生設施嚴重缺乏。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了來遏製這種狀況 的延續，並且對醫藥衛生工作也不很重視，全國衛生行政的領導甚至還曾由內務部警政司兼管。各省、市的衛生機構也是殘缺不全，到1945年止全國22省中僅 有16省設立了衛生處，重慶等7市設立了衛生局或衛生事務所。至於醫療機構，據不完全統計，在1947年全國約有大小醫院2000多所，衛生技術人員 23000多人，病床9萬張左右，其中屬公立者隻占三分之二。一般醫院設備簡陋，診費昂貴，而且集中在大城市，隻為城市的少數人服務，廣大勞動人民根本無 條件進院治療。衛生事業經費很少，加上官員的層層貪行，真正用於衛生事業的經費更是微乎其微。到1949年，全國中西醫藥衛生專業技術人員也才 505040人。而當時全國總人口己經達到54167萬人，衛生技術人員在人口中的密度僅為0.92‰。其中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的高級衛生技術人員僅有 38875人，每千人口僅有高級衛生技術人員0.07人。全國的醫院也隻增加到2600所，病床80000張（每千人口0.15張）。農村地區醫療機構更 是缺乏，據1947年統計，占全國人口85%以上的農村僅有病床20133張。隻有縣醫院1437所，且條件都非常簡陋，每所醫院平均隻有10餘張病床， 醫療設備甚少。至於村、鎮的衛生醫療機構少到屈指可數。
藥品供應更是不足，絕大部分化學藥品不能自製，最簡單的醫療器械也要依靠 進口。據統計僅1946—1947年就進口原料藥品7650餘噸。而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把大批西藥成藥在我國傾銷，造成我國許多藥廠關門倒閉。到解放 前夕，如上海200多家藥廠僅殘存95家，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的特點。可以看出，當時的醫藥衛生工作是多麽的落後。[2]
至於衛 生教育方麵，國民黨政府開辦了一些醫學院校，據統計到1949年解放時全國共有公、私立醫科院校38所，藥科校係12處，牙科校係6處，在校學生約 14000人。1928—1947年20年中僅有高等醫學院校畢業生9000人，在40年裏僅培養出2萬名正式醫生，300名牙科醫生，2000名藥劑 師，13000多名護士和l萬多名助產士。大多數醫務人員也是集中在城市，廣大農村除有少數中醫外，醫務技術人員是很少的。醫療衛生從業人員如此稀缺，無 力解決當時人民群眾大量的健康問題。從事醫療服務的主體是傳統中醫和草藥醫生，許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訓和鍛煉，無法應對和處理流行疾病和疫情。在當時，全國 性的預防計劃和體係是不存在的。
北洋政府時期，統治者為了依靠外力維持其統治，采取媚外政策，對中醫藥大加排斥，企圖消滅中醫藥。1914年，當時的教育總長汪大燮主張廢除中醫中藥， 遭到中醫界的強烈反對，各地中醫組織了“醫藥救亡請願團”進行鬥爭，北洋政府的這樣反動政策被胎死腹中，但這種民族虛無主義的錯誤主張卻沒有改變。 1925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申請把中醫課程列入學校規程，建議在醫學院校設立中醫學科或設中醫學校，也遭到拒絕。1929年2月，國民黨政府召開第一次中 央衛生委員會議，通過了餘雲帕等人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該案提出了限製中醫的六項辦法：
1.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許其營業，登記期限為一年。
2.限五年為期訓練舊醫，訓練終結後，給以證書。無此項證書者停止營業。
3.自民國十八年（1929）為止，舊醫滿50歲以上、在國內營業20年以上者，得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此項特種營業執照有效期為巧年，期滿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報介紹舊醫。
5.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醫學之宣傳。
6.禁衛成立舊醫學校。
這項遏製中醫發展的反動提案通過後，立即引起了全國中醫藥界的極大憤怒和強烈反對，全國各地中醫團體代表聚集上海，於同年3月17日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 表大會，會場上懸掛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等標語，並組織130多個團體聯合赴京請願團，要求國民黨政府取消這個決議，上 海中醫中藥從業人員並以罷工半日表示抗議。社會上的公眾輿論也支持中醫藥界，提出：“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於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這 項由少數西醫生發起的取締傳統醫學的鬧劇，其結果反而增加了公眾對傳統醫學的支持。國民黨政府也迫於社會各界壓力和西醫的極不發展，這個“廢止舊醫案”未 能核準執行，而且國民黨政府還於第二年成立了中央國醫館，有些地區設立分館、支館。但在不到半年之內，國民黨政府有關機構卻又連續發布有關中醫藥的政令， 例如，教育部下令中醫學校一律改稱中醫傳習所，衛生部下令將中醫醫院改為醫室並禁止參用西醫藥器械。這些均再次遭到“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臨時代表大會的 抵製和反對。為了緩和中醫界的抗爭，1933年，國民黨政府擬訂《國醫條例》（草案），但是直到1936年才公布，其中仍然充滿歧視中醫的內容。在全國人 民和中醫藥界的強烈反對下，國民黨政府雖未能達到消滅中醫的目的，卻使傳統醫學受到嚴重摧殘。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散在各地的中醫僅有50 萬人，而且由於國民黨政府采取對中醫進行嚴格的考試、審查製度，使很大部分中醫無法繼續執業。[1]在當時衛生資源十分缺乏的情況下，用西醫那套考核、管 理中醫的辦法，不僅會阻礙中醫的發展，而且對廣大民眾的疾病防治會帶來很多麻煩。盡管如此，廣大中醫仍然在城鄉廣大地區，努力為民眾解除疾病痛苦，深受群 眾的信任和歡迎。
2、農村衛生狀況及特點
20世紀前半期，我國鄉村醫療衛生非常落後，再加上當時人們衛 生知識缺乏，平時養成不少不良的衛生習慣，物質生活水平也很低，當時我國人均壽命很短，如，1901—1910年間，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隻有30歲，同期 的澳大利亞則達到55歲以上。在嬰兒死亡率和產婦死亡率方麵與西方發達國家也有明顯差距。
1932年我國與部分國家人口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和產婦死亡率的比較（‰）[2]
國別 人口死亡率 嬰兒死亡率 產婦死亡率
美國 10.9 59 6.5
日本 17.7 118 2.9
比利時 13.2 87 4.9
瑞士 12.1 48 4.4
中國 30 20 14
20世紀30年代，我國的疾病率也非常的高，達到4%之多。當時因缺醫少藥、得不到有效治療而死亡的人有600萬，其中農民占85%以上，大約在510 萬左右。同時，由於預期壽命很短，而且醫療衛生水平比較低下，當時我國的人均服務年齡很短促。當時，美國人的服務年齡為34.32年，日本人的服務年齡為 28.97年，而中國人的服務年齡為15年。[3]
舊中國中國鄉村的衛生狀況，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生活環境差。居住條件不好，住房緊張，通風采光條件不好。
第二，疾病多。農村疾病很多，
第三，衛生習慣差。當 時農村人們衛生習慣比較差，衛生意識不強，當時流行的諺語，
第四，醫藥條件 差。內地鄉村中醫生很少，以河北省清河為例，1928年起，
此外，當時農村中，還有不少巫婆神漢和江湖郎中。
由於生活困難，經濟緊張，農民在患病的時候，一般是能拖就拖，
第二節 中央人民政府解決農村醫療衛生落後狀況的對策
一、中央人民政府的衛生政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麵對當時經濟凋敝，疾病流行，醫療衛生資源匱乏，而且城鄉之間差距懸殊的嚴峻狀況，中國共產黨主持召開的第一屆政治協商 會議，頒布了具有憲法意義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綱領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國家發展衛生事業的基本政策。明確提出“國家推廣衛生醫藥事業，積 極開展防病治病工作，並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
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製度。這個製度著重在發展 國營經濟，重視公共福利事業，強調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集體主義以及社會平等精神。在這種治國理念的指導下，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醫療衛生服務 問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改善國家落後的醫療衛生狀況。當時的國情是：城市人口僅為10.6%，近9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中央政府深知農民健康的好壞直 接關係到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更關係到新中國經濟的振興與發展。所以針對農村衛生資源匱乏、經濟水平低、衛生條件差，而各種疾病流行猖獗、傳染病成了的農 民頭號殺手等問題，新中國成立後農村衛生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抓預防。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與軍委衛生部聯合發出指示開展春季預防霍亂、天花、 結核等病的防治工作。同年8月，中央衛生部與軍委衛生部聯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毛澤東主席為這次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 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在毛澤東題詞指引下，這次會議對開展新中國的衛生工作確定了“麵向工農兵”、“預防為 主”、“團結中西醫”為衛生工作的三大原則，即指導新中國衛生工作建設的三大方針。[1]這次會議還對農村衛生工作做出了特別的決定，指出要有步驟地發展 和健全農村基層衛生工作，每個鄉都要有醫療衛生組織，國家在縣和區一級要逐步建立全民所有製的衛生院、醫院，在農村要興辦集體所有製的聯合診所。隨之初步 建立了中國醫療衛生保障製度體係，使得大多數人口的衛生服務可及性得到改善。同時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普及健康知識和健康生活方式，促進了公共衛生事業 的迅速進步，進而總結出“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第四大方針；依靠全社會各方麵力量進行衛生服務的組織和籌資，取得顯著效果。
“麵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運動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四大衛生方針的提出，奠定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基礎。四大方針的涵義為：
“麵向工農兵”，是指服務對象問題，也就是規定衛生工作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在舊中國，長期以來最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的是廣大勞動群眾，他們享受不到醫 療保健，迫切需要改善醫療衛生條件，迫切需要得到衛生科學知識和改變不衛生習俗。由於農民占我國人口80%以上，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又最為嚴重，所以毛澤 東後來又進而指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預防為主”，就是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疾病，根據疾病的發展規律，要首先 從預防著手積極主動地和疾病做鬥爭，要防病於未然。隻有實行這一方針，才能達到減少疾病的目的，才能有條件或創造條件（改善環境）將疾病給以消滅。實行預 防為主的方針，絕不是不要重視治療和提高醫療技術，而是要求改變可能產生疾病的環境和條件，做到無病防病，有病治病，防治結合，立足於防。
“團結中西醫”，這是黨的一貫方針，在根據地和解放區就實行了。這不僅是形勢的需要，同時也是醫學發展本身的需要，是曆史和現實的共同要求。在我國的醫 學中，有傳統醫學（含各民族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這是我國醫藥發展的曆史所形成的客觀現實。從我國廣大人民防治疾病的需要出發，從我國醫藥科學發展的規 律出發，必須團結中西醫藥衛生的力量，共同為人民服務，必須既發展現代醫學，又發展傳統醫學。黨的中醫政策是針對中醫長期以來受到歧視而提出來的，他的基 本精神是：保護中醫、重視傳統醫藥，積極發揮他們在人民衛生事業中的作用；努力發掘、繼承祖國醫藥學遺產，並且要求首先尊重它、學習它、理解它，再用現代 科學方法整理研究，加以提高。中西醫藥界不僅要在政治上、防治工作上互相團結、積極合作，而且要在學術上互相交流、取長補短、互相滲透，進而有機結合。
“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是指衛生工作的群眾路線問題。就是要把群眾動員起來，參與衛生工作。這一方針的精神，在蘇區就已提出要“發動廣大群眾的 衛生運動”，在根據地和解放區，已經有過衛生運動的經驗。在1952年的反細菌戰的愛國衛生運動中，又總結、充實了新的、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經驗。因此， 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得以確定，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愛國衛生運動的主要內容和做法是：領導、群眾與衛生技術人員相結合，大家動員起來除 “四害”、進衛生、減少以至消滅疾病。[1]四大方針的提出和確立，為新中國衛生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但是鑒於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1952年和1953年，政務院相繼頒布實施《關於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和《勞動保險條例》，向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 派、工青婦等團體、各種工作隊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和革命殘廢軍人提供公費醫療，向廠礦企業職工提供勞保醫療。對於占中國人口絕 大多數的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除了為消滅天花、傷寒等急、烈性傳染病而實行全民性計劃免疫免費製度之外，基本上采取依靠群眾路線，依靠群眾辦醫，實行農民 自費看病的辦法。從此城鎮居民享有國家醫療保障，農民沒有國家醫療保障成為以後長時期內中國二元社會福利保障製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二、整合鄉村衛生資源組建聯合診所
為了解決農村中缺醫少藥的問題，充分利用和發揮農村中原有衛生資源的作用，新生的人民政權一方麵利用有限的資金建立基層衛生機構，一方麵整合己有的農村 衛生資源組建聯合診所。國家首先在縣一級投資建立衛生院，在縣以下農村，將原先的個體中西醫組織成聯合診所，農民到聯合診所自費看病。同時運用群眾運動的 方式大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改善農村衛生環境；通過低成本的大規模勞動力投入進行地方病、流行病和傳染病的防治工作。
衛生部在 1951年，先後發布了《關於健全和發展全國衛生基層組織的決定》、《農村衛生基層組織工作具體實施辦法》和《關於組織聯合醫療機構實施辦法》，要求基層 人民政府加強基層衛生工作，大力加強防疫工作，調查當地危害最大的流行病、傳染病；改造接生婆和訓練接生員；大力訓練初級衛生人員等。並要將散在各地農村 的以中醫為主體的個體開業者，逐步組織為民辦公助的區衛生所和聯合診所、鄉衛生站（醫療站）、醫藥合作社。在人民政府的號召下，1951年開始，私人診 所、藥鋪中的開業人員，本著自願合作、民主管理、集體經營、政府領導的原則，辦起了中醫或中西醫結合等多種形式的聯合診所。
聯合 診所是由個體開業醫生聯合組成，人數不等。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民主管理。診所人員一般采用全脫產、半脫產或輪流坐班三種方式應診。這種組織形式比個 體開業優越：一是有利於積累資金，擴大業務，和改善服務水平；二是便於管理，保證國家衛生法令執行；三是醫務人員可以互相學習、提高技術、培養人才。各地 聯合診所的建立，農民到聯合診所自費看病，方便了農民對疾病的診治。聯合診所是醫務人員自願組織起來的社會衛生福利事業。同時國家在縣一級投資建立衛生 院，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大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改善農村衛生環境；通過低成本的大規模勞動力投入進行地方病、流行病和傳染病的防治工作。
聯合診所其表現形式有：私人之間的聯合和公私聯合兩種。聯合的類型分為：中醫聯合診所、西醫聯合診所和中西醫聯合診所三種。由於政府的大力支持，聯合診 所發展很快，例如河南省上蔡縣1952年創辦聯合診所，就分為私人聯合和公私聯合兩種，1953年聯合診所有12所，1956年，全縣聯合診所發展到 127所，其中中醫聯合診所52所，西醫聯合診所68所，供銷社診所7所。[1]山東省全省在1953年，共有中醫聯合診所350所，其中私人之間的聯合 399處，公私聯合11處。[2]至1957年山東省已有醫生聯合集體舉辦的合作社性質的聯合診所6762處，工作人員33025人，加上個體開業醫生 13059人，總計全省共有基層衛生人員53848人，已達到區區有衛生所，鄉鄉有聯合診所的基層衛生醫療網。[3]在全國範圍內，到1956年由私人開 業醫生組織的聯合診所已由1950年的803所發展到6.1萬多個。[4]在人民公社化以前，聯合診所是農村基層衛生的主要形式。
為了加強對聯合診所的管理，1956年中央衛生部製訂並頒發了《聯合醫療機構章程（草案）》，明確聯合診所的性質、目的、任務、要求及領導關係，並要求 診所成立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1962年8月，中央衛生部又下發了《關於調整農村基層衛生組織問題的意見（草案）》，指出“聯合診所”是“國家和公 社（大隊）的扶植下，由醫務人員聯合舉辦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衛生福利事業。”其“人權、財權、管理權屬於醫生集體”。“它實行看病收費、獨立核算、自負盈 虧、民主管理、按勞分配原則”。[4]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興辦保健站，由經過十天至半個月左右培訓的保健員 宣傳衛生政策，協助衛生部門開展預防接種，為社員提供傷口包紮和急救之類的簡單醫療服務。但是仍以聯合診所為農村主要醫療機構。在1956年的農業合作化 高潮時期，區衛生所普遍發展為區衛生院，設置了少量的病床和產床，鄉衛生站、聯合診所和醫藥合作社組合為民辦公助的鄉衛生所。1958年，隨著農村人民公 社化運動，國家在縣設人民醫院，在公社將聯合診所、農業社保健站和區衛生所合並成人民公社衛生院，由公社經營管理；在大隊設保健室，生產隊配保健員、接生 員和保育員，這樣形成了一個形式上比較完整的農村醫療衛生體係。但是，在農村衛生組織所有製改革過程中出現了過急過快的問題，不適當地把聯合診所和個體開 業醫生由公社或國家包下來，在布局上也不盡合理，在工作上對醫務人員又統得過多、管得過死；不考慮實際條件，過早減免醫療費，使醫療經費入不敷出；衛生院 醫務技術骨幹工資偏低，存在嚴重得平均主義；對聯合診所的人力物力有平調現象。衛生部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1962年，提出《關於調整農村基層衛生 組織問題的意見（草案）》，明確了各類集體醫療機構的所有製性質及管理體製。提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保本經營、發展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的方針。根據精簡機 構和衛生部有關文件，全國大部分全民所有製的區衛生院實行“三權”（人權、財權、管理權）下放，轉變為醫務人員的集體所有製。[1]
在隨後的經濟調整中，縣、區衛生院重新由國家投資；人民公社衛生院、生產大隊保健室，由集體經濟負責；同時削減生產大隊保健室和生產隊衛生人員，從人民 公社衛生院中重新分出聯合診所，采取“看病收費、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民主管理”的原則，並以此作為農村衛生組織的主要形式。聯合診所再次成為農村主要醫 療機構。直到1968年後，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合作醫療製度，聯合診所解散，部分人員到公社衛生院工作，大部分人員回本大隊合作醫療站當赤腳醫生。
“聯合診所”是一種醫療衛生合作組織，是農村基層衛生人員興辦的集體所有製性質的互助合作醫療機構。中央衛生部將聯合診所定性為：“由獨立腦力勞動的醫 務人員自願組織起來的合作性質的社會福利事業。”並肯定其“是從群眾中產生，密切聯係群眾，不僅在治療疾病，而且在預防疾病，指導群眾性的衛生工作方麵， 都起了重大作用。”“診所醫生分工合作，互相學習，便於提高政治和技術水平，發揮其工作積極性，也可以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醫療衛生工作，它是我國城鄉衛生 組織中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衛生福利機構。”[2]
為了扶持聯合診所的發展，解決農村居民看病難的問題，中央政 府發文強調：“為了調整衛生事業中的公私關係，國家作了如下決定：一是促進公立的、私立的和公私合營的醫療機構的互助合作，不得有所歧視。”並對聯合診所 的報酬和待遇作出如下規定：“聯合診所實行看病收費，參加預防注射，體格檢查，築路、修堤等人員的衛生醫療工作，應該由有關部門給予合理的報酬。各省（自 治區）、市應協助他們製定適當的診費和藥費的標準。聯合診所可設配藥櫃，並根據政府規定免征工商業稅。聯合診所的收入應當首先用於成員的工薪開支，不應當 在工薪無以保證，不能維持生活的情況下積累公積金，聯合診所成員的工薪，應當根據技術水平，業務能力確定，通過診所成員充分醞釀，逐步克服目前不少地區工 資待遇上的平均主義現象；另一方麵也要防止對工資福利要求過高過急，脫離群眾的傾向。”[3]
聯合診所這種互助合作的醫療機構，從1950年代初出現，1958年人民公社化後大部分轉製，到1960年末農村合作醫療製度普及後，才退出曆史舞台。 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它與農業社保健站和公社衛生院成為廣大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的三種基本形式，為解決當時農村衛生資源極度匱乏、農民缺醫少藥的問題，為 農村基層社會的衛生防疫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減輕了“國家和公社（大隊）的負擔，很好地適應了當時農村的經濟狀況。”[1]但“聯合診所”隻是把分散的 個體中醫統一集中在一起，以逐步適應農村經濟與社會結構趨於集體化的走向，為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礎。由於其人員有限和集中，且診所固 定，對農村居住分散的村民看病並不很方便，如果是山區等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則還有可能耽誤病人的及時診治。所以，聯合診所既然沒有改變傳統的求醫問診模 式，也就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問題。
三、組織城市衛生資源支援農村
組建聯合診所是利用農村已有的衛生資源來解決農村居民看病難的問題，但農村中現有的衛生資源對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村居民來說，還是十分有限，不僅 醫務人員與所服務的人群的比例很小，而且技術層次也較低和主要集中在中醫領域，遠遠不能滿足農民看病問診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決定利用稍微強勢 的城市衛生資源支援農村，組織城市醫療衛生人員到農村進行巡回醫療。
1958年11月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黨組《關於動員城市醫療力 量和醫藥衛生院校師生支援工礦、農村衛生工作的報告》，該報告指出：“目前廣大農村和山區醫藥衛生力量仍較薄弱，……由於衛生工作沒有及時跟上，對集體生 活場所的衛生和飲食衛生注意不夠，發現疾病未能及時處理，以致有些疾病在不少地區不同程度的流行和發展。”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和衛生部門“統一調配現有的 各種醫藥衛生力量，支援工農業生產”。“組織高中級醫藥院校師生大力支援工農業生產的衛生工作，以實現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支援農村衛生工作的 城市醫務人員，主要擔負以下工作：“深入工地、運輸線、農村田間，貫徹預防為主的精神，開展群眾性的衛生宣傳教育；……結合工農業生產，開展以除四害講衛 生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開辦基層衛生人員訓練班，協助培訓初、中級衛生基層人員和積極分子。積極參加防治當地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如血吸蟲病、鼠疫、 瘧疾、鉤蟲病、絲蟲病等。”為了做好這一工作，黨中央要求各省市黨委統一規劃，認真執行。一些衛生資源較強的省、市，不僅要支援本省市的農村地區，還要支 援相鄰地區的農村，如上海市除本地區外，應支援浙江、安徽兩省，北京市除本地區外，應支援河北和內蒙自治區，甘肅除本地區外，應支援寧夏地區等。[1]從 此，大量的城市醫務人員，紛紛下到農村、廠礦基層，加強了那些地方的衛生力量。
伴隨著城市醫務人員下派到農村幫助農村發展衛生工 作的同時，那時還下放了一批城市知識分子到農村鍛煉，但是那批下放下去的衛生人員，卻被長期安排進行農業生產勞動，接受所謂的“貧下中農再教育”，而沒有 發揮他們的特長，使其很好地為廣大農民的衛生健康服務。為此，1959年6月，衛生部下發了《關於衛生技術人員下放基層衛生組織與勞動鍛煉問題的通知》， 要求各省、市、自治區衛生行政部門，對下放的中、高級衛生人員，“主要應是下放到基層衛生機構中……，以利加強基層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而不應該將衛生 技術人員下放到農村、廠礦中，長期直接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2]衛生部這個通知，及時地糾正了一些地方浪費衛生人力資源的做法。
1965年1月，毛澤東做出組織城市高級醫務人員下農村和為農村培養醫生的指示。衛生部黨組立即進行討論，並邀請人大、政協衛生方麵的部分代表進行座 談。1月19，20日，衛生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分別報送《關於城市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防病治病的報告》，報告提出： （1）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防病治病，開展巡回醫療，今後應該像幹部參加勞動一樣，作為一種製度。凡主治醫生以上醫藥衛生技術人員，除體弱多病者外，都應該 分期分批輪流參加。醫療隊應該首先去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縣，配合（四清）運動，為貧下中農和一切病人服務。（2）醫療隊除進行防治和調查農村多發 病常見病，幫助培訓基層衛生人員外，並應適當的組織他們深入貧下中農群眾，參加四清運動中的重要會議，以便接受教育，逐步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和階級感情，以 促進衛生人員思想的革命化。[3]另外，還就醫學教育改革問題，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呈送了“采取繼續辦好原有醫學專科學校，選擇部分醫學院縮短學製、增加招 生，選擇部分有條件的中級衛生學校開設專科，中醫學院縮短學製，改進專科的教學方針和分配途徑等措施，為農村培養衛生人員；還要繼續加強農村不脫產衛生員 的訓練工作，使生產隊有能治小傷小病，進行助產，搞群眾衛生運動的衛生積極分子。”的意見。毛澤東於1月21日寫下批語：“同意照辦。”衛生部於1月31 日下發了《關於組織農村巡回醫療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對醫療隊的任務、工作方法、經費開支等做了詳細的規定，[4]及時做出具體安排和部署。中共中 央於1965年2月6日向全國轉發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和衛生部的報告，指出：“這是衛生工作麵向工農兵必須走的道路，希遵照執行，並在實踐中注意總結經 驗。”
1965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黨組《關於城市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防病治病的報告》，隨後，又印發了毛澤東主席對 組織城市高級醫務人員下農村和為農村培養衛生人員問題的批示。各地對毛澤東及中央的指示都很重視，把這項工作當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迅速組織了醫療隊， 去農村、林區、牧區進行巡回醫療。
衛生部首先組成北京第一批巡回醫療隊共12個隊，由醫學專家黃家馴、吳英愷、張孝賽、鍾惠瀾、 林巧稚、王叔鹹、曾憲九、吳朝仁、劉士豪、周華康、張曉樓、徐蔭祥、胡傳撰、李洪迥、葉恭超和著名中醫趙炳南、朱顏、葉心清、郗沛林等參加，分赴湖南湘陰 及北京郊區縣開展巡回醫療。[1]截止到1965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統計，全國共組織了1521個醫療隊，參加巡回醫療的醫務人員（包括縣醫 院）18697人。據1965年上半年統計，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000多人下農村。[2]絕大多數省區的醫療隊都有一流的專家、教授、名中醫參加。
當時，巡回醫療隊的任務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防病治病，調查研究，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培養赤腳醫生，鞏固合作醫療，指導計劃生育和婦幼衛生工作。口號是：“努力做到留下一支不走的醫療隊。”
巡回醫療隊因陋就簡，在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各種診療工作，施行了許多手術，又好又省地治愈了農村中許多常見疾病，挽救了許多危重病人的生命，使許多盲 人重見光明，深受群眾歡迎。巡回醫療隊在防治疾病的同時，把為農村培訓醫療衛生人員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為農村培養了一批批質量較好的醫生。城市醫務 人員分期分批下農村巡回醫療形成製度，各省市認真貫徹和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如江西省在1952年10月，在省主席邵式平發出的“組織巡回醫療隊，大力 開展重點鄉醫療預防工作”的指示下，贛州、九江、撫州專署和74個縣政府均組織醫療隊深入重點鄉進行巡回醫療。共免費為群眾治病41萬餘人次。截止到 1965年10月，全省共組織了319個醫療隊，醫務人員3267人，是年底，全省參加農村醫療隊的人數達13438人。[3]這項製度一直延續了下來。 有些地方巡回醫療隊還長駐農村地區，據江西省《德興縣誌》記載：1971年6月，中央衛生部遵照周思來總理指示，從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北京中醫學院、 廣安門醫院、東直門醫院、西苑醫院等單位.抽調醫藥教學、研究人員，組成醫療隊，派遣來德興。醫療隊每批10人左右，每期工作1年，屆時輪換。從1971 年至1978年，先後共派出八批100眾人次，其中副研究員、副主任醫師以上高級衛生技術人員9人。醫療隊在指導和總結縣內中草藥群眾運動、開展中草藥科 研、培訓醫務人員及開展巡回醫療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人員撤回北京。[1]另據《山東省衛生誌》所載，山東省從1965年開始，先後組織下派 數以萬計的醫療隊員，深入農村開展衛生工作。開始時從城市各醫療單位抽派，從1975年5月起，則按照職工總數的10—15%的比例派出衛生工作隊，每期 半年，輪流派出，共15443人。1976年上半年，9個衛生工作隊共診治各種病人18.5萬多人次，舉辦各種學習班、訓練班341人。舉行學術報告、講 座424次，為基層培訓各科醫務人員280人。1977年，繼續按照職工人數的10—15%的比例派出衛生技術人員到農村公社衛生院，半年一批，定期輪 換。[2]
一些省市還派出醫療隊到邊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巡回醫療。北京醫療隊先後有幾千人到甘肅、陝西、雲南、江西等省和西藏阿裏地區巡回醫療，為各族人民 防病治病。上海、遼寧、江蘇、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市都派了赴西藏醫療隊。解放軍也派大批醫務人員支援農村。各省、市、自治區都組織醫務人員 到本地區的邊遠農村開展醫療衛生工作。到1975年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後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把文化衛生知識和醫療技術帶到農村，直 接加強了農村衛生工作的力量，促進了當地缺醫少藥狀況的改變，對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完善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巡回醫療隊還是促進合作醫療鞏固、發展 的外來的支持力量。
然而這種短期的城市下鄉巡回醫療隊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缺醫少藥、城鄉之間醫療衛生資源差距懸殊的狀況。正如 楊念群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巡回醫療“根本無法在廣大農村形成相對製度的診治和防疫網絡。尤其是在農村發生大疫時，醫療隊的巡回救治活動頗有遠水救不了近火 之憂。”[3]這種以城市救濟鄉村的思路，是一種短期性和暫時性的行為，更“由於沒有把大多數民眾信奉的中醫、草醫等資源納入變革的視野，基層衛生人員的 訓練實際上無法真正與民眾的需求相契合。”[4]
四、建立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
1950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曾提出縣設衛生院、區設衛生所、行政村設衛生委員，自然村設衛生員的組織形式。這一政策構想，指導了農村三級醫療保 健網的建設。國家首先在縣一級投資建立衛生院，在縣以下農村，將原先的個體中西醫組織成聯合診所，農民到聯合診所自費看病。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業生產 合作社開始興辦保健站，由經過十天至半個月左右培訓的保健員宣傳衛生政策，協助衛生部門開展預防接種，為社員提供傷口包紮和急救之類的簡單醫療服務。同 時，國家對農村公共衛生也非常重視，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如改造舊“接生婆”，培訓一大批新法接生員，迅速推廣新法接生。經過短期培訓， 培養了不脫產的保健員，在農民中進行衛生宣傳和教育，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防病治病、預防接種、傳染病防治、隔離、消毒和疫情報告，輔助衛生員、助產員做好 衛生工作和農村衛生統計工作，初步編織起我國農村醫療保健網。
1952年，中央政府提出“麵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 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四大方針，不難看出，這一方針對疾病的預防和群眾衛生工作非常重視。到1953年底，全國縣醫院和衛生院已由1437 所發展到21023所。農村基層衛生組織主要是國家辦的區、鄉衛生所、農業合作社辦的保健站、醫生集體辦的聯合診所以及個體醫生開業等幾種形式，一般以聯 合診所為最多。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350所衛生院和30多家醫院[1]。衛生防疫方麵也得到發展，到1950年底，全國有88個專業防疫隊，共有防疫人 員1100人命令有鼠疫防疫隊12個，防疫人員1400個。還有卡介苗接種推廣人員1600人。自1953年起，城鄉各地開始建立各級衛生防疫站，進一步 加強了防疫工作。[2]從50年代初期設立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培訓農村醫療衛生人員，到60年代末，初步建立基本覆蓋整個農村地區的縣、鄉、村三級醫療預 防保健網。我國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設立，是一個由縣到區、鄉再到行政村、自然村的自上而下的分布過程。它的建立又分為以下兩個階段：在50年代初期，政府 首先分別設置縣、區衛生機構；進入60年代，政府一方麵加強農村衛生機構的建設，一方麵組織醫務人員上山下鄉，開展巡回醫療工作，並組織和培訓務農的私人 醫生，參與疾病防治工作，向農民普及衛生常識，改變不文明、不衛生的生活習慣。
農村三級醫療衛生網是以大隊合作醫療站為前哨，公社衛生院為樞紐，縣級醫療衛生機構為中心，把預防、保健、醫療工作聯結在一起，在全國範圍內組成一個完 整的醫療預防體係。它是以縣為單位形成的，為廣大農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在60年代中期，縣、鄉（公社）、村（生產大隊）三級醫療衛生機構絕大多數建立起 來，基本上形成了一個醫療衛生網絡。[1]縣、鄉（公社）、村（大隊）三級醫療衛生組織的關係是：各有分工，相互協作，上下支持逐級指導；縣級醫療衛生機 構主要是提供政策指導和技術支持；公社衛生院承上啟下，並對村衛生所實行業務指導和支持，諸如赤腳醫生的培訓、評估和藥品的發放等，在80年代中期以前， 曾一直在這一網絡中起著“網結”的作用，是這一體係運行的關鍵；大隊合作醫療站是最基層的醫療衛生機構，直接麵對廣大農民群眾，這一環節搞好了，可以有效 的緩解縣、公社醫療衛生機構的壓力，合理分配衛生資源，提高整個網絡體係的運行效率。
公社衛生院是縣和村兩級衛生組織之間的樞 紐，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解放初期，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土地革命、互助合作運動的開展，衛生部在1951年，先後發布了《關於健全和發展全國衛生基層組 織的決定》和《關於組織聯合醫療機構實施辦法》，各地將散在農村的以中醫為主體的個體開業者，逐步組織為民辦公助的區衛生所和聯合診所、鄉衛生站（醫療 站）、醫藥合作社。在1956年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區衛生所普遍發展為區衛生院，設置了少量的病床和產床，鄉衛生站、聯合診所和醫藥合作社組合為民辦公 助的鄉衛生所。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中，國家舉辦的區衛生所和鄉辦的保健站（或聯合診所）合並為公社的醫療保障機構，聯合診所和村保健站改為生產大隊衛 生室。大部分個體開業醫生和半農半醫人員也參加到公社衛生機構中工作，各種不同性質的衛生機構統一納入人民公社內，成為公社福利事業的組成部分。農村衛生 機構依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短時間內得以迅速的建立和發展，並形成了以人民公社為中心的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網。
村衛生所（合作醫 療站、保健站）是農村最基層的衛生機構，是農村衛生服務的第一線。1952年8月，衛生部發布了《關於縣以下基層衛生組織係統、編製及任務的規定》。 1957年5月，又發布了《關於加強基層衛生組織領導的指示》，村級衛生機構是隨著農業合作社的發展，逐步建立起來的。50年代中期，隨著農業合作化的發 展，農業社社員和農村衛生人員共同集資建立了農業社保健站，1955年山西高平縣米山鄉等地先後辦起了集體醫療保健機構。截至1956年底，全國農村的保 健站有20000多個，加上聯合診所，共有61000個，占全國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總數的82.4%。[2]由此提出了農村衛生服務工作網的概念。1958 年興辦人民公社後，開始有了生產大隊；同時各地紛紛成立了保健站（合作醫療站），由經過選擇的半農半醫保健員組成，他們既是參加生產勞動的農民，又是醫務 衛生人員，為群眾防病治病，亦農亦醫。這樣，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初步形成。
60年代後，國家加快了對農村醫療衛生建設的步伐。1959年衛生部在山西櫻山縣召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以此為起點，衛生工作的重點開始向農村轉移，三 級醫療預防保健網進一步鞏固和加強。1960年2月，中共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黨組《關於全國農村衛生工作山西櫻山現場會議情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為了 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更好地開展農村衛生工作，從縣到生產隊需要有一個和生產緊密結合的、健全的衛生醫療保健網，需要有一支中西醫結合、脫產與不脫產人員結 合的強大的衛生隊伍。目前農村衛生醫療保健網己初步建立起來，但還不夠健全，力量比較薄弱，應進一步堅強黨的領導，積極發展，逐步提高。”首先要求加強縣 醫院的建設，規定“從1960年起，高等醫藥院校醫療係的新畢業生應分配40份50%到縣醫院，並有計劃地從城市醫療衛生機構抽調一定數量的有經驗的醫生 分配或下放到縣醫院工作，要求在1962年以前，統一規劃、分期分批地使每個縣醫院擴充到一百到二百張左右的病床，各主要科室都能配備上較高水平的中西醫 生。……1962年以前，每縣大體上都能有一套比較完整的醫療設備。使縣醫院真正成為全縣技術的中心和培養幹部的基地。”[1]對公社衛生院的建設方麵， “要求在1962年以前，大多數的公社衛生院都能配備幾名中等專業學校畢業或相當於中等學校畢業的醫士、助產士和水平較高的中醫，充實一些必要的醫療設 備”。“縣醫院應建立對公社衛生組織的業務指導，采取‘派下去、調上來’和幫助解決疑難問題的辦法，來提高公社衛生人員的業務水平”。並提出要大力培訓農 村衛生人員，“爭取在1962年以前基本上達到縣縣有中級或初級衛生學校”。“不脫產的群眾衛生骨幹和積極分子在農村衛生工作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應該積極 地放手地采取各種方式大量培養，不斷提高。每個生產隊要有一、二名經過培訓的不脫產的衛生員。”[2]這項政策的出台，對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完善和發展 起了重要作用。1962年8月，衛生部下發了《關於改進醫院工作若幹問題的意見（草案）》和《關於調整農村基層衛生組織問題的意見（草案）》，要求加強縣 醫院和公社醫院的工作，要求“縣醫院應該麵向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要有計劃、有重點地對農村衛生醫療機構進行業務技術指導。幫助解決疑難問題，培訓 醫務人員，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3]並針對我國幅員遼闊，衛生資源分布不平衡，且多集中在城鎮的特點，指出“農村醫療機構的設置，應當以分散、小型、 多點為原則，以適應農村的特點，便利群眾就醫。”[4]到1965年，是我國衛生工作獲得全麵發展的時期。在防治各種傳染病、地方病、常見病和母嬰健康方 麵取得了顯著成績；建立了醫療保健製度，城鄉醫療衛生網基本形成；至1965年底，全國有縣醫院2276所，175409張病床，衛生技術人員 131033人；鄉鎮衛生院36，965所，132487張病床，衛生技術人員214427人。[1]全國省、市、自治區和地區級以及縣級的醫療機構、衛 生防疫站、防治所、婦幼保健院（所、站）都己建立起來。……醫學教育也有了較快的發展，為國家培養了大批醫藥衛生技術人才，建立了一支相當大的衛生隊伍。 為了保障人民有醫有藥，在新中國成立的17年中，進行了四次藥品降價。中醫中藥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績，中醫中藥工作出現了嶄新麵貌等等。[2]但是，這一時 期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還主要放在城市；醫療衛生的重點，主要是在一些中心城市、重要地區和正規醫療機構的建立方麵，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沒有得 到根本性的改變。
1965年毛澤東主席“六.二六”指示的發表和中央批轉衛生部黨委《關於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後，各地逐步把人力、物力、財力的重點放到農 村。大批的城市衛生人員被下派和下放到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大量的醫療器械也下撥到農村衛生機構，衛生經費也開始向農村傾斜，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逐步完 善鞏固。“到1971年底，全國52000多個人民公社，己有公社衛生院和中心衛生院54000多個；衛生人員71.7萬人，平均每個衛生院13.2人； 病床45.3萬張，平均每個衛生院8.3張”。“並且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衛生院充實了技術力量，裝備了醫療設備，己經初具規模”。[3]而處於網底的農村合 作醫療站，到1971年底全國己經有48萬多個（當時全國農村有65萬個生產大隊），占大隊總數的74%；共有赤腳醫生130餘萬人，平均每個大隊有2 人。[4]這樣，以縣級醫藥衛生機構為龍頭，公社衛生院為樞紐和大隊衛生所（保健站、醫療站）為基礎的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完全 確立。
“文革”期間，國家各項事業雖然都遭到極大破壞，但農村衛生工作卻仍在向前發展，農村衛生事業仍然得到的重視，“衛生經費 65%以上用於農村；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後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有幾十萬城市醫務人員在農村安家落戶：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生70%以上分配 到農村。”[5]到1975年全國有縣醫院2324所，262598張病床，衛生技術人員179654人；公社（鄉鎮）衛生院54026個，床位 62.03萬張，衛生技術人員74.99萬人，分別比1965年增長了46%，368%和251%。[1]全國有85%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有赤腳 醫生150多萬，生產隊衛生員、接生員390多萬。[2]到1983年，全國縣醫院已達2340所，病床設置平均達151張，同時還建立縣級衛生防疫站 2084所，婦幼保健所（站）1879所，藥品檢驗所（室）831所，縣衛生進修學校1353所，縣級衛生組織的巨大發展，促進了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 組織機構的建設。[3]此時農村在醫療衛生網點和醫務人員數量上均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
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與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關係密切，前者是後者的支持體係和實施平台，並為後者提供製度實施的組織保障，其生命力和功效在於凝聚了國 家、集體和農民群眾三方麵的力量共同舉辦衛生事業，從而為農民提供基本醫療保健服務；而農村合作醫療製度是這一網絡運行的具體化，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運作的 成功可以使農村三級醫療衛生網更加鞏固、更加完善。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還是國家衛生體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為農村提供衛生保健服務的強有力的組織係 統。“這一係統是基於這樣一種思想，即在一個國家，如果不可能做到每一個小鎮或村莊都有高級醫師，那麽在大多數的居民團體，甚至在許多貧窮和邊遠地區步行 距離內有一個或更多的中級衛生人員則是可能做到的。”“中國也已經使人才簡化了，它避免了建立單獨的官僚機構，相反地，隻是在己經存在的政治—經濟—行政 組織機構中增加了衛生保健服務係統。”[4]
此外，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把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防治地方病、衛生防疫、衛生監 督、婦幼保健等有機的結合起來，緊密配合，協調運轉，可以提升農村合作醫療事業的工作起點和質量，從而為農民提供更加全麵、水平更高的醫療衛生服務。更為 有益的是，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建立，能夠為農民提供很好的“基本醫療”服務，將病人留在了基層，既節省了衛生成本，又減輕了病人負擔，大大緩解了農村缺 醫少藥的困境。總之，在當時特定的政治條件下，中國政府在短時期內在迅速建立起了覆蓋全國的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並將城市衛生資源向農村轉移，發展適宜農 村情況的衛生服務，農村居民健康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全麵推進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發展。
本章小結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於飽受外族侵略和內戰的蹂躪，經濟蕭條、社會危機重重、科學文化衛生十分落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民眾中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地方 病十分流行。在這種十分惡劣的環境下，而整個國家則缺醫少藥，國民的健康狀況十分糟糕，農村衛生更是十分的落後。麵對這種嚴重的國民健康問題，剛獲取政權 的人民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有力的措施來改善國家這種落後的醫療衛生狀況。
新中國成立初，首先確立了“麵向工農兵”、“預防為 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四大衛生工作方針，作為新中國衛生事業發展的指南。接著又提出要有步驟地發展和健全農村基層衛生工 作，使每個鄉都要有醫療衛生組織，國家在縣和區一級逐步建立全民所有製的衛生院、醫院，在農村則興辦集體所有製的聯合診所。聯合診是一種互助合作的醫療機 構，從1950年代初出現，1958年人民公社化後大部分轉製，到1960年末農村合作醫療製度普及後，才退出曆史舞台。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它與農業 社保健站和公社衛生院成為廣大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的三種基本形式，為解決當時農村衛生資源極度匱乏、農民缺醫少藥的問題，為農村基層社會的衛生防疫工作起了 一定的作用。但是“聯合診所”聯合診所既然沒有改變傳統的求醫問診模式，也就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問題。
組建聯合診 所是利用農村已有的衛生資源來解決農村居民看病難的問題，但農村中現有的衛生資源對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村居民來說，還是十分有限，不僅醫務人員與所 服務的人群的比例很小，而且技術層次也較低和主要集中在中醫領域，遠遠不能滿足農民看病問診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決定利用稍微強勢的城市衛生資 源支援農村，組織大量的城市醫務人員到廣大農村（牧區）進行巡回醫療。巡回醫療隊因陋就簡，在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各種診療工作，大大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藥 的局麵，深受群眾歡迎。然而這種短期的城市下鄉巡回醫療隊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缺醫少藥、城鄉之間醫療衛生資源差距懸殊的狀況。這種以城市救濟鄉村的思 路，是一種短期性和暫時性的行為，加上中國地廣人多，幅員遼闊，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巡回醫療隊難以到達，尤其是農村發生大疫時，醫療隊的巡回救治活動會 受到很大限製。
國家在組建聯合診所、派遣巡回醫療隊的同時，著手構建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為農村社會提供適宜的衛生保健服 務。50年代初開始建縣一級醫院（衛生院），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時期，區衛生所和鄉辦的保健站合並為公社的醫療保障機構（公社衛生院），聯合診所和村 保健站改為生產大隊衛生室。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縣級醫藥衛生機構為龍頭，公社衛生院為樞紐和大隊衛生所（保健站、醫療站）為基礎的農村三級醫療預防 保健網完全確立。
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是國家衛生體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為農村提供衛生保健服務的強有力的組織係統。農村三 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把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防治地方病、衛生防疫、衛生監督、婦幼保健等有機的結合了起來，為農民提供更加全麵、水平更高的醫療衛生服務。特別 有意義的是，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建立，為農民提供很好的“基本醫療”服務，將病人留在了基層，既節省了衛生成本，又減輕了病人負擔，大大緩解了農村缺醫 少藥的困境。而且使得大多數人口的衛生服務可及性得到改善。與此同時，國家還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大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改善農村衛生環境；通過低成本的大 規模勞動力投入進行地方病、流行病和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向群眾普及健康知識和健康生活方式，促進了公共衛生事業的迅速進步。
農村 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與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關係密切，前者是後者的支持體係和實施平台，並為後者提供製度實施的組織保障，後者是其網底和基礎。三級醫療預防保 健網的生命力和功效在於凝聚了國家、集體和農民群眾三方麵的力量共同舉辦衛生事業，從而為農民提供基本醫療保健服務；而農村合作醫療製度是這一網絡運行的 具體化，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運作的成功可以使農村三級醫療衛生網更加鞏固、更加完善。
合作醫療的重點是預防常見病、多發病。傳統合作醫療為我國農民提供了最初級的醫療衛生保障，為農民創造了就近看病吃藥的條件，保障了農民的身體健康，促 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農村防疫、婦幼保健、計劃生育等項工作的發展，對提高中華民族整體素質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農村三級醫療衛生保健網、合 作醫療製度和赤腳醫生，是解決我國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的三件法寶。這三者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衛生保健體係，合作醫療是這個體係的基 礎，是農村社會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麵。具體來講，合作醫療發揮了以下作用：
—、緩解了農民看病問診艱難的困境
合作醫療的建立，在較短的時間裏，普及了農村的基層衛生組織。使農民初步解決了“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問題，緩和了醫療保健工作與發展農業生產力 不相適應的矛盾，從而也大大增強了廣大農民對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認識。通過農村社區間的互助互濟，使農村居民患病時，能得到及時的經濟援助和治療，客觀 上改變了農民對衛生資源利用的不足的現狀。據衛生部政策與管理專家委員會《中國農村保健製度研究》的一項對比研究顯示：自費醫療組兩周患病未就診率為 20.1%，而集資醫療組未就診率為10.7%；自費醫療組需住院的比例為20.5%，集資醫療組則為10.3%，兩項比較均有顯著差異。毫無疑問，農村 醫療保健製度的實施，通過早期預防，早期治療，為農村地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完善了農村衛生防疫體係
合作醫療建立起來後，完成了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建設，使劃區分級和計劃免疫工作的實施，以及健康教育、愛國衛生、婦幼保健、計劃生育等工作都有了 依托，使這些工作在科學文化還很落後的農村能夠順利地開展起來；使危害農民健康最嚴重的傳染病、地方病逐步得到減少或消滅，從而有效地保護了農業勞動力， 為發展農業生產做出了貢獻。[1]以上海縣為例，1983年，上海醫科大學、上海縣衛生局與美國衛生部派出專家共同合作，采用橫線解剖評定方法，深入到各 家各戶，調查上海縣700多戶農民家庭，著重研究了農村三級醫療衛生網、醫療服務、血吸蟲病防治、婦幼保健、計劃生育、“赤腳醫生”，醫療費用、衛生經 濟、農村衛生、鄉辦工業勞動衛生及生命統計等農村衛生服務工作。調查結果表明：上海縣1953年的死亡原因，傳染病是第—位，到1973年己下降到第六 位。同樣的下降速度，上海縣隻用了20年，而美國則用了74年。上海縣的平均期望壽命，1950年是44.7歲，1980年提高到72.4歲；美國在 1900年的平均期望壽命為49.2歲，到1980年73.2歲。上海縣僅用了30年的時間，就使平均期望壽命增加了27.7歲，美國用了80年時間才使 平均期望壽命增加了24歲。出生率來說，上海縣為15‰，美國為16‰；死亡率上海縣為6編，美國為10‰；嬰兒死亡率上海縣為16‰，美國芝加哥為 19‰。在醫療衛生所需費用方麵，上海縣每人每年為27元，其中個人交付僅9%，而美國為885美元，其中個人交付為85%。中美兩國公共衛生學者聯合召 開的上海縣衛生服務研究工作討論會上，中外學者專家—致認為，上海縣衛生工作的成就是：農民健康指標進展迅速，且經濟效益較高，是一項成功的經驗。與會的 美國專家說：“這樣異乎尋常的成就未能早日向世界宣布乃是—大遺憾。”[1]
就全國而言，由於農民有了合作醫療這個最基本的醫療保障體係，大大提高了農民的身體素質，延長了農村居民的人均壽命，從而使國民的整體平均壽命得到很大 提高。我國的平均壽命己從解放前的35歲上升到2001年的71.8歲，高於世界平均壽命(65歲)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壽命(69歲)。同時，我國的嬰 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4編，中等收入的國家是30‰。如此輝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 [2]八十年代以後，增長似乎失去了動力。
三、保護了人力資源，促進了農村社會的發展
阿 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認為，“發展的目的是人本身。發展是擴大人們選擇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選擇是人們能夠長壽且健康地活著，人們的所有其他追求都 必須以此為基礎。因此，在人類發展視角中，健康是衡量發展的最重要的維度之—”。“發展被視為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而人類所關注的最重要的自 由之—，是免於可避免的疾病和死亡。健康不僅具有本身固有的重要的內在價值，它還對人類發展的其它各個維度有著工具性價值。”。[3]合作醫療為農村居民 提供了最基本的衛生保健服務，極大地保護了農村的人力資源。衛生保健服務的對象人，而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決定力量，人力是社會最寶貴的資源。在1950— 1982年的32年間，中國人均期望壽命從35歲提高列69歲，按1982年以前國民經濟增長率年平均5.9%計算，由延長壽命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共 24730億元，年均約773億元，相當於GNP的22%；按每—嬰兒實際撫養費每年250元計算，則新中國建國以來因降低嬰兒死亡率為社會攢來2.6億 美元的經濟收益；根據原蘇聯斯待魯米計算公式，由於減少因病缺勤率、死亡率、發病率，可以增加國民收入20%，即l/5的國民收入是靠這些因素獲得的。據 推算，我國國民收入中約1000億元是靠此獲得的。據另一項研究，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者如能每人每年減少4天因病缺勤日，則所創造的經濟價值，相當於全年 國家用於衛生事業的經費總額。又如，我國目前每年約出生40萬名先天缺陷兒，按每年每人5000元撫養費計算，國家要為此付出20億元的代價。[1]就是 說，人們的良好健康狀態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促進作用，反之則延緩社會經濟的發展。這足以表明，衛生保健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合作醫療 的在全國的廣泛推行和普遍實施，大大提高了農村居民防治疾病的能力，增進了其身體健康，有效地增加了農村經濟的人力資本的投入，有利於農村地區醫療、預 防、保健工作的落實，從而保障農業和鄉鎮企業的生產，加速我國經濟的發展。健康醫療投資是獲得和維持健康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其收益直接表現為農村勞動力身 體素質的改善、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均壽命的延長，增加農村勞動力供給的數量和質量。
合作醫療與公費醫療、勞保醫療結合在—起，初步構成了我國醫療保健製度的三大支柱。盡管這三大支柱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弊端，需要進行改革，但從曆史上 看，他們對於保障我國人民的身體健康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動亂時期，農業生產受到很大破壞，農民生活水平很低，但並沒有發生大的疫 病流行，一般尚能得到初級衛生保健服務。這樣的局麵的出現，關鍵在於公社和大隊兩級都建立了衛生保健組織，並普及了合作醫療保健製度。但合作醫療解體以 後，農民回到自費看病的老路，由於有些農民經濟困難，導致有病不看，小病拖大，貧病循環的後果，影響了農村地區的發展，也導致了整個國家總體醫療衛生水平 下降，出現整個醫療衛生水平與經濟發展相反的現象。
四、為世界解決基層衛生保健問題提供了範例
這個經驗越出了國界，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農村衛生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覃祥官事例)80年代初，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都曾派專家組來我國考察農村衛 生，考察組的報告特別強調指出，中國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製度，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經費的唯—範例。盡管每個合作醫療的具體情況在全國有很大差異。 但是總的來講，它是由群眾集資、采取預付醫療保險金的形式，解決群眾基本醫療保健製度問題的一種醫療保健製度。”世界衛生組織還在另—份報告中說：“初級 衛生工作人員的提出主要來自中國的啟發。中國在占80%人口的農村地區，發展了一個成功的基層衛生保健係統，向人民提供低費用和適宜的醫療保健技術服務， 滿足了大多數人的基本衛生需要。”[1]
五、在二元社會框架中，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衛生公平
合作醫療製度 趨向於體現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底線公平原則，使得我國城鄉醫療服務公平性得到較大提高。“底線公平”是指在社會保障體係中，全社會除去個人之間的差異之 外，共同認可的—條線。這條線以下的部分是每一個公民的生活和發展中共同具有的部分—起碼必備的部分，其基本權利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個公民如果缺少了這一 部分，那就保證不了生存，保證不了溫飽，保證不了為謀生所必須的基本條件。因此需要社會和政府來提供這種保障。所有公民在這條底線麵前所具有的權利的—致 性，就是“底線公平”。[2]對整個國民來說，衛生服務也應該體現一種公平，即“衛生公平”。“衛生公平”指公平、平等地分配各種可利用的衛生資源，使所 有人都能有相同的機會並從中受益，也就是說所有社會成員均有機會獲得醫療衛生服務。“衛生公平性”的評價可以從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兩方麵評價，即無淪是從 收入水平的高低或支付能力的大小，居民對衛生服務應該具有相同的可及性，衛生服務的分配不應該取決於社會地位的高低與收入的多少，而應該取決於其需要水平 (健康狀況)。而按需分配受到社會和個人承受能力的限製，因此應該有一個保障底線。
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最重要的目的之—，就是為 了使每個成員都健康發展，生活質量不斷提高，壽命不斷延長，體現一種健康公平，而健康公平首先是社會公正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健康作為人類生存最重要 的前提，是人世間最寶貴的財富，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生命權力對每一個人來說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對生命有直接保護作用的因素是：衛生、保健和醫療。而 1949年以前的中國，兵連禍結，疾病流行，人們的生存權受到極大的威脅，生命權力不要說優先，且隨時有被剝奪的危險。新中國成立之初，整個國家又處於百 廢待興，經濟十分落後的景況，國家為了加快工業化的進程，模仿前蘇聯模式施行重工業超前的發展戰略之路，通過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剪刀差方式從農村汲取經濟剩 餘來推動工業發展，實現原始積累。於是，國家在犧牲農民利益的同時，構建了以戶籍製度為中心的二元社會結構。這種城鄉二元體製，導致城鄉經濟社會運作機製 有根本上的差別，國家隻向城鎮公有單位機構提供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福利，而缺乏醫療保障的農民隻有采取自發的互助形式來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的公共問題。這種 “—國兩製”的極端不公平的社會福利政策，不僅危及到廣大農村居民的醫療衛生狀況和身體素質的提高，而且也關乎著整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因為在中國這樣一 個其長遠發展主要靠提升人力資本，而又因存在嚴重的地區差別的國度，人們的身體素質和健康狀況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適時地出 現，緩解了城鄉二元結構體製帶來的醫療衛生政策不公平的困境。無怪乎毛澤東在看到了報道“湖北省長陽土家自治縣樂園公社貧下中農創辦合作醫療的經驗和體 會”的報告後，會連聲稱讚“合作醫療好！”並要求全國推廣，使這一製度得到快速普及。因為合作醫療製度極大地提高了廣大農村居民醫療衛生的可及性，從而縮 小了城市和農村醫療可及性上的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於合作醫療的推行，也使得我國城鄉醫療公平性得到了極大提高。
總之，60、70年代，農村普遍推行合作醫療製度，不僅解決了廣大農村居民看病難的問題，而且極大地提升了整個中華民族人口的身體素質，延長了人均壽 命，保護了人力資源，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衛生公平。對此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給予了恰當的評價：“在當代世界的發展中，中國 做出了一項重大的貢獻，即展示了一個國家即使在相對比較貧窮的時候也能在推進民眾的健康與長壽方麵取得重大的進步，也展示了衛生成就無需嚴格受製於經濟手 段，即使經濟手段非常有限。……雖然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國的衛生成就己經開始同那些遠比中國富裕的國家比肩了”。[1]反麵教訓是：農村 合作醫療的解體，極大地衝擊了農村三級衛生保健網的底層格局和公共衛生防疫係統，[2]使某些基本消滅了的疾病呈反彈之勢；而農民又回到自費看病的老路， 以至“小病拖、大病扛”，造成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