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打入“另冊”

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全國到處是一片打倒聲，軍隊雖說不參與，但在這樣火熱的大環境裏，豈能是世外桃園？一會兒打倒“江、王、高”一會兒揪出“楊、餘、傅”，“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每個中國人都身不由已地置身其中，隨著大流，跟著號召，遊行、喊口號，日子就這樣不斷地在“最高指示”的鼓舞下，轟轟烈烈地進行著。

勇華學校裏則和南京的兩大派一樣，分成了“紅總”和“八二七”兩派，勇華在“紅總”，屬“保皇”一派。當時她們學校的領導是著名紅軍將領李赤然將軍的愛人翟平，雖然一派要“保”，一派要“倒”，但可能因當時學校還屬部隊管理的原因，所以兩派還沒有出現什麽過激的行動，隻是兩派教師除上課必需交流外，平時都成了陌路之人， 象對頭、冤家一般，這後遺症直到許多年後才漸漸淡化。

我帶領的直屬隊戰士演出隊，自去年起就改名為“直屬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集中住在南京空軍東箭道招待所，有任務就代表南空直屬機關，到部隊、工礦企業和街道，宣傳文化大革命，宣傳“最高指示”，忙得連軸轉，倒也覺得挺踏實，挺有成就感。

一日，接上級指示，要“宣傳隊”當晚去駐紮在東郊朱莊的空軍通信團演出，來人並交給我一張演出時必須呼的口號，這在當年是一種極為敏感的政治風向標，我攤開紙一看，除了例行的、平時一直都有的口號外，多了一條“打倒聶、顧、張”的口號，聶鳳智司令員、顧前參謀長，大家是非常熟識的，自己從調到南京軍區空軍開始，到後來抗美援朝調到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再到後來調回南空司令部，聶司令始終是我們的領導，印象中，他平易近人，從沒架子，尤其是作報告，深入淺出，形象生動，幽默風趣，大家特別喜歡聽，作戰指揮精明果敢，戰績輝煌，是一位眾所周知的沙場名將，我自己在業餘創作中，也受到過他熱情衷懇的教育，還具體幫我修改劇本。我們所知道的他的情況都是好的，並從內心深處敬佩他，怎麽突然要打倒呢？顧前參謀長也一樣，他是蘇州窮教書的出身，無論是當航行處長或後來擔任參謀長都待人和氣，和下屬打成一片，工作中雖然要求很嚴，但卻嚴而有理，怎麽也要打倒呢？至於那個“張”據了解是空四軍軍長，我和許多戰士都不太熟悉，我問來人，這是怎麽回事？他說，你不用問，照喊就是！由於是第一次看到這口號，大家毫無思想準備，我和宣傳隊的戰士們都說：“不問清楚，我們不能亂喊”，並和那人激烈地爭論起來，最後那人拋下一句：“不喊要犯路線錯誤，好好考慮！”便悻悻然走了。由於不明白來攏去脈，因此在當晚的宣傳演出中，我們沒喊這條口號。顯然是有人把這一情況向上打了小報告，之後不久，宣傳隊便被勒令解散了，又過了不久，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我去“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

“五七幹校”顧名思義是根據毛主席“五七指示”建立起來的，它本應該是幹部輪流勞動的好去處，卻被當時某些別有用心的人，變作了處理“不同政見者”的發配場所。我與領導產生了些許不同的看法，自然隻有被他們名正言順地貶去幹校接受再教育。南京空軍“五七幹校”，地處蚌埠北郊塗山腳下，是一片果園，環境不錯。我到了那裏，被分配在最邊遠的七隊，到了七隊，又被安排到最邊遠的三區隊，那是一個孤伶伶的小山包，距七隊隊部約五百米遠，中間是彎彎曲曲的山溝，這裏沒有電燈，每個人用墨水並自製一盞小煤油燈，供學習之用；也沒有自來水，得每天從山下的一口水井裏去挑，晴天時還好，下雨天山路滑，挑一擔水上山，要費好大勁，不滑倒就算成功。

剛到幹校時，領導就動員叫把家屬也一起遷來，我也曾動過心，總以為今生就在此長住下去了，故而再也沒有非份之想法，曾寫過一首順口溜聊以自慰，曰：一盞油燈照床前/十裏果園廣闊天/身在山野心自安/此生無求也無憾！後來，幸虧勇華不願搬來，免去了全家人一同受罪的處境，自己一個人在幹校，再怎麽折騰也能忍受，誰叫你“不聽招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