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農友俞富根
俞富根是我農場農友。他睡到我下鋪不久，我們就成了朋友。
俞富根先天近視，帶了一副很深很深的眼鏡，可能還不止1000度。上小學時，根本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所以功課跟不上，小學沒有畢業就輟了學，1965年來了農場。65年來的知青大多都很強壯，可是他，又瘦又小又矮，身高也許沒有1.60，在65年來的知青中間，許多女同胞都比他高大強壯得多，他的工資也比65年來的男知青的平均工資低了一級。每天早上，布置工作，他多分配一些和女同誌差不多的輕活，像要背200斤一包棉花的賣棉花的工作，是不會叫他的。其實，他幹活還是挺麻利的，像鋤地，他一點也不比別人差。割稻，他從來沒有落在別人的後麵。寒冬臘月出去采棉花，由於棉田裏的棉花已經不多，采了半天也就是大半袋，再看俞富根，他早已經采了一口袋了。65年的知青，人家是拜過師傅的嘛，和我們這批68年的知青不同，而且來的時候比我們年齡要輕。
農場是吃食堂的，每天收工以後，空閑的時間比較多。有的下棋，有的打牌，有的拉提琴，有的練嗓子。俞富根一個愛好是看連環畫，我不知道他從哪裏借來的，看到滑稽的他會笑起來，有時候看連環畫看得不高興，他會悶悶不樂好長時間。他有時候會和我分享他的“心得體會”，他的心得體會我大多都忘記了，不過，有一次他的心得體會我至今還記得，他對我說，“人”字最容易寫，一撇一捺，但做人真是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來深刻體會。雖然算不上振聾發聵，卻讓我有醍醐灌頂之感。他有時會哼上幾句，大概是越劇，不是樣板戲。他和人關係很好，和別人很少有什麽磕磕碰碰。大概他知道做人的艱辛。一般吃些虧也就忍了。不過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麽和別人吵起來，居然用最難聽的話大罵。我很吃驚。事後，他忿忿地對我說，我要麽不吵，要吵也要讓他知道我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又對我說，你也不要太老實，人家罵你，你就要比他罵得更厲害。以後就不會有人惹你了。對他那通理論，我不敢苟同，但也說不出其他道道來。打從紅衛兵造反有理，到知識越多越反動，許多事情都說不明，道不清。這個世界太瘋狂，這個世界也好荒唐。
65年的知青，好多都已經結了婚。俞富根卻還是光棍一杆，他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後來不了了之。這也許是他所言“一撇一捺，做人真難”的又一緣由。在中國，無論是窮是富，是貴是賤，結婚成家，應該是順因成章之事。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他大概覺得應該找個老婆。為之，他極其節省，吃得很克。我真感到他為什麽這麽想不開，工資這麽低，吃飯活口都緊綁綁，難道還要從牙縫裏省下來養活另一個人？68年的知青大多都是明白人，“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什麽談戀愛，什麽談朋友，混一天算一天吧。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算那裏。
每個月6日和21日是農場場休日。有一次場休日前一天，俞富根悄悄地對我說，西邊防風林南頭一條小溝有魚，這是一個老職工的兒子告訴他的。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那溝邊，他大概和老職工的小孩一起幹過“拷浜頭”， 我跟著他築了二個壩，然後用麵盆舀水，舀到中午後，才發現三條小魚，還有一條泥 鰍。他似乎有點兒沮喪。不過我還是早有心理準備的，農場裏的每一條溝溝渠渠，不知道“掃蕩”了多少次，能有幾條漏網之魚。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把清理幹淨的魚和泥鰍放在鍋裏，用他的火油爐煮起來。我一角二分買了一瓶土燒酒，加了一些到魚裏，藍色的火苗舔著鍋底，屋子裏洋溢著芬芳的魚香。我和俞富根嚐著剩下的土燒。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忘記了今宵何處，忘記了做人之難，我和俞富根快活的笑起來。
65年來的知青都有自留地，有一休息日，他要去他的自留地，我好奇的跟他去。自留地很小，長了些黃豆，他自我調侃道，懶人種豆。我和他把黃豆拔了，曬在老周家門前。過了幾天，要回上海去，他硬要塞一包豆給我，按照常理，我給他錢，他不收，給他糧票他也不要。說送給我媽媽嚐嚐鮮。
1972年底，俞富根高興得不得了，因為他再教育畢業了，馬上就要上調到上海工礦去了，這是農場知青的夢，終於夢想成真。不過，麵對我這樣一個留級生，他在我麵前很少流露出來得意。臨走前一天，他問要留什麽給我，我想了一會，留下了那個煤油爐。他帶回上海也沒有用，我還可以派上用場。我拎著他的行李送他上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可那是已經是瑟瑟隆冬節。他沒有說什麽，我望著車絕塵而去。
過了一年，我也再教育畢業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我們幾個上調的，請沒有上調的在紅房子西餐館涮了一頓。又和幾個上調的一起騎著自行車竄東家，訪西家。 我騎自行車去了俞富根家，他家在長寧路底，他見到我高興到不得了，他拿出了大白兔奶糖給我吃，過後，他又拿出了一塊巧克力。他和魏永生住得近，經常來往。不過，他在工廠混得不怎麽樣。他現在在工廠裏掃掃地，打打雜。至於個人問題，還是外甥打燈籠， 照舊。光棍一個。看來，再教育畢業到了上海，還是做人難。過了幾星期，他也來到了我家。他不會騎自行車，花了好長時間坐公交車來的，我拿出了巧克力，瓜子，聊了一下午。後來幾年，我又去了他家幾回。
1977年，我高考進了大學。入學後的一個星期日，我又騎車去了俞富根家。他看著我的校徽，好一晌說，你是知識分子了。我愕然了。我已經從知識青年晉升到了知識分子了。我們聊了一會，我騎車走了，因為我還要騎車去學校。大學期間，我又去過他家一次，後來他家拆遷了。也不知道他搬到了什麽地方去了。大學學習很忙，有時候周末都回不了家。那時想，畢業後有空去問問其他人俞富根的地址，甚至實在不不行，去派出所問問。誰知道畢業後又上了研究生，星期日都不得休息。畢業後又分配去了科學院，又準備出國，忙得不亦樂乎。
40多歲出去洋插隊，個中甜酸苦辣，隻有自知。忙忙碌碌一整天，忙忙碌碌一整年，過了一年又一年。有一天，我看到一個LASIK（laser-assisted in situ keratomileusis 激光輔助原位角膜矯正術）的廣告，可以矯正200-2000度的近視。後來發現國內也有醫生在做。俞富根他眼睛1000多度，他太需要了。後來有人告訴我，俞富根是在上鋼十廠。假如是在過去，那還是束手無策的，幸虧現在有了互聯網，一查，上鋼十廠早已經被寶鋼兼並。我打電話到寶鋼退管會，終於拿到了俞富根家的電話。接電話的是他妹妹，她告訴我，哥哥俞富根患有失智症，而且糖尿病後期。後來我又打電話去問俞富根的病況，她妹妹說，她告訴了俞富根我的名字，她哥哥竟然說記得我的名字。這讓我很為感動，他患了失智症，居然還記得我的名字。
我積了十來天假期回上海了，下機後的第二天，我又打電話到俞富根家，她妹妹告訴我，俞富根因為糖尿病，住到了武警醫院。聽得這個凶訊，我心中好生難受。第三天上午，我帶了水果，趕到了上海武警醫院，隻見俞富根躺在病床上，陷在深深的昏迷中，大概已經陷入糖尿病引起的酮酸血症昏迷。他的二個妹妹陪在床邊。二型糖尿病，隻要管好自己的嘴，控製住血糖，應該能活很長。但是，他患有糖尿病，加上失智，像小孩一樣沒有收斂的吃，那可危險了。我默默地站在他的病床邊，望著他那蒼白的臉龐，聽著他嘈雜的呼吸聲，想到他與我難忘的蹉跎歲月，我潸然淚下。
假期很快就過去了，到家二天後，我心情矛盾的撥通了俞家的電話，電話那頭告訴我，俞富根已經走了。我默默地握著聽筒，半晌說不出話來。難忘的過去記憶猶新，曆曆在目。
一撇一捺，做人真難。這是俞富根一生的歎息。現在，他平平靜靜地回到天堂，天堂裏沒有貴賤貧富，天堂裏沒有高下強弱，再也不用考慮做人的難與不難了。假如俞富根在天有靈，從天國鳥瞰塵世，塵世間還不，半是鬧劇，半是悲劇。
彌留中的俞富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