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憶溈：隱居在皇家山下的文學奇觀

·薛憶溈     呂紅  （訪談錄）

導語：薛憶溈是當代中國文學界最為勤奮和最受關注的作家之一。在過去五年時間裏，他“高潮迭起”，一共出版了近二十部受知識界推崇的文學作品。他特立獨行，被稱為是中國文學界“最迷人的異類”。同時他又深居簡出，盡管已經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居住多年，卻不為海外的讀者所熟悉。去年年初，在美國注冊的英語學術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雜誌以整期全部110頁的篇幅推出專輯“Xue Yiwei and His War Stories”，薛憶溈不同凡響的作品開始引起西方讀者的注意。而隨後不久，他被國內讀者推崇備至的“深圳人”係列作品英譯本Shenzheners在蒙特利爾正式出版，引起加拿大主流文化界的關注。從去年七月以來，The Montreal Review of Books, Quill & Quire, The Globe and Mail, The Montreal Gazette, 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Montreal Center-Ville等主流媒體紛紛發表書評和訪談（蒙特利爾當地最大的英語報紙上的訪談近一個整版），將薛憶溈的“深圳人”係列作品與英語文學中的經典《都柏林人》相媲美。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CBC）也製作了關於薛憶溈的專題報道，在星期天黃金時段播出。薛憶溈多次獲邀在加拿大各地文學節和圖書館朗讀和解讀作品。在名家雲集的溫哥華作家節上還出現了讀者排隊購買和簽名的熱烈場麵。英語的China Daily, That’s Beijing等報刊相繼發表了報道、書評和采訪。香港《亞洲周刊》雜誌將Shenzheners 的“西方接受”當成封麵故事之一進行了報道。據悉，新年假期剛結束的第一天，CBC的讀書節目又做了最新的報道。蒙特利爾的“藍色都市”國際文學節與多倫多的公立圖書館也發邀請，還有法國出版社擬推出法語版……在“深圳人”走向世界之際，紅杉林策劃特輯，增進讀者了解作家與眾不同的文學道路和超凡脫俗的寫作風格。

呂紅：“深圳人”係列小說的英譯本出版之後立刻引起了加拿大主流媒體和文化界的關注。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並被各大圖書館及相關文化機構邀請講座，似乎一下子變得灸手可熱成為文學奇觀，讀者開始以新的眼光看待華人文學，可否請您談談相關近況？

薛憶溈：十一月二十七日，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在星期天黃金時段播出了關於本書的一個專題。同時，十一月出版的《加拿大文學書評》也刊出了一篇書評。那應該是從去年七月份以來在加拿大媒體上陸續出現的書評中最有分量的一篇。十二月，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的讀書節目又邀請我參加了一個作家對話。蒙特利爾《城市》雜誌刊發一篇由 “藍色都市文學節”（蒙特利爾當地最重要的文學節）負責人撰寫的書評。新年開始，更多的好消息傳來：四月底的“藍色都市文學節”上將有兩場關於“深圳人”的活動。而多倫多公立圖書館邀請我五月底去參加最重要的係列活動。並有加拿大著名作家和學者專訪。另外，先在這裏透露一個小秘密：“深圳人”係列小說的英譯本最近在主流文學界獲得了第一個文學獎。具體細節有待稍後公布。

呂紅：這樣的關注程度對於一部從漢語翻譯過來的短篇小說集有點不可思議。您去年十月也獲邀參加了溫哥華國際作家節。據悉是加拿大級別最高的兩大文學節之一。那麽，在文學節期間讀者對“深圳人”的反饋如何？

薛憶溈：我在溫哥華國際作家節上的兩場活動都非常成功。第一場活動是與鄧敏靈（Mdeleine Thien）和一位新西蘭作家之間的對談。鄧敏靈是加拿大最近二十年來很活躍的作家，去年更是紅極一時：不僅拿下了加拿大兩個最大的文學獎，還進入了布克獎的終選名單。而主持我們活動的是加拿大蘭登書屋的負責人，加拿大最大的出版商。這是一場門票提前售空的活動。主辦方收到的讀者反饋也非常熱烈。而第二場活動是與一位美國作家和另外兩位加拿大作家的對話。值得一提的是，溫哥華公立圖書館利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為“深圳人”安排了專場雙語活動。活動當天，溫哥華狂風暴雨，讀者仍十分踴躍。而八十四歲高齡的原台灣《聯合文學》主編馬森先生特地從維多利亞島趕來主持活動，尤其令人感動。

   呂紅： “深圳人”係列小說是您用十六年的時間創作完成的作品。2013年，小說的單行本《出租車司機》出版之後，立刻引起了國內媒體的極大關注，並獲得當年的“中國影響力圖書獎”。一般來說中國的文學作品不太引起西方普通讀者興趣的。您認為是原作中的哪些因素讓“深圳人”走向了世界？

    薛憶溈：因為蒙特利爾最大的英語報紙用幾乎整版的篇幅登出他們文化版主編對我的專訪，我這個一直隱居在皇家山下的普通移民突然暴露了身份，變成了當地的“文學奇觀”。有不少的鄰居都去書店買了“深圳人”係列小說的英譯本找我簽名。依然健步如飛的94歲的克勞迪婭不僅自己買了一本，讀完之後，她又買了兩本送給她在歐洲的朋友做聖誕禮物。我為聖誕禮物簽名時她評價說，小說人物都很“emotionl”。這準確的評價足以說明她讀懂了我的作品。而兩天前，名為讓•馬力的鄰居在馬路上攔住我。他說他剛讀完小說集中題為《村姑》的第一篇。他說他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他還說他以前對虛構作品沒有什麽興趣，《村姑》改變了他。我相信是作品悲天憫人的情懷讓它們走近了完全生活在不同語境中的讀者吧。一位在渥太華文學節的讀者稱每篇作品都能讓她產生強烈的共鳴。

呂紅：從網上看到一本名為《渡：書的信仰》的書，入選的十四篇專題涉及十四位中西作家。其中有十三位作家的名字對普通中國讀者可以說是如雷貫耳，如門羅、希尼、特朗斯特羅姆、馬爾克斯和莫言等這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樣並列看起來有些特別？

薛憶溈：“深圳人”係列小說被一些評論家當成是中國“城市文學”的代表。《新京報•書評周刊》關於我的封麵專題就是在係列小說以《出租車司機》為名結集出版之際刊出的。在作為專題重點的訪談裏，我從很有意思的角度、用很有意思的語言談到了與“城市”和“文學”相關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那是一個準備得非常充分的專題，刊出之後馬上就獲得了廣泛的好評。我並不會感覺到特別的嘈雜和刺激。八年前，花城出版社將“薛憶溈”收入他們選編的“中篇小說金庫”。金庫的第一輯共有十二部作品：它們從《阿Q正傳》開始，以我的《通往天堂的最後那一段路程》結束。我當時倒是有受寵若驚的感覺，還多次用自嘲的口氣解釋說那裏麵有十一位中國現當代文學裏的神與半神，卻隻有一個凡人。而劉再複先生在讀完我的那本專集之後，在香港《明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閱讀薛憶溈小說的狂喜》的讀後感，肯定這個“凡人”其實也有“超凡”的才能。那是發生在2010年年初的事情。而最近這半年來，加拿大的書評人也經常將我的作品與喬伊斯和貝克特的作品相比……我是一個虔誠的寫作者，對“卑微”有深刻的認識和頑固的信仰。世俗的虛名和實惠對我都不是誘惑，從來都不是，永遠也都不會是。

呂紅：近五年來，您每年都有兩部以上的作品由著名出版社推出，2012和2016這兩年裏出版的數量甚至高達五部。而且是“一色的精品”，備受關注。著名書評人梁文道稱您是“作家們的作家”，但一般讀者對您了解不多。您如何看待這種認知上的反差？

薛憶溈：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好文學的壞運氣》的文章，爆料自己在文學道路上遭遇的阻力和坎坷。其實，好文學從來都是備受壞運氣困擾的。這好像是好文學本身的宿命。作為一個堅信文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寫作者，我從來就不肯向正統的意識形態低頭，也從來就不肯屈從市場的風向、迎合大眾的趣味。我遭遇壞運氣的機會當然會比一個普通的寫作者要高出更多。我對此沒有抱怨。事實上，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普通讀者在走近我的作品。有評論家說這是中國的文學欣賞水平在不斷提高的標誌。

呂紅：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也與您奇特的文學身份相關：您長期居住在國外，理所當然應該是“海外華文作家”中的一員。但是，據我所知，絕大多數從事“海外華文作家”研究的學者和學生並不熟悉您的作品，對您的研究也與您的文學地位極不相稱。殘雪曾打抱不平。我想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對您的忽視也是值得深思的狀況。請問您如何看待？

薛憶溈：去年馬森先生為一套大部頭的“海外華文文學史”寫過一篇書評。那大部頭裏有專門關於加拿大的一本，其中又有專門關於魁北克的一章。馬森先生關於這一章的質疑非常簡單，關於魁北克華文文學的一章為什麽涉及到當地華文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呢？我自己對被研究者忽視和被研究者重視的態度其實是一樣，我都不在乎。我是一個虔誠的寫作者。被研究者忽視和被研究者重視從根本上對我的寫作不會有任何影響。忽視我不是我的問題，是他們的問題。更何況，你們的這個專題刊出之後，情況也許馬上就會改變呢。

呂紅：您三十年的文學創作成果主要可以分成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包括微型小說）和隨筆這三個類別。因篇幅關係，想請您集中談談您的五部長篇小說。九十年代後期，您的第一部《遺棄》在沉寂八年之後被發現，為媒體所關注。許多評論家都強調小說對“個人狀態”的深入探討填補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空白。“個人狀態”其實也可以說是您所有長篇小說的核心主題，是這樣嗎？

薛憶溈：是的。“個人狀態”或者說個人在曆史和社會的狀態是我所有作品關注的主題。《遺棄》的主人公是一個熱愛哲學又癡迷寫作的年輕人。他與社會格格不入，始終都以反叛的姿態在尋找個人的出路和人生的意義。這種反叛和這種追尋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正因為如此，他關於一個特殊年代生活的見證才會引發後來一代代年輕讀者的共鳴。《遺棄》也許是中國當代文學裏最富傳奇色彩的作品。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這本“舊書”是不斷的“新聞”。它最新的版本很快又要與讀者見麵了。而在《一個影子的告別》和《白求恩的孩子們》裏，“個人狀態”更深地陷於了政治的漩渦。這當然也是這兩部作品至今還不能在大陸出版的原因。《空巢》的主人公是一位遭受電信詐騙的八十歲的老人。年齡給她提供了審視曆史的有利角度。她將對“個人狀態”的剖析轉變成了對曆史的反思。《希拉裏、密和、我》搭建在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上，三個人物的“個人狀態”為讀者打開了認識“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特殊的窗口。

呂紅：這五部長篇小說雖然都專注於“個體生命”這一主題，在藝術形式上卻有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您刻意的追求嗎？看得出來，您現在依然保持著當年創作《遺棄》時的那種先鋒的銳氣。在您看來，藝術上的創新對寫作意味著什麽？

薛憶溈：藝術上的創新是寫作的生命。西方現代派文學運動的主要推動者龐德曾經將中國儒家“日日新”的倫理追求轉變為他們的文學綱領。這種形式上的不斷創新也是我信仰的藝術準則。“日日新”也許要求太高了一點，但是我至少想做到“本本新”。所以，我創作的準備過程總是內容等待形式的過程。有時候一等就是五年，有時候一等就是十年……而“深圳人”係列小說中我自己最偏愛的《小販》，我一共等待了三十三年才等到它最完美的形式。回到我的五部長篇小說吧，它們的形式各不相同：《遺棄》的主體部分是主人公留下的日記，而《白求恩的孩子們》采用的書信體，小說由主人公寫給已經故世七十年的“親愛的白求恩大夫”的三十二封信構成；《一個影子的告別》以不同的告別對象為單位來展開故事，而《空巢》將一天中的24個小時分成12個時段作為故事發展和人物心理轉換的單元；《希拉裏、密和、我》則通過對三個主要人物不斷輪轉的聚焦來推進敘述的線索。

                                      

呂紅：《空巢》在百道網2015年公布的中國小說百強榜中高居首位。它也被許多人認為是近兩年來海外華人創作最有影響的作品。上海電影集團也曾有意將它改為電影。《空巢》第一次走近了“大眾”。您如何看待“經典化”與“大眾化”之間的矛盾？

 薛憶溈：《空巢》獲得精英讀者的青睞是因為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思了中國近百年來的曆史。而它引起大眾的興趣是它觸及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讓今天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深受其害的電信詐騙。但是，很多人注意到我審視社會問題的角度其實也非常特別：它根植於個人的生命體驗和困惑，具有形而上的質地。進入“現代”之後，“經典化”與“大眾化”的矛盾已經變得非常尖銳了，卡夫卡在《饑餓藝術家》對這種尖銳有最感人的呈現。而進入“全球化”的時代，這種矛盾更加尖銳，甚至到了不再能夠理喻的程度。需要專注和信仰支撐的“經典”已經不複存在了。在這個時代，大眾就是權威，大眾就是經典。對於一個像我這樣視文學為宗教的寫作者，這樣的等式當然是錯誤的，但它卻是這個時代的“真”相，毋容置疑的“真”相。這也許就是這個時代的荒謬之處吧：它“真”在它的錯，它錯在它的“真”。

呂紅：您正好提到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而您最新的長篇小說《希拉裏、密和、我》就是一部獻給“全球化”時代的作品。您在其中談到了今天困擾著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些問題，如空氣汙染、如食物安全……但是，您更注重的卻是這個時代裏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人對“真”和“愛”的態度。您筆下的人物大都非常悲觀。您自己對“全球化”的前景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憂慮？

薛憶溈：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從小就深受馬列熏陶，崇拜的偶像裏麵也有不少像白求恩那樣的國際主義戰士。“全球化”本來應該是與我們的精神狀態非常吻合的曆史潮流。但是最近這二十年來，隨著這個過程的急劇加速，它卻越來越偏離精神的軌道，同時在物質的沼澤裏越陷越深……加上四處泛濫的信息、無所不在的誘惑以及肆無忌憚的消費，人的注意力已經被徹底擊潰，還有人對細節的癡迷和眷戀……希拉裏、密和、“我”這三個人物從自己特殊的人生經曆裏看到了一個時代的荒謬，他們的相遇是出於偶然還是出於必然，很難說得清楚，而他們的離散卻無疑是這個時代導致的必然結果，因為在這裏，他們已經無法找到“真”的理據和“愛”的根基。小說完成之後每次接受采訪，我都會流露出對這個時代悲觀的情緒。我想我應該多少是受了自己創造的這些性格憂鬱的人物的影響。

    呂紅：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不管是在漢語的語境中還是在其他的語境中中，像您這樣不斷對自己的作品進行“重寫”的寫作者恐怕是絕無僅有。觸發您對舊作進行“重寫”的原因是什麽？還有，為什麽您的“重寫”能夠百發百中，每一篇都獲得重新的肯定？

    薛憶溈：一位南京大學的博士生以我的“重寫”作為他博士論文的選題。過去有些知名的作家出於政治上的需要重寫過自己的少量作品，而純粹從藝術的角度出發進行重寫，並且是重寫自己幾乎全部的作品，這在一百年中國新文學的曆史上還沒有先例。“重寫”是通過不斷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去接近神聖的完美的過程。它如同是朝聖。每一次完成，我都會有脫胎換骨的感覺，對語言更加熱愛，對文學更加崇拜。為什麽每次都能夠抵達？也許正如博爾赫斯所說，所有作品的完美版本其實都是神早就已經寫好的。我們的寫作不過是對神意的一種揣測，對完美的一種接近。

呂紅：在《南方人物周刊》裏，您稱當年選擇出國定居是“為了逃避陳詞濫調”。這也許是我聽到過的最特別也最文學的出國理由。您多次強調反對陳詞濫調的重要。為什麽反對陳詞濫調對文學如此重要？

薛憶溈：全部的文學史告訴我們，檢查製度和陳詞濫調是文學兩個最大的敵人。檢查製度限製文學行動的自由，陳詞濫調侵害文學精神的自由，而自由是文學的生命、文學的靈魂。與簡單粗暴的檢查製度相比，陳詞濫調實際上更加危險，因為它與文學使用的是同一種建材（語言），又經常會穿上文學的外衣、加上情感的粉飾，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向陳詞濫調發起攻擊是文學的天職和使命。今天，借助高速發展的通訊技術，陳詞濫調找到了更為有效的傳播渠道。想想自己從早到晚要通過微信和“朋友圈”接收到多少陳詞濫調吧，哪怕你遠在異國他鄉，哪怕你遠在天涯海角。麵對這樣的“社會存在”，以反對陳詞濫調為天職和使命的文學必須有所行動：將細節還給生活，將從容還給生活，將悠閑還給生活，將敏感還給生活，將眷戀還給生活，將專注還給生活，將質樸還給生活，將本分還給生活，將精神還給生活，將境界還給生活……一句話，將生活還給生活。

呂紅：您稱遠離故土並不完全是您個人的選擇，“裏麵其實還深藏著命運的安排。”這“命運的安排”顯然直指您的文學狀態——文學狀態是命中注定的嗎？

薛憶溈：出國定居對我的文學事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十五年過去了……我越來也相信這不是我主動的選擇，而是“命運的安排”。沒有這安排，“薛憶溈”就肯定不會是我們所知道和所好奇的“薛憶溈”。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裏也肯定不會徘徊著這樣一個對標點符號都一絲不苟的“異類”。是的，每次回想起自己將近三十年的文學道路，尤其是最近這五年來不可思議的“高潮迭起”，我會越來越相信“命運的安排”。是無數神奇的力和無數普通的人將我帶到了今天的文學狀態。我對他們充滿了感激。我隻能用無條件的勤奮報答他們。我隻能用無節製的努力報答他們。

呂紅：在“全球化”時代，跨文化的交流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趨勢，您認為海外的華文作家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應該扮演什麽樣的角色？對促進華人文學發展又起到什麽樣的作用？

薛憶溈：生活在海外本來具有許多文化上的優勢，但是據我所知，絕大多數的華人作家對這種優勢並沒有意識，更談不上去利用和重視。比如在加拿大，收音機仍然是一種重要的傳播工具，而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每天都會播出許多頂級的文化節目，談論書籍、談論思想、談論寫作、談論曆史……遺憾的是，在這麽多年裏，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哪怕就是偶然聽聽這些節目的同行，更不要說像我一樣著迷的了。華文作家要想對跨文化交流做出貢獻首先就應該關心當地的文學狀況，參與當地的文學活動，也就是說，要在“文學的祖國”裏去尋找新的“在場”感覺。我自己通過多次關於“深圳人”係列小說的活動，介入了這種跨文化的交流。讀者不僅與我討論莎士比亞和喬伊斯，也問我關於深圳、關於“文革”、關於漢語、關於翻譯等等的問題。非常有意思。在促進跨文化交流這一點上，在英語讀者中享有盛譽的哈金為海外的華文作家樹立了楷模。這次在“深圳人”係列小說出版的前夕，他寫下的推薦精準又精彩，為英語讀者走近我的作品起到了橋梁的作用。

呂紅：那天我問起您對生命的感受，您的回答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您說您感覺生命還沒有開始。我有點好奇您為什麽會有這種感覺。您還在期待著怎樣的“開始”？

薛憶溈：在生命已經過去一大半的時候，還感覺它沒有開始，這的確有點奇怪。但是，這不是玩笑，這是我真實的感覺。可能是因為我對自己的成就並不滿意吧。我還有很多事想做，比如我還想寫關於許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專輯，比如我還想翻譯我最欣賞的那兩部文學經典……而更重要的是，我還沒有創作出最能見證自己的情懷和天賦的文學作品。也許一直要到開始創作這部作品的時候，我才會感覺生命的真正開始。我總是感覺時間不夠。我總是感覺自己不會有時間完成想做的這些事情。我總是擔心自己的生命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這也許就是每一個狂熱的寫作者都經常會有的那種對自己下一部作品的焦慮吧。創造的人生其實就是不斷開始的人生。

呂紅：新的一年開始了，這對您又會是碩果累累的一年，可與我們讀者提前分享嗎？

薛憶溈：首先，關於“深圳人”係列小說英譯本的反應還會繼續。它很快會波及到其他的國家和其他的語種。另外《空巢》的瑞典文版和《白求恩的孩子們》的英文版都正在翻譯之中。而《遺棄》最新版在春節之後就會上市。訪談集《薛憶溈對話薛憶溈》的續集將推出。我們的這一次訪談有可能會成為其中的“壓軸戲”。

（作家小傳：薛憶溈：工學學士、文學碩士、語言學博士。著有《遺棄》等五部長篇小說、《出租車司機》等五部中短篇小說集、《文學的祖國》等五部隨筆集。作品曾經兩度進入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連續三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提名。）

（本文刊發於《紅杉林》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