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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二
原創 思目（jocole）
十二、忍辱與調整
“大魯南會議”結束之後，華東局土改指揮部為了繼續執行饒漱石等製定的二次土改政策，專門派朱則民、賀致平等到魯中區指導土改複查與整黨工作。這倆人倒是算得上是山東自己的幹部——抗戰時期就來到山東，來到魯中區二地委後，老老實實地按照華東局製定的政策辦事。
據高克亭回憶：“賀致平和區黨委一起，把沂源縣作為實驗縣，賀兼任沂源縣委書記，原縣委書記劉延博改任副書記。在土改整黨中開始誇大組織不純，認為村幹部不可靠，采取避開組織、訪貧問苦、培養新的積極分子，另起爐灶的辦法，引起廣大村幹部的不滿，使陣營混亂。後來感到這種不相信組織、脫離組織的做法不妥，又改為通過組織、改造組織，使整黨走向正常。但因沂源災情嚴重，有餓死人現象發生，生產救災成為頭等大事，經區黨委建議，華東局同意，把土改整黨暫時擱置起來，全力以赴抓生產救災。”（注1）
左三為黎玉，右一為賀致平。（圖片取自網絡）
解決了山東黨最大的“頭目”黎玉之後，“饒大將軍”等當然不會忘記黎玉“宗派主義集團”的重要人物——膠東區的林浩、曹漫之等人。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華東局在諸城召開膠東高幹會議，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並對膠東前段土改進行了檢討，同時對膠東下一步土改進行了部署。筆者以為，關於膠東區的土改情況無須贅述——具體做法與過程同渤海區的大同小異，但打人及死人的程度比起渤海區有過之而無不及！饒漱石與康生在會上一唱一和，指責黎玉“對景曉村、林浩等人的任用是宗派主義”的同時，嚴厲地批判了膠東區黨委書記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等一幹人。
在2月20日在膠東的靈灘河會議上，饒漱石又專門作了《關於山東黎玉、膠東林浩的報告》。在報告中，指責黎玉“排斥華中幹部”，在對華中的支援上“討價還價”、“不顧大局”，搞“地方主義”。甚至還公開地講：“山東後勤發裝備，對山東發的好，對華中發的壞”；“山東不給新四軍吃細糧”等。隨即，除副書記金明（由華中分局調入）等少數人外，其餘膠東區委及行署的大部分幹部都被強行調離！
對於饒漱石等的無端指責，黎玉本人隻是在華東局負責人的小組會議上進行過申辯，在其它大的正式會議上隻是違心地作了檢查，默默地接受了不公正的批判。會議期間，中共華東局對於黎玉的錯誤問題向中央寫了報告，黎玉也隻好向中央寫了反省報告。隨後，中央工委也就此事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作了批示。
5月，暫時主持膠東區委工作的金明帶領600多區、地、縣級幹部，跟隨鄧子恢等開赴豫西後，原膠東區委及行署的幹部幾乎一個不剩地全部被調離！然後，原魯南區委書記向明（任命2月份就已下達），趕過來主持膠東區的工作。
那麽，黎玉及大部分山東幹部麵對饒漱石等人的惡劣行徑到底持何態度呢？他們為什麽不站出來反抗或向中央書記處反映呢？
根據山東老同誌回憶，麵對饒漱石、康生等的無端指責，林浩等山東許多被“搬了石頭”的地方幹部曾要求黎玉堅決頂住，甚至要求黎玉把“官司”打到中央，不要隻是默默地忍受與和稀泥。但黎玉沒有那樣做——他後來回憶說：
“首先是戰爭大局的要求。當時，正值粉碎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關係到全國戰局勝敗的關鍵時刻，必須全力以赴共同對敵，……；第二，……，我隻能從一切服從戰爭，服從領導班子的穩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第三，我長期在山東工作，山東的同誌對我更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會直接影響下級的情緒；第四，饒漱石、康生對我的批判並非是同誌式的、善意的，他們根本不講道理。”
“在那種特定環境下，如果我公開和他們鬥爭，勢必會引起從上至下的內部鬥爭，甚至導致山東和華中兩個地區間幹部的對立。毫無疑問，這將會對戰爭極為不利，必定會帶來更加嚴重的損失，後果不堪設想。古人有“相忍為國”的道理，我為了避免內部分裂，確保戰爭的勝利，也隻有犧牲個人以維護黨的最大利益。”（注2）
就這樣，黎玉及景曉村、林浩等蒙受打擊的山東幹部，以付出自己和許多老部下政治上的代價，保證了華東局黨的團結和革命事業的發展。
那這會不會是黎玉及其二次土改中挨整的那批山東幹部們，後來出於平反或宣傳等需要的自我吹噓和表彰呢？筆者此處僅舉一實例來領略一下，其時被整的最狠的渤海區廣大幹部和群眾，是如何忍辱負重默默奉獻的！
根據《中共黨史人物傳》“張雲逸”條目中的記載：“一九四七年秋，為解決我軍轉入外線作戰部隊的冬裝問題，華東野戰軍的領導同誌要求後方在十月前務必使前方戰士都穿上棉衣。為此，惠民地區的黨和政府發動群眾，全力以赴，組織人員調集布匹、棉花和生產工具，日夜趕製，在當時物資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隻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提前完成了趕製棉衣的任務。”（注3）
看過本文上一節的網友可能還記得，其時的渤海區，正處於土改工作團支持的“貧雇農團”鬥地主、起浮財正忙之時。那時惠民地區的總人口，大約隻有五百萬出頭，那些靠邊站的幹部領導當地婦女們為了前線的子弟兵不挨凍，不得不白天下地幹農活，晚上在昏暗的油燈下一針針、一線線縫製棉衣，她們起早貪黑、夜以繼日地忙了接近兩個月的時間，才將十幾萬套棉軍裝送到親人手中！
軍民一家親：八路軍在惠民縣城大士閣附近勞動。取自惠民古城絕版老照片！
饒漱石等後方領導們通過“壽塔寺”和“大魯南”等一係列會議，成功將黎玉“批到批臭”，但他畢竟是華東局第二副書記，不可能像撤景曉村、李人風等那麽簡單——要想撤他的職，當然得通過中央書記處。
不過，這對於領導藝術高超的“饒大將軍”而言，隻是“小菜一碟”——1948年1月18日，“大魯南會議”即將結束之際，華東局下發《關於分設三個專門委員會的通知》：“華東局根據目前三大工作，特分設三個專門委員會：一、土改指揮部由張鼎丞同誌負責；二、整編委員會由黎玉、李林二同誌分任正副書記；三、財經委員會由曾山同誌為書記，艾楚南、方毅為副書記。四、郭子化同誌為華東局秘書長。”（注4）
“饒大將軍”此舉可謂“一箭雙雕”，既將精簡整編這個得罪人的燙手山芋，順手扔給了已被批得焦頭爛額的黎玉，又輕而易舉的將他原來主管的財政工作交由曾山負責。隻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黎玉之所以堅持要自己主管財政工作，並非某些人想象的“大權獨攬”。如前所述，山東是個“窮省”，加上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及人為等因素，沒有一個熟悉情況精打細算的“管家婆”怎麽得了！？
時至是年3月23日，以饒漱石為首的華東局不得不再次做出調整：“茲決定黎玉、曾山、艾楚南、宋裕和、彭顯倫、方毅、薛暮橋、石英、馮平諸同誌為華東局財委會委員，由黎玉同誌任書記，曾山、艾楚南兩同誌任副書記；並成立華東財經辦事處，由曾山同誌兼主任，艾楚南、方毅兩同誌任副主任。”（注5）
那麽，為什麽要在如火如荼的二次土改中間，要對機構同步進行精簡和整編呢？因為其時山東的財政，已經到了難以繼續支撐的邊緣——早在1947年10月，鄧子恢在渤海區高幹會議上說：“僅公糧一項，去年渤海征收二億九千萬斤，今年則達六億斤，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這樣搞下去，必然會造成人民的怨聲載道，離心離德。”（注6）
可山東解放區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困難局麵？
根據筆者查閱的文獻資料顯示，羅榮桓等帶領部分領導機關及幹部趕赴東北後，山東分局脫產人員約占解放區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二。時至1946年春，新四軍軍部及部分機關北移山東後，山東黨政軍脫產人員達到四十五萬，約占解放區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五五。1946年底，華中主力和後方機關人員大部轉入山東解放區後，山東脫產人員驟增至超百萬之多！與山東解放區總人口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三點二！
根據1947年3月北方各主要解放區的財經人員在河北邯鄲召開的華北財經會議研究的結果，在正常年景（情況）下，解放區每一百個農民隻能供養兩個脫產人員，即脫產比例最多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可山東解放區的脫產人員比例猛增到百分之三點二，這叫根據地老百姓如何吃得消！？時至1948年初，因戰爭的破壞、土改過“左”以及天災影響，整個山東解放區便早早陷入嚴重的春荒之中。因此如何解決財糧危機，就成為擺在華東局和山東省政府麵前，首當其衝棘手的問題。
至此，華東局於是年的2月底，不得不暫時停止二次土改，將“生產救災”確定為中心工作，並明確提出“不餓死一個人”的口號。可當華東局把財糧全力用於救災，又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山東空前的財政困難。那麽，如何才能解決財政困難的“燃眉之急”呢？華東局采取的緊急措施，就是借鑒上年渤海區的經驗，再次以清理物資、降低生活標準和整編後方機關的方式加以解決。
那麽，渤海區為何要率先實施這三項緊急措施呢？這是因為從1947年下半年開始，華野西兵團的補給任務，幾乎完全落在了渤海區老百姓的身上！而隨著華東工委和華野後勤等的湧入，致使800萬人口的渤海區同時還要維持41.05萬脫產人員的生計，故當時渤海行署的財糧開支浩大——其糧食供應“每日不下百萬斤”。其時渤海區脫產人員的嚴重程度，可以通過鄧子恢10月，在渤海區高幹會議講話中提到的有關情況來領略一下：
“我們有許多幹部帶上一大批警衛員、通訊員、馬匹；我們有些女同誌結了婚生了小孩，也要警衛員、通訊員、運輸員、馬匹、飼養員一大堆。幹部調動工作，也帶上一大堆人。”；“這次醫院轉移過來的不到二萬傷員，就有一萬三千多醫工人員，一個人照料一個半人還不到，而且還天天吵著人少。”；“今天後方最大的一部分，是野戰軍後方。一共三萬多人，預算是四萬多。”（注7）；“後方各機關都要大大精簡，特別是幹部。幹部多就雜務人員多、馬匹多。”；“民工五萬，應該立即裁掉，一個不留。”（注8）
根據華東區工委是年9月份的統計，當時渤海區的總人口隻有八百多萬，脫產人數為四十一點零五萬——脫產比例高達5%！
因此，鄧子恢在講話中嚴肅指出：“究竟如何解決目前財政的嚴重困難呢？華東局工委前次曾開了個會，提出了三個辦法，作為解決財政問題的方向，……。”；“第一個辦法是厲行精簡，核實人數。全部機關、學校、醫院、後方都要大大精簡，把人數確切核實。今天要求減去五分之二，留五分之三，更進一步要減去限人數的一半。這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方向，否則任何人都沒有辦法。……要知道在今天渤海區的工作情況下再擴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解決問題的第一個方案就是精簡後方，充實前線。”（注9）
“第二個辦法是降低待遇、厲行節約。今天老百姓這麽苦，財經這麽困難，生活待遇要大大降低，這應該從我們最高機關做起。首先取消小夥房。”，“大大地厲行節約，反對貪汙浪費。今天要解決財政危機，不是開源問題，主要是節流問題。因為源已開到了頂點，所以除精簡，降低生活待遇之外，就是節約。”（注10）
“第三個辦法是集中資財，統一財力物力的使用。我們的供給、衛生、兵站、軍工部門以及各機關，都應徹底清查財物，搞清究竟尚存多少東西？那些是用不著的一律拿出交公？……各機關、學校、醫院、工廠的生產資金及利潤，也要全部交公。我們堅決反對打埋伏。……凡此種種都要全部大清查，列出清單交上來，統一調劑，集中使用。”（注11）渤海區最終到底精簡了多少人、收繳了多少資財不清楚，但“據1948年初省支前委員會副主任劉瑞龍介紹，渤海區不僅‘虧空全部彌補，還有餘力供給野戰軍’。”（注12）
這裏就鄧子恢講話中所指的原華中來的那部分人的作派，再說上那麽幾句——因為這是其時山東解放區的幹部和老百姓較為反感的。
如前所述，山東長期以來就是“窮省”，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節儉。一一五師所部之所以能夠贏得山東老百姓的擁護與愛戴，很大程度上是與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難。尤其是1942年中共中央發出“精兵簡政”號召之後，山東黨政軍機關通過兩次精兵簡政，三個機關隻保留三千人左右。羅榮桓等更是帶頭取消勤務兵，身邊隻保留通訊員——兼做勤務、通訊、警衛、喂馬四項工作。科長以下取消牲口（馬匹），副科長以下幹部毯子自背。而且羅榮桓、黎玉等分局領導，均無吃小灶的記載。
而由於原華中局為直屬中央的大局，進入渤海區的機關幹部雖然隻有一千五百多人，但團（科）以上的幹部居多——正如鄧子恢所說的那樣：“我們有許多幹部帶上一大批警衛員、通訊員、馬匹；我們有些女同誌結了婚生了小孩，也要警衛員、通訊員、運輸員、馬匹、飼養員一大堆。幹部調動工作，也帶上一大堆人。”（見注7），“幹部多就雜務人員多、馬匹多。其實現在的每部、處下有幾個科，每科下有幾個股，每個股下有幾個幹事，機關重疊、臃腫不靈，辦事辦不好，還要天天鬧情緒、鬧待遇、鬧不團結。這馬上要裁減，幹部的勤雜人員更要嚴格限製。”（注13）
俗話說得好，“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山東老百姓對來自華中幹部作派的看法不言自明。華東局為了能取消某些幹部的小夥房，“張雲逸同鄧子恢、曾山帶頭把自己的小廚房取消了，同大家一起吃大灶。”（注14）1948年1月1日，饒漱石在華東局直屬機關，做了關於實施三個方案整編後方機關的報告。
1月25日，華東局整編委員會正式下達了《關於精簡機構人員的指示》：“一、我們的整編工作已經在直屬機關與各地區開始了。……我們初步預定在大魯南、膠東地區從一月至二月底實現減少十七萬吃糧人員，才能減輕人民負擔，避免與民爭食，渡過春荒的危急，然後才能使廣大基本群眾願意平分土地與發展生產，以支持長期的艱苦的反攻戰爭。”（注15）按照《中共華東中央局整編委員會關於整編工作的基本總結》中的記敘，華東局要求整編須通過思想整編、清理資財和實行精簡等三條線的任務來實現，並通過這三條線去實現整黨的目的。
這三條線分別是：“1、思想整編在於反對官僚主義、軍閥主義、山頭本位主義及地主富農思想。2、清理資財，降低生活水平，並從上而下做起；頒布八項禁令，停止做壞事，宣布紀律，逐級負責。3、實行精簡，……做到脫產人員占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五（不算野戰軍），前方與後方為四與一之比。”（注16）同時要求“華東直屬機關於一月底，各戰略區在二月底完成（膠東例外），以便渡過春荒。”（注17）
不難看出，中共華東局及華東工委所提出的以三大方案為中心的整編運動，完全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不立刻通過大力減少脫產人員及財政支出，不要說土改就連春荒都難以渡過！整編委員會精簡的主要對象，當然還是原山東分局那一部分——尤其思想整編的指向，所以在實際運行的過程中，整編的重點是軍直及大魯南區的各級機關。
經過上上下下一個多月的艱苦努力，整編委員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大魯南及軍直等機關，共減少脫產人員88600餘人；魯中區減少脫產人員35659人，與過去相比約減少百分之四十六；魯南區減少37205人，與過去相比約減少百分之二十四；濱海區減少了23415人，與過去相比約減少百分之五十。軍政比例大致為三比一，即部隊約占四分之三，黨政人員隻占四分之一。
以魯中區為例，軍隊人數為31731人，而黨政機關人員加在一起隻有9653人。這樣經過大幅度精簡之後，魯中區脫產人員占人口數為百分之一；魯南區占百分之一點五；濱海區占百分之零點九。整個大魯南地區加上軍直，全部脫產人員隻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點二。依據是年9月饒漱石在向中央打的報告，年初山東脫產人員共約八十餘萬（不包括野戰軍等），經過整編後已降至六十餘多萬，大約減少二十萬左右——約四分之一。
其次，在清理物資、降低生活標準和解決財政困難等方麵，亦取得了不小的成績：通過取消中灶，降低夥食標準和個人津貼等，進一步減少開支。至於是否取消小灶，那不是整編委員會所能管轄的範圍。由於之前張雲逸、鄧子恢等已帶頭取消了自己的小夥房，此次饒漱石又帶頭取消自己的小夥房，所以其他人無論願意與否都得跟隨。由於中灶也被取消，高級領導幹部同樣也隻能在大灶用餐，當然必要的營養還要保證。
此外華東局在清理物資方麵，也取得了較為明顯效果：各單位、各部門“打埋伏”的物資大部被清繳——“繳公物資達北票500億元”。采取上述措施最終的結果是，“上半年六個月對部隊四大器材及對各機關的供給幾乎全部停發，均由各部節餘解決”。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山東上半年財政實際虧空僅100億元，比年初預計減少了四分之三。這裏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地方部隊幹部戰士勒緊褲腰帶，將省下的糧食和平時積攢下的衣物等，救助駐地附近的老百姓。經過上上下下的努力，根據地老百姓終於度過了春荒，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下達《中共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這一指示精神，華東局於1948年2月底，確定將濱海區的五蓮縣作為華東局的土改整黨實驗縣，準備用解剖麻雀的方法總結經驗，指導其他地區的土改及整黨工作。在《中共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中，土改與整黨是分別講的——說明是兩項平行的工作，文件在介紹平山縣整黨經驗時有這樣一句話：
“因此，在這些地區進行調劑土地的工作，必須與整黨工作相結合，有時還必須從整黨開始，才能發動群眾的積極性。”而毛澤東則在其《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一文裏，對整黨講的更為明確：“按照正確政策實行初步整黨。上級派到鄉村的工作團或工作組，必須首先團結當地黨的支部組織內的一切積極分子和較好分子，共同領導當地的土地改革工作。”（注18）
可是到了饒漱石的嘴裏，“土改與整黨”卻變成了“土改整黨”，表麵上看，似乎隻是多一字與少一字之差，但實際上的含義卻有所不同——“土改整黨基本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土改整黨是兩件不同性質的工作，土改是對外的，整黨是對內的，但土改整黨是一個工作，兩（個）方麵，要實現土改就要有黨的正確領導，就要從內部解決整黨問題，達到對外消滅地主階級（的目的）。”（注19）
那麽，這位“饒大將軍”口中所言的“土改整黨”，與中央所說的“土改與整黨”到底有何不同呢？
閱讀過前文的可能還會記得，饒漱石及其他一些人等一開始，就給山東之前的土改定下了山東黨是“富農黨”，搞的是“富農路線”的基調，再以“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來大批特批黎玉及山東黨組織，隨後便以“土改整黨”為名開始“搬石頭”——大肆撤換山東黨組織的各級領導。所以，饒漱石等人所言的“土改整黨”指向性很明確，整的是原山東分局的黨，並不包括來自華中的那部分黨員幹部。
此次，借著《中共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的東風卷土重來，本來是改正和彌補先前土改複查“極左”錯誤的絕佳時機，可惜的是“饒翁”之意不在酒，還是要借機整治黎玉等——“他提出了對基層整黨采取‘雙管齊下’的方針，即采取領導自上而下、群眾自下而上批判基層幹部的方針，……”（注20）並選定五蓮縣，作為華東局親自抓的土改試點。
那這個所謂“雙管齊下”的方針到底是什麽意思？“領導自上而下”不難理解，顧名思義就是由上級派來的幹部；對於“群眾自下而上”，按照有關史料文獻的記載，那就是“撇開組織，‘另起鍋灶’，單純發動貧雇農，整頓基層幹部。”（注21）說穿了這個“雙管齊下”，就是由華東局派來的工作團領導貧雇農，來鬥那些當地的幹部。
那麽，華東局為何要選擇五蓮縣作為土改實驗點呢？饒漱石等又為何要在這裏，采取這個更左的“雙管齊下”方針呢？
選擇五蓮縣作為土改實驗點，當然是有充分理由和原因的：這個五蓮縣是1947年4月新成立的，由諸（城）、日（日照）、莒（縣）三縣的邊沿山區的各一部分組成，歸屬中共濱北地委（濱海一地委）管轄。為了加強對國民黨占領的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的鬥爭，華東局又決定，將濱北地委劃歸膠東區黨委領導。剛成立時，全縣劃分為仁裏、常山、高澤、洪凝、街頭、五蓮、戶部七個區（1948年秋增設鬆柏區），九十八個鄉，共轄有四百二十九個自然村，全縣的總人口為258743人。其時全縣有黨支部295個，部分村莊建立了黨的小組，共有黨員8300餘人。
五蓮建縣後，成為華東我軍粉碎蔣軍對我山東重點進攻的主要後勤基地之一，當時山區駐有我軍後勤部門和工商部門的若幹醫院、機關，儲存著大量的武器、彈藥、布匹、醫藥和國際救濟總署贈送的救濟物資，還寄存著領導機關的重要文件、檔案等。
此外，華東局選擇此處為土改實驗點，恐怕與郭子化插手這裏的土改不無關係。1947年8月上旬，郭子化率領華東支前委員會機關，進駐五蓮縣仁裏區大茅莊一帶。根據史料記載，其時五蓮縣的土改複查工作正進行的如火如荼——“但由於土改複查執行了‘左’的錯誤政策，因此，在幹部政策上出現了‘左’的偏差，如‘交權’，撇開組織，單純發動貧雇農進行複查整黨，將老村幹擱在一旁等。”（注22）
郭子化等遇到的第一件怪事，就是一個村子正在召開群眾大會，一人身穿莽袍，腰紮玉帶，頭戴烏紗，扮成唱戲的縣太爺，名日貧雇農坐大堂，警堂木一拍，把被鬥爭的對象拉出去，竟用亂棍活活打死。為了及時製止這種‘左’的錯誤，郭子化旋即派出兩個工作組，參與仁裏、街頭兩區土改複查運動，以便更深入地發現和了解存在問題。
根據時任五蓮縣縣委書記的辛瑋回憶：“當發現駐村兩次群眾大會上，接連砸死6個破產地主，並聞此種亂打亂殺的鬥爭會還將繼續舉行時，非常焦急。深感問題嚴重，決定親自出麵解決。”（注23）
郭子化（圖片取自網絡）
8月14日，郭子化要辛瑋前往大茅莊談話，他聽完匯報後，嚴肅地向其指出錯誤。8月16日，郭子化向華東局發了‘銑電’，反映濱北地區土改複查中的問題，並提出撥亂反正的建議。20日，郭子化即收到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和副書記黎玉的複電。‘銑日電悉。你的意見是對的，盼將下述幾點就與黨委和報社同誌說明和糾正。’郭子化隨將華東局的四條具體意見向濱北區和濱海區的幹部進行傳達貫徹。華東局的這一指示，對於糾正全省土改複查中的‘左’的失誤，減少工作損失，具有重要意義。”（注24）
筆者依據文獻史料推測，饒漱石之所以要在五蓮（實驗）縣采取“雙管齊下”的方針，大概的意思是認為之前渤海等地的土改之所以出現問題，是因為“歪嘴吹喇叭”——沒有認真執行華東局製定的“好”政策。
因此，為了能使他與鄧子恢等製定的土改複查政策得到不折不扣地執行，決定實驗（五蓮）縣的土改試點工作，由華東局組織委員會主任張鼎丞直接領導。同時對實驗（五蓮）縣縣委事先進行所謂的充實與調整——將原華中分局組織部幹部科科長尹阿根（邢子陶）調過來任縣委書記，原來的書記辛瑋改任副書記，並抽調二百多名縣及縣以上幹部（多為原華中的）組成工作團。這批人被分配到五蓮縣各區、鄉與當地幹部配合工作，其中不少人分別擔任區、鄉兩級黨政主要領導職務。
由此可見，饒漱石顯然認為，隻要由派去的幹部加強“正確”的領導，就可改變之前群眾亂批亂鬥和隨意打死人的現象。可令人感到難以理解的是，在“1948年1月整編中，又將過去各種錯誤的責任過多地推在區、村幹部身上，進行簡單的複員精簡。所以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在一定範圍內造成了混亂。”（注25）
那麽，饒漱石這個以“左”糾“左”的方針能奏效嗎？
注釋：
注1：見《高克亭回憶錄》，“解放戰爭（七、糾正土改複查左傾）”。
注2：見《黎玉回憶錄》，第253頁。
注3：見《中共黨史人物傳 第33卷》，第132頁。
注4：見《山東革命曆史檔案資料選編20》，第27頁。
注5：見《山東革命曆史檔案資料選編20》，第126頁。
注6、7：見《鄧子恢文集》，第165頁。
注8、13：見《鄧子恢文集》，第168頁。
注9：見《鄧子恢文集》，第166、167頁。
注10：見《鄧子恢文集》，第169頁。
注11：見《鄧子恢文集》，第170頁。
注12：見鄧廣著《山東解放區的農村財糧征收（1946-1949）》，《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8頁。
注14：見《中共黨史人物 第33卷》，第132頁。
注15：見《山東革命曆史檔案資料選編20》，第28頁。
注16、17：見《山東革命曆史檔案資料選編20》，第197頁。
注18：見毛澤東《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
注19：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53、54頁。
注20：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228頁。
注21、22：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2頁。
注23：見辛瑋著《實事求是 堅持真理》一文。
注24：見董助才整理《郭子化傳（下）》。
注25：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107頁。
前麵文章提到過毛岸英跟隨康生去了山東。
這是轉貼一位群友的文章，對這問題我沒研究過，不過看過幾段，也感到作者有傾向性，作參考吧。
山東土改是成功的，黎玉從羅榮桓開始，就不配合中央。批評黎玉又不影響工作，是華東局的功勞，批判饒漱石的時候，說饒漱石把這一功勞據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