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一

    這是群友思目（jocole）另一研究係列文章。我曾給作者發過一本“山東省組織史”和向明寫的一份材料和平反資料，他因之每有新作就發我一份拷貝，我對這些曆史事件無暇關注研究，但作者行文比較嚴謹認真我是知道的，因論壇對這些曆史事件有興趣的網友不少，特轉貼推薦給大家分享評論。

作者說明：    本文始於2020年10月13日，其後邊寫邊發在《阿水論壇》（現已改為《四海軍政論壇》）上。當時感到內中可能有些內容較為敏感，唯恐被“和諧”，故未敢貿然轉發到本人的《公眾號》上。
由於當時寫的較為倉促，又有許多難以言表的顧忌，故本文下筆較為謹慎，有些曆史事件未敢深入，有些則淺嚐輒止。既然是重新整理，索性放開些，盡可能將自己所知及探究奉獻給關注的網友。

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一

思目

近些年來，時不時流傳出一些所謂山東“曆史事件”的論述及文章，內容主要涉及所謂的抗戰期間山東領導人之間的矛盾、“湖西肅托”，之後黎玉等山東幹部挨整，以及解放初期的“向明案”等影響較大的曆史事件。
十分遺憾的是，由於這些論述及文章大都是照貓畫虎——隻不過依據某些官樣文章的主要內容，再換用自己的話語改頭換麵而已。這樣做的好處是不擔責，還能賺一定的流量或稿費；但壞處是大同小異，不但語意含混而且了無新意。最令人感到擔憂的，不僅一些有違史實的問題得以延續，甚至還有著者依據個人臆測及理解添油加醋，任意發揮自己的想象，使得本來就汙濁不清的潭水又被進一步攪渾。
在筆者看來，這裏麵主要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僅憑片麵不完整的文獻和史料記載，就斷然將山東抗戰時期領導人之間重大的戰略分歧簡單化、庸俗化。二是依舊使用當年華東局做出似是而非的結論與說法，對黎玉等先下定論再列舉有失客觀公允的單方麵史證，變相維持過去事出有因、整人有理的說法。更為遺憾的是，由於山東這些曆史問題（事件）牽扯麵廣且涉及到各方的恩恩怨怨，以致不少當事人的回憶出於為尊者諱等原因很難一吐為快。而少數文章雖然涉及到部分真相，但往往又因語焉不詳或缺乏深層次論述，無法達到澄清及還原那段曆史的作用。凡此種種，進一步使所謂山東曆史問題，更加撲朔迷離。
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山東人”，耳聞目濡，當然曉得這潭水的深淺，加上又僅僅是一黨史軍史業餘愛好者的退休老頭，原本不太願意趟這片渾水。可是不久之前，突然又冒出新的說法，就是將山東曆史上那些重大事件與115師掛鉤。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這種說法的“始作俑者”，不過是想借此波及到毛某人身上——看一下其說法的路數就會一目了然：例如先是說“肅托”是115師帶進山東的，然後企圖將抗戰初期山東領導人之間的戰略分歧，以及黎玉、景曉村和林浩挨整等一係列山東重大曆史事件，統統與115師掛鉤——表麵指向羅榮桓，實際是要將汙水波及到毛澤東身上。
對於這種新瓶裝舊酒的陳詞濫調，起初並未引起筆者關注，可隨著一位要好網友的詢問，筆者才意識到，這種說法對素人而言還具有相當殺傷力的。因此，筆者決心依據自己的了解及探究，順著時空這條曆史的軌跡，簡要回顧當年山東重大事件的進展過程，結合文獻史料及親曆者的回憶等，說說筆者對那段曆史的觀點與看法。
一、中共山東省委的重建與發展

不言而喻，要想對山東那些曆史事件有客觀正確的認識，當然要先搞清與之相關聯的前因，否則“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所以，還是從抗戰之前中共山東省委的破壞與重建談起為好，這對於理解山東那些曆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大有裨益。
根據明確的文獻資料記載，山東是建立共產黨組織較早的省份之一。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即史稱的“五四運動”。消息傳到山東，正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青年學生王瑞俊被推選為山東學生聯合會負責人之一，隨即便與鄧恩銘等一起領導山東的學子們投身於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之中！之後，他以山東省學聯代表的身份去了北京大學，並在那裏見到並結識了李大釗。
1920年3月，北京大學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之後，王瑞俊被發展為外埠會員。9月，王瑞俊先是在濟南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1月，他與鄧恩銘等共同發起成立勵新學會，創辦《勵新》半月刊並任主編，積極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登載了許多有關社會改造的文章，抨擊時弊，啟發青年覺悟。隨後於1921年春，他與鄧恩銘等發起創建了濟南共產主義小組，自此山東大地有了共產黨組織。是年7月，王瑞俊與鄧恩銘一同趕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為此，王瑞俊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王盡美——取“盡善盡美唯解放”之意，抒發了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的信念。
參加完中共一大回到濟南後，王盡美與鄧恩銘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並建立了直屬中共中央的濟南小組。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成立了以王盡美為書記的濟南支部。此後隨著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又於1923年10月成立了中共濟南地方委員會，仍由王盡美擔任書記。
1924年國共開始合作，王盡美、鄧恩銘等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王盡美當選為國民黨山東省臨時黨部執行委員。1925年2月，中共山東地方委員會成立，由尹寬和鄧恩銘先後任書記。11月，因鄧恩銘被捕，由黨中央派來的張昆弟任書記。時至1926年6月，山東的共產黨員已從1924年5月的僅有十七名，發展到了五百多人。
 

中共山東一大代表王盡美（左）和鄧恩銘（右）。（圖片取自網絡）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中共山東黨組織在支援北伐、開展農民運動的同時，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不僅濟南、青島、淄博、張店等鐵路沿線工商業城市有了黨的組織，益都、壽光、廣饒、濰縣及魯西北等地也相繼建立了黨組織。為統一領導，當年10月成立了中共山東區執行委員會，由吳芳和鄧恩銘先後擔任書記。
到1927年春天，中共在山東設有濰縣、青州（益都）、張店（包括淄川及博山）、魯北等四個地委，濟南、青島兩個市委以及臨城、大汶口、兗州、曲阜、泰安、東昌（聊城）、陽穀、臨清、曹縣、齊東、沂水、日照、高密和中興煤礦（棗莊）等十數個支部，全省黨員也發展到了一千五百餘人。正當大革命轟轟烈烈向前發展時，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的相繼叛變，加上黨內主要領導的右傾，使中共蒙受了巨大損失！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10月10日，中共山東區執行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成立山東省執行委員會，由盧坦福任書記。遵照“八七會議”製定的總方針，省執委從是年底至1928年5月期間，在山東一些地區發動一係列農村武裝暴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陽穀坡裏暴動及高唐紅團暴動。但終因敵我力量懸殊，這些暴動先後都失敗了。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經過認真分析研究，確定黨在現階段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普遍地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盡管山東省委於10月即傳達貫徹黨的六大決議，但終因缺乏經驗不善於做秘密工作，致使山東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1928年至1933年期間，僅省委機關就連續遭到十數次大破壞，大批革命同誌被逮捕、殺害！
1928年冬至1929年1月，隨著曾為省執委領導成員王複元因貪汙腐化被開除出黨，以及後來其兄王用章（後補執委兼交通員）的叛變，導致鄧恩銘等省執委領導被捕。192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叛徒認識的省執委領導調離山東，4月成立以劉謙初為書記的山東省委。7月，山東省委又遭破壞——還是因為王用章等人的叛變,貢順街省委秘書機關被破壞,省委書記劉謙初、秘書長劉曉甫等八人先後被捕。
1929年12月，山東成立以吳麗實為書記的臨時省委。沒想到僅僅過去兩個月，吳麗實即遭逮捕！隻好於1930年2月，又成立了以任國楨為書記的山東省委。由於執行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青島連續舉行“飛行集會”等政治活動，暴露了黨、團和工會組織。隨後國民黨進行大搜捕，中共山東省委與青島市委受到重大損失。任國楨因身份暴露遭敵通緝，是年8月不得不離開山東，調回至北方局工作。
12月初，組建了以張含輝為書記的臨時省委。1931年4月，省委機關再次遭到破壞，造成多名省委成員被捕，書記張含輝亦被調離山東。國民黨山東當局為了恐嚇革命群眾，於4月5日（清明節）早晨，在濟南緯八路侯家大院，集中殺害了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郭隆真等22名中共山東黨組織的重要幹部，製造了震驚全國的濟南四五慘案！
四五慘案發生當夜，時任中共濟南特支書記的胡萍舟（胡允恭）強忍悲痛，召開特委緊急會議，決定特支成員於4月6日下午化裝分組，到刑場向烈士遺體告別，悼念犧牲的親密戰友。同時妥善安排了烈士的善後事宜，並發表宣言揭露國民黨反動軍閥韓複榘的罪行。因此，當是年6月組建的新省委書記滕英齋於8月遭到逮捕後，省委其他成員推舉胡萍舟代理省委書記。1931年10月，經臨時中共中央批準，胡萍舟正式出任省委書記，省委機關也由青島遷往濟南。此時由於省委屢遭破壞，已與許多地方黨組織失去聯係。
胡萍舟上任後，立即開展了積極有效的活動，使山東黨組織得到了一定的恢複與發展。“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組織山東各地的黨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鬥爭，掀起了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抗日愛國運動高潮。令人意外的是，臨時中央卻認為胡萍舟沒有不折不扣地執行其“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突然派武平（又名老柳、黎中天）於1932年3月接任省委書記，並以胡萍舟“右傾”為由予以撤職批判，隨即於4月將其調離。
武平到任後不顧山東實際，盲目執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連續舉行一係列農村武裝暴動，致使各地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僅濟南鄉村師範等學校，一次就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了黨、團員及進步師生七十餘人。10月5日，省委書記武平和組織部長湯美亭去青島召開魯東各縣黨代會時被捕並自首！致使山東黨組織再次陷入嚴重危機。
1932年10月，臨時中央派任作民到濟南組建新的山東省委，由任作民任省委書記，向明任組織部長，張子健任宣傳部長，祝剛任軍委書記，張北華任秘書長。沒想到未僅過去一個月又出事了——1932年11月，省團特委書記陳衡舟去上海開會，被捕後很快叛變。1933年2月省委機關遭到破壞，省委書記任作民、省委組織部長向明、團省委代理書記孫善帥等29人被捕。除宣傳部長張子健在濰縣、軍委書記祝剛到中央蘇區參觀外，留在濟南的省委負責人幾乎全部被捕！隻是因省委秘書機關未遭破壞，秘書長張北華才幸免於難。
在這十分危急的關頭——在中央尚未派人到山東的緊急情況下，原省委秘書長張北華（原名張訓榮，又名張恩堂）挺身而出，迅速聯絡在濟南的其他同誌，於3月成立了中共山東臨時省委，由張北華任書記，宋鳴時任組織部長，曹仲三任宣傳部長。同月，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又先後派遣蔡澤民、劉澤如、宋澄等，來到山東省委工作。
可屋漏偏逢連陰雨！7月2日，臨時省委組織部長宋鳴時與劉化普(省委秘書)夫婦叛變投敵，致使山東省委及各級黨組織遭到自1929年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大破壞——自7月2日夜起，臨時省委書記張北華、省委組織幹部田海山、中央派來幹部蔡澤民、北方局派來幹部劉澤如及團省委書記宋澄等二十餘人遭到被捕。
更為可怕的是，宋鳴時投敵後，利用各地黨組織尚不知其叛變之機，仍以省委組織部長身份到各地巡視，以召開地方黨組織會議方式誘捕地方黨的幹部。好在他不知曉省委印刷廠的具體地址，住在印刷廠的省委宣傳部長曹仲三暫時得以免遭被捕，迅疾與中央北方代表取得了聯係。但時至當年10月，印刷廠也遭破壞，曹仲三也被逮捕。至此，自張北華以下山東三百多名黨員及革命群眾落入敵人的魔掌，各地的黨組織大都遭到破壞。致使山東黨組織與上級黨組織、與黨中央失去了聯係，長達近三年之久。
1933年11月，臨時中央上海執行局派張德一(張曄)來到青島，組建山東省工作委員會，由張德一任書記，李仲翔任秘書長，劉宜昭任團省工委書記，李香亭為委員。1933年12月，省工委交通員徐元沛送信途中被捕，隨即叛變！不僅省工委遭到破壞，省工委書記張德一，省工委秘書長李仲翔等也遭到逮捕。此後，臨時中央上海執行局雖數次派人前往，但始終未能恢複與山東黨組織的聯係，也就無法重建山東省委。自此山東未被破獲的黨組織，與中共北方局及黨中央徹底失去了聯係。
麵對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者的殘酷鎮壓，山東剩餘的黨組織及廣大黨、團員們並沒有被血腥的白色恐怖所嚇倒！他們揩幹身上的血跡，掩埋烈士們的遺骸，繼續勇敢地領導群眾進行革命鬥爭——1934年5月，中共山東省立第一鄉村師範學校黨支部書記趙健民、支部委員王文軒及新城兵工廠支部委員陳太平，在濟南北郊五柳閘組建中共濟南市委，由趙健民任濟南市委書記，陳太平任組織部長，王文軒任宣傳部長。1935年2月，戰鬥在魯西北的共產黨員們，成立了以徐運北為書記的魯西特委。隨後，冠縣、壽張、東阿、陽穀等縣以及聊城師範和萊蕪縣的黨組織，也陸續建立和恢複發展起來。

為了能夠盡快與上級黨組織取得聯係，從1934年到1935年，山東各地黨組織多次派人外出找黨。在此期間，濰縣、膠東、樂陵及以棗莊為中心的蘇魯邊區黨組織，分別與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津南特委和西北特支取得了聯係。但濟南、萊蕪以及魯西一帶的黨組織，則一直未能與上級取得聯係——1934年春，劉仲瑩與鹿省三分別到上海、武漢、青島等地，尋找上級黨組織。1934年夏，趙健民、林浩、王文軒等人分別趕赴北平、上海、泰安馮玉祥處，以及膠東、壽光、平原、萊陽等地尋找黨組織。
時至1935年9月，濟南市委書記趙健民終於通過濟南鄉師黨員郭崇豪介紹，與濮縣的黨組織取得了聯係。是年初秋，趙建民等聽說濮縣的徐莊村有共產黨活動的消息，立刻產生了通過當地黨組織與中共北方局恢複聯係強烈願望。第二天一大早，趙建民不顧個人安危，跳上一輛半新不舊的腳踏車一路向西飛馳而去。從濟南到濮縣約四百華裏，心急如火的趙建民僅用一天多點兒時間，便抵達古雲鎮的徐莊村（現屬莘縣——筆者注）。
這個徐莊村位於冀魯豫三省交界處，屬於山高皇帝遠的三不管偏遠地帶。其時濮縣行政區劃為山東，但在這一帶開展革命活動及建立（中共）黨組織的，卻是中共河北省委直南特委下屬的冀魯豫邊區特委。大概是因為人生地不熟，趙建民的貿然打探引起村民警覺，便把他當作奸細五花大綁。幾經周折，終於得到以教師身份作掩護的濮縣縣委書記王士希的信任，隨後被引見給直南特委巡視員、濮陽中心縣委書記王耀先（劉宴春）。經過一番交談，王耀先（劉宴春）同意向上轉達他的要求，於是趙健民滿懷希望地回到濟南。
回到濟南後，濟南市委成功同中共萊蕪縣委的同誌們建立了聯係，隨後趙健民於1935年冬初，由濟南趕到萊蕪鵓鴿樓村與萊蕪縣委的劉仲瑩、鹿省三、黃仲華會麵，並成立了中共山東省工作委員會，劉仲瑩任書記，趙健民任組織部長，鹿省三任宣傳部長，黃仲華任農民部長。與此同時，獨立堅持工作的膠東特委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並於當年11月29日發動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山東最後一次農村武裝暴動。

依據有關文章記敘，大約三個月後，苦苦等待的趙建民等終於盼到來信：“老掌櫃已到，請速來洽談一筆生意。”——這是趙建民第一次去古雲時約定的上級來人時的暗語。趙健民閱後禁不住欣喜萬分，再次騎上那輛腳踏車一路狂奔，飛速來到徐莊村的古雲集小學再次找到王士希。當天晚上八點多鍾，王士希帶他到村西邊的一個農民家裏的南屋，見到了時任直南特委書記（河北省委代表）的黎玉。
兩人一見如故，當晚秉燭夜談。據趙建民多年後回憶：“隻見他有近30歲的年紀，中等偏高的身材，穿著一身黑布棉袍，兩眼炯炯有神。說著普通的北方話，細聽起來又象是山西口音。他讓我坐下。黎玉同誌講道，北方局對於與山東黨失掉聯係，也很著急，多方麵派人聯係，現在終於聯係上了，這就好了。接著，我較詳細地講了山東黨自1933年7月破壞後的恢複發展情況。”（注1）
經過一番詳細交談，黎玉答應將中共山東黨的有關情況盡快上報中央北方局：“我把當時的全國抗日運動和紅軍北上抗日等情況和他談了，並且告訴他我是河北省委駐冀魯豫邊區的省委代表，這次是來濮縣、範縣蹲點的。山東省委的情況我不清楚，不過我可幫助你們接上組織關係。我告訴他回濟南後，好好鞏固學校支部，一般不要搞什麽鬥爭，以便保存力量，以待時機。總之，我們初次見麵就談了很多，一問一答，簡直有說不完的話。”（注2）隨後趙建民留下聯係方式及接頭暗號後，第二天一早便匆匆返回濟南。
1936年初，黎玉回到中共冀魯豫邊區特委駐地河北磁縣，將在路西見到趙建民的情況及要求等轉報給河北省委。此時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是為了適應全國抗日救亡形勢的發展，實現黨在國統區工作的徹底轉變，根據中共中央1935年5月決定，以中共河北省委為基礎重新組建的。為強化北方局的工作，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29日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派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初春，劉少奇從陝北長途跋涉2000餘公裏抵達天津，住進位於天津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裏——現和平區黑龍江路隆泰裏的“惠興德成衣鋪”樓上，以南開大學“周教授”的身份在此借口養病掩護工作。
劉少奇來到天津後，對華北黨組織的狀況及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進行了一係列調查研究工作。遵照瓦窯堡會議精神，全麵總結了黨在國統區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從政治、思想上清除黨內“左”傾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影響，闡明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鬥爭的正確策略思想，並采取了強有力的組織措施，積極進行華北各地黨組織的恢複、整頓和重建工作。從此，中共在北方和天津黨的工作，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大約過了一個月後，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高文華前來傳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決定派黎玉前往山東恢複和重建山東省委組織並由其擔任省委書記，省委的其他負責人及其工作等均由他酌情辦理。黎玉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後，提出能否將原屬冀魯豫邊區魯西一帶的組織關係轉交山東省委，並要求將直南特委巡視員劉宴春一並隨其調往山東工作。其時河北省委剛因“左”傾盲動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並將黎玉之前為此所受處分當麵撤銷，所以黎玉提出的這些要求及建議，一一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批準。
是年4月，黎玉單槍匹馬，也騎著一輛舊腳踏車，從河北的磁縣出發。一路經成安、清豐、內黃、大名，疾馳近三百華裏，傍晚進抵濮縣古雲鎮的徐莊方停下休息。第二天一早告別了眾鄉親，黎玉登上黃河大堤公路，踏著腳踏車直奔濟南而去。一路上雖有波折但有驚無險，傍晚時分找到之前與趙建民約定的聯係地點——與在濟南全福莊小學擔任教員的姚仲明接上頭。第二天趙建民趕了過來，得知中央派黎玉到山東來主持省委工作十分高興。
黎玉向趙建民傳達了中央北方局重建山東省委的決定後，二人著重分析研究了山東各方麵的情況以及如何迅速開展工作。此後幾天時間裏，黎玉抓緊時間與趙建民及其他幾位山東幹部密切交談，並下到濟南市各支部一個個的進行調查了解。在對中共山東黨的情況有了大體了解之後，黎玉對如何重建山東省委形成基本理念和構思。
1936年的“五一勞動節”這天，黎玉召集趙建民和林浩，到濟南郊外一個鬆柏林中的墳地裏開會。黎玉莊嚴宣布，中共山東省委重新建立！根據北方局的指示，省委書記由他擔任，趙健民任省委組織部長，林浩任省委宣傳部長。黎玉隨即傳達了黨中央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確定了山東省委今後的任務。新省委的建立，使趙建民等山東同誌倍感鼓舞，從此山東黨組織便直接在北方局領導下開展工作。
對於其組織部長的任命，趙建民當時就提出，劉仲瑩、鹿省三的資格比較老，從他倆中選一人作組織部長比較合適。但黎玉認為，趙建民與各地黨關係比較熟悉，又是原省工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顯然作省委組織部長更為合適。至於為何任命剛滿二十歲零三個月的林浩為省委宣傳部長，黎玉在其回憶錄裏是這樣說的：“林浩同誌雖然年輕一些，但他很重視理論，各方麵反應很好，他是從濟南高中支部書記一下子提為省委宣傳部長的。”（注3）同時為方便具體工作的開展，又決定將惠商職業學校孫洪調來擔任交通，調壽張縣省立第八鄉師劉懿祥同誌負責印刷——使用油印機印製黨的文件及各種宣傳品等。

黎玉（圖片取自網上）

其時與趙建民保有聯係的黨組織，主要有位於濟南附近的鄉師、高中、新城兵工廠等三個支部以及育英、一師、正誼、惠商等學校的支部和一些分散的黨員。外地的黨組織則有萊蕪縣委、魯西特委，以及壽光、東阿、單縣、平原鄉師、聊城師範等地的支部和一些分散的黨員。加在一起，大約共有黨員五百多人。為能盡快恢複各地的黨組織，省委決定動員濟南各學校支部的學生黨員，回家鄉以探親訪友的方式，尋找老黨員接關係。
隨後省委於6月，委派鹿省三到益都、壽光、濰縣、昌邑等地，籌建了中共魯東工委。7月又委派張天民，奔赴淄博礦區籌建礦區工委。根據新的鬥爭形勢的需要，省委又於6月，決定將原冀魯豫邊區特委所屬的（魯西）濮縣、範縣、莘縣、朝城、臨清等縣和壽張八鄉師、聊城三師中的黨員，以及冠縣、陽穀、東阿等縣的黨組織合並成立魯西北特委。書記由原冀魯豫邊區特委巡視員兼濮陽中心縣委書記劉宴春（即王耀先）擔任書記，原魯西特委書記徐運北任組織委員，將萊蕪縣委書記劉仲瑩調過來擔任宣傳部長。
黎玉主持山東省委工作後，一改過去極左路線的冒險主義做法——不再像過去那樣盲目組織舉行罷工、示威、遊行等，而是組織黨員群眾學習領會黨中央新製定的方針與政策，糾正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錯誤，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培養和挑選幹部上。黎玉認為，這是能否盡快恢複和重建山東黨各級組織的關鍵。出於保密和避免過早暴露的考慮，省委決定暫時繼續沿用山東工委的名義，以利於各項工作的迅速開展。
可惜事與願違，人們往往很難在短時間內，一下子改變過去的習慣做法及工作方式。剛進入6月，姚仲明便被捕了。姚仲明的被捕看起來似乎偶然，因濟南第一鄉師的地下黨員董臨儀經常將訂閱的《救國日報》等進步書刊寄到全福莊小學。時間一長，便引起韓複榘特務隊的注意，搜捕時董臨儀恰好被省委派遣去濟寧一帶開展工作，於是與董熟識的姚仲明因受牽連遭到逮捕。這個董臨儀雖後來因產生動搖自動脫黨，早期卻也做了不少革命工作，比如其時在曲阜師範（省立二師）讀書的萬裏，就是董在此期間發展的黨員。
姚仲明的被捕令黎玉懊悔不已，他剛到全福莊小學時就發現姚等用自己的名字訂閱《救國日報》等，雖然告誡過姚仲明卻因是因工作繁忙沒顧得上檢查落實。現在隻能亡羊補牢，在黨內進行秘密工作檢查改正的同時，再次教育黨員不要在自己的住處存放黨的文件或進步書刊等，以免被敵特搜出後招致逮捕。沒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的一天正在下雨，負責印刷的同誌一時大意，正在刻蠟板時被查戶口的警察抓了個正著。幸好前去聯係的同誌機警，負責印刷的同誌又堅稱素不相識，經交保後得以脫身。黎玉和趙建民等經過商討，決定由時任中共濟南鄉師黨支部書記的景曉村，負責在濟南鄉師建立新的印刷室。
敵特查到文件及油印機等後，立刻在濟南全城展開大搜捕。在如此嚴峻形勢下，黎玉和趙建民隻好暫時離開濟南，到泰安肥城縣玉皇山民教輔導實驗區躲避。9月間，黎玉準備去北方局匯報工作，加上濟南市委領導的關係也需要進一步協調，於是便同趙建民一起回到濟南。黎玉走後的六七天，趙建民突然遭到敵特的逮捕——趙建民布置完工作離開濟南的那天上午，出小西門過小清河一路向南，正要向西轉彎去銅元局後街時，意外地遇見萊蕪縣的叛徒房春榮，就這樣被他招來的警察抓捕了。
趙建民的突然被捕，使成立不久的山東省委工作立刻陷入困難境地。於是黎玉迅速做出決斷，任命林浩接任原由趙建民兼任的濟南市委書記一職，又委派景曉村承擔起省委巡視員的工作任務，到兗州、濟寧、東阿等地進行巡視。景曉村遵照省委的指示，與張文弢（張海邦）、朱春和、郭玉章、王文軒、李士侗、高啟雲、陳錫德、王福五等共產黨人見麵，傳達中央指示並幫助他們建立新的黨組織。其後，黎玉又派林浩去費縣，派董臨儀去東平、長清，迅速恢複和建立新的黨組織。由於沒有經費，黎玉在濟南的生活十分艱難，甚至不得不上街去拉黃包車，一邊維持生計，一邊領導全省各地的革命工作。
初時恢複山東黨的工作可謂困難重重，一是缺乏幹部及骨幹，二是缺乏活動經費。當時許多老黨員、老骨幹不是被迫外出，就是被捕關在監牢裏；新黨員、新骨幹一時又培養不了多少。而活動經費則主要靠黨員繳納黨費來維持——有職業、經濟條件好一點的黨員就主動多交納，但許多都沒錢。山東廣大黨員就這樣以驚人的革命鬥誌，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頑強地向前進。為了進一步發展黨的力量，省委派林浩同誌去費縣，當短期教員，以開辟費縣工作；選拔景曉村同誌為省委巡視員，到魯東壽光一帶聯係工作；白學光擔任濟南市委工作；董臨儀到東平、長清檢查工作；還交給萊蕪縣委，尋找新泰縣黨組織的任務。
是年底“西安事變”爆發，山東省委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將開展抗日救國活動作為首要工作，深入廣泛地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先後建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日自衛團、抗日救亡團等群眾團體，為之後組織抗日遊擊隊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趁勢將蘇魯邊特委擴大為蘇魯豫皖邊區特委，由郭子化任書記。之後又將原河北省委領導的津南特委加上樂陵、無棣、商河、惠民及陽信等縣合並在一起，成立中共魯北特委。為適應即將到來的新形勢，又從各地選送了一批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學習。黎玉等山東省委這一係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中共在山東的工作打開了嶄新局麵。
1937年4月，黎玉接到北方局通知，去陝北參加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會議期間，黎玉聽取了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下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向中組部匯報了山東黨組織恢複的情況，隨後又參加了黨的白區工作會議並聆聽劉少奇所做的報告。7月返回山東後，黎玉迅速傳達中央會議精神，並充實健全省委領導機構——將由河北調來的張霖之擔任組織部長，林浩任宣傳部長，景曉村任省委秘書長。至此，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以黎玉為首的省委恢複和重建了山東大部分地區的黨組織，僅剩下與膠東黨組織的關係尚未恢複。
就這樣，在以黎玉為首的省委領導下，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奮鬥，終於打開了山東的工作局麵並取得豐碩的成果——時至抗戰前夕，先後建立並調整了下列地區的黨組織：1、建立魯西北地區特委。2、調整了萊蕪縣委。3、建立魯東工委。4、建立淄博礦區特支。5、建立魯北地區特委。6、恢複了與膠東特委聯係等。
上述這六個特委中，有兩個是值得單獨訴說一番的。
一是魯北地區特委的建立。該地區橫跨兩省，涵蓋十餘個縣境：其中津南、鹽山、慶雲、東光、寧津、南皮等縣原歸河北省委下屬的津南特委管轄，而樂陵、無棣、商河、惠民、陽信等五個縣委則歸屬山東的樂陵中心縣委管轄的。該地區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北抵天津的獨流減河，南到黃河與濟南隔河相望；東瀕渤海，西至津浦鐵路（天津至濟南段）及大運河。這一帶係華北南下華東及中原的要道，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的戰略之地。

這張圖大致能夠看出“冀魯邊區”的位置。（圖片取自網絡）

黎玉認為，將這一地區劃歸山東省委統一管轄，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1937年3月，河北省委將津南地區特委關係轉歸山東省委後，黎玉等隨即委派於文斌（河南人）為魯北特委（後改為冀魯邊工委）書記、馬振華為組織部長，趙明新為宣傳部長。此外，參加特委領導的還有邸玉棟和樂陵中心縣委書記杜步舟，以及“七七”事變後派來的紅軍幹部周凱東。黎玉的這一舉措，為之後冀魯邊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在後來的山東敵後抗戰期間，冀魯邊區的軍民與敵寇作戰近千次——幾乎占到山東根據地對日作戰的一半！為華北的敵後抗戰做出突出貢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另一個值得一書的，則是竭力恢複與膠東特委的聯係。膠東地區主要指的是膠萊河以東地區，即山東伸向海中的半島地區。1933年省委遭到兩次大破壞後，同膠東各縣黨組織的聯係就徹底斷絕了！1935年11月29日，膠東特委還領導過著名的“一一·四暴動”（陰曆十一月初四）。雖然暴動失敗，特委負責人多數犧牲，組織也遭到破壞，但剩下的一部分黨員幹部組成了中共文登臨時縣委，繼續堅持革命鬥爭。
臨時縣委的同誌感到艱苦險惡的環境並不可怕，難以忍受的是失去上級黨的領導，但多次與山東省委聯係未果。後來得知文登西字城有個名叫鄧汝訓的共產黨員在河南省委工作，便請求他提供幫助——如果山東省委聯係不到，就請河南省委派人來。鄧汝訓同誌很快來了信，信中說山東省委不好聯係，河南省委現在也不能派人。但他推薦了一個名叫理琪的共產黨員，說這個人不論思想水平、工作能力都可勝任。膠東的同誌回信表示同意後，理琪於1936年4月來到膠東，與文登臨時縣委的同誌組建了膠東特委組織。
理琪來到膠東後，立刻脫掉長衫，換上農民的衣服，一邊深入群眾，了解情況，一邊著手恢複黨的各級組織。甚至不顧自己是外鄉人，冒著生命危險走村串戶，努力尋找失掉聯係的黨員，發展新黨員，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時至7、8月間，鑒於農村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礎和眉目，而城市的工運、學運等則比較薄弱，決定將特委機關遷到煙台的太康裏二十號。此後理琪一麵繼續領導膠東各地的農村鬥爭，一麵深入工廠、碼頭、學校、街道，發動、組織工人、青年學生和市民，積極參加和開展革命活動。
這年的10月下旬，當理琪要發展一個名叫寧子孚的小學教員入黨時，沒想到他說：“還有一個人也要發展我入黨。”經了解另一個要發展寧子孚入黨的人，是北方局派來煙台開展工作的呂誌恒同誌（即呂其恩）——此人原為在煙台中學上學的東北流亡學生，6月去北平時與北方局取得聯係。按照按北方局的指示，他回到煙台也建立了膠東特委。理琪與呂誌恒交換了有關情況後，堅持要對方擔任特委書記。之後北方局聽取了膠東特委組織部長俞可範（石匠玉，即鄒青言的化名）的匯報，下達了明確指示：兩個新建立的特委合並，由理琪任中共膠東特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呂誌恒任副書記。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理琪反複告誡要提高警惕，嚴守地下工作的秘密，但仍有同誌麻痹大意。一天在特委機關擔負印刷宣傳品工作的李厚生向理琪報告，他在街上碰見一個失掉聯係的黨員，並告訴對方煙台已建立了黨的領導機關、負責人是誰，而且還約好了第二天接頭的地點。理琪聽後批評說：“一個早已失掉了黨的關係、長期沒有見麵的人，現在突然出現，你怎麽能輕易相信，把特委機關的情況吐露給他呢？”李厚生原想第二天請理琪親自去接頭，理琪沒有同意，叮囑他提高警惕，中午十二點以前務必趕回！
果然不出理琪所料，此人早已成了叛徒——第二天李厚生剛到約定地點就被捕了。雖然理琪等到十二點不見李返回，立刻離開了原住處，並轉移了黨的文件。但終因消息已走漏，其時煙台城區不大，國民黨特務派出眾多耳目滿大街地四處尋找，於是理琪與特委組織部長俞可範不幸一起被捕，特委機關又一次遭到破壞。隨後，副書記呂其恩等同誌又成立了新的膠東工委，繼續開展革命工作。
由於一直未能與他們取得聯係，山東省委對膠東特委的上述這些情況，毫不知曉。1937年5月，黎玉到延安參加白區工作會議時，還碰到一個叫“水子”的膠東代表，當時因條件限製，也沒有打通關係。不知何故，北方局也沒有轉這個關係。“七七”事變後，林一山同誌從北平回來，因他是文登人，此前又曾省工委工作過，所以省委立刻就派他回膠東設法與特委建立聯係。但林一山9月中旬來到膠東後，始終未能與特委的同誌取得聯係，直到省委又派從監獄營救出來的原膠東特委書記理琪回到膠東，他倆才同膠東特委接上了的組織關係。隨即根據省委的指示，宣布新的特委名單：理琪、呂誌恒（呂其恩）、林一山、石匠俞（鄒青言）、柳運光、張修已、李紫輝（女）。
1937年7月全麵抗戰爆發後，山東省委根據中央的指示，調整了領導成員：仍由黎玉任書記，張霖之接任組織部長（原部長趙建民尚在獄中），林浩任宣傳部長。為了應對“盧溝橋（七七）事變”後的新形勢，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派張經武等到濟南，做國民黨省主席韓複榘的統戰工作。由於國民黨軍準備不足，“七七事變”後北平和天津很快失守。8月日軍兵分四路，向整個河北及周邊地區進犯，其中沿津浦線南下的一路，於10月3日侵占黃河以北的德州一帶。11月中旬，日本侵略軍兵臨黃河北岸，開始對韓複榘進行逼降！幸好在山東省委的協助下，張經武等經過艱苦努力，終於促使韓複榘同意釋放政治犯——從是年9月至11月間，張曄、李林、趙建民及理琪等數十位共產黨人陸續得到釋放，經過簡單地學習領會黨的新方針政策，隨即便紛紛投入到工作中。
麵臨日軍即將打進山東腹地的新形勢，黎玉等響應中共北方局發出的“脫下長衫，到遊擊隊去”的號召，在山東境內大力開展六項主要工作：一是動員全省黨員全力以赴，爭取以最快速度組織發展抗日武裝。二是進一步擴大抗日民主統一陣線，抓緊組織抗日救國會、民族先鋒隊、抗日運動委員會及抗敵自衛團等民間抗日組織。三是積極開展上層統戰工作，爭取韓複榘等參加抗戰。四是成立平津流亡學生會和“民先”山東省隊部。以這兩個組織的名義，將大批平津流亡學生和“民先”隊員召集起來，一部分輸送到第三路軍的政訓班，一部分派遣回各縣協助發動和組織抗日武裝。五是積極開展爭取山東第六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範築先的工作，並將數百名中共黨員、“民先”隊員以及平津流亡學生送到他的部隊裏。六是積極營救被關在各地監獄的被捕黨團員及革命群眾。
黎玉等省委領導審時度勢，沒有貿然立刻發動起義，而是經過艱苦卓絕的工作，提前在山東大地埋下抗日的火種——先後向山東各地派出有經驗的黨員幹部和延安來的紅軍指戰員，準備在適當時機發動抗日武裝起義。此外，為了保證泰安、萊蕪、新泰、泗水等地的起義成功，黎玉帶領山東省委從濟南轉移到泰安，要通過實踐摸索武裝起義的經驗，以便指導全省各地的起義。對於起義的時機，黎玉等認為，我黨力量尚弱小應盡可能爭取大多數人參加，選擇在國民黨軍潰敗與日軍尚未到達或立足未穩之際。實踐證明，山東省委的做出的決斷是十分正確的，在隨後舉行的一係列大的起義，幾乎全都獲得圓滿成功！為即將到來抗日戰爭，創建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注釋：
注1：見趙建民《山東黨組織與北方局恢複關係前後——追憶黎玉同誌》一文。
注2：見《黎玉回憶錄》，第85頁。
注3：見《黎玉回憶錄》，第91頁。
——本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