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隨波逐流

大概因為我在業餘創作方麵做出了一些成績，幹部部門把我從司令部領航處調到了直屬政治部文化科工作，任務是組織開展部隊的業餘文化活動，使我本來的副業轉成了正業，由於領導的重視和戰士們的熱情投入，加之直屬隊演出隊是受過毛主席接見的，所以在整個軍區空軍中頗有影響力，在宣傳工作中，接受了許多任務，這是後話。

不知怎麽搞的，痔瘡病突然發作，整天疼痛難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從門診部借了個氣墊子來也沒有用，最後隻好住進空軍454醫院開刀解決。醫院離家雖說挺遠，榮華還是每星期都用自行車，一前一後推了兩個孩子來醫院看我，住院一個月，每個周末我們都在病房外麵的小花園裏愉快地度過，倒也別有趣味。

病愈後立即奉命參加工作組去太倉縣沙溪鎮開展農村社教工作，那時並不知道沙溪是林彪老婆葉群蹲點的地方，當年曾紅極一時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顧阿桃，就是她抓的典型。我們普通工作人員，隻是在生產隊住在農家做一些具體的了解情況的工作，對“上麵”的活動一概不知。

一天下午，我正準備去參加批判“四不清”幹部大會，忽接公社電話稱：“孩子病危，速回南京！”那時已經下午四點多鍾，小鎮上已沒有長途班車，我急往縣城趕，一路走一路想，是哪個孩子病危了？心裏急，腳步快，走了四、五個小時，到太倉已是晚九點多鍾，縣裏也沒有班車了，好在那年月群眾對解放軍很尊敬也很信任，我攔了一輛趕夜路運貨的卡車，把我帶到昆山，然後上火車趕到南京，已是第二天淩晨兩點，公交車乘到鼓樓，再火急火燎快步奔向小營（那時這段路根本沒車）到家裏已經快三點，這時才知是老二小強病了。榮華說，孩子開始有病時，沒好意思麻煩領導，直到醫院發了病危通知才不得已告訴了單位，多虧直政王同一主任，非常重視及時與醫院領導打招呼，並派專車，請專家，批特效藥，才使孩子的病得以好轉，現在病情雖已有所控製，但仍需專人護理，麻痹不得，我除安慰榮華外，別無能力。天亮後，我和榮華一起趕往醫院看望強兒，並抽空對醫院領導和王同一主任表示深深的謝意，如此忙了兩個月，強兒的一場大難總算順利度過，一家人才又平平安安地開始有序的生活。

眼看就要回四清工作隊去，忽又接空軍政治部電話，說要召開空軍創作會議，點名一定要我去參加，既這樣，隻好又把家裏的全部重擔托與榮華，我自己於七月初趕赴北京，集中住在空軍學院，南京空軍共十七人參會。

此次空軍創作會議，主要是學習《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批判所謂的“文藝黑線”。因為我去年參加了“全國青年業餘創作會議”聽了周揚、彭真、陸定一等的報告，故此必須肅清流毒，大破黑線。會議從7月6日開始，一直開到10月26日，看批判電影四十多部，每天看四部，看得人頭昏眼花，基本上解放以後拍的電影全部被否定了。接著是寫大字報，搞大批判。其間（9月15日）還參加了一次毛主席接見外地來京百萬紅衛兵的大會，我們解放軍隊伍集中在中山公園天安門城樓下，見到了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之後，我又參加了一次工作組，參與組織來京紅衛兵大遊行的活動，並在10月1日和紅衛兵隊伍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這已是毛主席第四次檢閱紅衛兵了，我算是切身體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洶湧浪潮。

榮華來信說，她的名字是“榮華富貴”之意，被認為有封建殘餘的味道，需改掉，問我改什麽好？那時改名字是潮流，改得越革命越好，否則就會被批判，甚至打倒。於是我考慮了一下，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改為“蓉華”保有女性特色，二是改為“勇華”，有點革命色彩。結果采用了後者，這可以說是“文革”帶給我們家的第一個變化。

我抽會議間隙，到王府井百貨大樓，給勇華買了一件小羊羔毛的大衣，還買了兩把玩具小機槍，算是帶給兩個兒子的禮物。

這期間，勇華的養母病逝，喪葬事宜均由她一人操辦，我在北京一點兒都不知道，辛苦她了。

十月底回到南京，“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經燃遍金陵，燃遍全國，我們隻能隨波逐流，一切行動聽指揮了。

二姨（馬慧卿）解放初在南京市教育局工作，家就在成賢街上，那時我剛參軍，在華東軍大學習，駐地就在附近的小營，所以經常去她家玩，結識了表弟（呂大興）、表妹（呂大芸）。之後，大興從南京航空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一機部工作，大芸也從浙江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棉紡係統任職，隻有二姨獨自留在南京，先在城區的幾個小學任教，最後調到郊區江東門小學工作。這段時間，我就更是經常去她家裏，一來，她是我在南京唯一親近的人，二來，也可以彌補一下她一個人的孤寂，特別是我婚後有了孩子，先是一家三口，後又一家四口，熱熱鬧鬧到她家去玩，更增添了親情的歡樂，每次去，二姨都盛情地準備了滿滿一桌菜，款待我們，小家夥們更是一口一個“二姨婆”親熱地叫著，一派別樣的天倫之樂，溫馨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