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幾十萬大軍坦克、裝甲車開道，鐵血京城，在首都實施全麵軍事管製。炎熱的夏天，戒嚴下的街頭，滿載武裝軍人的巡邏軍車，不時駛過；街頭巷尾，成隊的頭戴鋼盔、胸掛子彈帶、手握衝鋒槍的戒嚴部隊士兵，背對而立，目光警惕緊盯過往討生活的行人。
六月十三日，當局大張旗鼓地頒布了通緝令，全國通緝在逃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２１位領頭學生，他們不少是天安門廣場絕食團的成員，北京大學的占了多數。朝夕相處十多天的熟麵孔，已成了通緝犯的大頭像，在電視上時刻播放，印在報紙、傳單上，神州大地無所不在。幾個星期前，他們還被邀請到人民大會堂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話，中央電視台向全國轉播，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做出的“絕不秋後算帳”的承諾，話音猶在，這些端坐高堂對話的大學生，紛紛就擒，成了階下囚。
通緝名單中有兩位女性，一位是本科北京大學的柴玲，與她北大研究生的丈夫封從德一並上榜；另外一位女性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王超華同學。
王超華被通緝時已３７歲，她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張恩和教授的碩士研究生，並非文學所的研究生。我在讀碩士生時，與我們編在同一８４級文學係班上的馮奇、趙曉笛，就是研究生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教授張恩和的研究生，隻在一起上過公共課，業務課完全分開。王超華是低我幾年級的碩士生，業務從屬研究生院而非文學所，因而與我並不相識，但她的父親王瑤是北京大學中文係現代文學教研室的的老教授，我大學本科時選修過一年他的《魯迅研究》課。在中文係裏老教授中，他是最年輕的，頭發永遠梳得很有型，黑毛呢中山裝、大衣，手執黑煙鬥，侃侃而談，要在黑板上寫字時，才在窗台磕掉煙灰，把煙鬥放進衣服兜裏。至今仍記得他口銜煙鬥，騎著自行車從三角地飄然而至，微笑頷首打招呼的風姿。王超華被通緝令描述為“臉色黑黃，三角眼”，後輾轉流亡美國，王瑤因之病危，臨終床前女兒缺如，抱恨而逝。
當局同時對“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 等“非法組織在逃的頭頭實施通緝”，通緝名單沒有像“高自聯”通緝令那樣高調公布，迅速達到震懾人心，恐嚇青年學生的紅色恐怖效果，而是內部傳達、張貼。我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７９級同班同學劉衛國（筆名老木），社科院研究生院８７級博士生同班同學陶永誼，均在名單上。陶永誼六月三日剛從劉衛國那裏接任保衛廣場指揮部宣傳部長，六四後老木從地下渠道逃亡海外，在巴黎當了民陣聯要員，他卻躲避到河北滄州時被捕，進了秦城監獄。北京大學技術物理係７８級的王軍濤，亦在被通緝名單上。１９７６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事件中，北京市十一學校１７歲高中生王軍濤因參與“反革命暴亂”，被捕入獄。７８年考上北大後，因為他反四人幫的四五英雄經曆，頗受胡耀邦等老革命家的器重，被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８０年底他挺身而出，參加了北大所屬海澱區全國人大代表的競選，預選得票僅次於胡平，與張煒成為正式代表候選人；正式選舉得票亦僅次於當選人大代表胡平。這次中共執政後首次公開競選公職人員的活動，被當局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定性為西方自由化影響下的惡果。王軍濤的父親與我太太國防大學親戚孫叔叔同僚，她８１年考上北大，正是王軍濤幫她從國防大學搬行李，領她到北大報到的。
六四喋血才幾天，當局就嚴令各單位複工，學習文件、黨報，接受黨的平暴教育。老百姓不得不在坦克壓陣的武裝士兵監視下，趕去單位點卯上班。
６月８日《人民日報》頭版：《國家教委發出通告 要求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門的所有人員 努力穩定局勢恢複各類學校正常秩序》，督促被戒嚴部隊北京大街上橫衝直撞的坦克、裝甲車驚駭得四處逃竄北京大學生，不要受高自聯所謂“空校運動”的欺騙,返校複課。
其實“空校”雲雲，談何容易。北京籍貫的大學生可以回家躲避一陣子，中央部委所屬的重點大學，外地籍貫的學生占主體，六四事件發生後進出北京的鐵路、公路交通一時中斷，恢複後軍警盤查被通緝高校學生風聲日緊，北京大學生被當局描繪成主導反革命暴亂的暴徒，在官方輿論排山倒海洗刷的外地，早已是過街老鼠，有幾個敢冒險上路返鄉?
到了六月中旬，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學們陸陸續續從避難的地方返回的宿舍。開飯時飯廳人頭攢動，大家默默吃飯，偶爾交流一些同學被捕的壞消息，氣氛壓抑、憤怒、沮喪。往日聚餐時的歡聲笑語場景，已成了遙遠的過去。
平昔書聲琅琅的教室，寂靜無人。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這兩個來月從上街遊行,到槍下逃命，身心倍受衝擊。此時談什麽傳道授業解惑，恍若隔世，沒誰還有心情。
倒是研究生院圖書館的報刊雜誌閱覽室，人滿為患，不少同學站在門外排長隊，手持研究生證，等著輪到自己進閱覽室。
中國社會科學院憑著中國最高科研機構的大部委地位，用那時十分緊俏的外匯，從西方、港台購買了大量書刊，還特別成立了一個情報研究所，負責收集匯總海外研究、報道中國的動態，定期向中央高層匯報。研究生院圖書館沾光可以訂購西方、港台的主要報刊，放在報刊架上，隻許閱覽，不得外借帶出。閱覽室不像北大那樣，區分教師與學生，港台報刊僅供教工閱讀；而是師生平等,完全對學生開放，本院的研究生隻要把研究生證押在圖書館台前館員那裏，就可以任意瀏覽國外報刊、一定級別的國內內參。
六四後當局疲於奔命鎮壓北京街頭百姓，還沒來得及騰出手來整肅抵觸情緒遍布的首都社科文化機構，院圖書館把郵寄來的通篇報道六四血案的海外報刊，依舊及時上架，暗地裏告訴同學們，要看趕緊來,過幾天肯定會被上麵下令收繳、封禁。
美國的《時代雜誌》（Time）和《新聞周刊》 （Newsweek）五月中采訪戈爾巴喬夫訪華，大批記者來京，中蘇高峰會談後他們仍留在北京采訪風起雲湧的民運。六四事件發生時，他們拍下了很多第一手現場照片，畫麵血腥、殘暴，刊登在雜誌上，震驚世界。社科院大樓外建國門長安街上，裝甲車把一青年頭顱碾平，鮮血、腦漿猶帶履帶痕跡；成都槍斃示威民眾,一群軍人腳踩死不瞑目青年人屍體，抽煙嘻笑，這些令人髪指的場麵，傳遍全球。
港台報刊把戒嚴部隊稱作“獸軍”，凡提到解放軍的字眼，均以之代之。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封麵的一幅漫畫，矮人鄧小平被放大成巨獸，用筷子夾小人國裏的大學生吃。哲學所肖陽特別從英國趕回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的我們這些老同學，重聚時曾說，他離開英國時，機場的電視正在播放鄧小平會見宴請戈爾巴喬夫的新聞, 宴席上罹患帕金森綜合征的鄧小平給戈爾巴喬夫夾菜，拿著筷子的手顫顫巍巍，夾一個掉一個，英國電視台反複播放老邁鄧小平夾菜動作的慢鏡頭。
《時代雜誌》刊出的六月初周刊，頭版照片攝於六四血案發生的當天上午，地點是北京朝陽區首都機場路與將台路十字路口，照片上一群持槍解放軍士兵簇擁站立在解放大卡車廂裏，背後是被北京市民堵截在紅綠燈下的長長綠色軍車隊伍，車廂下圍著義憤填膺的市民，軍車車頭駕駛室上方的車篷架上橫跨了一個條幅，上書：“討還血債，絞死李鵬、楊尚昆！”頭頂條幅的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官兵神色坦然，麵帶笑容。這幅照片應該是入住路口邊麗都假日飯店的西方記者拍攝的，照片廣泛出現在西方媒體上，會給人感覺是戒嚴部隊軍人在軍車上打出標語條幅，支持北京市民，討伐元凶。
這個十字路口往北穿過京順路，就是我們社科院研究生院——當時鄰近的唯一高校。同學們晚飯後散步，常去機場路與京順路之間的綠化帶，必經此十字路口。刊登在《時代雜誌》的這張照片，被當局認定造成惡劣國際影響，在後來的清查中被公安部列為大案之一，徹底改變了一些研究生院同學的命運。
六月下旬，碩士同班同學，畢業後分配到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張小強，十分神秘地向我們通報中央領導層重大變動的消息。張小強專業俄羅斯文學，承傳家學，三代研究高爾基，父母是黑龍江大學外文係教授，伯父張大可，駐蘇聯大使館文化參讚。他為人熱心，當過我們班的班長、黨支部書記，在北京結交廣泛，經常傳播各種內部渠道得來的高層動態。張小強一語驚人，說新的總書記將不會是與他家有留學蘇聯淵源的黨內第二號人物總理“雙月鳥”李鵬，而是大爆冷門的上海市委書記“六點水”江澤民。大家急問現任總書記趙紫陽的命運，他笑著說：“明天就公布，職銜跟俺平肩——普通中共黨員！”
果然，第二天６月２４日，報紙電視上鋪天蓋地的新聞，都是“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形勢下”，學潮衝擊不大的另外兩個直轄市，上海市委書江澤民記撿了一個大便宜，上台任黨新總書記；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撿了一個小便宜，進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學潮中站在第一線竭力鎮壓的總理李鵬、首都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啥也沒撈到，原地踏步；學潮中不讚成武力鎮壓的溫和改革派，全軍覆沒，黨總書記趙紫陽帶頭反黨，被黨中央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撤銷一切職務，就差開除出黨；內定接班人的政治局常委、北大校友胡啟立，降職為民；中央書記處書記除了喬石，胡啟立、芮杏文、閻明複，都被一擼到底。
同日，《人民日報》的一角，小小的啟事，反映了時局的重大變化:
本報啟事
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給本報印刷發行造成許多困難，從６月７日起，本報不得不改出四塊版。現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北京地區的秩序恢複正常，影響本報正常出八塊版的各種因素都已消除。因此，從今天起本報恢複每天出八塊版。本報改出四塊版共１８天。為了彌補訂戶的損失，我們將陸續編印增刊、附頁，隨報送各訂戶，不再另辦退還報費手續。敬請讀者諒解。
對學潮力主堅決鎮壓的黨內勢力，全麵上台後哪會秋後算帳，迫不及待地盛夏就收拾北京地麵上廣泛同情學潮的人。自上而下，各級黨組織迅速部署了思想上反思，組織上清理的六四清查運動，從領導開始，個個作自我檢查，人人過關。
各大單位成立了清查工作組，統一領導清查工作，劃下線來：５月２０日戒嚴令前參與者，算是被黨總書記趙紫陽和他指使下的輿論導向誤導，參加學潮遊行的，按思想認識錯誤處理，批評教育為主，必須認真反思，做深刻的檢討，由清查工作組做出結論，放入檔案；５月２０日戒嚴令後、六月三日天安門清場前參與者，按參加動亂處理，進行組織調查，視情節輕重，予以黨團員組織處理、非黨幹部行政處理；六月三日天安門清場後參與者，按參加反革命暴亂的暴徒處理，開除黨籍、公職，移交司法機關法辦。
北京的高校被勒令取消暑假，全體師生必須接受組織清查。盛夏的北京，酷熱難熬，沒有冷氣的教室裏，師生們揮汗如雨，被逼著聽中央文件傳達，各級領導清查反思動員報告。
六月底，我午飯後在飯廳門口碰到打飯後就匆匆端著飯碗離開的研究生處處長鄭秉文，我跟他打招呼，說最近怎麽沒有見到裏在飯廳吃午飯？他拉我去他的辦公室，“在那兒跟你細說！”
關緊處長辦公室的門，鄭秉文邊吃午飯邊告訴我，現在上麵對參與六四的學生查得很緊，每天從早到晚，盡是指令、外調。前些天公安部把北京所有主管學生工作的校長書記、學生工作處處長，叫到公安部禮堂，集中觀看他們收集到的監控錄像，從早上八點看到晚上九點，中間隻給半個小時吃飯、上廁所時間。看完就讓大家表態，辨認出多少個本高校參與反革命暴亂的人。各高校來人異口同聲回答：沒見著一個!
鄭秉文打招呼說，全麵清查就要開始，你參加過天安門廣場絕食，肯定會記錄在案，但按現下政策，屬於受蒙蔽卷入動亂，認識問題，一定要小心慎言，別讓人家抓到別的什麽把柄。畢竟是前後腳入學讀碩士的老同學，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社科院六四後，成了當局重點清查的重災區。副院長趙複三，正在法國競選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負責人，拒絕回國；副院長李慎之，表示“不願在刺刀下做官”，與副院長錢鍾書一道辭職；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馬列所所長蘇紹智，潛逃海外，任職民運組織；我們文學所所長劉再複，亦逃亡海外。這些流亡海外的著名知識分子，最終都落腳到了美國。
六四後沒有幾天，青年偶像、被譽為民主鬥士北大老校友方勵之，與夫人李淑嫻一道，躲進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避難，為當局提供了絕好口實，立馬把握在掌心無處可逃的幾十萬北京大學生，誣陷為被裏通外國的方勵之操縱，給美帝國主義當槍使，鬧學潮，搞動亂、暴亂，顛覆社會主義祖國，企圖把中國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清查馬上加碼訊問廣場學生同海外，特別是美國的關係。
六月底北京市長陳希同向全國人大做了《關於製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研究生院奉命把全體師生召集起來，集中學習陳希同的報告，反思自己在學潮中的錯誤。規定必須人人表態，記錄在案。
我們年級所有的博士生入學時編成一個班，每個所有幾個博士生，一共三十來人，經濟、法學類的招生最多，在班上唱主角。七月初的一個下午，輪到我們班學習反思，班長李金早主持。大家仿佛午覺方醒，電風扇的熱風下，無精打采，俯首課桌上打盹。李金早知道大夥的抵觸情緒，苦笑說，既然沒人踴躍發言，就按座位次序，點到誰，誰表態。
第一個點到的法學所同學，照著官方電視、報紙的論調，批了一通方勵之裏通外國，逃到美國大使館的行為，然後感性地說，我們這些學生上街遊行，是支持中國政府改革開放，反腐倡廉，讓祖國走向繁榮昌盛，絕對腦袋裏沒有閃過半點勾結美國的念頭。方勵之這個懦夫，把大家煽起來了，見大勢不好有人身危險，就拋棄了大家，自己走路子躲藏到外國使館裏，讓我們學生仔去頂屎盆子，為人太不地道了！按他那一把年紀，國際名教授的地位，我們搞法律的都知道，能判他在監獄裏呆上幾年呀？何至於如此慫包，哪配為人師表!
輪到我的反思，我說我不過是一個專業讀古書的博士生，黨的領導精神太高深，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都領會不透，犯了嚴重錯誤，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黨魁，跌下來成了同我一樣的平民百姓，唯一高我一等的，是還保留了黨籍。然後指著會上下發人手一冊的陳希同報告單行本，叫大家翻開細讀某頁某行，其雲:
“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所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對空鳴槍開道，擊斃了一批肆虐的暴徒。”“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３０００多名非軍人受傷，２００餘人死亡，包括３６名大學生。”
我說，陳希同好像１９４８年上了北京大學中文係，４９年投奔了開進北京共產黨，不知畢業還是肄業。代表首善之都的市長，給全國人大做如此重大曆史事件的報告，居然出現重大紕漏，好像北京市民是半夜驚醒的鳥，在天上亂飛的時候，被開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對空鳴槍開道”，誤傷擊落斃命。大家聽罷，哄笑滿堂。
我接著說，孔子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北大中文係出身的老校友陳希同，不知當年是否紅而不專，如此嚴重失誤，是否也應該深刻反思呢？話音未落，一陣鼓掌聲附和。
散會時，李金早特意走來俯在我耳邊說，我沒有把你的發言原封不動記錄在案。
我們級博士生剛開學時，我宿舍隔壁左鄰右裏，一位是經濟所的李金早，後來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商業部副部長、國家旅遊局局長、黨組書記、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２０２２年四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另一位曆史所的宋新潮，曾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
查資料寫博士論文，準備申請國外大學材料，當然還是住在的學校宿舍最方便。我博士生三年級基本住在研究研究生院，周末才回戲劇學院學生宿舍樓四層的那間二十平米的“新房”。
有天去研究生院辦公樓辦申請國外大學成績單手續，迎麵碰上六四後升職的人事處處長兼清查工作組副組長謝誠。他請我去他單獨的辦公室，告訴我他父親的老戰友，前研究生院副院長孫耕夫捎話給他，讓他在清查時務必保劉笑君和橡溪兩位同學過關，“他們將來都是國家可造之材!”
八級老幹部孫耕夫，每天乘坐大紅旗轎車上下班，在小小的研究生院天井裏，不時背著手度步，走哪都有秘書拎公文皮包跟隨，午飯也是在院食堂特別為他裝修的單間裏吃小灶。間或他會串門敲開學生宿舍門，與年輕人聊天。他是中共老幹部裏少見的地道北京人，一口京片子。上中學時抗戰爆發，他辭家離開北平，隻身投奔延安，進了抗大。他說四二年國民黨封鎖得厲害，延安缺吃少穿，毛主席親自號召開荒搞大生產，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他時任抗大五大隊二隊指導員，帶著抗大學員開荒，發現僻靜山坡上有一大片陝北農民偷種的罌粟，花開得正旺。那時國民政府正號召禁毒保抗戰，他就招呼同學鏟除這片非法種植的鴉片田。正巧賀龍部隊的人馬路過，賀老總一見立即下馬叫停，手撫罌粟，愛不釋手，說：“這可是好東西，同銀元一樣，硬通貨呀！”毛澤東老三篇中紀念的張思德，倒塌砸死他的窯洞，哪裏是燒製給首長冬天烤火取暖的木炭？是提煉鴉片！他曾講起在東北航校，政委埋怨飛行員吃得比老紅軍都好，日軍留下來的飛行教官就哄航校領導一起上天翻跟頭飛了幾大圈，結果各個大小便失禁，屎拉一褲襠，再也不嫉妒飛行員吃小灶了。
孫耕夫主管研究生院（院長是胡繩兼任）時，一心想讓研究生院在他手裏成為延安抗大那樣培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基地，名垂黨史，不想發生了驚動中央上層的研究生集體罷餐學潮，被迫離職，一定給他晚年留下無限遺憾。所謂罷餐，就是抗議食堂夥食太差，學生寧願自己在宿舍裏吃麵包、方便麵，也不吃研究生院食堂做的飯菜。頭兩天研究生院食堂因學生拒絕就餐，剩下絕大部分飯菜，浪費很大。第三天發院裏貼出通知，特預備了豐盛晚餐，免費款待。同學們決心很大，仍然堅拒就餐。開晚飯時，主持罷餐的研究生會頭兒聚在我宿舍，議完事大家都餓得慌，我指著書架上一大飯盆用糧票換來的雞蛋，說招待他們炒雞蛋。圍繞著小煤油爐上的油鍋，大家七嘴八舌出謀劃策如何煎炒雞蛋，哲學所的肖陽嚷嚷著要先放大蒜嗆鍋，眼看金光閃閃的炒雞蛋就要裝盤，身後響起了一個洪亮的聲音：“炒雞蛋就怎麽好吃嗎？！”大家回頭一看，親自來宿舍樓動員學生就餐的孫耕夫，眉頭緊鎖，目光炯炯地凝視了我們一陣，長歎一聲：“唉！怎麽說你們這些孩子呀……”言畢，轉身離去。
他對策劃罷餐學潮導致自己下台的研究生會主席劉笑君和和研究生代表大會召集人橡溪，不計前嫌，年輕人危難時主動予以援手，心胸、境界，令人敬佩。
進入七、八月，隨著清查運動的深入，揭發出社科院各級部門主要領導，或多或少地參參與了動亂。中共黨史、理論界權威元老，從延安時代起就是毛澤東智囊、黨內筆杆子大秀才的社科院院長胡繩，在一封社會上影響很大的公開信——《全國社科界知名人士要求黨中央承認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愛國行動，立即對話解決的五一八呼籲書》上，與常務副院長丁偉誌、劉國光都簽了名。副院長、政治學所、馬列所、文學所所長等叛逃海外，當局日益認定社科院是自由化大本營，領導班子爛透了，必須動大手術，徹底改組，調集靠得住的馬列左派，進駐社科院各級機構,領導清查，把領導大權奪回，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當局的反自由化方針政策。
老院長胡繩被撤銷了黨組書記職務，已離休的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鬱文複出，接替胡繩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主持社科院全麵工作。已離休的原社會科學院秘書長吳介民複出，任社科院特邀顧問，負責社科院日常工作。當局又調入８３年反精神汙染運動中在 “保定會議”大出風頭的左王鄧力群親信、河北省委宣傳部長趙某，任社科院清查整黨工作組組長，對黨員清查六四風波中的立場表現，然後據之決定是否準予黨員重新登記。社科院研究生院亦派駐進了清查整黨工作組，組長是化工部的一個處長張某。按前幾年(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７)整黨的慣例，整黨活動告一段落，工作組組長即可留在派駐單位，官升一級。新官上任，早已迫不及待地大展身手，大會小會鼓動舉報，恨不得把社科院上上下下，一夜之間清查個水落石出！
應屆畢業生徐向東、程煉他們這些８６級碩士生，首當其衝，學潮中露點頭角的，被研究生院的清查組日夜傳喚，訊問不已，絕不讓乘畢業分配之急，放過一條漏網之魚。據他們回來描述說，被傳喚到院辦公樓小會議室的同學，進門就被指令坐在被告席位，主審的是化工部派駐來的那個清查組張處長，左右坐著研究生院學生工作處長鄭秉文、人事處處長謝誠陪審，旁邊是負責記錄的清查組成員。清查組邊審訊邊記錄，完了讓被訊問的研究生，核實審訊記錄，然後在上麵簽字確認無誤。審訊結束後，還會責令被訊問的同學回去後再自己寫一封交代，限期上交。有同學馬上反駁說，不是都訊問過了，記錄在案嗎？沒什麽更多可以交代的。清查組回複說：這是上級的規定，“寫親筆交代的過程中，沒準會想起什麽重大遺漏呢！”
別以為被清查組審問過就算過關完事，他們會經常挑清晨、夜晚，尤其是午睡時候，敲宿舍門，通知清查組傳訊，立即去辦公樓接受訊問調查。清查組最拿手的就是乘被叫來的同學午睡驚醒，迷迷糊糊之際，大喝：“有人舉報了你！如實交代某月某日與某某參與動亂、暴亂的經過……”
好在應屆碩士畢業生徐向東、程煉幾經清查組訛詐，均僥幸過關，八月份順利完成學位答辯，分配進哲學所工作。應屆博士畢業生劉笑君，在其導師法學所所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工作委員會成員王叔文的庇護下，順利通過了博士學位的答辯，但他被推舉代表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參加了對話團，與中央領導人多少有過爭論交鋒，盡管官方曾認可對話團並與之對過幾次話，清查時早已不認帳，按動亂非法組織處理。劉笑君因之進不了官場、學術界，隻得下海經商。他在念博士生時曾被上麵安排去加拿大留學，但他誌在從政，不願意錯過國內仕途發展機遇，謝絕這個出國留學機會，這在非常羨慕留洋的八十年代，非常罕見。後來他最終也未能從政，成為八級高幹老院長孫耕夫所期望的年輕政治明星。九十年代，聽說他在廣州辦了一個加拿大移民事務所，生意興隆。
進入九月，麵對日益絕望的國家大事，無可奈何我還是鑽進故紙堆，繼續明清小說博士研究專業的學習，先把博士論文打磨完成，來年答辯吧。我開始騎自行車，從東郊西八間房(今望京)，在頭戴鋼盔、手握衝鋒槍的戒嚴部隊士兵注目監視下，穿越北京城，來往於建國門的社科院文學所圖書館、王府井北麵人民藝術劇院對麵社科院考古所同院的科學院圖書館、中南海與北海公園之間的北京圖書館古籍館，查閱資料。古典文學研究，尤其是元明清的通俗文學，絕大多數的原版線裝章回小說，文革中都被查禁收繳了，別說市麵買不到，一般圖書館也借不到，隻有科研單位的圖書館可以借閱。文學所與科學院圖書館，我們社科院的研究生辦有借書證，可以把書借出一個月，還可以續借一次。北京圖書館隻能在那裏閱覽。
那時社科院的人員，分成科研人員，職稱叫研究員；編輯刊物的科研輔助人員，職稱叫編審；行政管理人員，職務叫各種長。科研人員不坐班，隻是每星期二上午來所裏例會，議事、借還圖書、交流信息、逢年過節分發所裏的福利而已。我所在的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有二、三十個研究人員，也就是星期二上午大家在如大會議室一般的古代文學研究室聚一聚，老一輩的學者，如俞平伯、餘冠英、錢鍾書，不時也會露麵，進來找把椅子坐下，笑眯眯旁聽、閑談。文學所當時的編製有兩百多員工，占了社科院大樓的大半個七層，但除去圖書館、會議室、行政人員辦公室外，科研人員隻能分到一些小格子間，讓未能分到房和家中空間擁擠的研究人員，來所輪流使用。
社科院外單位摻沙子近來加強領導的清查工作組，下車伊始，發現同其他部委完全不同，這裏吃皇糧的研究人員，居然天天賴在家裏不上班，一個星期就被黨領導一個上午，難怪會出那麽多不聽黨的方針，熱心搞自由化的人！於是下令，即日起必須像所有的國家機關，除星期天休息外，天天來單位上班。結果沒兩天就亂了套，各所領導齊聲向院部領導抗議，抱怨研究人員都來坐班，根本沒有那麽多桌椅可供這些研究人員坐下來寫字！喧鬧了一陣，傳下話來，院清查工作組與院部領導協調的結果，所有分配到社科院工作前從未在社會上工作過的從校門到校門的人（所謂校門生），必須天天來社科院辦公室坐班。徐向東、程練他們這些剛分配進所的校門生，都得早九晚五蹲守在社科院平時空蕩蕩的大樓裏。隨著清查工作的深入，上麵發現這些校門生是組織社科院人員遊行示威，參與動亂的主力。於是請示中央，把他們通通流放到當年明李自成揭竿起義、拉杆子（土匪）成風的河南與陝西交界的商洛地區去鍛煉，秋後必須下去，至少為期一年。連前幾年就分配到文學所的現代文學研究室的博士汪暉，也不得不收拾行李隨隊上火車下鄉，一如文革其間的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文學所的圖書館古籍藏書豐富，很多是絕版精品。當年鄭振鐸任文學所第一任所長時，本身就是著名藏書大家的他，特別注重收購民間流傳的通俗文學刊本。鄭振鐸參與新政權建國的政協工作，政治、學術地位很高，一直是新中國文化部門的負責人，擔任過文化部副部長，中科院學部委員，身兼文學所和考古所所長。他手裏掌握大筆圖書采購經費，就指派所裏的吳曉鈴研究員負責為文學所收購古籍，據說吳曉鈴懷揣國家巨款，遊走於北京琉璃廠、隆福寺的古舊書店、書攤，專找新政權下家道衰落的紈絝子弟，搜羅他們手中不得不變賣為生的家藏珍版古籍，貴重的文學所買下，再用官款大筆買賣壓下的超低價格或免費奉送，把宋代以來通俗說唱曲藝的腳本，如鼓子詞，收為自己私人藏書，遂成藏書大家，自稱多是海內外孤本，隨手摘來，碼字成文，即是獨創科研成果。“如同鄭振鐸收藏戲曲編纂《清人雜劇》《古本戲曲叢刊》等，以保存古代戲曲資料，胡適收古典小說作為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依據一樣，吳曉鈴藏書也以自己從事的戲曲、小說、曲藝研究為主，不僅《四書五經》《二十四史》統統不收，就連普通文人必備的唐詩宋詞也難入其眼目。他的各類藏書2272種，6263冊，另有梵文和孟加拉文圖書564冊，其中戲曲最多，有雜劇117種，傳奇501種，加上《盛明雜劇》初集，二集，《雜劇新編》《六十種曲》《元曲選》等叢編，總量在一千部以上，匯集了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國時期的重要曲集和主要作家的戲曲作品，涵蓋了雜劇、傳奇、諸宮調、宮廷大戲、承應戲、皮黃、影戲、曲選以及與戲曲相關的曲話，曲韻、曲譜、宮譜、樂譜、劇目、散曲、俗曲等各種文學體裁，品種繁多，內容豐富，堪與專業圖書館相媲美。小說是吳氏藏書的另一個重點，有265種，包括筆記小話、話本、擬話本、文言小說、章章回小說等。”
我寫作博士論文時，在文學所圖書館借閱過很多孤僻的線裝古書，書後所附的借書記錄卡，留下的簽名，往往除我之外，隻有錢鍾書曾借閱過，不免暗歎錢老之博學。
有一天上午，聽到圖書館一人多高的書架對麵，有人悄悄商議如何應付所裏清查組的質詢。我聽出其中一個是靳大成的聲音，就快步迎出來相見。這是六月四日我們從天安門廣場逃命出來後第一次相見。我們一隻手緊握，另一隻手不斷地猛拍對方的肩膀，非常激動。
我笑著說:“自古都說‘隔牆須有耳’，何況四麵透風的書架？風聲這麽緊，你們在這兒議論軍機大事，豈不是找死！”靳大成趕緊帶著大家去圖書館附近的一個掛著理論室小牌子的寫作間門口，邊掏出鑰匙開鎖邊說，他們已經撤銷了我的室副主任職務，過幾天就恐怕就會收回鑰匙了。
進了小小的寫作間，靳大成向我介紹了另外兩個我不熟識的所裏同事，一位是科研處的科員幹部，另一位文學所辦公室掌管打印機、複印機的員工。靳大成對他們說，這是我的老同學，一起從廣場逃出來的鐵哥們兒，絕對信得過，說話不必回避。
靳大成說，他六四後就借著送來京做完白內障手術的其朝鮮族嶽父母回鄉，帶著不到兩歲的兒子，躲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圖們市避難。七月上旬，接所裏一封信，是北京家裏轉來的，說如果再不回來報到，就要扣工資；時間再長，就要從單位除名。於是他和家裏商量好回京。家裏不放心，還專門讓他二姐來圖們接他回京。到了北京後才意識到，單位的人，甚至他來往最密的朋友，見到他都驚惶掉頭躲避，實在碰麵避不開的，神情古怪，眼睛看著別處。剛一上班，院社科院清查工作組找我他去談話。主導談話的人叫穀風，另有一個從機場公安調過來的小年輕陪審。
靳大成他們三人進屋後接著商量如何應對清查組猛打死追所裏複印反動傳單的事。清查組根據舉報，追蹤出散發到天安門廣場上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傳單，都是社科院的人起草的文稿，用所裏的計算機打印出來，再通過文學所複印室裏那幾台施樂（Xerox）複印機複印出來的。複印室的那位小夥子說，他們文學所辦公室上上下下當然斷然否認。但清查組找來北京施樂複印機維修部的專家，打開複印機，從機器內取出複印紙張記錄，時間、印數一應俱全，然後向所辦公室索要六四期間所裏批準打印、複印的記錄，兩者之間的巨大差額，即是文學所提供給天安門廣場等公共場所的反動傳單數量！
複印室的那位小夥子焦慮地說，清查組看來已拿到很硬的證據，實在百口莫辯，再想抵賴，根本扛不住！
見大家沉默不語，他含淚沮喪地說，你們知道我雖是文學所工作人員的子弟，但根本沒有上過大學，是所裏照顧我父母，讓我頂替退休的他們，進文學所給了一份打雜的工作。我不像你們大學生分配到所裏，怎麽整也還是國家幹部，大不了給一個處分，還是可以在所裏繼續做研究工作。像我們這種普通工人，沾上事就會被開除，回到街道做待業青年，再想找到一個能接收動亂分子的工作單位，還不知道要等到哪個猴年馬月呢！
我們都十分敬佩他的仗義，非常同情他的處境，但也一時想不出解套的招來。過了一會兒，科研處的那位轉業軍人老兄，拍著他的肩膀安慰說：“車到山前必有路。實在扛不住，推到劉再複頭上，就說他是文學所所長，交代複印室複印東西，當然要執行命令了！就說我們也就是普通打雜的工作人員，中學生文化水平，全心全意配合所領導的工作，從來沒有想過高級知識分子成堆的文學所，送來複印東西，內容會有什麽對錯問題。反正劉再複早已逃跑到國外，清查組找他當麵對質吧！難不成院裏真有本事，把他從美國抓回來？”
大家一聽笑了。靳大成說，也該吃午飯了。走，去後麵院裏的食堂，弄點兒鹵肝、豬頭肉、花生米，來幾紮燕京啤酒，咱們邊喝邊聊！
據靳大成後來敘述，他被清查組糾纏了一年之久，“每周或者隔周必叫一次”，不僅被撤銷了副處長級的理論室副主任職務，而且還挨了行政處分，“全院非黨員隻行政處分了四個人，本人是其中之一。你說，到那兒講理去！”
午飯後我回文學所圖書館繼續查資料。中午時分，整個社科院辦公大樓，寂寥無聲。那時北京的中央大機關，已明文規定取消午休，八小時上班時製，早九完五，但大家吃完午飯，還是頂不住困勁兒，各科室紛紛從桌子底下拖出折疊行軍床，掩緊辦公室的門，拉上窗簾，躺倒一片酣睡，鼾聲此起彼伏。
路過文學所辦公室的門口，我見到何文軒的夫人在那裏值班，就去打了一個招呼。何文軒筆名何西來，在我念碩士生不久，就在社科院民主投票選舉所長的體製改革試點中，成了高票當選文學所所長劉再複的搭擋，任文學所副所長，同時兼任我們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學係的係主任。碩士生畢業後，我成了唯一繼續攻讀學位的博士生。聽說何西來六四時與所長劉再複積極參與所裏、院裏的聲援學生的簽名和遊行活動，我這位老生，很掛念他的處境。
她見我這個學生特來問候，很欣慰，悄聲說：“何老師被院清查整黨工作組勒令在家裏反省。你可以去家裏看看他，聊聊天。他一人在家好多天了，正鬱悶呢。”
我從圖書館借好了書，已下午三點多了，決定先不回研究生院，直接騎自行車去探望家住城南勁鬆的何西來。
社科院在勁鬆的宿舍樓，是配有電梯的高層塔樓，在八十年代隻有大部委才有財力、物力蓋得起這種高大宿舍樓，在社科院也屬高知（高級知識分子）樓，不少所長、研究員都住在這裏，如六四後逃亡海外的我們文學所長劉再複。
何西來一人在家，開門見到我有點意外。我說六四後我和研究生院的文學係的同學非常關心老係主任的處境，特別來看望何老師。他聽後開懷大笑，一掃開門時臉上的抑鬱愁雲。
何老師乃關西大漢，文人武相，高大魁梧，聲若宏鍾，濃眉大眼，國字臉棱角分明。他沏茶招待我坐定。我告訴他，我的太太是他在戲劇學院念書的大女兒的班主任，他問我太太的名字，教哪門課。聽完我介紹，他馬上說：“我知道。我女兒回家常提起這位北大畢業的漂亮女老師，歲數比她大不了幾歲，都研究生畢業了，非常有水平!”
他說六四後大家都避嫌疑躲著我，老熟人迎麵相遇，急忙繞道而行。我自己知趣，沒有傳喚，絕不到所裏，信件什麽，就讓愛人給我帶回來。
他說社科院清查整黨工作組已通知他，中宣部已下令立即撤銷他文學所副所長的職務，其所兼研究生院文學所係主任的職務，“他們想起來的話，一定會下公文正式撤銷的”，估計下麵黨員重新登記的話，一定會把他掛著不讓登記，變相開除出黨。
我們一起回顧了六月三日晚上天安門廣場的經曆。他說那天晚上他和所長劉再複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出席“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式，十點多鍾戒嚴部隊開槍後，他和劉再複一起離開了廣場，步行回到遠在勁鬆的家。一路上他目睹了戒嚴部隊開槍殺人的暴行，北京市民的流血犧牲。“街頭的老百姓都說，這是血仇啊！”
我很同情他目前被政治迫害的處境，就問他為什麽不同劉再複一起，逃避出境。他說劉再複出逃國外，他並不知情。我有些意外，就問他離開時沒同你打招呼？他緘口不語。沉默一會，他說目前清查組盯得最緊的就是這件事，說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一定要追查出劉再複是怎麽出境的，說這條出境渠道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安排的，叫什麽“黃雀行動”，一定要把這個暗藏在國內的敵特網挖出來。
聊著聊著就聊到時局，何老師侃侃而談。他說，這次學生運動最大的失誤，是過早地把矛頭對準了鄧小平，再加上代表黨內保守左派勢力的李鵬、陳希同的故意挑撥，讓鄧小平認定學生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結束老人專政”。鄧小平文革中被打倒，體會過失去權力家人都不保的黨內殘酷鬥爭環境，他絕對不會再吃二茬苦，讓別人打倒的，哪怕調動軍隊鎮壓，血流成河，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談到時局下麵的發展，他說左派利用這次學潮、六四事件，把他們的眼中釘黨內改革派代表趙紫陽拉下馬，最想讓左王鄧立群接班當總書記。沒想到鄧小平平衡左右兩派勢力，推出了色彩不明顯的江澤民。左派是不會甘心的，還會有的鬥呢。
我問為什麽那些左派會看上鄧力群？何西來說，鄧力群這個人非常有魄力，能籠絡人，理論上有一套。這位北京大學經濟係三十年代的學生，參與過一二九運動的領導，去延安後一直被黨內重用，文革中被打倒。鄧小平複出後，７５年大搞右傾翻案風，重用鄧力群，充當其筆杆子，參與了《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論總綱”）等文件起草，被四人幫稱之為“三株大毒草”、“右傾翻案風”綱領。對四人幫批鬥“大毒草”《論總綱》，鄧力群說這篇文章的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他個人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負任何責任。鄧小平後來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嶠，一個鄧力群。鄧力群在下台前，安排好了所有跟隨他的人的去處，以防他被打倒後，部下生活無著。何西來說，當時我曾幫他起草、修訂過這些提綱、總綱，算得上他的得力助手，他得知我太太在東北遼寧的一個小縣裏工作，與我兩地分居多年，就批示有關部門務必迅速解決。四人幫倒台後，他隨鄧小平複出，被委以社科院常務副院長、中宣部部長、書記處書記的重任，仍不忘主動關心我的兩地分居問題，最終在他的督促下，解決了我們家十幾年兩地分居的大難題，是有恩與我的。但他思想僵化，堅持抱著老毛那套左的東西不放，我們隻能是漸行漸遠。這次六四清查整黨，當年追隨他的左派又得了勢，整我是不會手軟的。不過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何西來邊說邊站起身，從茶幾下摸出兩個啞鈴，雙手揮舞著，在屋裏走來走去，說我可不能垮了，讓他們笑話，一定要鍛煉好身體，同他們長期鬥爭！他練完啞鈴，有從牆上取下明晃晃不鏽鋼彈簧拉力器，雙臂發力把五根彈簧拉開，胸臂肌肉發達，哪像五旬老漢！
何西來笑眯眯地又把彈簧拉力器拉得雙臂平直，然後遞給我，說：小夥子也試試。他見我十分輕鬆也拉開，點頭說：還行，不是文弱書生。我說：我們研究生院的同學有次晚飯後在樓道裏比賽拉彈簧拉力器，最厲害也就拉滿五根彈簧，我說我能拉開六根，大家不信，與我打賭六瓶青島黑啤酒。大家從另外一個彈簧拉力器上卸下一根彈簧，並成六根彈簧拉力器，結果我把它舉過頭頂，奮力下劈，一舉拉開，贏了半打北京喝酒人最看中的青島黑啤！我跟他們說，我祖上飛將軍李廣，世代傳習射箭，天生胸臂肌肉發達！何西來聽罷，哈哈大笑。
在後來我導師舉蔣和森舉報我，阻止我博士學位答辯的爭執中，何西來以研究生院文學係係主任之職，秉公對我鼎力相助，最終又被蔣和森舉報到中宣部，中宣部發現何西來仍有職務後，特別派文藝局局長親自到文學所質問：“何西來早已被撤銷一切職務了，為什麽還有研究生院兼職，繼續搞自由化？！”
９２年春我離開中國赴美，第一年為生存日夜打工，哪有年節可過！第二年寫了一張聖誕節新年賀卡，寄給何西來。９４年春節，意外收到何西來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一封信：
橡溪伉儷：
寄來賀卡及附言收到。謝謝你們的美好祝願。美國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生存環境，但也有較大、較多的選擇自由。我想以你們的才分，靠自己的勤奮，一定能夠逐漸立穩足跟的。
我身體很好，情緒也不錯。當然曾受到他們很厲害的壓製，但並沒有如“左”派所希望的那樣倒下去，更沒有屈服。“我之為我，自有我在”。高興時也著文開開玩笑，罵罵那幫鬼魅。
尺遠路遙，望多保重。時時想著你們。謹祝
新春快樂
何西來 九四、二、一、
嶄新的宣紙上還有朱筆寫的“恭賀新禧”四個大字。
進入十月，秋風肅殺。研究生院傳言，那張麗都飯店前橫跨解放軍車頭的“討還血債，絞死李鵬、楊尚昆”標語條幅的照片，被海外各大報刊雜誌紛紛刊登在頭版，造成廣泛的影響，謠言戒嚴部隊中有軍人心懷貳意，故意縱容學生掛出此針對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條幅。據說李鵬看到此照片，勃然大怒，責令公安部限期破案。公安部已將之列為“六四”三大反革命案件之首，案發地點邊上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學生，列為最大嫌疑人，已暗中派出大批便衣公安監視研究生院，秘密調閱了所有研究生的檔案，核對筆跡。據說由於條幅上的字是人用毛巾蘸墨水塗到床單上的，筆跡的個人風格不明顯，公安部的筆跡專家難以破案，就派便衣冒充外單位進修生滲入研究生院偵察，不見飯廳、課堂、圖書館，出現了許多生麵孔嗎？紛紛揚揚，人人自危，以往開飯時熙熙攘攘的食堂大飯廳，頓時隻剩桌椅板凳，空空如也，大家打了飯就匆匆忙忙端著飯碗菜盆回宿舍吃。
不久從社科院院部傳來驚人的壞消息：社科院研究生院嚴重卷入六四動亂，被中央有關部門責令集中全力搞清查工作，不斷推遲入學的今年新招的研究生，立即轉入其他院校；停止研究生院今後招生的權利。史載:“1989-1992年，研究生院暫停招收碩士研究生。1989級碩士新生全部轉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就讀。”慘過北大新生入學即被發配到石家莊陸軍軍校軍訓一年的遭遇。
有一天我正在午睡，突然被一陣敲門聲驚醒。開門見是研究生工作處的人，說研究生院清查組傳訊我，立即要跟著他去辦公樓。
我這學期一直在忙著寫博士論文。我有夜深人靜讀書、寫作的習慣，一般是晚上十一二點睡覺，淩晨四五點鍾從床上爬起來，乘著一天頭腦最清醒的時候寫東西，一直寫到天大亮，上午照樣上課、讀書，午飯後休息兩三個小時，精力全靠午睡補充，對他們攪爛我的睡夢，不由得十分惱火。
我沒好氣地跟隨清查組的人進到辦公樓的小會議室，進門果然如傳言的那樣，人稱“張化工”的那位上麵從化工部抽調來的清查組張處長，端坐在長圓型會議的一端主審，旁邊是幾個陪審的研究生院處長，有專人負責筆錄。
“張化工”還真把自己當法官審犯人了，大咧咧地上來就讓我報姓甚名誰。我冷冷地說：“你這不是明知故問，浪費大家的時間嗎？”他對我的頂撞吃了一驚，臉色尷尬，坐在他旁邊的研究生處處長鄭秉文見狀，趕緊站起，伏身在他耳邊小聲嘀咕了一陣。然後他擠出笑容，緩和一下氣氛，說：“北京大學本科，碩士、博士都在這裏念的老同學了，思想覺悟、社會經驗都應該比那些大學生高，怎麽也會去廣場絕食呢？”我說：“我是讀線裝書的，食古不化，聽信了輿論導向，早知道人家巴不得我們餓死在廣場，才不會幹這種傻事呢！就當社會主義把我們的生活搞得太好，吃飽撐得減肥吧。”他聽後一笑，並沒有沿著話題繼續展開，追究我說的“人家”指誰。不知何故。
他似乎對我戒嚴令前去天安門廣場絕食的經過，興趣不大，大概戒嚴令頒布前算學潮，參與人太多，北京城裏聲援遊行的就幾百萬，法不治眾。他仔細審問了我五月二十日戒嚴令後有無參加動亂，六月四日前後天安門清場過程中有沒有參加暴亂。我回應道，我廣場停止絕食後就回研究生院靜養，恢複身體健康，然後就去交通部招待所駐會辦班，不信可以向我們辦班合作單位全國工商聯、民進中央的工作人員，查詢我不在現場的證據，並開出具體姓名、電話。他們當即記錄在案。
本來以為至此清查審訊就該結束了，不想張化工表情嚴峻，讓我交代那個“極其反動”標語的線索，在場的審問的人一下都來了精神，豎起耳朵，可見案情重大。我明知故問：“什麽標語？”他說：“就是那個要絞死某某的標語。”“要絞死誰？”他惱怒地說：“李鵬、楊尚昆。”我搖頭說：“不知道。我六四那幾天都住在安定門外交通部招待會，根本沒有在研究生院，怎麽可能看到有同學出院門往軍車上掛標語？”他盯著我追問道：“有沒有聽同學們說及誰幹的？”我說：“在座的研究生院人都知道我，一向獨往獨來，從不跟人聚會聊天，怎麽可能會聽說這種機密大事?”
接下去已無話可問，他們放我回宿舍，走前讓我在他們記下的這次清查訊問筆錄上簽字。我掃了一眼，發現他們用“ＸＸ、ＸＸＸ”代替“李鵬、楊尚昆”。我拒絕簽字，說筆錄不是原話，可以用任何人的名字替換，比如“鄧小平“、“江澤民”，誰知道將來會編造出什麽事端，“我是搞中國古典文學的博士生，受過嚴格的考據訓練，曆史上文字獄見得多了。”清查組的人商量了一下，打死也不願意把“絞死李鵬、楊尚昆”這句訊問的話，落實在文字上。
他們在我出門離開時，不忘交代說：“按規定，你還須把今天清查的訊問，自己回憶再寫一份，簽字上繳組織。”我當即火起來，說：“不是都訊問過了，記錄在案嗎？沒什麽更多可以交代的了。非要再寫一份，不是脫褲子放屁找麻煩嗎？”他們解釋說：“是上級的規定，寫親筆交代的過程中，沒準會想起什麽重大遺漏呢！”我冷冷地說：“要寫也還是同你們記錄上一樣的話，隻是加上‘絞死李鵬、楊尚昆’原話而已。”他們一聽，隻好做罷，不再要求我再寫一份了。
回到宿舍，收到讀碩士生時班上外國文學所８４級同學張勁旭的美國來信，說六四慘案發生後，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組織，非常積極到美國國會、政府活動，努力促成了讓美國總統布什簽發了行政命令，暫緩遣返六四前後抵達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他們的直係親屬，取消回國服務兩年的限製，並給予他們在美工作的許可。在美國的中國大陸人，無論是自費留學生還是公費訪問學者，臨時來美國出差、探親的人，都在忙著去美國移民局排隊，申請難民庇護，辦理工卡。我看了不免感歎，這些在海外毛髪未損的中國精英留學生，怎麽能這樣迫不及待地利用美國社會對北京六四慘案的同情，搶吃人血饅頭？中國人裏流行的那些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劣根性，來到美國也沒有半點改善。
進入十一月，有天我正與同學圍坐在飯廳大桌吃午飯，張化工興衝衝地端著飯盆湊過來，大家見狀紛紛托辭離座躲避，我倒是坦然自若，埋頭照樣吃我的飯。這家夥同我不打不相識，幾次飯廳見我吃飯，就坐過來同我邊吃邊聊。他知道我碩士生、博士生都在研究生院讀的，說我是老資格，院裏的老師、學生都人頭熟，“我調查過了，你們那一級，兩百多個碩士生畢業，最終隻有五六個考上本院的博士生，碩博連讀！”他說他是北京化工學院的本科學位，最羨慕研究生，更別提博士生了！搞政工並非他當初的誌願，“服從黨的安排嘛”。他最喜歡同高學位的同學聊天，“隨時漲知識”。
他見飯桌上別的同學都已走避，悄聲告訴我：哪個公安部點名的反動標語大案，有了重大突破，破案在即！我冷冷地說：那你不是馬上就會立功受獎了嗎？他得意地咧了咧嘴，笑逐顏開。
飯後我去學生工作處鄭秉文那兒打聽，他愁容滿麵，歎口氣說：“有人把你的兩個北大校友舉報了，都是學生黨員，一個班黨支部書記，一個經濟片團委書記。本該前程遠大，可惜了！”
這兩個同學是經濟所８７級的碩士生李果、譚宏。他們兩個在北京大學念本科生時既是同學，非常活躍，大學期間就雙雙入黨，畢業後又一起考上有中央經濟智囊團之稱的中國社科院經濟學研究所的碩士生，一入校即被研究生院委以學生幹部。我們幾個博士生拉團中央宣傳部辦“外向型經濟研討班”賺外快時，領頭的劉笑君特別推薦這兩個北大校友，說這兩個小碩士生組織能力超強，熟悉經濟界，有相當的辦事能力。他倆在操辦這個班時，殷勤接送招待拉來講課的厲以寧、吳敬連、肖灼基等經濟界名流大牌，表現確實出色。
我回到宿舍，同班的法學所博士生徐國棟午休時來串門。六四時他是研究生會副主席，大家罷免了抵製學運的主席張首映後，一致推舉他繼任主席，並選舉他為代表我們研究生院參加中央對話團的三個成員之一（另外兩人是劉笑君、呂祥）。作為新推選出來的研究生會主席，徐國棟在研究生院的學生運動中確實起了棟梁作用。六四後當局自然不會放他，無窮無盡的清查讓他不能按時畢業，拖了一年才拿到博士學位，涉嫌動亂，照例不能留北京。他後來成為中國著名民法學家、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同樣被延遲授予學位、畢業後難留北京的哲學所博士生呂祥，按金庸武俠小說的路子，寫信向薄熙來的哥哥薄熙成求助，最終遂願。(其故事見我另一篇文章《薄熙來兄弟軼事》) 呂祥後來不知怎麽成了美國問題專家，時常在中國大陸官媒上現身。
我把從清查組張化工那裏聽到的那個麗都飯店前反動標語的公安部大案即將告破，和學生工作處聽來有人舉報了李果、譚宏的消息，告訴了徐國棟。他聽後臉色大變，支吾了幾句，就匆匆離去。
晚上李果來到我宿舍，說他們懷疑是被他們班的班長舉報的。那班長也是北京大學經濟係畢業的，年近三十，已有家室，據說平日對少年得誌、盛氣淩人的李果、譚宏，早就嫉妒在懷。我問，怎麽知道是他告的密？
李果說，六四中午，研究生院六月三號清早去增援天安門廣場的那批同學逃命回校，各個帶傷，泣不成聲地控訴戒嚴部隊士兵槍殺市民的血腥暴行，留校的同學邊聽邊流淚，與他們抱頭痛哭。三十多年後，低我一級的文學所博士生黎湘萍，到芝加哥探望女兒幫著照料繈褓中的外孫女，在北大校友會會長、其碩士生同級同學林牧家與我重聚，特別提到六四那天，社科院研究生見到廣場回來的同學沒有我，以為我已遇難，悲痛帶黑紗悼念。我聽後非常感動。
那天悲憤欲絕的同學，扯下床單，用毛巾沾上墨汁，塗上大字“討還血債，絞死李鵬、楊尚昆！”，舉著床單下了樓，先是掛在研究生院大門口，後來大家覺得地點太僻靜，就又簇擁著床單條幅，浩浩蕩蕩地穿過了京順路，直撲被堵在機場路熱鬧路口麗都飯店下的戒嚴部隊軍車，不由分說就掛到軍車駕駛室頂上的車篷橫梁上，贏得市民一片掌聲，圍觀的外國記者紛紛拍照。前一天晚上就被北京市民堵在卡車上的官兵，據說是從東北遼東半島緊急調來的解放軍４０軍。酒仙橋這一帶是電子工業部（原第四機械工業部）的生產基地，軍工大廠林立，六月三日晚工人、幹部看到中央電視台播發的《戒嚴指揮部緊急通告》後，就聚集在這條進入北京東大門的交通要道上，把入城的戒嚴部隊堵得嚴嚴實實。經過市民一日夜的說服教育，又是送早點，又是送飲料，遠道急行軍而來的解放軍官兵，同市民已相處融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學生在軍車上懸掛標語條幅的整個過程中，他們隻是笑嘻嘻地旁觀，絕無幹涉。大家事後回想，這位班長在宿舍樓裏大夥扯床單塗標語的過程中，從未參與，隻是冷冷地旁觀，一言未發；大夥舉著這條床單標語遊行過程中，唯有他不見蹤影。
從此，李果和譚宏就成了院清查組的常客，三天兩頭被提去，讓社科院保衛局、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派來的各級刑偵人員，輪流審訊。他們當然死也不承認，就這麽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地吊在那裏，一晃就是幾年。同屆的同學都已畢業分配工作，他們還是被掛在研究生院，靠每月發放的那點研究生助學金生活，直到我九二年春離開中國，聽說還沒有解脫。其間譚宏因那點助學金在物價飛漲的北京根本不頂用，設法找到一個政審不那麽嚴格的民營企業打工，卻陷進經濟糾紛，還被整到炮局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監獄關過一陣子，罪名是挪用公款。
年底，隨著六四清查工作的深入，社科院傳達了幾位動亂其間犯錯誤的院部領導的反思。七十多歲的老資格的黨內理論權威胡繩，向被罰站的小學生一樣，向全院職工檢討自己黨性不強，時值帶領中國社科界代表團首次訪問蘇聯，不明就裏，倉促在自由化分子操縱的《五一八呼籲書》簽了名，完全忘記自己全國政協副主席、社科院院長的職責和影響，對此錯誤懊悔不已，深刻反省。另外幾個副院長丁偉誌、劉國光的反思，大同小異，隻是加了不該跟著社科院的隊伍，上街遊行。六四後聲明“不在刺刀下做官”，憤而辭職的複院長李慎之，如何反思的，未見傳達。另一位已叛逃海外的副院長趙複三，反思無從說起。
部級院長領導反思後，司局級所領導的反思如火如荼展開。六四後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馬列所所長蘇紹智、文學所所長劉再複叛逃海外，各所的所長級幹部，大概沒有幾個沒有在呼籲書上簽過名的，幾乎各個都在社科院的街遊行示威隊伍裏顯過身影。
我們研究生院的清查組出手不凡，一鳴驚人，挖出了一個大案——研究生院在戒嚴令頒布後，居然向留守天安門廣場的研究生院學生，輸送了價值超過二十多萬人民幣的食物、飲料！難怪我們當時絕食後堅守廣場，那麽多天，頓頓都有香噴噴的鹵豬肚、醬肘子吃，肉包子、糖火燒，雪碧、可樂，任吃任飲，量足管飽！
清查組通過舉報的線索，責問研究生院食堂的大師傅，誰允許他們做那麽多送給在天安門廣場的研究生院學生飯菜，“還那麽高的夥食標準”？食堂師傅異口同聲說，咱一個做飯的，再同情大學生，也是巧媳婦難做無米之炊。上麵安排啥，我們就做啥，食材采購怎麽會經我們廚子的手呢?
清查組順藤摸瓜，提審夥食科長。這位夥食科長，年輕時從河北農村參軍，辛勞服役，提幹後轉業到北京來了社科院，前兩年我們鬧罷餐學潮，焦點就是夥食太差，結果趕走了八級老幹部院長，把他也被驚嚇得不輕，越發勤勉謹慎，在社科院大筆夥食補貼款支持下，把食堂的夥食辦得有聲有色，堪稱首都高校第一。
據說夥食科長抱了幾大包卷宗去見清查組，輸送到天安門廣場的夥食，品種、數量、開支金額，每天每頓都詳細記錄在案，每筆都有研究生院黨委書記、副院長朱佳木的親筆審批。
研究生院人人都知道，這位前幾年從天津港務局副局長位置上調來的朱佳木，辦公室的牆上高掛陳雲親筆給他的題字：“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中共元老陳雲，少年得誌，以黨內工人階級代表的身份，二十多歲就當上政治局委員，職務一直在鄧小平之上，與之成為毛澤東死後黨中央之上的“兩個婆婆”（總書記趙紫陽語）。朱佳木係中共早期領導人朱理治之子。一九三五年，朱理治被派往陝北，領導陝甘特委和陝北特委，大搞“肅反”，殘殺黨內幹部無數，要不是中央紅軍長征到陝北，及時製止屠殺，原主持西北根據地黨政軍工作的劉誌丹、高崗、習仲勳，早就成了刀下之鬼，當今“人民領袖”， 豈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朱理治大搞“肅反”，黨內積怨太深，一直被降職使用，委以省部級副職，７８年鬱鬱而卒，終年七十歲。大概他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白區上海與陳雲共事，交情非淺，有托孤之誼，８１年陳雲把他的獨子朱佳木調到身邊當大秘書。有次我同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專業７９級的同班同學王鄭生聊天，提到我們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調來的副院長朱佳木的名字，王鄭生說：“他可不是一般人物！我們中宣部每次到中南海向書記處書匯報工作，會議桌旁必端坐兩位大秘書巡視。一個是王瑞林，代表鄧小平；另一個是朱佳木，代表陳雲。他調到你們社科院，不過是過渡，肯定是陳雲安排好的，積攢資曆，以便更上一層樓。”我說:“確實，他來前已在天津港務局當了兩年副局長。”
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黨委書記、實際第一把手，前陳雲的大秘書朱佳木，親自批準把二十多萬元的物質食糧，投放到天安門廣場，變相資助動亂學生，這簡直是炸響了一個原子彈，驚得大家目瞪口呆，迫不及待等著聽朱大書記的反思。
前兩天院裏辦公樓大廳的公告欄貼出告示，張化工已被任命為研究生院的副院長，這不過是遵循前些年整黨工作的慣例，派駐的清查組負責人，過渡一下就會提拔在被清查的單位擔任領導。張化工從處級上了一個大台階，升任副局級的研究生院副院長，新官上任三把火，清查緊鑼密鼓，成天在院裏上躥下跳，亢奮之情，溢於言表。
有天中午，張化工象往常一樣，端著飯盆直奔我們幾個博士生坐的飯桌，自來熟地與每個就餐的同學打招呼，大家也一齊敷衍，說：“張院長，恭喜恭喜！”他聽後咧嘴直樂，故作謙虛地說：“那是組織的信任，責任更重了!”吃了沒幾口飯菜，他就把話題撩到大家心照不宣的熱門話題——朱書記的反思。他說，我們黨曆來鐵麵無私，會公正調查每個黨員在六四動亂中的表現，不管他是什麽背景！
他提到院清查組接到舉報，六月三日那天，清晨五六點鍾，有研究生院駐守在天安門廣場帳篷裏的同學，從長安街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到東郊研究生院，說戒嚴部隊的解放軍官兵，身穿便衣化裝成老百姓，分成幾路人馬，正在向天安門廣場進軍，前鋒目前被市民堵截在長安街王府井附近，急需研究生院的同學火速趕來支援！研究生院的司機班馬上開出幾輛接送員工上下班的大客車，聲稱是朱佳木書記親自批準去廣場接回身處危境的研究生院同學，可這幾輛大客車並非空車立即趕去天安門廣場載人撤離回校，而是停在研究生院的大門口，等候夢中被同學緊急拍門驚醒、睡眼惺忪被號召去廣場支援的同學，車上坐滿了學生才發車，給廣場動亂分子火速增添了幾車生力軍。據反映，在校車等候同學上車的這幾十分鍾的時間裏，朱佳木書記非但不勸阻同學去天安門廣場，還站在車門旁邊，一邊同院後勤的員工給上車的同學遞早飯，一邊叮囑大家“注意安全！多多保重！”――簡直太不像話了！
張化工的一番義憤填膺的表述，越發激起大家對朱書記反思的期待。大概全院上上下下，都迫不及待地等著洗耳恭聽這位陳雲大秘書對自己親批向廣場動亂輸送物質食糧和人員的反思。
終於期盼到了朱書記現身說法的反思日子，他卻壓根兒都沒現身。有同學急忙到院裏打聽，回複：“沒來上班。”問病假還是事假，回複：“不知道。”
第二天，還是如此。
第三天，仍舊如此。
第四天，研究生院說，朱書記的家裏都派人探訪過了，根本不見人；所有與他有關的單位和個人,都聯係過了，都說不知道。研究生院已經緊急通知給社科院有關部門：報告副院長兼黨委書記朱佳木失蹤了！
過了一個多星期, 社科院領導通知研究生院，朱佳木同誌安好，你們就不要管了。
一個多月過去了，漸漸大家也就心懶了，不再期待觀看這一齣早該上演的大戲。
張化工大概也怕我們追問，打完午飯都是端回辦公室吃，不再來造訪我們幾個博士生坐的飯桌了。
一天中午，我們幾個博士生像往常一樣，圍著餐廳飯桌邊吃午飯邊聊天，誰也沒有注意到消失了一段時間的張化工，悄沒聲地端著飯盆坐到我們身邊。他臉色鐵青，埋頭吃飯，一言不發。
大家覺得他很反常，就搭訕說：“張院長好久不見，清查工作忙壞了吧？”
他板著臉，直截了當地說：“你們聽說了朱佳木的事吧？”
我們說：“聽說啦，不就是輪他反思，那麽大的事兒，他竟然溜號了嘛。年紀輕輕的，老革命家都把他當接班人培養，總不會裝病吧？”
張化工：“他根本沒病，玩失蹤。”
我們奇怪了:“失蹤？他好歹也是正局級幹部，中央所在的北京地麵，那還不活見人，死見屍，組織上一定得有個說法！”
張化工：“組織上已有說法了——朱佳木同誌另有任用。據說中組部任命他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任領導，升了一級，提為副部級幹部了！”
“我操!”大夥一聽炸窩了，忍不住爆粗口。“別的幹部攤上他那樣六四的事，早就被撤職查辦，降級處分了，弄不好進監獄。他卻反而升了關鍵的一級，成了省部級高幹！”
張化工囁嚅了一下嘴，想說什麽，到了嘴裏又咽下肚。
我問他：“你不知道朱佳木是太子黨，陳雲的前大秘書？”
張化工：“聽說過一點。”
我說：“人人都知道，三中全會後陳雲複出，掌管中央人事大權。親信子弟這裏碰上麻煩,換個地方不就完了,誰還敢說什麽！”
張化工激動了：“這不是不正之風嗎？學生就是因為這個上街的！”
我馬上做豎食指按在嘴唇上狀，告誡他：“噓——小聲點！對涉及陳雲的事，說話可得非常小心謹慎。你沒聽說羅征啟的事嗎？”
見張化工搖頭，我告訴他，羅征啟７９年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時,陳雲的兒子陳元從清華走後門留學美國，輿論嘩然，羅征啟顧及黨領導人的威信,寫信給陳雲勸阻，不想開罪了陳雲，指示陳辦出馬，以“思想偏激”罪名狠整羅征啟。羅已被中央選拔進接班人梯隊，是第一批到中央黨校集訓的幹部班班長。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紀雲和尉健行，羅是他們的支部書記。“胡啟立從團中央書記（從清華黨委副書記任上調回團中央的）調到天津當市長以後，就建議調羅征啟擔任團中央書記。”陳雲愣是把羅征啟從接班人第一梯隊拉下來，貶到廣東去籌建深圳大學，六四又以他同情學運的罪名，不光撤掉深圳大學校長職務,還開除黨籍與公職！據說陳辦整羅就是朱佳木出謀獻策，具體操辦的。出手之毒，令人匝舌。
我接著說：“張院長，聽說過古人‘滅門的知縣’、‘寧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說法吧？”
張化工聽罷,心潮起伏，麵如死灰。
自此這位清查工作組長，心氣一落千丈，很多事上睜一眼閉一眼，好多同學因此過關，順利拿到學位畢業，清查夢魘，終於得以解脫。
到了９０年春天，有次路上碰到學生工作處處長鄭秉文，他告訴我：“好消息!你們班上的陶永誼已獲準取保候審，公安部已經通知了社科院，我明天一早隨院裏車去秦城監獄,把他接回研究生院。”
陶同學那時三十四五歲，與我是北大、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雙重校友，資格卻老多了，“當過兵，下過鄉”，而且罕見地會法語。有次我偶爾在海外網站《文學城》看到毛囡收集的“社會科學院７９年研究生名錄”，內有陶永誼的卡片，記錄他竟然十八歲就被推薦為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的工農兵學員，１９７６年畢業。７９年我上北大時，他已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係碩士生，“政治麵貌――黨員”！他畢業後留在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８７年又考上了著名經濟學家朱紹文的博士研究生。
第二天上午，我和一幫六四在廣場的同學，一直等在研究生院大門口，迎接陶永誼重獲自由。
中午時分，研究生院司機班開去秦城監獄接落難同學的院長專車豐田皇冠，終於返回。高舉Ｖ字手勢的陶永誼從車裏出來，滿臉笑容，接受大家英雄凱旋歸來般的歡迎。我邀請他中飯到外邊吃館子，好好犒勞一下吃了大半年牢飯的他。他興奮地答應。鄭秉文見狀從車裏出來，我說:“鄭處長放心，就我一個人單請他接風，沒有聚會。”他說:“小陶出獄，院裏還有一些手續要辦，你個把小時的樣子，直接到學生工作處來找我們吧。”
下午一兩點鍾，我去辦公樓學生工作處，敲開鄭秉文那間辦公室門，見他與陶永誼聊得正歡呢。我拉他一起去研究生院對麵，僅隔兩條平行馬路京順路、機場路的麗都飯店撮一頓，“我請客!”他忙搖手說：“別介！正風頭上，影響不好，以後再說吧。也別去麗都那樣涉外高檔飯店，公安便衣太多。”我說：“那我倆就去研究生院邊京順路上的孫二娘酒家了。”他說:“這樣最好。”
研究生院所在的西八間房村，八十年代後期隨著北京城區的擴大，農田漸漸被城市開發征用，剩餘勞力改做服務業，本村的農民有不少在研究生院食堂打工。有學會做飯技藝又敢折騰的農民，在公路旁開了一家個體戶飯館，老板娘張羅店前接待，老公在後麵廚房炒菜。潑辣的老板娘想出孫二娘酒家的名字，引發國道公路來往奔波的卡車司機無限聯想，生意火爆，惹得鄉親們嫉妒，到政府告狀，“從此店的名字即可知何等誨淫誨盜”，政府立即勒令摘下“在北京東大門破壞首都形象”的招牌，改叫京順路便民飯館。
我領著陶永誼出了研究生院大門，沿公路向東走上半站地，就到了這家餐館。推門進去，大概已經過了午飯時間,裏麵沒有幾個人吃飯，正好挑了一個僻靜角落裏坐下。老板娘過來招呼，問要吃什麽。我說：“炒菜。看一下菜單再點。”老板娘說：“俺們店小，沒敢印製單本菜單供客人點。全部的菜單、主食，都寫在櫃台後麵的牆上。”我說:“那就都點了吧，上最好的。”又點了一瓶二鍋頭，讓她拿兩個酒杯，我和陶永誼邊喝邊聊，等廚房上菜。
陶永誼朝鮮族，酷愛武術，身材高大，一表人材。秦城監獄關了近一年，出來麵黃肌瘦，萎靡不振。不一會上了一桌子菜，他狼吞虎咽，埋頭把每一個菜都掃蕩一遍,邊吃邊讚歎:“好吃，太好吃了！真香！真他媽的香！”
我笑著說: “不過是村民炒的農家菜,離北京老字號正經一級廚師的手藝差遠了。等過幾天風頭沒這麽緊了，請你去吃北海後麵什刹海銀錠橋畔的烤肉季！”他說：“在秦城監獄裏天天喂野狗似的，頓頓隻丟給一個半個餿玉米麵窩頭。現在出來吃上人飯了，什麽都香得要命！”
等他吃到直打飽嗝，我說：“光顧吃了，酒還沒喝呢，先幹上一杯，給老兄接風洗塵！”我們邊喝二鍋頭邊聊，幾杯酒下肚，他麵紅耳赤，慷慨激昂，一掃囹圄之災的晦氣。
我問他：“胡耀邦猝死，學潮風起雲湧，在研究生院的遊行、絕食隊伍裏，沒有見到你呀？你這個十來歲就入黨的老黨員、轉業軍人，怎麽會無視中共中央戒嚴令的警告，突然跑到廣場，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宣傳部長?” 陶永誼說，他博士研究生一年級必修公共課結束後，基本住在西郊的北京軍區大院父母家裏，不怎麽來路途遙遠的東郊研究生院，上專業課都是到建國門院部社科院大樓的所裏。他一直熱心學潮，主要投身於以社科院人為主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組織的抗議活動，他是老社科院人，那裏麵熟人多。戒嚴令頒布後，他在文人成堆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深感所謂“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的痛苦，對某些頭麵人物大言空談，文人相輕，拉幫結派，勾心鬥角的作風，更是痛心疾首。他決心踐行孫中山“知難行易”的理論，以自己習武之身，為民運做一絲貢獻，投入到保衛天安門廣場的實事中。
我告訴他：“保衛廣場指揮部的宣傳部長詩人劉衛國，是我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７９級的同班同學，筆名老木，大三那年上海第一次爆發甲肝疫情，被寒假回滬過春節探親的同學帶進北大校園，交叉感染，從飯廳、宿舍樓水房蔓延，結果我們中文係男生住的３２樓，住樓東側宿舍的一些同學，被甲肝傳染放倒，不得不先在北大校醫院隔離修養，然後休學一年。劉衛國就是因傳染上甲性肝炎留級到８０級，畢業先去北京市委黨校文史教研室教書，後來又去中國作協《文藝報》工作。我８３年大學畢業後再沒見過他，不知道大學積極表現要入黨的他，怎麽會成了保衛廣場指揮部的宣傳部長。聽說他六四前一天把這個職務轉讓給了你，結果你隻當一天這個空頭的宣傳部長，就上了通緝名單被逮進大牢！劉衛國據說通過境外地下渠道逃到了法國，現在海外民運組織身居高位。”
陶永誼說他身為保衛廣場指揮部的宣傳部長，六月三日晚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堅持到六月四日晨戒嚴部隊清場。我說我們當時社科院的隊伍在紀念碑麵對天安門的台階下靜坐,他說他一直在紀念碑基座上的保衛廣場指揮部忙碌，“所以咱倆沒碰上麵”。
我問他軍人清場後，他從廣場撤出來後的經曆。他說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那幫人早就各自逃生鳥獸散了，沒有人跟他聯係，更不會有人告知他逃亡的路子。我說，老木他們這些逃到海外的“高自聯”、“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人，也不打個招呼就溜了？他聽了直搖頭歎氣。
陶永誼說，他從廣場出來後，躲藏在北京城裏一個朋友家，整天盯著電視看新聞，越看通緝的範圍越大,越覺得自己處境危險，不逃遲早會被他們上門抓到監獄裏。我說，你在廣場就當了一天的“高幹”，當局怎麽會知道？他說，那時的廣場，遍地都是“雷子”（便衣警察），早就監視得一清二楚。也有一種可能，是保衛廣場指揮部那幾個核心人物，被抓進去抗不住了,在監獄裏吐口招供的。
陶永誼說，隨著追捕的風聲越來越緊，他神情越來越焦慮，日夜坐立不安，總覺得有軍警會隨時破門而入。一兩個星期下來，憋得精神快崩潰了。與其束手就擒，不如闖闖逃到外地避難。他決心投奔他武術之鄉河北滄州的師傅。他隱姓埋名，搭乘長途汽車,輾轉到了滄州，在鎮上的一個旅店住下。有天上午到街頭天津煎餅餜子攤買早飯，等師傅打雞蛋攤薄餅的時候，恍惚聽到背後有人輕聲叫他名字，他急忙回頭看，隻有幾個閑人聊天，未見有人想同他說話的樣子。他覺得怪異，買了早飯就回屋，吃完就收拾東西打算轉移。這時就聽到門外腳步急響，有人使勁砸門，他還沒走到門口，就有一堆警察、便衣公安破門而入，大喝:“陶永誼，你被捕了！”手拷腳鐐，推搡進了警車，直接押送到秦城監獄。
六四被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名列第五的清華大學周鋒鎖，有次在他的推特上說：“我們剛在秦城的時候，裏麵象個大學，本科，研究生，教授都有。大家計劃下一個人來了就說有牢頭獄霸，看他怎麽反應。結果來的下一個是社科院的博士陶永誼，號稱是武林高手，武警也看他演練。”
我感歎說：“不知道公安是怎麽追蹤到滄州的，八成是當地人發現你是京片子口音生人麵孔，革命警惕性高，馬上把你舉報了。”陶永誼說，我媽一直埋怨，說我要是老老實實呆在北京軍區大院家裏，就不至於會被抓進秦城監獄。我說，軍隊有自己的保衛係統，地方公安部門怎麽也不敢硬闖解放軍戰士持槍把守的軍營門崗，進軍隊大院抓人吧？至少還有一個緩衝的餘地，可以走走軍隊首長的路子。
我又問他，官方電視、報紙報道的劉曉波在秦城監獄認罪的事，是否屬實？他歎了一口氣，說：是真的。共產黨的監獄，軟硬兼施，有的是辦法在肉體、精神上折磨你，不折騰到到你服軟，決不罷休。我們在秦城監獄裏的人，誰沒有按當局的意思，說過軟話？監獄管教成天到晚給你灌輸的，就是誰誰誰，悔過自新了。
萬潤南回憶方勵之時說：“１９９０年８月中，我和嚴家祺先生等人去倫敦，和方先生見麵。 這次見麵的主要目的，是想請方先生出山，擔任民陣的下一屆主席。”方勵之一口拒絕。“有人說，方先生因為進了美國大使館，腳‘軟’了。”“我問了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當時，你和李淑嫻老師為什麽要進美國大使館？’ 方先生給了我一個非常誠實、推心置腹、讓我終身難忘的回答。他說：‘共產黨的牢，不好坐啊！’＂
陶永誼後來被開除了黨籍和學籍，與博士學位徹底絕緣。９２年我出國赴美前，有次在文學所碰到靳大成，他說聽他朝鮮族太太說，陶永誼在朝陽門外剛開張的東北延邊朝鮮族老板的酒吧當保鏢。在北京的朝鮮族很抱團，聽說老陶一身好武功，就照顧他一份糊口謀生的工作。
陶永誼最終成了中國微博大V、獨立經濟學家，獨立投資人。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終於擺脫國內的政治迫害（詳見本人《風波之大的博士學位》一文），千辛萬苦才辦下了一本普通中國公民的護照，纂著它前往美國大使館，申請去美國與在芝加哥留學的太太團聚的探親簽證。
2023年3月3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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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六四記憶（八）——美國
六四記憶（九）——吳國盛
六四記憶（十）——肖陽
六四記憶（十一）——徐孩子和程孩子
六四記憶（十二）——袁波
美國對中國研究生的政策是鄧小平政府用550噸黃金交換的，暫時不給留學生身份，也包括禁止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等等，直到今天都沒有解除。
不過我好像還沒有看到有文章分析對於這件事情的錯誤方麵的反思，到底是有什麽自身的原因和錯誤一起導致了最後的徹底失敗。如果總是以受害者的心態看待這件事，而不能主動承認並分析有重大錯誤的地方，那麽中國隻能永遠羨慕西方國家的遊行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