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六

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六
原創 思目（jocole） 

第三部  一言難盡的“向明案”

1949年3月華東局南下後，中共中央於21日批準由康生等九人組成山東分局，作為山東黨的領導機關。隨著青島於當年6月的解放，中共中央為加強山東解放區的領導，於11月先後批準增補張曄、賴可可及高克亭等十二人為分局委員，並決定山東分局接受黨中央和華東局的雙重領導。
由於康生長時間養病，因此華東局不得不於1950年7月，將時任山東分局第二副書記兼青島市委書記的向明，調到濟南主持山東分局的日常工作。時至1954年，向明被認為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因此遭到批判並被撤銷職務隔離審查。1955年，山東省委在全省範圍內肅清向明影響並大抓所謂“小向明”，致使相當數量的同誌受到株連——在山東曆史上稱之為“向明事件”。
那麽，向明是如何被認定參與“高饒反黨聯盟”？“向明事件”在山東曆史上又引起多大的震動？

十六 向明與饒漱石

向明雖是山東人，但抗戰期間基本未在山東工作，所以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山東幹部。也就是說，他與黎玉等原山東領導交往不深。實事求是地說，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得到饒漱石等某些華東局領導的信任。
那麽，向明與饒漱石是於何時產生交集的？

向明，原名巨同璞，字景山。1909年出生，山東臨朐人。有文章稱，他於1929年夏參加共青團，同年8月轉為共產黨員。但向明自己卻明確地回憶：“後張靜源介紹我加入共青團，入團時間是1931年4月。入團後我任棗園小學共青團支部書記，並在日本紗廠工人中做發展團的工作，建立團支部。同年8月，我由共青團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注1）
1932年5月，向明根據中共青島市委指示，發動富士紗廠的工人舉行罷工時暴露。5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國民黨反動派抓捕時僥幸逃脫，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8月間向明輾轉來到濟南，找到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武平後，被任命為濟南市委書記。不久，省委書記武平被捕，向明被當年10月黨中央派來新省委書記任作民，任命為山東省委組織部長。1933年2月，由於叛徒的告密，向明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逮捕。

1937年抗戰開始後，隨著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浪潮越來越高，向明等方被國民黨政府釋放。之後，向明根據任作民（其時尚未被釋放）的指示，前去找任弼時同誌。幾經波折，才在臨汾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說明來意後被告知，任弼時同誌在前方八路軍總部，要解決組織關係和請求營救任作民等同誌事，均可到北方局解決。
來到北方局後，向明向黨組織匯報了數年來在獄中的鬥爭情況，經組織上的數次談話和審查後，由北方局組織部長林楓宣布恢複組織關係。隨即向明被安排進短期黨員訓練班學習，後於當年11月，被安排到同蒲正太鐵路工委任山西省委代表。1938年4月，調北方局劉少奇同誌處，擔任秘書工作。

1938年10月，正值武漢危急、華中戰場發生巨大變化的嚴峻時刻，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根據鬥爭形勢的需要，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11月9日，劉少奇被任命為中共中原局書記，隨後向明等跟隨他來到設在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的中原局機關，開展抗日遊擊戰爭。12月被任命為豫鄂邊區黨委委員。1939年3月升任豫鄂邊區黨委書記。8月，任豫東特委中原局及豫鄂邊區黨委代表。11月任豫皖蘇區新四軍遊擊支隊二總隊政委。1940年6月，任豫皖蘇區黨委民運部長，不久升任豫皖蘇區黨委副書記。1941年1月，任蘇中四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後任蘇中區黨委委員。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變”暴發！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委任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3月下旬，由皖南突圍而出的饒漱石，繞道浙江、上海回到鹽城新四軍軍部。5月20日，中共中央為適應新的局勢，決定將中原局和東南局合並，組成中共中央華中局，並成立了中央軍委華中分會。
1942年3月，劉少奇離開華中去延安，時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饒漱石代理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同陳毅等一起指揮淮北1942年冬季反“掃蕩”，以及大小悟山冬季反“掃蕩”、郯城戰役、鹽阜1943年春季反“掃蕩”和蘇中反“清鄉”鬥爭。1943年11月，饒漱石通過“黃花塘事件”將陳毅逼走，陳毅去延安匯報工作後留下參加黨的七大，饒漱石開始全麵主持華中局和新四軍的工作。

從上述史實不難看出，向明與饒漱石的交集始於華中局，雖然主要是工作上的關係，但向明當過劉少奇的秘書，饒漱石則是劉少奇看好的人。1945年10月，時任新四軍第八旅政委的向明跟隨三師前往東北，路過山東臨沂時被華東局留在山東——依據饒漱石於13日“與張雲逸、曾山、賴傳珠關於新四軍調入山東各個師的安排及人事布局致電陳毅”（注2）推測，向明被留在山東，顯然是饒漱石等人做出的安排。
其時，原魯中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羅舜初率魯中主力部隊奔赴東北，華東局於11月決定由向明擔任魯中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向明雖為地地道道的山東人，但他長期在華中解放區工作，所以對魯中情況並不熟悉。按說，由時任魯中區黨委第一副書記兼軍區第一副政委的高克亭接任這個職務更為合適——高克亭不僅資曆比他老，當年又是中央選調到山東的幹部，而且在魯中區工作多年。

華東局做出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為了平衡——據高克亭回憶：“我記得黎玉同誌宣布魯中區黨委、軍區新班子時曾講到向明是個老同誌，做過少奇同誌的秘書，很有水平，任區黨委書記是稱職的。當時的區黨委組織部長董琰同誌和向明同誌曾是獄中難友，他也介紹了向明同誌為人正直忠厚。我和向明同誌雖然是新相識，但相處之後很合得來。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很尊重本地同誌的意見。因此給我的印象是個比較成熟老練的同誌。”（注3）

年輕時的向明（圖片取自網絡）

向明雖然深得饒漱石的信任——例如1948年2月被調往災難深重的膠東區任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但他就任魯中區書記後深入基層，發現土改中的偏差立即予以糾正，陳毅對他的做法給予肯定。膠東區土改中的打殺風也是在他的領導下逐步扭轉過來的。1949年6月青島解放後，向明負責接管青島市，先是任青島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之後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兼市長。李富春代表中央到青島視察工作時曾說過：青島是華北最後解放的城市，也是進行接管工作最完整、最係統的城市。
1950年7月2日，向明突然接到華東局的調令——因原先主持工作的傅秋濤調至中央軍委工作，故要他去濟南主持山東分局的日常工作。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向明任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後任代理書記），主持山東分局工作。同時任命向明為山東軍區副政委、山東省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等職。

可能有人會問，時任山東分局書記的康生到哪裏去了？
正如前文所述，時任山東分局書記康生原來是想去上海工作，但卻沒有得到中央的批準。他之所以向中央提出去上海工作，當然是有其理由和道理的：
康生原名張宗可，字少卿。1924年赴上海大學學習，改名為張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從事黨的工作與領導工人運動，並參加了“五卅”運動罷工委員會的工作。1926年任上海大學特支書記。是年冬至1928年，先後任中共上海滬中、閘北、滬西、滬東區區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1928年下半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先後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職工部部長。是年4月顧順章叛變，參與上海中央特科領導工作。“九·一八事變”後，被指定參加臨時中央的工作，主管工會、交通等。1933年，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他於7月前往蘇聯，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從康生參加革命後的經曆不難看出，他在上海待了近十年，可以說十分熟悉。由此不難推測，康生肯定是想故地重遊——到上海去一展身手。據聞他曾說過：“過去長期在上海工作，比較熟，哪怕在上海當一個區委書記，也比在山東好。”從表麵上看，他至少比饒漱石和陳毅等，更熟悉上海的人情世故與大環境。
那中央為何不安排他去呢？

筆者依據史料推測，中央很可能擔心的是康生的“左”！上海是國際化大都市，過“左”恐怕會嚇跑資本家、實業家以及金融資本，顯然不利於和平過渡與改造。其時康生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前任副書記是因他臨時調到華東局工作，此次如果到上海工作自然不能被再次安排為副職。綜合考慮，中央當然不會安排他去上海主持工作。

大約康生對中央沒有安排他去上海工作，心中頗有不滿，加上他提出的要張鼎丞或魏文伯同誌留在山東又被饒漱石拒絕，因此當年秋他便泡病號——變相“怠工”，跑到青島去“養病”。華東局不得不將分局第一副書記傅秋濤從南方調回，代其主持山東分局的日常工作。1950年下半年，中央確定調傅秋濤任中央軍委武裝動員部長，於是華東局隻好將第二副書記兼青島市委書記的向明，調回濟南主持分局日常工作。
如前文所述，就在向明正式開始主持山東分局工作不久，饒漱石突然致電中央和康生，建議康生離開青島到杭州去療養。饒漱石出於何種考慮不詳，但這一舉動，相當於使康生脫離山東工作。很容易使康生既懷疑饒漱石的用意，又會對向明的調任產生聯想——不難想象，如果康生去杭州長期療養，華東局顯然隻需將有關情況按時向其通報，而山東分局的向明也就不必事事向其請示匯報了。

可康生是什麽品性的人，大概饒漱石還不甚清楚。據曾給他當過秘書的淩雲回憶：“我以為，經1948年以後我所接觸的事實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左’，搞什麽‘逼供信’；也不能簡單解釋成為了抓權，排斥異己，結黨營私。我認為康生的整人與他和曹軼歐這家‘夫妻店’的利害緊密關聯著。在他們倆看來，周圍的人都不可信，總有人想整他們，不是‘壞人’，就是‘特務’：而他們自己總像是在緊張地保護著什麽隱私，生怕被人發現或抓住他們見不得人的什麽秘密。”（注4）

大概是沒有了“掣肘”，向明在山東幹得風生水起，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可正如老子雲：“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向明畢竟資曆較淺，且一路走來也比較順，越過許多老資格的同誌登上高位，更重要的是他未身受過黨內鬥爭的殘酷。1953年，中共黨內發生高饒分裂黨的事件。本來中央對高崗、饒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覺悟”的方針，但奈何高、饒在事實麵前拒不認賬，最終被開除出黨並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在這次運動中，向明不僅受到株連，而且心身遭受巨大的磨難。

由於當年中央對“高饒事件”相對處理的較為低調，對高饒二人分裂黨的具體行為的批判基本限製在黨內，故普通百姓對該案僅知皮毛。那麽，饒漱石到底是如何同高崗結成聯盟的？向明又是如何被牽連進“高饒反黨聯盟”的呢？這需要從饒漱石的參加革命的經曆與發跡講起，否則“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熟悉中共曆史的大都清楚，饒漱石能夠攀上華中局一把手的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劉少奇的欣賞與支持。令人訝然的是，饒漱石被調入北京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後，卻與高崗等遙相呼應，將矛頭指向劉少奇與周恩來！以至於最終形成“高饒反黨聯盟”。
之所以被稱為“聯盟”，大概是因為並沒有嚴密的組織。因此改革開放後，有些為饒漱石喊冤叫屈的文章，采用罔顧事實“斷章取義”的手法，意欲將饒漱石在“皖南事變”和“黃花塘事件”的作為，歪曲為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誌整治項英與陳毅，進而企圖將後來高饒二人分裂黨的行為統統推到毛澤東身上。這種將黨內思想與路線鬥爭庸俗化的做法非但令人不齒，而且嚴重背離曆史的真相。

通常說來，隻有關係密切的人，才有可能單獨執行難與人言的事。那麽，饒漱石是毛澤東信得過的“紅人”嗎？否則怎會在“皖南事變”和“黃花塘事件”中按照毛澤東的旨意行事嗎？我們通過饒漱石的人生軌跡，了解一下真實的曆史。
根據明確的文獻資料顯示，饒漱石於1923年11月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共產黨。有文章稱，饒漱石1929年去東北後曾代理過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曾一度為他的部下。但這卻與真實的曆史大相徑庭——根據史料記載，是年“6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劉少奇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注5）而饒漱石則於“7月 任滿州省團省委書記，……。”（注6）8月22日因叛徒告密，劉少奇被捕，9月中旬出獄。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饒漱石於1930年“3月末 經中共中央批準，代理滿洲省委書記。”（注7）而劉少奇已於“3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接連來信催促下，離開滿洲回上海。”（注8）“6月任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從上海出發，途徑大連、哈爾濱去蘇聯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注9）由此可見，說饒漱石當過劉少奇的上級，是不折不扣地謊言。

1931年12月，饒漱石作為後備幹部，被派往共產國際重點培養。1932年3月，回國到上海做工會工作。1933年6月，饒漱石調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主任。8月兼任河北臨時省委代理書記。11月中旬，被中央調回上海。1934年5月“化名小姚、阿四，參與全總白區執行局的領導工作。”（注10）1935年至1938年，饒漱石被派往蘇聯，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外赤色職工國際代表。

年輕時的饒漱石。（圖片取自網絡）

1939年10月，饒漱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國參加抗戰，於1940年1月從美國返回國內，2月抵達延安。2月28日，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僑委員會書記。4月16日，中央決定派饒漱石前往江浙，參加東南局工作。6、7月間進抵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協助書記項英分管江浙滬白區工作。
通過以上饒漱石參加革命後的經曆可以看出，直到1940年2月來到延安之前，他從未與毛澤東謀過麵。而且在被派往皖南新四軍軍部之前，也無毛澤東單獨接見饒漱石的任何記載，試問，饒漱石如何能領取毛澤東的“旨意”？！所以，關於饒漱石替毛澤東整肅項英和陳毅的說法，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胡編濫造！
那麽，饒漱石是被誰派到東南局和新四軍去的呢？中央為什麽要派他去呢？饒漱石在“皖南事變”中又起到了那些作用了呢？

新四軍是紅軍長征後，由留在南方八個省的紅軍遊擊隊組建而成的。項英以其曆史地位及威望，在整編為新四軍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並在新四軍中形成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由於項英對遵義會議以後黨的情況缺乏了解，抗戰初期對黨的統一戰線有錯誤的認識，且在新四軍發展方向與中央有所分歧，故黨中央派遣曾山等到新四軍參與領導。但項英畢竟資格老、威望高，加上軍長葉挺係黨外人士，因此在決策中往往說一不二。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根據時局變化及新四軍實際情況及存在問題，給東南局發來統戰政策指示電。“項英接到黨中央對東南局和新四軍統戰政策的指示後，認為是講他犯了路線錯誤，思想不同，感到委屈，於5月9日致電中央：請求中央立即派一位政治委員到新四軍及東南局負領導之責；”（注11）此後幾日項英連電中央，要求撤銷他的職務，並說他在兩年前就曾向中央提出過。
中央接到項英的電報後，於5月23日致電項英及東南局：首先肯定了項英領導的東南局及新四軍在三年抗戰中取得的成績，並明確表示要項英繼續擔負東南局及新四軍軍分會書記之責，對政治及策略上的不同意見望告中央。並號召東南局及新四軍在項英領導下執行中央路線，團結奮鬥爭取勝利！大概是考慮到項英之所以較為聽從王明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背後的共產國際光環，而饒漱石有著多年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經曆，因此周恩來提議安排他到東南局，進一步加強中央對新四軍的領導。

饒漱石來到東南局工作不久，新四軍就麵臨新的複雜的形勢：10月19日，國民黨政府強令位於長江南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部隊，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黃河以北地區。同時密令韓德勤、顧祝同等部，準備攻擊北上的新四軍。在此後兩個月的時間裏，項英一直對北上的策略、時機和路線猶疑不決。時至12月26日，中央發來十分嚴厲的電報：“你們在困難麵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注12）
接到此電後，項英等感受到極大的震動！隨即於28日，項英主持召開軍分會擴大會議，並請軍長葉挺也來參加，會議確定於來年1月4日夜啟程北上。由於饒漱石此前去了位於繁昌的新四軍第三支隊，所以沒有參加此次會議。饒漱石於1月3日隨三支隊回到雲嶺後，4日即跟隨軍部直屬隊一同轉移。6日下午，新四軍在向星潭地域前進的途中，遭遇國民黨軍部隊。7日拂曉，遭到國民黨大部隊的圍攻，部隊數次都沒能突破國民黨軍的阻擊。當天下午，軍部回到百戶坑，召開緊急會議進行研究。由於葉挺與項英等人的意見分歧巨大，項英又始終拿不定主意，會議拖到深夜也沒討論出個所以然來！

8日淩晨，沒有接到會議通知的饒漱石十分氣憤地衝進會場，麵對麵地質問項英：“我要知道你們的計劃，我相信你們的行動對我沒有什麽秘密。我是軍分會的一個委員，我要參加你們的討論，我也許有些意見可以貢獻，因為你們的行動已經超過常識了。”接近淩晨三點，項英終於做出了回撤的決定！這個錯誤決定，不僅打亂了整個部署，也嚴重挫傷了部隊的士氣，最終造成無法挽回的惡果。
9日，中原局突然收到饒漱石與葉挺發來的火急電文：“今晨北進，又受包圍，現在集全力與敵激戰，擬今晚分批突圍北進。項英、國平、子昆、一氓於今晨率小部武裝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為全體安全計，決維持到底。”（注13）劉少奇閱後，當即給饒漱石與葉挺回電：“項、袁、周、李不告而去，脫離部隊，甚為不當，即在以前他們亦有許多處置不當，違反中央的指示，致造成目前困難局麵。望你們極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圍走蘇南，並直令二支隊接應。”（注14）

隨後劉少奇急電中央：“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並令小姚在政治上負責，葉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注15）毛澤東與朱德複電：“九日電悉。你說項、袁等已離開部隊，‘我們尚未接到此項消息，他們何時離開的，現到何處，希夷、小姚情形如何，軍隊情形如何，望即告我們。得葉、項微辰電，他們支夜開動，微晨到太平、涇縣間，此後即不明了。’”（注16）

劉少奇為了應對突然出現的項、袁離隊出走，緊急致電葉挺、饒漱石並轉告皖南新四軍各部負責人：“東南局合並於中原局，江南所有戰爭區域之黨與部隊工作統一歸中原局領導”，“項英同誌及袁、周二同誌聞已離開部隊，致使江南黨得領導頓失中心，望你們轉告全體黨員完全服從葉軍長及東南局及軍分會委員饒漱石同誌之指揮，以打破頑固派之包圍，勝利的轉移到蘇南北渡。”（注17）

10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首先轉告葉挺、饒漱石九日來電內容，說：接希夷、小姚九日來電，說項、袁等率小部武裝不告而別，行動方向不明。部隊受敵包圍激戰，決定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圍。”（注18）同日，中共中央接到電報：“項英等離隊突圍不成，回到軍部。項英並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與袁國平等離隊經過，表示‘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注19）

左起：項英、周恩來、葉挺。（圖片取自網絡）

十分吊詭的是，對於饒漱石、葉挺憤而及時向上級反映“項、袁等率小部武裝不告而別”，卻招致某些文章的惡毒攻擊——先是振振有辭地將項英等人的“不告而別”美其名曰為“分散突圍”，後又諷刺饒漱石“連‘分散突圍’都不懂也不會”！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哪有拋下部隊和軍事首長暗自逃命的“分散突圍”？！
還是來領略一天半後返回軍部的項英，是如何向中央報告的：當項英得知葉、饒已將他們離隊出走的情況報告中央後，便立即起草電稿向黨中央報告。原電是：
“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在大矗山中，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小道而出，因時間快要天亮，曾派人請希夷來商計，他在前線未來，……，至9日即感覺不對，未等希夷及其他同誌開會並影響很壞。……。
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注20）

毋庸多言，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用謊言編織的詭辯，被他們吹捧為“久經考驗的項英”親自草擬的電文擊得粉碎！

11日，毛澤東同朱德等複電劉少奇、陳毅：“你們轉來葉、姚電悉，葉、姚是完全正確的，望你們就近隨時去電幫助他們並加鼓勵，惟項英撤職一點暫不必提。”（注21）隨後又發一電給劉少奇即轉葉挺、饒漱石並全體同誌：“希夷、小姚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姚指揮，執行北移任務。你們的環境雖困難，但用遊擊方式保存骨幹，達到蘇南是可能的。”（注22）

11日，情緒激動的饒漱石“以個人名義單獨致電黨中央反應新四軍的問題及與項英的分歧：‘我抵此後，關於發展問題曾與項發生空前爭論，但為幹部團結計，故自我采忍耐之態度”，“我軍在一個月前由皖渡江完全可能，隻是項之猶豫遲疑所阻’，‘我雖為東南局及軍分會委員之一，但項對此次軍事計劃及一切會議，完全不要我參加，一直到不告而別，實令人寒心’，最後，他向黨中央表示決心：‘我為革命犧牲，正我初衷。但在這次萬一不幸，死不瞑目，並愧不能負中央所予重任。”（注23）

12日夜，各部按照葉挺軍長分散突圍的命令，全線向外衝去！最終，9000餘人的新四軍皖南部隊，僅突圍出去約2000人。軍長葉挺為營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隊，按照饒漱石的建議下山與敵談判被扣入獄。突圍過程中，袁國平受傷後為不拖累戰友自殺；項英與周子昆則因隨身攜帶著作為新四軍經費的金條，被叛徒劉厚總殺害。饒漱石下山突圍被抓住後，通過賄賂抓他的國民黨士兵得以逃脫。隨後曆盡艱險，繞道浙江來到上海，這才回到鹽城新四軍軍部，被任命為華中局副書記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皖南事變”後，劉少奇提出：“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的全麵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注24）15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葉劍英並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等：“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麵大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隻有猛烈堅決的全麵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注25）
1月20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當局的反共陰謀，抗議其武裝襲擊新四軍的暴行。同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為迅速發展壯大新四軍，中共中央軍委又於2月26日發布命令，將活動於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部隊也劃入新四軍的建製，全軍擴編為七個師一個獨立旅共九萬餘人。

5月，根據中央指示，中原局與東南分局合並為中央華中局。由劉少奇任書記，饒漱石任副書記，劉少奇、饒漱石、陳毅、張雲逸、鄧子恢、賴傳珠等為委員。下轄蘇中、鹽阜、淮海、皖東北、皖東津浦路東、皖東津浦路西、豫皖蘇、鄂豫邊、江南九個區黨委。此後在中共中央的正確下，劉少奇、陳毅等指揮新四軍各部隊在1941年至1943年間，粉碎了日偽軍近百次大規模“掃蕩”，取得殲敵八萬餘人的戰績。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電告華中局：決定劉少奇返回延安參加七大，由饒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及新四軍政委。離開之前，劉少奇主持召開了華中局擴大會議，召集各區黨委書記和各部隊負責人參加。會議由劉少奇作華中局工作總結報告，陳毅作軍事建設報告，黃克誠作政治工作報告。劉少奇於是年3月啟程，先是入魯代表中央處理山東問題，數月後踏上返回延安的路程。經過一路輾轉，於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此後，劉少奇留在延安參與中央領導工作，由饒漱石接任華中局書記及新四軍政委。
這樣的安排是含有深意的：中央派來的饒漱石擔任書記同新四軍資深的軍長陳毅搭班子，一個管黨、一個領軍，配合的好能起到相輔相成的良好作用。饒漱石嚴肅認真、不苟言笑，原則性很強，具有較高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而陳毅豪爽大方，不拘小節，有豐富的創建根據地和軍事指揮經驗。顯而易見，兩人在工作和性格上恰好互補，配合的好就會相得益彰。可惜的是好景不長，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由於對某些問題處理的看法不同，兩人在工作中慢慢產生了分歧。
注釋：
注1：見向明著《我的早期活動》一文。
注2：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152頁。
注3：見高克亭《向明同誌在魯中》一文。
注4：見淩雲《康生為何製造“謀殺蘇枚”案》一文。
注5、8、9：見《劉少奇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注6：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20頁。
注7：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22頁。
注10：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27頁。
注11：見王輔一著《項英傳》，第537頁。
注12：見王輔一著《項英傳》，第561頁。
注13、14：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35頁。
注15：見《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283頁。
注16：見《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283、284頁。
注17、23：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36頁。
注18：見《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284頁。
注19、21、22：見《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285頁。
注20：見王輔一著《項英傳》，第593頁。
注24：見《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289頁。
注25：見《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2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