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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二（上）
原創 思目（jocole）
二、抗日烽火燃齊魯（上）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寇大舉進攻華北——侵占領平津之後，調集三十餘萬兵力，沿平綏（北京—包頭）、平漢（今北京—漢口）、津浦（天津—浦口）鐵路線大舉進攻，企圖一舉拿下冀、察、晉、綏（綏遠省，今內蒙古中部）、魯五省，以便控製黃河以北廣大地區。戰至9月上旬，華北國民黨軍在津浦北段的戰事不利：日軍第十師團於11日攻占馬廠，22日突破二十九軍等部的防線，連續攻占姚官屯、滄縣（州）和德州。
由於此時華北日軍尚未完全部署完畢，兵力不足且在山西陷入苦戰，再加上其時陰雨連綿，不得不暫時放緩了南下的進攻速度。但侵華日軍的軍事攻勢緩了下來，政治攻勢卻立刻活躍起來——根據史料記載，是年9月的一天，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秘密潛入濟南，以日軍不轟炸濟南等條件利誘韓複榘，並許諾隻要山東宣布中立、不與日軍作戰，侵華日軍將不進攻山東。
時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軍指揮韓複榘，其所部與在北平與日軍血戰的二十九路軍同出一門——均源自馮玉祥的西北軍，一直密切注視著時局的變化。目睹國民黨軍的節節敗退，韓複榘雖然有些躊躇但還不想投降——從後來給其夫人的信來看，他並不想留下“漢奸”的千古罵名。在共產黨人張經武和張友漁以及餘心清、劉熙眾、王誌遠等愛國人士的勸導下，韓複榘沒有接受土肥原的條件。
韓複榘（圖片取自網絡）
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在敵後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中共山東省委隨即於9月製定了發動抗日武裝起義和組織抗日武裝的十條綱領，指出發動武裝起義和建立由黨直接領抗日武裝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在山東國民黨軍隊開始撤退、日軍尚未到達或立足未穩之時，是發動武裝起義的最好時機；起義部隊可打出“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或“山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的旗號，並以“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槍出槍”的口號，籌集抗日經費及槍支彈藥。
是年10月3日，沿津浦路南下的日軍占領德州，隨即於11月向平原、禹城和濟陽逼近！此時前線告急，韓複榘親率其精銳的手槍旅前去支援。但由於是倉促上陣，又被內奸出賣，韓複榘在濟陽的一個小村莊裏被來襲的日軍包圍，死傷慘重，幾乎被俘。在後續部隊接應下，韓複榘才乘坐著一輛三輪摩托，狼狽逃竄回濟南。此後的韓複榘成了驚弓之鳥，當日軍追至黃河北岸、占據鵲山時，韓複榘立即下令將濟南北麵的黃河大鐵橋炸毀。
由於日軍的到來，冀魯邊各縣的國民政府大員們紛紛逃離，一時間各種遊雜武裝紛紛出現。在中共魯北特委的組織與推動下，樂陵、無棣、寧津、慶雲、鹽山等縣地方武裝集結到鹽山的舊縣鎮，組成上千人的“華北民眾抗日救國軍”。由於其時中共尚未完全公開，加上該軍成分複雜，真正被中共控製的武裝隻有三百來人。但這支武裝與周圍地主民團武裝有極大的不同，它有鮮明的抗日救國綱領，比較嚴明的群眾紀律，部隊戰士和幹部都是過著極艱苦的生活，推選共產黨人邢仁甫、範普泉分別為司令和政治部主任。這支部隊敢於同日偽軍作戰，並獲得一些勝利，振奮了廣大群眾抗日救國積極性。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山東第六行政區（聊城）的專員範築先——經我黨派去的張維翰及趙伊坪做工作，明確表示擁護中共的主張並歡迎派幹部予以協助。隨後，省委派出張鬱光、張承先、齊燕銘、任仲夷、成潤、牛連文等中共黨員，前往範部工作。在我黨推動下，範築先於11月19日向全國發出鏗鏘有力的通電：“既自倭奴入寇，陷我華北。鐵蹄所致，版圖易色。……。誓率我遊擊健兒和武裝民眾，與倭奴相周旋。成敗利鈍，在所不記，鞠躬盡瘁，亦所不辭。……。俾能抗戰到底，全其愚忠。”經範將軍登高一呼，他的抗日遊擊司令部收編了眾多遊雜武裝，最多時編成三十多個支隊共六萬餘人。
12月13日，侵華日軍開始由齊河與濟陽以東，準備分兩路渡過黃河。此時韓複榘的抵抗意誌已十分薄弱，提前做好了南撤的各項準備。恰在此時，蔣介石又將原配屬給他的重炮旅調走，使其更有了南逃的借口。12月22日夜，當日軍從清河鎮以南開始搶渡黃河時，韓部僅象征性的抵抗一下隨即向南狂奔。27日，日軍進占濟南，隨即又於31日進占泰安；另一路占據周村（屬淄博）後，然後沿膠濟線向推進。隨即國民黨軍駐防膠濟鐵路東段的第五十一軍倉皇向徐州方向撤離，青島的沈鴻烈也於29日率領其海軍陸戰隊及青島政府機關等撤向臨沂一帶。時至來年1月，青島、煙台及整個膠東地區全部落入敵手。
隨著日軍開始向山東腹地發起進攻後，中共山東省委立即在各地發動武裝起義：12月24日，膠東特委以昆侖山遊擊隊為基礎，在文登領導發動了天福山起義，建立了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第一大隊。之後，隊伍很快得到發展，共編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六個大隊，以理琪為司令員，林一山為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省委委派姚仲明、廖容標與進步人士馬耀南等，在長山、桓台、臨淄交界處的黑鐵山，舉行抗日武裝起義——宣布成立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五軍，由廖容標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趙明新任政治部主任，馬耀南任行動委員會主任兼參謀長。翌年1月8日，起義部隊夜襲長山縣城，消滅敵“維持會”武裝三十餘人。19日在小清河擊沉日寇汽艇一艘，擊斃包括將、佐級軍官各一人在內的十二人。2月，又在周村西部的三官廟與敵激戰一晝夜，斃傷日偽軍近百人。這些勝利，大大鼓舞了老百姓的抗日熱情，隊伍很快發展到兩千多人，後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由馬耀南出任司令員。
12月29日，中共魯東工委及壽光縣委的張文通及馬保三帶領部分黨員群眾，在壽光縣的牛頭鎮舉行抗日武裝起義。隊伍被命名為八路軍魯東抗日遊擊隊第八支隊，下轄第一、三、五、七中隊及特務中隊和騎兵分隊，共七百餘人。由馬保三任總指揮，韓明柱為副總指揮。同日，中共魯東工委書記鹿省三等在魏縣北部，也發動了抗日武裝起義——被命名為八路軍魯東抗日遊擊隊第七支隊，馮國祥任司令員，鹿省三任政治委員。兩支部隊共同在魯東地區打擊日偽軍，很快發展到約兩千人。之後，中共魯東工委決定合編為八路軍魯東遊擊指揮部，由馬保三、韓明柱分任正副司令員，鹿省三任政委。
1937年11月，張北華、遠靜滄等受省委派遣，到泰西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利用取得的一批民間槍支，組織了一支群眾自衛武裝。泰安淪陷的第二天，在夏張鎮與肥城進步人士葛陽齋組織的武裝匯集在一起，組成“山東西區人民抗敵自衛團”。共二百餘人編為三個隊，由張北華任主席，葛陽齋任副主席，遠靜滄任政治部主任。之後連續對日偽軍及偽政權發起攻擊，部隊在戰鬥中不斷成長壯大，很快發展到下轄十七個隊三千餘人，後該部被編為巴倫軍山東縱隊第六支隊。隻可惜在4月的一次作戰中，遠靜滄英勇犧牲！
1938年元旦，黎玉、林浩在紅軍幹部洪濤、趙傑等協助下，在徂徠山大寺組織領導了抗日武裝誓師大會，宣布成立八路軍山東抗日遊擊第四支隊。由洪濤任司令員，黎玉任政治委員，趙傑任副司令員，馬馥塘任經理部主任。起初部隊僅轄兩個中隊、五十餘枝槍、一百來人，隨著萊蕪、新泰、泗水等地的黨組織發動的抗日武裝前來會合，隊伍迅速發展到七百多人。隨即在寺嶺村及四槐樹、穀裏兩次伏擊日軍，炸毀敵寇汽車兩部，斃傷敵一部。此後第四支隊聲名大振，又將莒縣、蘭陵縣抗日武裝編入。
此後，魯南的沛縣、藤縣、嶧縣及膠東掖縣和益都、臨朐等地的黨組織，也紛紛舉行武裝起義，分別組建“蘇魯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一縱隊”、“膠東遊擊第三支隊”及“八路軍魯東第十支隊”等抗日武裝。其中“膠東遊擊第三支隊”發展最快，不到兩個月即發展到三千七百餘人，成為其時中共在膠東的一支最大的抗日武裝。
圖片取自網絡
中共領導的這些抗日武裝成立伊始，隨即展開遊擊戰——專門襲擊小股日軍及其輜重隊。尤其在是年3月的台兒莊戰役時，各地抗日武裝積極配合中國軍隊進行破襲戰——如泰西起義部隊破壞泰安以北萬德車站附近的鐵路與公路，顛覆敵寇彈藥車一列、斃傷押車日軍二十餘人，造成津浦鐵路十餘天無法通車；冀魯邊抗日部隊破壞一段津浦鐵路，並攻克慶雲、樂陵兩座縣城；清河起義部隊破壞膠濟鐵路西段一處道軌。盡管這些戰鬥規模不大，殲敵數量也不多，但卻使得共產黨八路軍在山東大地威名遠揚！不僅開辟了山東抗日的大好局麵，也為之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以及八路軍部隊的進入，打下了十分堅實的基礎。
盡管這一係列起義都取得了成功，但黎玉等卻沒有絲毫懈怠或自滿——其時山東的黨員還隻有兩千多，如何來領導這些起義隊伍，對中共山東省委來說是個撓頭的問題。雖然黎玉等也按照紅軍的規矩，積極開展政治工作，但這畢竟是個陌生工作。再加上由於黨員有限，隊伍的成分複雜，國民黨勢力也在爭取和分化這些隊伍。因此如何把這些隊伍建設成黨領導下，統一認識、統一意誌的抗日隊伍，就成為山東省委的首要任務！1938年1月，中共中央給山東省委發出指示信，要求將發動遊擊戰爭和建立根據地為中心工作，重點放在魯中地區，順勢依靠新泰、萊蕪、泰安、鄒縣努力向東發展。
山東淪陷初期，由於侵華日軍忙於南下作戰，隻是通過設點來維持南下交通線，日偽政權也未能在第一時間建立。而國民黨原有的縣鄉一級政權，由於跟隨韓複榘亡命逃竄，基本已不複存在。因而整個山東、尤其是魯南地區，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日、國、共三方勢力，都想盡快地占據這個真空地帶。可就在這三方的勢力進駐之前，山東就湧現出了大量的地方武裝，其中既有民團勢力，也有土匪武裝，還有各種會道門的武裝。中共山東省委就是在這種複雜情況下，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裝及根據地雛形。
1938年初韓複榘被國民政府槍斃後，蔣介石決定重新設立山東省政府——隨即任命原第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兼51軍軍長的於學忠，接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但於學忠隻願接受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一職，不願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因此向蔣介石舉薦同樣出自原東北軍的沈鴻烈。沈鴻烈出自東北軍且有留日的背景，此前在青島主政六年，熟悉山東的政、軍、民情。鑒於這些情況，蔣介石於1938年1月23日，匆忙任命沈鴻烈為第三集團軍副總司令並兼任山東省府主席。
沈鴻烈剛接任之時，可謂窘迫至極：濟南、青島等城市和津浦、膠濟兩條鐵路沿線地區早已淪陷，韓複榘留下的所謂省政府殘缺不全——百分之九十五的縣級政府不複存在，散落在山東的國民黨武裝雖有幾十支卻都自立為王不聽其指揮，而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迅速發展壯大到兩三萬人。所以沈鴻烈上任伊始，立刻憑借其所謂合法政府的名義采取“防共、溶共和反共”方針，通過向各區委派專員、縣長等手段，企圖限製和破壞共產黨和親共的抗日力量。
實事求是地說，沈鴻烈從政多年，是很有些統治經驗的，非常明白軍隊對政權的重要性。上任後利用職務之便，以整軍為名將周圍散落的國民黨部隊進行整編，企圖置於他的統一指揮之下。其時受國民黨控製和影響的各種大小股武裝，達十五萬人之多。這些“草頭王”雖然並不完全聽從沈鴻烈的指揮，但在反共等根本利益上卻是一致的。依仗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沈鴻烈開始大肆打擊和排擠中共及親共的武裝力量，並不斷製造反共摩擦。
初時出於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良好願望，加上尚未完全看清沈鴻烈的險惡用心，中共山東省委對沈鴻烈采取了一定的忍讓態度——例如有些已經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接受沈鴻烈的命令後又予以撤銷。沒想到中共的忍讓態度卻適得其反，沈鴻烈反而利用各種陰謀手段，很快獲得了戰略上的有利地位。沈鴻烈的如意算盤是自己躲在背後，將共產黨、八路軍推向平原地區和鐵路沿線，直接麵對日軍的進攻。
中共山東省委很快就發覺沈鴻烈的這一係列做法的真正用意，實際上就是采取一箭雙雕的伎倆——讓中共的抗日力量在前麵與日軍爭鬥，他躲在後麵搶奪中共已建立的根據地和抗日政權！如此一來，中共山東省委隻能采取斷然措施，利用各種手段與其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然而中共在山東的實力畢竟還很弱小，所建立起來的武裝分散在各地，且大小不一、缺乏相互間的聯絡與配合。在周圍其他勢力、尤其是反共勢力的壓迫下，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發展十分困難。
當時，中共在山東掌握的武裝力量雖然已經發展到三萬多人，可不但在數量上遠不及國民黨在山東的力量，而且這些剛起義的部隊成分複雜——人員多為起義的農民、原國民黨軍的散兵遊勇以及爭取過來的地方武裝。正如黎玉所言：“由於起義部隊軍政幹部缺乏，武器落後，戰鬥經驗不足；兵員多為農民和爭取過來的地方武裝，遊擊習氣濃厚，平均主義傾向濃厚；加之民主政權建立較晚，沒有穩定的後方，部隊分散，交通不便，聯絡不暢，給養不足，各區起義部隊的發展存在許多困難。怎樣盡快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加強起義部隊之間的協調指揮，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注1）這些不利情況使山東省委深切感受到，亟需一支有戰鬥力的正規部隊，作為敵後發展的主力和骨幹力量，方能促使中共在山東抗戰的大好局麵，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8年2月，山東省委在新泰的的劉杜召開會議，研究落實中央指示的具體部署，確定將四支隊分編為兩個大隊分頭向南北發展。此外，為了解決上述那些深層次問題，決定黎玉赴延安，當麵向中央匯報山東的工作情況及麵臨的困難。臨行前，省委一致決定由林浩代理省委書記，並兼任第四支隊政委。隨後趙傑、景曉村等率領第二大隊南下至費縣的萬壽宮附近，黎玉在馮平、郅潤清、高其貴等同誌陪同下，經抱犢崮進抵徐州。用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四支隊的護照，乘坐西行的軍用列車前往延安。
根據黎玉回憶，一路顛簸，4月初方經西安到達延安。向劉少奇和張聞天匯報後，又去見了毛澤東。黎玉匯報了山東黨組織和抗日遊擊隊的發展狀況後，再次提出給山東選派幹部的請求。毛澤東高度評價了山東的工作，指出了山東敵後抗戰發展的方向及注重根據地建設的指示後，答應先派郭洪濤等帶一批軍政幹部到山東。“隨後，又要我到武漢向周恩來同誌匯報，並告訴我向周恩來提出要羅炳輝同誌到山東工作，……”（注2）
可惜的是，不知出於什麽原因或考慮，羅炳輝卻不願意到山東工作——“所以黨中央又決定改派張經武、江華、吳克華、胡奇才、徐斌洲、吳仲廉等同誌以及抗大、陝北公學一批畢業學員共近200人支援山東。8月間，我和張經武同誌、江華同誌帶領這批幹部返回山東敵後。”（注3）“從此，山東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和山東抗日遊擊隊戰爭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注4）
在黎玉返回山東之前，中共中央根據山東省委的要求，決定派郭洪濤率領經過抗大學習培訓的五十名幹部——其中軍事幹部有楊國夫、高錦純、錢鈞、何光宇、王彬、周赤萍陳宏、吳瑞林等，地方幹部有段君毅、霍士廉、王子文、潘維周蘇傑、劉建忠等，並專門配發了兩部無線電台和報務人員，以解決之前山東省委與中央的通訊聯絡問題。臨行前，毛澤東接見了赴山東的全體幹部，並做了重要指示。強調要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要放手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毛澤東的這段指示，顯然針對的是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
大概是由於山東省委歸華北局領導，郭洪濤與霍士廉又一起去見了劉少奇——“劉少奇同誌對我講，山東敵占區國民黨已恢複政權，魯西北的範築先和我黨共同建立了抗日根據地，這個形式很好，要我轉告山東省委駐魯西北代表張霖之同誌，堅持這個方向；並指示我到山東再找第二個、第三個範築先式的人物搞統一戰線，建立共同抗日根據地。另外，他還談到蘇魯豫皖邊特委離河南省太遠，我去後，即歸山東省委領導。”（注5）
1938年4月的一天，郭洪濤一行乘坐三輛卡車離開延安，踏上奔赴山東抗日前線的旅程。途徑洛川休息一夜後，與第二天抵達西安後，下榻在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經辦事處與國民黨當局交涉後，換上八路軍服裝，領了八路軍護照，乘火車抵達河南省的瀏河車站，徒步行進到山東曹縣——恰好台兒莊戰役取得勝利後，李宗仁與白崇禧的司令部也轉移到這裏。當時還是國共合作蜜月期，李、白二人邀請郭洪濤一行以八路軍名義，出席他們的祝捷大會。郭洪濤應邀出席，並在會上發表簡短講話。
注釋：
注1：見《黎玉傳記》之“四、馳騁抗日沙場（上）”。
注2、3、4：見《黎玉回憶錄》，第150頁。
注5：見《郭洪濤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25、126頁。
這就有意思了。可不可以這樣理解【針鋒相對的鬥爭】？
讓國軍的抗日力量在前麵與日軍爭鬥，他躲在後麵搶奪國民政府的控製區和地方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