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國民黨以絕對優勢的兵力，殺氣騰騰的進攻解放區。想不到兩年多就敗下陣來，我們百萬雄師過大江，簡直就是摧枯拉朽。1949年5月，隨上海戰役、解放軍進入上海，其實就是我們這些農民進了城。對我們這些農村戰士來說南下不是好差事，打下濟南以後留在家鄉執行任務的部隊才是最令人羨慕的。山東兵還特別討厭上海，各種傳說都有，什麽上海天天下雨，哪天陰天不下雨，在上海這就是好天了。我們還沒出發心裏就盤算著什麽時候可以打背包轉向新的戰場。
1、我們被上海的繁華和奢靡所征服了嗎？
有人說，我們這些土八路進了上海，被繁華和奢靡所征服。近年來香港有些刊物中有具體描寫：“事實上，從北方農村（主要來自山東） 進了上海的共產黨幹部，無不被上海十裏洋場的繁華和奢靡所征服”……。這些代表了相當一些人的看法。真如魯迅所說“林黛玉不了解北京揀煤渣的老媽子”，作者不了解我們北方農民。土生土長的八路軍苦慣了，苦就是生活，吃飽穿暖就心滿意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大家對共產主義的向往，‘繁華和奢靡’不在我們的字典裏！
土改運動，地主老財被鬥的死去活來， ‘剝削享樂可恥’深入人心，有錢人的享樂生活是被戰士們從心裏鄙視的！看到上海人穿的花裏胡哨，像鄉下春節扭秧歌，根本接受不了，“穿的那樣怎麽幹活？”更看不慣夏天穿短袖衫、長絲襪、燙頭發、抹口紅的婦女，還編了順口溜嘲諷：“撈魚的胳膊、過河的腿，綿羊尾巴、猴屁股嘴”，認為這是早晚要被批鬥的剝削階級生活方式。對跳舞廳、跑狗場、跑馬廳之類，覺得更可恨，是揮霍勞動人民的血汗！
進駐上海之前，我們在丹陽聽陳老總（陳毅）傳達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說：“黨的工作重心，要從農村轉入城市；而城市是剝削階級享樂的地方，最容易感染享樂思想。李自成、洪秀全就是這麽失敗的。二中全會特別強調要防止黨內貪圖享樂情緒的滋長。”陳老總列舉了上海灘紙醉金迷的腐朽享樂生活之後說：“上海有七百萬人口，而我們進入上海的同誌與之相比是少之又少，可以說我們是處在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究竟是我們改造上海，還是被上海的資產階級改造，同誌們可要警惕！”
我們深怕沾染上資產階級習氣，被資產階級改造， 一心要改造上海。於是，上海的‘逸園跑狗場’變成文化廣場，‘跑馬廳’變成人民廣場，跳舞廳關了門。人們的穿著也變了，花裏忽哨變成中山裝和列寧裝，當時有人形容說是‘蘭色海洋’。軟綿綿的流行歌曲也被激昂慷慨的革命歌曲、如《咱們工人有力量》《翻身道情》等所取代。繁華奢靡沒了，毒品絕跡，乞丐小偷少，學雷鋒的多，夏天可開門睡覺，真有點像抗日農村根據地……
可惜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同時，把資本主義發展生產中的一些精髓也反掉了。 ‘大鍋飯' ,'鐵飯碗’沒有使城市發展國家繁榮。想搞‘大躍進'，卻事與願違；想用‘階級鬥爭’發展生產，甚至發動‘文革‘，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從教訓中醒悟過來。
2, 不想錢的土八路，一下子有了很多錢
1949年5月，我們部隊的三個團，編入上海鐵路局，我任指導員的連隊成為上海鐵路公安局的警衛連，我們身在上海，還是沿襲農村的生活待遇。當時的供給製標準很低，比上海市民明顯不如。我們吃不起上海人早餐吃的大餅油條，一日三餐幹飯熬白菜。上海人看來像喂豬，我們不覺得苦，倒感到大米比粗糧順口。端午節沒有粽子, 中秋節沒有月餅, 夏天從不沾冷飲棒冰，因為沒錢，飯館裏也看不到解放軍的身影……, 我們的生活遠不如現在來上海打工的農民。但上海市民對我們卻不低看，而是尊敬加熱情。上海人把我們和國民黨官兵相比，覺得我們不欺壓人，不貪不腐、不擾民，尤其剛進入上海的睡馬路，市民大為感動。
有一次我到市裏開會，在河南北路的武進路口乘無軌電車，因人多，我這解放軍不便和老百姓擠，落在最後上車，售票員伸出手拍著車門說 “滿了、滿了” ，我正想等下部車, 不料電車前頭有個小門拉開，裏麵的工作人員伸出手招呼我上車。我上了車趕緊掏錢買票，卻被叫我上車的工作人員一口拒絕,“這是我們電車公司人乘的, 不賣票。因你是解放軍，請你上來”。我愁眉苦臉的說“不買票違反紀律……”，他們一麵安慰我一麵跟我解釋公司的規定。雖然隻是幾分錢，這種對解放軍的誠摯關愛使我非常感動，上海市民和山東老鄉一樣從心裏關心我們。
生活不如上海市民，我們認為是天經地義，沒有怨言，因為我們到上海不是為了生活好，更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打敗敵人、保鄉保田，等待革命勝利以後回鄉種田，老紅軍甘祖昌將軍就實現了這個願望。我們沒有錢，根本不想錢，遠離家鄉父母提著腦袋參軍過窮苦日子, 實在是不'合算’。然而不去想合算，合算卻找到我們；不想錢，錢卻像天上的餡餅，落到我們頭上。1950年夏，供給製改為薪金製，我本來每月隻領2元津貼費，一下子變成70多元工資，多了幾十倍。當時上海底層工人月收入隻有20多元。
一下子拿了好幾個月的工資，這輩子也沒有得過這麽多錢，我感覺自己成了大富翁。這麽多錢怎麽用的完？怎麽花錢也要好好想一想，沒錢沒有洋相，有了錢不會花倒出了不少洋相。有的買了棉毛衫換下了部隊發的土布襯衫，還扒開棉襖領子告訴人家又舒服又暖和，領口的絲帶露出來被大家認真研究了一番, 發現是女式的。我第一次下館子是吃的'陽春麵'，因為常看到飯館的招牌上'陽春麵'一詞，認為這麵條一定很'上海'，想不到隻是麵條加點醬油湯, 上麵漂著幾粒蔥花，還不如我們鄉下的打鹵麵！我到布店給姥姥買布料做衣服，看中一匹黑布，店員介紹說是“四君子”嗶嘰，問我要量幾尺，我根本沒有尺寸的概念，告訴店員這一匹布我全要了。我也買過一些好東西，花30幾塊錢給自己買了一塊英納格手表，這塊表跟了我二十多年，70年代女兒下鄉帶著去了兵團。長期供給製我們頭腦裏沒有攢錢的概念，有點錢餘下來就分給在其他部隊還是供給製的幾個好朋友。再後來，月餅、粽子都吃到了，夏天也有錢買根棒冰雪糕解暑，才感覺上海比農村好一些，漸漸明白革命勝利回鄉種田的想法不現實，沒結婚的開始娶老婆在上海安家定居下來，我也在此時和同在鐵路公安部隊的妻子結了婚。
3、我怎樣從山東農民變成上海市民。
薪金製後，我們的經濟水平和市民接近，但還不能說融入上海，因鐵路公安局多是山東老鄉，和上海人接觸少，多年以後還不太懂上海話。我真正融入上海，是1953年後參加組建上海鐵路衛生學校（現在同濟醫學院的前身）。這裏沒有山東老鄉，南下幹部也少，而以上海人居多。和這些人相處，聽到從前聽不到的話，學到不同的生活處事方式。
當時主持衛生學校組建工作的是副校長（沒有正校長）李化民，留德的醫學博士，前鐵路醫院副院長。我和他同坐一個辦公室。他和我聊及留德的見聞時說： “那時德國人對希特勒，就像我們對毛主席，也很崇拜” 。聽得我一驚！ “毛主席怎能和獨裁魔王希特勒相提並論”？還有個同事的父親當年和秋瑾一起在日本留學，說秋瑾在日本幾乎不上課不學習，常常腰上插把刀子站在學校門口問人要捐款，很多同學都躲著她。原來世界上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隨後，我和另一位外國留學生接觸，更開了眼界，那是陳良宇的父親-陳更華先生。衛生學校需要理療教員，因大學沒理療專業，找個理療專家不那麽容易。有老教授告訴我們一個叫李謀真（也就是陳良宇的母親）的女士精於此道，理論實踐都行，但是人家不願意出來工作。學校決定讓我去陳家做工作，務必把李女士'動員'來。去之前我已從檔案等各方麵知道陳更華是從美國歸國的物理專家，會維修醫院的X光機，當時X光機是醫院的重要設備，會修的人很少，所以收入甚高，心裏有所準備他家會比較豪華，但親臨其境時仍感驚奇！他住在上海繁華地段，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隔壁、福利公司樓上，門口有個頭上裹著紅布的印度人站崗（紅頭阿三的綽號就是他告訴我的：紅頭=頭上裹紅布，阿三=Yes Sir)，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國人伺候中國人。他家還有冰箱和私人電話，那時別說家用電器，連抽水馬桶53年也沒有普及，家裏有冰箱，文革前我看到的僅此一家，所以很吃驚。因為有朋友打過招呼，陳更華知道衛生學校有位解放軍（我當時沒辦轉業手續，仍穿軍裝）要來造訪，可能因從未接觸過解放軍，他以驚奇的眼光看著我，但態度熱情，說他對國民黨軍人反感，對解放軍好感，並問我打上海的情況。我告訴他上海戰役在市區沒怎麽打，自來水、電燈都未中斷，而打濟南，東關房子幾乎全打塌，自來水電燈中斷半個多月……他聽的津津有味。我趁機告訴他，共產黨對資本家反感，因其不勞而獲，對在家裏不工作當太太也不好感，你別讓夫人在家當太太，到我們學校工作，收入可請幾個保姆，何樂而不為？他聽了進去，答應和妻子一起到學校來看看再說。他西服革履的洋氣我不意外 ，卻沒想到他完全沒有高級知識分子的矜持，沒有令我討厭的喜怒不形於色的城府，而是心直口快。配上一米八幾的身材，顯得有點粗獷，很對我的胃口，我們一個'土八路'，一個'洋包子', 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很快成為好朋友。特別是他毫無顧忌的告訴我美國的情況，使我大開眼界！那時我們以為美國富人很富，窮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認為煤礦工人沒煤燒-因經濟危機煤賣不掉，煤礦工人失業、沒錢買煤燒……。可是陳更華告訴我完全不是這樣，美國人根本不燒煤，而燒比煤好得多的電。他說的美國工人的生活遠比我們好，工人上下班開自己的小橋車，無產階級竟買得起橋車，我們多數資本家還買不起哩。指望美國工人階級會在共產黨領導下起來革命，簡直做夢！
李謀真女士終於到衛生學校任理療教師，而且反映不錯。為了上下班方便，還一度搬到近郊的衛生學校家屬宿舍和我成為鄰居，這個鄰居對我在上海的生活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我們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我們夫婦上班都很忙，那時候保姆才6塊錢一個月，很好找。我們頭腦裏灌輸的都是保姆是勞動人民，是我們的基本群眾，我們對保姆像待自己家人一樣尊重，保姆對我們也真心實意，家扔給保姆一點也不用擔心。但是給女兒找奶媽時就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要不是李謀真提醒差點出大事。她叫我們一定要先給保姆做梅毒檢測。我已經從薦頭店把保姆領回家了，化驗報告出來梅毒試驗陽性。沒有李謀真，都不敢想像我女兒會受多少罪。
衛生學校和公安處的環境影響大不相同，公安處多是打打殺殺，衛生學校多是文化教育。在公安處和山東老鄉相處我算個文化人自我感覺優越，而在衛生學校卻成了沒文化的大老粗，因這裏的教職人員多是大學畢業，我這鄉下畢業的小學生實在抬不起頭，這使我有了強烈的學文化的念頭。而且也有了學文化的條件，我考上了複旦哲學係和華東師大曆史係的函授。經過6年的努力，取得了大學本科文憑。
我的一生，有兩個重要變化：當八路使我知道怎麽做人, 做什麽人；讀大學使我知道知識的重要——知識和錢不同，人沒錢感到焦急，而沒知識反而以為知識沒用，越有知識、越感到知識的重要。陰差陽錯種種原因，我這個土八路有機會到了繁華的上海，還在一流大學讀書學習。受學校環境的影響，我還自學了點英語，後來才能學會電腦、沒有被網絡世界淘汰。這不但改變了我後半生的軌跡，甚至也影響了後代。我的外孫女從牙牙學語時就纏著我講曆史故事，現在成了美國國家律師協會醫藥分會的VP，還保留著從小養成的嗜好，不同的是由講曆史故事變成討論真正的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