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吐之間
飄雪呢喃夜 窗燭暖北村 夢回遊思處 陽光楓曉春
好公民有什麽標準？ 時常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一中年人，在大雪紛飛的冬日晚上，走到十字路口，等綠燈過街。街上無人也無車，雖然麵對的是紅燈，若想過，應該是安全的，但他仍堅持等，過了好幾分鍾，終於等來了綠色信號燈，這才匆忙過街。回放這一場景，我在想，他應該算模範公民了把？誠然，如果你辛勤地工作，認真納稅，遵紀守法，不給國家添麻煩，估計這已經達到好公民的標準了。
好公民應該還有其它標準，比如，稍微高一點要求的，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幫助鄰裏，助人為樂，關心他人等等。新聞中說，一對情侶，在家門口發現附近有人在四處張望頗為可疑，遂尾隨其後，當賊人正準備下手撬鄰居家門時，打電話給警察，抓住了盜賊。
這應該是鄰裏守望的模範公民了。
幾乎和北京朝陽區群眾的嗬護街坊鄰裏的精神境界不相上下。
還有要求再嚴一點，精神境界更高一點的，比如關心國家大事，踴躍投票，給國家積極建言或者諫言，幫助國家，幫助法律糾正不公，甚至和政府的作惡行為進行抗爭，這應該算不算好公民應有的情懷呢？1846年七月，在去康科德辦事的路上，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因未交人頭稅而遭到當地警長的逮捕。梭羅認為不該交稅，因為此人頭稅是為支持美西戰爭和向西部擴張奴隸製專項設置的，是惡稅惡法。盡管，當時就有好心人立刻替他交了稅，但警察並沒有立刻放他，而是把他在牢裏整整關了一夜。這一令人氣憤的事件正好激發了梭羅在監獄裏寫出了那份著名的《公民的不服從》文章，倡導用非暴力的，平和的方式來對抗政府的作惡，法律的不公。當時正住在瓦爾登湖旁邊的梭羅認為，作為一個公民，應該有義務有責任並能勇敢主動地抗爭法律上的不公平。
另一個例子和上麵有異曲同工之妙。。有個叫陳旺的公民，開了一家小超市，經常有小偷關顧。有一天，看見一個人正在偷東西，陳旺逮了個他正著，用繩子把小偷綁上，然後打電話給警察局。警察來了之後，卻將陳旺也抓了起來，理由是拘禁他人，限製他人人身自由。陳旺大呼冤枉，那我怎麽保護我的財產呢？很多民眾也感到困惑，後來在省議員的呼籲下，撤銷了陳旺的罪名獲判無罪，並且在2013年5月1日，加拿大聯邦政府通過了《平民拘捕及自衛條例》。上述條例主要是修改刑事法第494條《平民拘捕條款》，新規規定，受害人見到小偷行竊時，可以自行拘捕。但在舊規則下則不能行使這樣的權力。陳旺，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無意中幫政府修正了法規上的漏洞。
梭羅的主動抗爭和陳旺的無心插柳，都是在法律和政府的更高層麵上一個公民盡了自己的職責。前兩類好公民的標準比較容易達成一致意見，也容易做到。但後一類的事情，則比較複雜。梭羅和陳旺的事件仍是矛盾衝突較小的；如果再激烈一點，範圍再擴大一點，甚至牽涉到政治層麵的話，判斷是不是個好公民則難上加難，判斷標準則有時難以拿捏好。
比如，占領華爾街事件中逮捕的學生，天安門事件中的被逮捕的，甚至死去的學生算不算好公民嗎？香港占中坐牢的學生呢？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呢？他們又算不算呢？
標準好像就不那麽清楚了，特別是這個時候，可能伴隨著要被判刑，坐牢，甚至丟掉性命的風險。此時恐怕需要我們付出多一點思考，拿出多一點智慧，才有可能達成共識。在當時執政的政府眼裏，這些學生可能不是好公民，好市民，好學生，但民間的看法是不是也是這樣呢？不一定。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個公民應有的良知行動，甚至要以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害避趨之”來作感召。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這樣，但有一點我是知道的，應把其中的風險計算在內，特別是那些呼籲別人去行動而自己隻做鍵盤俠的人，否則是不是有點不太地道？
無論你的觀點如何，無論你相信不相信梭羅的《公民的不服從》，筆者認為，對政府的行為存疑，對政府的公信力存疑，甚至對不公正的法律法規存疑是高素質公民的義務之一，也是本篇文章的題中應有之義。你說呢?你會問自己一句：我是一個好公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