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四

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四
原創 思目 jocole

四、分局的擴大與調整（上）

1939年5月12日，羅榮桓等匆匆趕到無鹽村，同陸房突圍而出的陳光及一一五師師部等會合。15日，一一五師師部在無鹽村村邊搭起了台子，台子正上方掛著的橫幅寫著：“慶祝陸房戰鬥的偉大勝利”，台下整整齊齊地坐著師直機關和警衛部隊。會上，師部宣傳隊合唱了突圍後，賴可可編寫的“陸房戰鬥歌”，然後陳光與羅榮桓講話。

代師長陳光針對有同誌說的“被敵人包圍，苦戰了一天，最後雖然逃脫了，充其量隻能說幸免於難，哪裏說得上勝利呢？”，講了五點勝利的理由（大意）：第一，……，我們這一批人是火種，保住了就有未來；第二，敵人費盡心機，……，以為必定一舉將我軍殲滅，……，日寇自報死傷八百多人（當然不隻此數）傷亡數倍於我，……。第三，部隊得到了鍛煉，……，是一次難得的實戰演習。第四，長了我們的誌氣，滅了敵人的威風。第五，老百姓親眼看到八路軍英勇奮戰，大量殺傷敵人，必將進一步提高，抗戰必勝的信心。

師政委羅榮桓在講話中指出（大意）：這場惡戰本可避免，敵情事前已經掌握，本應及早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都因動作遲緩，才陷人重圍，差一點斷送了我軍的命脈。隨後話鋒一轉，羅政委又指出：這是一場消耗戰，從大量殺傷了敵人，這一點上說，還是勝仗，大可不必垂頭喪氣又說，我們是播種者，火種在，就能開辟出一片新天地。

羅榮桓（前排左一）井岡山時期與毛澤東等合影。（圖片取自網絡）

但陳光的說法，並未得到師部某些幹部的認可！根據筆者考證，對陳光的詬病和指責主要是這樣幾條：

首先是陳光的指揮等問題。戰鬥時陳光並未在師部，而是去了六八六團，而且中間發生危急都是由王秉章等人處置的，因此有人認為這是脫離自己的指揮崗位。當晚突圍時，陳光親自帶騎兵連在前邊探路，但卻與大部隊脫節——致使師部等被分成兩路，之後一路與陳光等會合，另一路自行突圍到指定地點。

二是部隊損失較重。據時任一一五師司令部作戰科參謀侯向之戰後統計：“陸房戰鬥後，我統計了我軍傷亡情況。一共犧牲了336人”（注1）如前文所述，這個數字應該隻是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的，至少未包括田家濱旅的損失——田旅突圍後自行離去。其中犧牲最多的，是六八六團第二營所部——共二百多人。該營原為紅三軍團的第十一團，犧牲的人員中約一半為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

三是武器輜重等損失較大。不僅損失了部分槍支，而且還有師屬炮兵連的四門炮（山炮及步兵炮），以及一百多輛馬車及二百餘匹馱（戰）馬和被服等。由於八路軍的絕大部分武器彈藥及輜重給養等，都是靠曆次作戰繳獲積累起來的，此次一下損失如此之多，難免上上下下都會有怨言。此外，由於彈藥消耗很多——從山西所帶的彈藥消耗大半，致使部隊後來難以進行較大規模的作戰。

這些刺耳的話語及牢騷，使代師長陳光心情十分鬱悶，隨即便帶了一個連的警衛部隊，到湖西區視察由六八五團改編的蘇魯支隊去了。

5月20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部及六八六團開始向東轉移，21日夜穿過津浦鐵路後，於28日進入泗水以東的馬家峪一帶，進行休整。得知陸房戰鬥的情況後，黎玉和張經武立即從山縱抽調了一千多名戰士，於6月初補充給了第六八六團。如此一來，六八六團不僅補齊了第一、二營的缺員，還重新組建了第三營。

6月1日，駐魯侵華日軍在敵酋植田大將指揮下，開始第二期“肅正作戰”。按照原來的計劃，此次掃蕩主要是針對剛剛入魯的於學忠所部，但陸房戰鬥震驚了駐魯日軍上層。因此，決定對沂蒙山區實施拉大網合圍——集中了第五、第一一四、第三十二師團及混成旅團的兩萬多兵力組成機動部隊，從臨沂、費縣、平邑、新泰、萊蕪、博山、臨朐、安丘、諸城等地分為十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向沂蒙山腹地進行分區反複掃蕩的所謂鐵壁合圍。

幸好八路軍山縱第三支隊的楊國夫及霍士廉提前繳獲了欲對沂水北部進行掃蕩的文件，徐州及青島的情報點也及時送來了有關日軍掃蕩的情報，中共山東分局立即下發了反掃蕩的緊急通知：要求後方機關等分散隱蔽，軍政人員立刻下到各部隊，協助地方黨組織堅壁清野開展遊擊戰。主力部隊跳出包圍圈外，避免與日軍大部隊正麵作戰，重點打擊敵軍輜重部隊及後方交通補給線。

不巧的是，當山東分局、山縱司令部在特務團掩護下，連夜東渡沂水河轉移到沂水二區的梭峪村——大概是認為已跳出合圍圈，有些大意，第二天到附近村莊籌糧時被跟隨日軍掃蕩的偽軍發現。起初以為是頑固派秦啟榮部，圍過來後才明白原來是日偽軍，分局機關及山縱司令部在警衛部隊掩護下，立即向常莊方向撤退。這股日偽軍緊追不舍，幸虧隱蔽在附近的特務團從側麵殺過來，掩護領導機關後撤到常莊左近。由於這股日偽軍一直緊咬不放，特務團在常莊周邊的山上，整整阻擊了一個白天。

天黑後，牟中珩的第五十一軍軍部及部分部隊，也撤到了常莊附近。於是，分局書記郭洪濤親自過去與牟中珩軍長見麵，告訴他軍情緊急——如果被日軍攻上山頭，對兩軍都極為不利，建議第五十一軍派部隊進行增援。牟中珩隨即派了兩個連投入戰鬥，東北軍的裝備遠好於山東縱隊，打退了日軍的進攻後，兩軍連夜進行轉移。八路軍方麵先是轉移到了沂水東部，然後又乘隙轉移到蒙陰的南部。

就在反掃蕩鬥爭的關鍵時刻，中共北方局派來山東工作的朱瑞、徐向前一行二百多人，經過二十七天的艱苦跋涉於29日趕到代莊與郭洪濤、張經武、黎玉等會合。對於朱瑞、徐向前的到來，郭、張、黎三人十分高興但在態度上有些微妙：“黎玉說說：‘這會好了，山東可以大發展了！’郭洪濤預感到，朱瑞一來，他的分局書記一職可能易人，……。他岔開黎玉的話題，問徐向前：‘徐司令以前來過沂蒙山區嗎？’”（注2）但朱瑞急著開展工作，就直接了當地詢問有關山東的工作情況。

對於朱瑞如此急切的詢問，三人有些措手不及——此時，郭、張、黎三人滿腦子考慮的是如何迅速打破日軍掃蕩，隻好直接從尚未結束的反掃蕩說起。第二天，先是由郭洪濤報告了山東根據地創建經過及反掃蕩等，張經武著重介紹了山東的軍事問題，黎玉則主要講了山東縱隊的政治工作。此時，侵華日軍的掃蕩還未結束，徐向前與朱瑞一邊與郭、張、黎三人一起指揮反掃蕩作戰，一邊抓緊時間組建第一縱隊司令部。

那麽，朱瑞和徐向前的到來意味著什麽？這第一縱隊又是怎麽回事？這一切，都要從中中央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說起。

六屆六中全會之所以開了如此長的時間，主要是與王明回國後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推行錯誤的右傾機會路線有關——先是在193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以共產國際路線代表的名義提出“抗戰高於一切”的口號，批評之前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之後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開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從“十二月會議”提出的“五個統一”，發展為“七個統一”。王明的這些錯誤主張雖然遭到毛澤東等抵製，但他回到武漢後卻以中央自居，頻頻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外發表自己的言論。

直至是年８月初，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這種情況才開始有所改觀——在9月14日至27日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但王明的錯誤主張及淩駕於組織之上的問題，在黨內並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因此中共中央決定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來解決這些問題。

在長達近四十天的會議期間，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以及《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誌書》等文件。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結束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錯誤領導。著名的“四個服從”——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就是這次會議通過的。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代表們的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張國燾、洛甫、彭德懷、康生。（圖片取自網絡）

由於這次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相持階段的任務，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以及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麵的戰略規劃。這次會議使全黨統一於中央正確路線的指導之下，在黨的曆史上是極為重要和關鍵的，正如毛澤東在七大所強調的那樣：“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會議結束，立刻在全黨傳達落實。山東分局的調整，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做出的。

有關派遣朱瑞及徐向前去山東主持工作，以及之後山東分局（5月擴為蘇魯皖分局）領導之間因工作產生的矛盾，大部分文章及專著都出現根本性錯誤：如不少文章著者都想當然地認為，中央是要徐向前去主持山東分局的工作；其次就是將之後朱瑞同羅榮桓等人的分歧簡單化、甚至庸俗化！那麽，山東分局領導之間的矛盾到底是如何產生的？是出於個人恩怨嗎？他們之間的分歧究竟何在？後來又是如何解決的？要想搞清楚這些問題，隻能循著曆史的軌跡結合時空，進行認真地研究與探討。

1939年3月19日，毛澤東在就目前戰略部署等問題發給彭德懷的電文中指出：“發展則應著重魯、蘇、豫、皖、鄂五省，目前請特別注意魯省，該省我們已有基礎。”（注3）隨後於24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朱瑞致電中央書記處並報毛澤東：“十九日電奉悉。關於山東問題及蘇、皖、豫（新黃河以北）問題，我們意見：（一）陳、羅雖已去山東，但陳在軍事上，羅在政治上均困難形成中心。（二）山東（缺）一個骨幹，我們擬派徐向前同誌去。一年來，徐在各方麵均有進步，但須配以堅強的政治委員，才能堅持大的局麵。（三）擬以朱瑞同誌去山東任政治委員。朱各方麵均很堅強，可形成中心領導。……”（注4）

不難看出，中共北方局打算對山東方麵重新布局，打算形成以朱瑞為中心的新的山東分局。那麽，為什麽朱德、彭德懷、楊尚昆、朱瑞會在此時給中央提出這樣的建議呢？這當然不會是無緣無故——根據文獻史料記載，中央認為山東形勢發展很快，但問題複雜，領導尚弱，因此指示北方局派人加強山東的領導力量。從常理推測，加強領導並不等於走馬換將，而且郭洪濤才於上年5月被任命分局書記，中央不太可能馬上就有“換將”的考慮。這裏麵的微妙，恐怕與北方局的人事變動有很大關係。

根據史料文獻等記載，原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已於1938年11月，調到新成立的中原局任書記，“11月9日，中央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為北方局常委，以楊尚昆為北方局書記。’這樣，北方局就同八路軍總部匯合在一起了。”（注5）根據朱瑞1944年所寫的自述，那封電文實際是由彭德懷、楊尚昆發出的。朱瑞與楊尚昆都曾在蘇聯留過學，大約有三年左右時間的交集，其後又在上海臨時中央一起工作過。朱瑞與彭德懷雖未在一起共過事，但在批判賀龍時有過配合。楊尚昆與彭德懷曾在紅三軍團搭檔，兩人的關係一直很好。所以向中央提議朱瑞去山東，恐怕主要是楊尚昆的意思。

北方局的這個要形成以朱瑞為中心的電報，大概有些突兀，中央書記處和毛澤東既未給予肯定亦未予以否定。於是，朱德、彭德懷、楊尚昆4月13日再次致電中央書記處：“（二）朱瑞同誌準於四月二十日前後動身與向前同誌會合去山東。書記處對山東工作有指示請電告。（三）徐、朱以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名義統一指揮張、黎、陳、羅，肖華及雪楓部。”（注6）華北局之所以急於要朱瑞出發，主要是因山東3月30日發生了“太河慘案”，中央對山東分局提出批評：“山東方麵過去退讓太多，……。如上述情況不加以改變，山東創造根據地與堅持抗戰是要受挫折的。”（注7）

根據北方局5月4日發給山東分局的電報，其時中央書記處尚未明確要以朱瑞為山東分局的“中心”：“（二）擴大山東分局為蘇魯皖分局，以郭洪濤、朱瑞、徐向前、羅榮桓、陳光、黎玉、張經武、彭雪楓為委員，（郭）洪濤為書記。”“（三）組織八路軍第一縱隊，統一指揮新黃河以北山東境內及肖華區各正規部隊及各遊擊部隊。以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委。6月前徐朱可到達魯境與張、郭、黎會合。”（注8）

表麵上看，楊、彭提出的這個建議挺好，用第一縱隊來統轄山東境內的第一一五師及山東縱隊。但後來的發展及史實證明，這不過是一記看似高明的失著。第一縱隊的設置，顯然考慮的是方便朱瑞及徐向前的指揮，但這卻使一一五師處於較為尷尬的境地。八路軍（後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的編製是集團軍，下轄一一五、一二零及一二九等三個師，這三個師分別是由過去的紅一、紅二和紅四方麵軍改編而成。現在憑空冒出個編製外的第一縱隊算是怎麽回事？第一縱隊與集總是平級，還是一一五師被降級？

當初黎玉要求中央派主力部隊入魯的初衷，是想由一支八路軍主力部隊作為骨幹，將山東的武裝統一起來——因山東縱隊雖然發展迅速有數萬人之眾，但成分複雜、良莠不齊，其中有不少原國名黨軍的散兵遊勇以及爭取過來的地方武裝，很多部隊黨的領導薄弱或者沒有黨的領導，大部分隊伍都未經曆過嚴酷的戰爭考驗，有些隊伍甚至敵人一來就插槍解散回家去了。而中央派遣一一五師進入山東的打算，是想由這支有光榮傳統主力部隊，通過深度融合來帶領和提升山東縱隊，最終達到將這兩支部隊融合為一體。

而北方局設立的這個第一縱隊，卻在實際上使這兩支部隊成為互不隸屬關係，隻能互補而難以融合。這種因人設事的措施，必然會在實際工作中引發不必要的矛盾——徐向前和朱瑞隻能分別向這兩支部隊下達指令。而對於之後因此產生的矛盾，有文章不問青紅皂白，硬說是因徐向前是四方麵軍的，指揮不動一一五師而造成的。這些人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朱瑞不僅來自紅一方麵軍而且還曾是紅一軍團的政治部主任，更何況北方局與集總在前述電文中說的分明：山東要形成的“中心”是朱瑞而非徐向前！

那麽，朱瑞真的如彭、楊電文中所言，“各方麵均很堅強，可形成中心領導”？

這可先簡要參閱一下，朱瑞參加革命的主要經曆：1925年底，朱瑞從“廣東大學”考取留俄資格後奔赴蘇聯留學，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及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1928年加入蘇共，後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回國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從事地下工作。1932年進入蘇區後，先是在紅軍總司令部當了半個月的科長，爾後去紅軍學校擔任教員。是年夏，轉任紅十五軍政委、年底升任紅五軍團政委等職。

根據其個人回憶，擔任紅五軍團政委二十個月之後，因與軍團長董振堂發生衝突及工作上的某些原因，堅決要求調動工作——經上級批準後，與原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對調。這段經曆說明，麵臨困難與矛盾時，朱瑞采取的態度是回避。之後朱瑞一直在紅一軍團，長征結束、三個方麵軍會合後，調至紅二方麵軍任政治部主任。半年後離開部隊，調入北方局任軍事部長。從其經曆不難看出，朱瑞既缺乏基層工作經驗亦無開辟和領導根據地建設的經曆，而且也沒有經受過大的艱苦鬥爭考驗。

那麽，朱瑞政治上到底如何呢？果如電文中所雲要強於羅榮桓嗎？這恐怕未必。俗話說“有比較才能有鑒別”，簡要比較一下二人的相關履曆：朱瑞在學識上要強於羅，在俄羅斯留學四年有餘。羅榮桓僅於1927年4月到武漢大學理學院就讀，之後不久便離校參加革命。自秋收起義始，參加“三灣改編”及井岡山鬥爭、開辟和建立閩贛中央蘇區以及一至五次反圍剿鬥爭，中間曆經磨難及艱苦鬥爭的考驗。升任一一五師政委後，與代師長陳光率三四三旅在山西作戰，連續取得午城井溝、汾離公路等戰鬥勝利。所以，簡單地說朱瑞政治上比羅榮桓強，很難得到史實的推敲與支撐。

注釋：

注1：見《陸房戰鬥有關問題—泰安黨史辦編輯》，第22頁。

注2：見王文仲著《遊擊三千裏：抗戰中的徐向前》，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262頁。

注3：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99頁。

注4：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99、100頁。

注5：見《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88頁。

注6：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01頁。

注7：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00、101頁。

注8：見《八路軍山東縱隊文件選》，第416頁。

四、分局的擴大與調整（下）

此時的八路軍山東縱隊雖然已初具規模，但整個隊伍成分複雜，良莠不齊，不少部隊黨的領導還相當薄弱。而部隊的不穩固，必然會對根據地的建設產生影響，所以盡管提前有所準備，但日軍的這次大規模掃蕩還是給部隊及根據地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中共山東分局在6月15日給北方局和中央書記處的電文中說：“此次敵人……向魯南山區掃蕩，半月來各方損失頗大。”“我們建議八路軍主力部隊一部速向魯南山區一帶，以保障我有力根據地之創造、政權之建立。”（注1）

此圖為1940年日軍大掃蕩之前山東八路軍根據地態勢圖，毋庸置疑，1939年時根據地的規模要小於此圖標出的範圍。（圖片取自山東抗日戰爭紀念館網站） 

6月21日，毛偉人和王稼祥電告北方局：“在敵人掃蕩後，魯南局麵混亂。省府秦部及東北軍損失很大。我應趁此機會將一一五師及六八六團、蕭華一部開赴魯南，以鞏固魯南根據地，並應大放縣長、區長及在可能條件下放專員，以爭取政權。”“我應以一一五師開赴山東增援危局之理由，經重慶辦事處向蔣呈報。”（注2）
23日，北方局電告朱瑞、徐向前、郭洪濤、黎玉及羅榮桓、陳光等：“（一）此次第掃蕩魯南，於、沈兩部損失與潰散，行政官吏多逃跑。（二）努力迅速開展魯南工作，鞏固擴大抗日根據地。一一五師之六八六團並附其他適當部隊迅速乘機轉入魯南，放手大大開展工作。逃跑之專員、縣長、區鄉長，放手委任。但最好是本地有威望同誌充任以及經過群眾大會選舉等方式。（三）盡量收集散兵散槍武裝自己。（四）幫助可靠的同情者，徹底瓦解秦啟榮等破壞抗戰之腐敗頑固勢力。”（注3）
6月25日，路過一一五師師部駐地時，朱瑞專門在幹部會上做了有關目前形勢及任務的報告。明確指出：“蘇魯皖邊區是華北和華中的樞紐，是華北的第二個支點，與太行山區同樣重要。在這一地區內地方黨劃分為八個區黨委，部隊組織稱第一縱隊，並組織總的軍政委員會。基本發展方向是向南。一一五師要發展魯西、魯西南、皖北；山東縱隊主要鞏固山東，相機配合一一五師向南發展。”（注4）
7月14日，山東日軍已進行一個半月的第二期肅正作戰，因後勤補給頻頻遭到抗日遊擊隊的破壞難以為繼，以及其第一一四師團奉調回國複員等原因，不得不草草結束。此次掃蕩，八路軍山東縱隊各部經受了大戰的考驗，雖然有所損失，但不僅積累了作戰經驗，而且還有進一步發展。進入7月，利用日軍收縮、撤退之機，山縱各部立刻展開反擊，收複失地。同時，根據國民黨地方政權因日軍“掃蕩”紛紛逃離垮台之際，積極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政權。從7月至10月，先後建立了臨淄縣、萊蕪縣、博山縣、臨朐縣、新泰縣、沂水縣抗日民主政府，以及萊南行署等政權機構。
國民黨方麵則損失慘重！按照戰區司令部的部署，各部化整為零——以團為單位，按照避實擊虛、避免決戰的策略，在各自劃定的活動地區與日軍展開遊擊戰。由於這一作戰部署限製較多，戰區所屬部隊又各自為戰，初期雖多有斬獲，但隨即蒙受了重大損失——在日軍進攻中心地區蒙陰一帶活動的第一一四師師部及第六八○團，在師長方淑洪率領下在日軍包圍圈裏轉來轉去。24日在沂水焦家上莊附近，遭到多路敵人圍攻。突圍中，六八○團與師部失聯，方淑洪隻好冒著大雨，率師部及直屬部隊向東南轉移。25日，轉移到馮家場附近一條峽穀時，不幸與大股日軍迎頭相遇！與日軍苦戰3個小時後，部隊傷亡過半，師長方淑洪戰死。據戰後統計，東北軍所部共傷亡五千多人。

令人詫異的是，此次掃蕩損失最大的卻是沈鴻烈為首的山東省政府方麵——由於對日軍的掃蕩缺乏充分的準備，當日軍飛機轟炸其所在地東裏店後，沈鴻烈所部隨即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沈鴻烈隻好下令省政府機關人員分散、隱蔽，以躲避日軍的攻擊。沈鴻烈率一部分人在其教導團護衛，頻繁遊移於蒙陰、沂水北部山地，遭遇日軍後被衝散。新四師師長吳化文得知後，速派一個營前往支援，很快即被被打垮。相較於東北軍殺傷日軍數千人，沈鴻烈所領導的山東省政府及部隊，在這次反“掃蕩”中幾無作為可言。
此次反“掃蕩”過程中，八路軍山東縱隊出於團結於學忠部、沈鴻烈部聯合抗戰的考慮，曾指引帶領及掩護他們突圍，幫助收容他們的失散人員，充分表現出團結友軍抗戰的真誠。於學忠部與八路軍合作較好，尤其是牟中珩的第五十一軍，在上文所述從常莊突圍時，牟中珩主動派人與山東分局研究突圍路線——決定第五十一軍向西轉移，山東縱隊向北轉移。將山東縱隊裝備較差，牟中珩派一個排帶兩挺輕機槍，掩護山東分局和山東縱隊機關轉移。但此後隨著形勢的變化，於學忠部也開始與八路軍產生“摩擦”。
7月15日，第一縱隊在上報給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電報中提出：“為便利指揮魯西全局並聯係蘇魯豫支隊，一一五師陳、羅及魯西區委位置應在楊（勇）區（魯西地區）為宜。電報還建議將冀魯豫支隊劃歸陳羅指揮。”（注5）不難看出，這封電文的意思是要“一一五師陳、羅”去魯西，這顯然與毛偉人和王稼祥6月21日電中提出的“我應趁此機會將一一五師師部及六八六團、肖華一部開赴魯南，以鞏固魯南根據地”相抵觸。
那麽，這封電文到底是誰的意思？盡管前文引述北方局的電文講的很清楚——是要以朱瑞為“中心領導”，但仍有人固執地認為中央是要徐向前去主持山東分局的工作，可徐向前本人說得分明：“朱瑞是軍政委員會書記，山東分局書記，八路軍第一縱隊政委，朱瑞是我的領導，黨指揮槍。”（注6）由此推測，要“一一五師陳、羅”去魯西的建議，更大的可能是出於朱瑞的考慮。因缺乏文獻史料記載的支撐，中央及北方局如何答複的不得而知，但第一縱隊於8月1日致電一一五師：“魯南為蘇魯皖區中心，……。為開展魯南根據地工作，……如魯西、泰西情況許可，六八六團可即過（津浦）路東，活動於新泰、蒙陰、費縣、抱犢崮一帶，並與蘇北直接打通聯係。”（注7）
根據明確的史料記載，一一五師師部及六八六團向東轉移時，羅榮桓與陳光率領一支精幹的小部隊留在魯西，尚未與已進入山東的朱瑞、徐向前會麵。此後，依據第一縱隊7月5日的電令，陳、羅西渡運河進入梁山一帶。7月16日，已結束掃蕩的侵華日軍第一一四師團師團長沼田德重率領師團部及直屬部隊3000餘人，途經聊城城東徒駭河上的小石橋時突然遭到埋伏在這裏的抗日武裝的猛然襲擊！日寇不僅傷亡200餘人，師團長沼田德重本人胸腹部連中數彈，生命垂危，被緊急送往濟南日軍陸軍中心醫院搶救。
由於缺乏明確的史料記載，而侵華日軍出於保密沒有聲張，敵酋沼田德重又苟延殘喘至8月12日才死亡，到底是那支抗日武裝打得這場伏擊戰一直沒有定論。大多數人認為，此戰係八路軍楊勇部所為，少數人則認為係東北軍所為。可以確定的是，東北軍進入山東後，其活動範圍主要在魯中至魯南一帶——第五十一軍位於沂水、莒縣及諸城地區，第五十七軍在蒙陰、沂水以北地區。而沈鴻烈所部則在是年2月，全部進入沂源縣的東裏店周圍，其所轄部隊主力新四師吳化文部則位於益都南及臨朐一帶。從沼田德重胸腹部連中數彈推斷，顯然是遭到輕機槍的狙殺，所以最大可能是訓練有素的楊勇部所為。
不幸的是，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司令員馬耀南，在此次反掃蕩鬥爭中犧牲！6月初，第三支隊所部到鄒平縣劉家井一帶集結，準備執行山東分局迅速打通清河區與冀魯邊區聯係的指令。不巧被準備掃蕩的日偽軍發現，隨即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鬥——經過一白天戰鬥共斃傷日偽軍八百多人，當夜第三支隊突圍而去。7月中旬，部隊準備越過膠濟鐵路去魯中南整軍。22日，當部隊到達桓台牛王莊時，由於漢奸告密，遭到了敵人的伏擊。在分頭突圍過程中，馬耀南司令不幸中彈，為黨、為人民流盡最後一滴血！
8月1日，日軍第三十二師團駐汶上的長田大隊一部配屬少量偽軍，在長田敏江少佐率領下向魯西的梁山地區進行“掃蕩”。這股日軍雖然勉強隻有四百餘人（包括偽軍），卻是大隊規模的，配屬一個（野尻）炮兵小隊——裝備兩門野炮及一門九二式步兵炮。按照日軍的步兵操典，隻有大隊規模的部隊出動才配屬炮兵。通常日軍一個大隊出動的作戰兵力大致都在五百人以上，此次長田敏江大隊隻出動不到四百人，大概是因在之前的陸房作戰中傷亡較重尚未得到補充。這股日軍雖然兵力不足，卻十分狂妄，為其後來遭到八路軍的圍殲埋下伏筆。8月2日上午，當這股日軍掃蕩至梁山南麓前集莊附近時，被剛剛抵達此處的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及政委羅榮桓發現，二人當即決定殲滅這部日軍！
當日下午，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特務營三個連在騎兵連及楊勇獨立旅一團三營配合下，從日軍側後背突然襲擊並當場殲其一部，剩下日軍躲進旁邊的獨山村企圖固守待援。此處距離日軍的鄆城、汶上、東平、壽張等據點，均在五十華裏開外，難以在短時間得到救援。當天晚上，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所部同這股敵軍展開激戰，戰至淩晨敵軍潰敗——敵酋長田敏江少佐因懼怕被俘剖腹自殺，殘敵向汶上逃竄時大部被我騎兵連斬殺或俘虜。此役這股日軍幾遭全殲——其中僅被俘的日軍就達二十四人，隻有極少數逃脫。共繳獲火炮三門、擲彈筒兩個、輕重機槍十五挺、步槍一百五十餘支，以及戰馬50餘匹和其他戰利品一宗。

圖片為此戰俘獲的部分日軍士兵。（圖片源自山東省檔案館）

該部敵軍被殲滅後，駐魯日軍上層惱羞成怒，隨後於8月4日糾集五千餘兵力及三十餘輛戰車，分別從濟南、兗州、濟寧、鄆城、壽張向梁山地區合擊。在八路軍楊勇部的襲擾與周旋下，日軍對梁山一帶“掃蕩”一直不得要領，進退兩難。直至19日，由東平出動的日軍根據漢奸告密，在一處河灘上將八路軍埋藏在此處的兩門炮挖出。據說，日軍野尻炮兵小隊被繳獲的三門火炮中，有一門是以日本天皇的名義下發的，挖到後禁不住欣喜若狂，隨即便結束“掃蕩”——打道回府了。
進入8月，經中共中央批準，正式成立八路軍第一縱隊，任命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治委員，但第一縱隊與蘇魯皖邊分局到底是啥關係中央卻沒有明確。為了統一領導山東的黨政軍民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據山東分局7月31日給中央和北方局的建議，於8月9日正式批準成立山東軍政委員會，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濤、羅榮桓、陳光、黎玉為委員，朱瑞為書記。但就在這天，國民黨頑固派秦啟榮所部九個支隊，向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駐萊蕪北雪野村後方機關發動襲擊，造成八路軍二十餘名幹戰的傷亡！旋即又集中四千餘人，圍攻八路軍山縱駐淄河流域的三、四支隊，長達十餘日！
8月23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一、三、四支隊在張經武指揮下，忍無可忍奮起反擊！接連攻克國民黨頑固派秦啟榮所部駐守的淄川、博山以東的峨莊、太河、朱崖等地，遭到打擊後，秦啟榮不得不率部狼狽逃竄至張店博山鐵路以西、膠濟線以南地區。秦啟榮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攻擊八路軍的根據地，當然是出自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的唆使。
那沈鴻烈又為何要公開反共呢？之前沈鴻烈雖然也多次與共產黨八路軍鬧“摩擦”，但至少在明麵上還是裝模作樣，擺出一副共同抗戰的姿態。而山東的共產黨八路軍為了團結抗戰，多采取忍讓以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麵——如因日軍的壓迫，沈鴻烈的省政府在聊城以西站不住腳，跑到沂蒙山尋找落腳之處，最終選定了沂魯山區腹地的東裏店一帶。這一帶本屬八路軍山縱第四支隊的領地，所以山東分局讓給了沈鴻烈。
根據文獻資料記載，在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對中共的態度與政策發生了轉變。由於中共在全國各地的快速發展，使蔣介石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認為長此以往，國民黨將喪失領導力甚至統治權！於是在此次會上，國民黨做出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政策。其時沈鴻烈正帶隊從聊城向東麵的山區轉移，由於路途遙遠、省府人數眾多且要穿過日軍封鎖區，因此還顧不上與共產黨鬧“摩擦”。
可由於日軍的第二期肅正作戰，使剛剛有些眉目的省政府東裏店駐地被掃蕩一空，沈鴻烈差點兒連小命都不保——據有的文章記敘，沈本人是裝扮成牧羊人才逃出重圍。日軍掃蕩結束後，省政府星散剩餘的機關人員方陸續歸隊，而沈鴻烈卻沒有找到合適的辦公地點，在沂源的魯村、茶峪、廣河峪至臨朐的西南東峪、寺頭及呂匣店子一帶徘徊。這時沈鴻烈發現，共產黨八路軍的根據地很快就得以恢複，並趁機建立起新的抗日政權（政府）。國民黨黨政府是靠稅賦——即盤剝老百姓生存的，沒有地盤上哪兒去收稅！？沈鴻烈本來骨子裏就反共，此時正好借著國民黨下達的指令，去搶占共產黨八路軍的地盤。
此時不僅國民黨頑固派，於學忠的東北軍也開始與共產黨八路軍鬧“摩擦”——東北軍內部分為兩派，一部分傾向於同八路軍合作，另一部分則相反。於學忠本來是選擇走中間路線，用時任一一二師團長萬毅的話說就是“既不紅，也不藍”，入魯後沈鴻烈想拉他一起反共被其拒絕。但此次反“掃蕩”作戰損失較重，又失去了原來的基地——其所部剛開始在沂（水）、蒙（陰）、莒（縣）、臨（朐）、日（照）一帶集結。因此對八路軍占據的根據地難免產生“嫉妒恨”——認為是侵犯了他的利益，因此對其屬下那些反共分子的所作所為，采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甚至還有些縱容。
8月9日，朱瑞、徐向前及郭洪濤就黨政軍及根據地建設等情況，以及蘇魯皖邊區的總任務及各項工作經過深入討論後，從軍事、統戰及財政經濟三個方麵向中共北方局及中央報告。軍事方麵，主要是朱、徐根據山縱的實際情況進行整訓和整編，依照屬地順序劃分軍區及軍分區等。對山東國共方麵產生的“摩擦”，提出“我們的統戰方針是打擊秦，孤立並正確沈進步，繼續鞏固發展與東北軍、張裏元之關係，爭取在蒙陰縣野店的魯南抗敵協會的李澄之等人，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逐漸轉化舊政權與人物對我之態度。”（注7）
之所以就財政經濟方麵專門報告，是因為徐向前發現山東八路軍的軍需供給很是困難，尚未建立起正常的供給取道。部隊的給養主要靠募捐、罰沒敵偽財產及戰鬥繳獲，走到那兒吃到那兒——主要是通過村、保長向老百姓攤派。為了解決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及部隊給養問題，分局決定在根據地實行統一財政製度，來保障經濟發展及部隊的供給。具體采取的是“財產所得累進稅”製度，由於這個辦法既適合抗戰及根據地經濟的發展，又適應統一戰線的發展，因此得到社會各階層大多數人的擁護。
8月12日，又就山東的政權、黨務及民運等方麵的工作情況，向北方局做了專門報告。有關根據地建設方麵的主意，主要源自徐向前的意見——徐向前雖然是軍事幹部，但早在1929年就參與了鄂豫皖的根據地建設，抗戰興起又在冀南的根據地建設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針對山東的抗戰形勢，徐向前主要提出四種政權建設形式：一是在有條件的地方，實行民主選舉，公開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二是在國民黨政府台裏的地方，抓緊時機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權。三是在國民黨控製地區，通過輿論等宣傳手段，促使其進步話、民主化。四是在敵我雙方拉鋸地區，建立“兩麵政權”——實際為我黨控製的“秘密政權”。
實事求是地說，朱瑞擅長的是黨務建設，對我黨上層領導機關的行事方麵比較熟悉，缺乏的是根據地建設的實際經驗。兩人可以說是相得益彰！朱瑞和郭洪濤等采納了徐向前的有關意見和建議，隨後邊區分局如火如荼地展開各項工作——徐向前主抓山東縱隊的整訓及整編及根據地建設，黎玉被指派到山東最富庶的膠東地區主抓根據地的經濟和財務建設，朱瑞主抓黨建和統一戰線工作以及主持分局的全麵工作。
8月下旬，羅榮桓與陳光在東平湖內小安山，召開中共魯西區黨委會議，羅榮桓在會上闡述了創建平原遊擊根據地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會議經過商討後，做出了創建魯西平原遊擊根據地的決定。9月1日，陳、羅率部離開魯西，向魯南地區的抱犢崮進發——執行之前中央軍委與集總部關於發展與鞏固魯南根據地的指示。
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所部首先向魯南進發的，是由彭雄、周貫武、彭嘉慶率領的路東支隊，該部從魯中沂蒙山區的費縣北部南進魯南。8月下旬，一一五師參謀處處長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黃勵率領師直屬大隊從馬家峪出發，於9月1日進入抱犢崮山區的大爐村（今屬蒼山縣）。由張仁初、劉西元率領的第六八六團，也於1939年9月初進入抱犢崮山區。隨後羅榮桓與陳光一行，進抵抱犢崮山區的大爐村一帶與師部會合。

羅榮桓（右一）、陳光（左二）在抱犢崮根據地合影（圖片取自網絡）

9月4日，八路軍總部電示一一五師：“（一）敵目前拚命爭奪肥城南北山區。該地區甚小，在敵圍攻該地區時，除留數股遊擊隊與敵周旋外，我主力應轉移到敵之側翼，如泗水、費縣、臨沂間地區，……，在敵薄弱方麵打擊敵人。（二）肖華區糧食困難，敵之封鎖嚴密，應以一部轉入魯西活動。”（注8）肖華接到師部指令後，率隊於下旬由冀魯邊轉移至魯西，加強了魯西我軍的力量，進一步鞏固了山東與太行區的聯係。
正當陳、羅運籌帷幄，準備按照集總9月4日來電的指示，研究如何在泗水、藤縣、費縣、臨沂一帶展開部隊打擊薄弱之敵時，連續接到楊得誌與彭明治發來的有關“湖西肅托”的電報。羅榮桓閱後立刻感到事態嚴重，由於此事件主要涉及地方黨委，故一邊將兩份電文轉發邊區分局，一邊電令王鳳鳴嚴禁繼續殺人！
注釋：
注1：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5頁。
注2：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5、106頁。
注3、4、5：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6頁。
注6：見黎小弟著《虛懷若穀 大家風範——緬懷革命家朱瑞》一文，第二自然段。
注7：見《八路軍山東縱隊文件選》，第422頁。
注8：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