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母校與校友

 

在我的記憶中，特別強調“母校”和“校友”的關係，特別是校友對母校的金錢回饋—捐贈，是一個“很美國”的現象，而這種關係模式似乎也越來越影響中國大陸的校友-母校關係。近幾年中國的新聞報道中就常常見到某商界大佬向母校捐贈巨款，並成為母校的坐上賓的報道，一般都有抬著象征性的假支票和校長的合影。

在美國，一些中文輿論在執行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時候，也經常把華裔畢業生不愛向母校捐款作為華裔不受頂級名校待見的一個原因，但這種美式邏輯似乎也是過度強調了校友和母校之間的金錢關係。

在我的記憶中，中國的老一代人，比如四零後，五零後與“母校”之間的關係一般是以幾種形式呈現：一，珍視同學之間終生的友誼。 很多校友在退休以後自費出書，收錄，出版對母校的回憶，對時代的感悟，記錄同窗之誼。這些文集並非擁有國際書號，並正式進入市場流通的出版物，但也精心編輯和印製。我每每讀到這樣的自費印刷品，都覺得對做當代曆史研究的人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民間原始材料。二，維持和教師之間的精神聯係以及現實中的一些交往甚至合作。中國人的文化中，向來有同學相約看望老師的傳統，有的校友還會回到原來的教室，甚至讓老師重新站上講台， 以此緬懷青春歲月。三，如果有機會，也都希望能回到校園去看一看變化，拍幾張留影，或者平時關注一下校慶盛事以及與母校有關的新聞，抑或醜聞。總而言之，這些表達方式都是比較私人的，情感的，比較細膩的，也可以說是很“中國”的。

但在美國，校友和母校的關係除了返校參觀以外，還有非常重要的金錢麵向。大學把每一個學生都當成潛在的“捐贈大亨”加以善待，返校參觀也含有此意，因為即使萬裏挑一出了一個捐贈巨款的校友，也能為學校帶來遠在預算以外的一幢新樓，一些新的設施。因此，即使懷著中頭彩的心理預期，學校針對眾多魚龍混雜的校友進行的廣泛撒網長期培育一朝收獲的“感情投資”也確實是一樁劃算的交易。一些大學就用從校友那裏獲得的捐贈新建了全新教學樓，或改造舊教學樓，有的單筆捐贈高達三千萬美元。

我作為兩所普通美國大學的校友，每每接到母校的募款信，也與有榮焉，感動於被母校所惦記。母校還會專門雇傭在讀的本科生給校友打電話募款，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份校園工作。我本人當然也幾次給母校或者原來就讀的係捐款，有一次以紀念導師的名義，但問題是，這種職業性募款似乎也有其設定目標，因此勤工儉學的募款本科生先要核查個人信息，然後一開口就報上一個具體數字，使得校友在榮幸之餘有點被逼捐的感覺，年年如此，不勝其煩。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母校們大概也會感覺，從普通工薪層校友那裏一個人一個人地遊說，還真比不上一個大款校友一次就捐出三千萬美金（一億也不奇怪），成為頭條新聞的興奮與成就感。但這樣一來的結果，必然是“校友一律平等，有的校友比別的校友更平等。”在現實中，普通工薪層校友捐的三瓜兩棗，雖然亦能集腋成裘，但在“傑出校友”的映襯下，顯然微不足道，除了年複一年的催捐信件和電話，連一句感謝都得不到。

我由此想到，華人自我批評中的“不給美國母校捐款”導致不怎麽受待見的理論恐怕是站不住腳的。多數情況下，捐贈巨款的校友都是已經退休，積累了巨額財富，希望留下一幢以自己名字冠名的建築的老白男精英，但在同一個年齡段，並沒有多少華裔校友如此成功，即使在頂級美國名校，恐怕美國白人精英捐贈比例也遠高於非裔校友，如果考慮總的人口比例和校園內學生群體中的族裔比例的話。

我由此得出的推論是：白人校友畢業後在社會上成功---即成為富豪的比例遠大於其他族裔，而這個結果與其說和學校有關，還不如說和自身的家庭背景有關，真正家境很普通或者貧寒的白人學生混到六十多歲能捐出幾千萬上億的也沒幾個。除了留名，避稅，白人精英對母校的感謝之情恐怕也遠大於其他族裔，因為非白人學生在白人主導的大學校園裏的真實體會是少有人關心的。事實上，很多非白人學生都有過諸多被歧視和被排斥的經曆。這種創傷可能導致即使成了“富豪”，也未必願意巨額回饋“母校”。

某些自恨的華人口口聲聲捐款，其實你要是不捐到三千萬美金，學校眼皮都不會抬一下，畢竟在人家一捐就是三千萬時，你還在討論三百萬退休金。即使你從三百萬養老錢拿出一百萬，母校都不知道是做成獎學金還是修個紀念室。

然而，中國人並非沒有捐資助學的傳統。事實上，傳統上中國人的教育捐贈，不論是陳嘉庚，李嘉誠，還是邵逸夫，其涵蓋範圍都遠遠超越所謂的“母校”。或者說，在中國人對教育進行捐贈時，向來是以自己的故鄉桑梓之地或者整個高等教育界大批大學為目標，從不限於所謂的校友--母校關係。很多老一輩華人自己並沒有受過良好的正規教育，或許正因如此，才執意要在故鄉捐資辦學，惠及子孫。即使在美國華人中，1948年的哈佛大學應用物理學博士，王安電腦公司創辦人王安就捐資設立了母校哈佛大學的費正清研究中心內的“王安博士後獎學金”，以資助對東亞進行的人文社科研究。王安經費的設立和哥倫比亞大學由早年華人中的傭人丁龍設立的“丁龍獎學金”一樣，都旨在後輩可以獲得進行可持續研究的經費，倒不像有些美國捐贈人那樣，特別熱衷於修建一座“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學校建築。

由此可見，所謂的“校友捐贈” 並非教育捐贈的唯一選項。在這種模式之前，中國人早就有了大規模捐資助學的傳統，而美國式的“校友捐贈” 在美國已經造成了校友和母校的關係多多少少被金錢所異化，因為很多捐贈是被反複職業性勸募的結果。這種期待校友像“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樣王者歸來，巨額現金回饋的模式，也導致校友之間因為地位和資產狀況不同，而在母校眼裏呈現“傑出校友”和“普通校友”之異——這一點在中國國內也日漸成為現實。在校友心中，母校始終是母校，而在母校心中，恐怕校友是各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