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九

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九
原創 思目（jocole）

第二部 抗戰勝利後的新局麵

1945年8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此時的中國本應進入和平建國的新時代，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卻企圖獨占勝利成果！一邊命令第十八集團軍等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原地待命，一邊嚴令日偽軍不得向中共武裝力量投降！同時加緊從大後方，向原日寇占據的沿海地區運兵。中共當然不會束手待斃，為在此後的鬥爭中占得有利地位，采取了針鋒相對的對策。
經過一番審時度勢，中共中央決定采取“向南防守，向北發展”的策略。是年9月11日，就在山東軍區攻克臨沂城的當天，羅榮桓接到中共中央立即派兵去東北的緊急命令！在此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山東軍區將八個主力師中的六個，加上六千多名幹部共約七萬多人，在羅榮桓、肖華等率領下，分別經陸路和海路趕赴東北。而黎玉、陳士渠及舒同等領導人，則繼續留在山東，等候陳毅及新四軍的北上。
9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山東分局改為華東局，饒漱石、陳毅到山東工作。過去的華中局改為分局，受華東局指揮，其人員另行分配。26日，已行至濮陽的陳毅接到中央電示：“因中央有新的部署，決定新四軍主力及陳、饒二人均到山東工作，望你及你所率軍事幹部取捷徑直到山東，接替羅榮桓職務，以便羅能迅速去東北。”（注1）
九、組建華東局

至此為止，山東並未出現某些人所說的黎玉及景曉村、林浩等，遭到羅榮桓及一一五師整治的情事。那是不是說，黎玉等地方幹部與羅榮桓及一一五師沒有矛盾或糾紛？
陳毅曾說過，那年10月中旬他由延安抵達臨沂，羅榮桓向他介紹山東的形勢及部隊情況時，提到過有關黎玉山頭主義的問題。平心而論，正常人或多或少都會有山頭主義，沒有山頭主義才是不正常的——胳膊肘那有往外拐的？！即使羅榮桓同樣難以免俗——在處理王宏鳴（王鳳鳴）時，多少還是有些手下留情。
正如山東老百姓常說的“鍋碗瓢盆難免磕磕碰碰”，一一五師從1938年入魯到抗戰結束，與黎玉、景曉村、林浩等山東幹部一起共事長達近七年之久，在具體工作中怎會沒有衝突、誤會或齟齬？！更何況，在一一五師與山東縱隊深度融合之前，基本上是各管一攤，所以在幹部使用上，難免會安排自己熟悉的人。
但正如前文所述，之前山東領導層的矛盾主要是羅榮桓與朱某，開始時黎玉大約主要站在朱某一邊，在其後的鬥爭過程中逐漸與羅榮桓趨同。之後羅榮桓主持全麵工作，二人沒有嚴重衝突的記載，但工作中有所分歧在所難免。例如1945年1月28日，羅榮桓在向毛澤東報告山東領導班子的情況及整風情況的電文中提到：“黎玉同誌兼任工作太多。……（三）分局團結無問題，執行總的方針完全能夠一致，但領導之間的分工與工作方式還存在一些缺點。……（四）分局、軍區直屬隊……開展民主座談暴露出領導上的許多嚴重缺點，主要有：①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脫節。②領導骨幹與一般幹部和群眾脫節。③盲目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的殘餘在領導幹部中還相當普遍存在。……。”（注2）
那應該如何理解這段話呢？從1943年9月被正式任命為山東分局書記到1945年10月離開山東前往東北，羅榮桓與黎玉整整在一起共事達兩年之久，如果黎玉的山頭主義等錯誤較為嚴重，羅榮桓及肖華等一一五師高層顯然難以容忍。上述史料文獻的記載足以證明，雙方之間分歧與矛盾基本沒有超出正常、可容許的範圍之內。那這會不是筆者的主觀臆測或偏見呢？此外，會不會是羅榮桓等一一五師幹部，沒有找到整肅黎玉等的機會呢？
其實稍微回顧一下當時的曆史就會發現，羅榮桓開始在山東主政之際，正趕上中共內部整風與審幹的高潮時期。其時為了推廣“搶救運動”的經驗，黨中央還專門向各大根據地派出幹部，幫助進行和開展整風和審幹。中央派往山東的特使為舒同——他於1944年9月從延安來到山東，下車伊始即被任命為山東分局常委兼秘書長、山東分局總學委副主任，並具體負責主持山東的審幹工作。
1944年10月13日，中共山東分局根據舒同帶來的中央指示精神，發出《關於整風審幹的基本總結與今後的指示》（又稱《雙十三指示》），要求中共山東各級組織的工作一切以整風審幹為主。大概是因為遲遲打不開局麵，山東分局又於11月1日，下發了《關於目前整風審幹的補充指示》。該文件對羅榮桓強調山東外來幹部少、大都經曆過鋤奸和長期鬥爭考驗等，不點名地進行了批判，提出要“大搞民主”，“要使幹部敢於發言，提意見”，然後於適當時機進入全麵反省坦白運動，以此來達到審幹的目的。
毋庸質疑，這份來勢洶洶的《補充通知》，隻能是由舒同主持製定的。可盡管如此，羅榮桓等依然采取慎重的態度，決定先在某些單位進行所謂的“民主”實驗。結果試驗單位之一的分局辦公廳開始不久，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就出現了！如有個幹部出於極端的報複心理，對黎玉的“官僚主義”等問題誇大其詞，故羅榮桓勸告說，工作中的缺點就好像太陽的黑子，不能把黑子看成烏雲。沒想到此人當即打斷羅榮桓的話，反駁說：“那黑點、那烏雲，就正好罩在我的頭上。”（注3）
此人到底是誰？《羅榮桓傳》中沒有講。但在《羅榮桓年譜》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45年3月間，羅榮桓在分局辦公廳民主檢查會發言時，“嚴肅批評了辦公廳工作人員王若望等人否定黨的領導，對黎玉進行人身攻擊的極端民主化的錯誤思想。”（注4）不難推測，但凡羅榮桓等有一丁點兒要整肅黎玉的心思，隻要放縱王若望等人即可達到目的。事實上山東的整風運動在羅榮桓領導下，頂住了上上下下及來自各方麵的壓力，隻整風不整人，保護了包括王若望等在內的絕大部分幹部。
通過以上回顧不難理解，陳毅所言的那段話，隻不過是羅榮桓同他交接工作時，就山東及黎玉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客觀評價。而陳毅多年後重提此事並非批評或指責黎玉，而是在饒漱石檢討會上發言中的一節，是以“黎玉問題”為例，來佐證饒漱石慣於“抹煞曆史、吹噓自己”錯誤的——其完整的原話大致為：“……，饒漱石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報告反黎玉鬥爭時，完全抹煞前兩段的曆史，而說是他個人如何發現、如何組織鬥爭、如何處理。完全說成是他自己一個人的功勞，大談其成功經驗。”
無獨有偶，鄧小平在其《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中，也有一段類似的話：“饒漱石也善於自我吹噓，冒充本領高強。例如一九四七年在山東的反對黎玉同誌的錯誤是當時在山東的許多負責同誌一起領導進行的鬥爭，但在問題解決以後，饒漱石向中央做報告的時候，卻把功勞全部記在他一個人的名下。”
由此不難看出，陳、鄧二人講話的主要觀點基本一致——是批判饒漱石“抹煞曆史、吹噓自己”的錯誤。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批饒時無人提及黎玉問題，在當時中央早有定論、黎玉尚未平反的情況下，陳、鄧二人當然不能違反黨的紀律另作他說。
那麽，所謂的“黎玉問題”到底是怎麽回事？1986年中央給黎玉等人平反後，先是有不少文章將責任統統推到康生頭上，其後又一股腦地將責任完全歸結到饒漱石身上。可時至今日，無論黎玉等當事人的回顧，還是眾多的文章專著，基本都語焉不詳。更重要的是，這兩種說辭，都無法經得起曆史的推敲！
曆史不會說謊，要想搞清楚這裏麵的是非曲直，當然隻能循著曆史的軌跡進行認真的探究。筆者以為，這一切的一切，還要從華東局的組建之初說起。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為了實施“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將各解放區力量總體上實行北移。為補充山東解放區大規模抽調幹部和軍隊前往東北後產生的空缺，決定將華中解放區的主要力量北移至山東。9月19日，代行主席職務的劉少奇在《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中下達指令：“將山東局改為華東局，陳毅、饒漱石到山東工作。現在的華中局改為分局，受華東局指揮，其人員另行配備。”（注5）

1945年10月，陳毅到達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與山東領導人合影。前排左起：舒同、黎玉、陳毅、張雲逸。（圖片取自《黎玉同誌的照片集》，HOME網）

實事求是地說，劉少奇做出的這個部署當然是正確的，但卻無意中為新建的華東局，埋下了“山頭主義”及產生矛盾的伏筆。眾所周知，華中局原為直屬中央的大局，而山東分局則隸屬於與之平級的北方局（此時已改為“晉冀魯豫中央局”）。毋庸諱言，這個部署相當於將華中局降了一級——盡管華東局的第一、二把手，均由原華中局的饒漱石、陳毅擔任。更為難堪的是，華中局黨內“大佬”雲集——僅七屆中央正式委員就有好幾個，而山東分局則隻有黎玉還僅是個候補委員。
雖說中共黨內有“革命不分先後，入黨不論早晚”之說，但人畢竟是感情動物，既有七情六欲，亦有親朋好友，所以心中“山頭主義”的情節在所難免。因此華東局領導成員的組成，不可避免地“難產”。而由於後來事情的發展，大部分史料文獻的有關記載，不是將華東局的組建含混地記敘為“中共中央決定‘將原華中局改為華東局’”（注6），就是籠統地記載為“華中局與山東分局合並組成中共華東中央局（簡稱‘華東局’）”（注7），含蓄地隱去了“將山東局改為華東局，……華中局改為分局，受華東局指揮，其人員另行配備”這一基本的曆史事實！
那麽，劉少奇當初為何要做出如此安排呢？
這是因為：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時，山東解放區已經擁有12.5萬平方公裏的土地，2800餘萬人口；人民武裝發展到野戰軍27萬餘人，民兵71萬餘人，自衛團209萬餘人；中共黨員發展到22萬餘人，形成了從山東分局、區黨委、地委、縣委、區委、鄉村支部，自上而下的、統一的、完備的組織係統；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省政府，從省到鄉建成了完備的、統一的政權係統，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和鞏固的根據地。因此，既然要依托山東解放區，這種安排勢所必然。
那麽，華東局組建之初，為何會出現問題呢？問題又出現在哪兒呢？
依照王豐所著的《簡評中共華東局1947年壽塔寺會議》一文，華東局在組建伊始就出現了問題——“……山東和華中兩大戰略區合並初期，在公布饒漱石和黎玉任命時，兩人曾發生過不快。”（注8）那麽，二人到底為何發生不快呢？該文雖未明言，但筆者從時間與空間上分析，似乎應該、也隻能是華東局委員組成的人事安排。那筆者的這個推斷是否正確呢？我們來通過分析研究相關的文獻資料和史料記載，一窺其中的究竟。
對於中共華東中央局的成立，山東黨史中的記載隻有寥寥數語：“遵照中共中央九月十九日的指示，十月二十五日，華中局與新四軍軍部機關北移到達山東，華中局與山東分局合並組成中共華東中央局（簡稱‘華東局’），饒漱石、陳毅、黎玉、張雲逸、舒同、李林、郭子化為華東局委員。饒漱石、陳毅、黎玉、張雲逸、舒同為常委。饒漱石任書記，陳毅、黎玉人副書記。華東局統一領帶華中和山東的全盤工作。”（注9）
但若是參閱一下其他相關的史料記載就會發現，這段記敘有點兒過於籠統，而且在時間上也不準確——根據明確的史料記載，饒漱石是於1945年11月13日，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其後，“12月13日 與陳毅、張雲逸、黎玉關於中共中央華東局組成問題致電中共中央，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回電，指示華東局還應擴大，以饒漱石為書記，陳毅、黎玉為副書記。”（注10）
仔細閱讀不難看出，這段關於中央書記處回電的描述，明顯不夠完整——大概該書著者也感覺到有些不妥，於是在隨後的記敘中又加以補充：“12月18日 中共中央批準華東局組成人員名單，決定饒漱石、陳毅、黎玉、張雲逸、舒同為華東局常委，饒漱石委書記，陳毅、黎玉為副書記，統一領導山東、華中兩大戰略區的工作。”（注11）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上述有關中央書記處就華東局組成的回電究竟是一封還是兩封？18日記敘的補充就是完整的嗎？
筆者在探究曆史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很多書籍及專著等選用史料時都不完整，有關華東局的史料記載也是同樣如此——我們來比對一下上述《饒漱石年譜初編》中，有關中央書記處18日華東局組成問題的回電與《陳毅年譜》中記載的異同：“12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複電同意由陳毅、張雲逸、黎玉、饒漱石、舒同為中共華東局常委，以饒漱石為書記，陳毅、黎玉為副書記。”（注12）
從這兩本《年譜》記載語句的差異可以斷定，所記敘的恐怕都不是電報原文，而且《陳毅年譜》中，甚至無“華東局還應擴大”的記載。那回電中到底有無“華東局還應擴大”的內容？如有，中央到底是何意思？
根據筆者進一步查證，中共中央書記處18日複電完整的內容應該是：“中共中央書記處複陳毅、張雲逸、饒漱石、黎玉13日電：華東局除所提5人外，還應稍加擴大，望從地方上、四方麵軍幹部中、野戰軍及華中局選擇適當名單提交中央批準，但總數以不超過15人為限。所提5人（即陳毅、黎玉、饒漱石、舒同、張雲逸）可為華東局常委並即開始執行常委職務，書記饒漱石，副書記陳毅、黎玉。”（注13）
依照這段電文透露出的信息不難推斷，饒漱石、黎玉及陳毅等在13日上報的電文中的組成名單為五人，中央除了批準所提五人之外，認為“還應稍加擴大，望從地方上、四方麵軍幹部中、野戰軍及華中局選擇適當名單提交中央批準，但總數以不超過15人為限。”
那麽，我們能從這段被省卻的電文中能領悟何種玄機呢？此後，饒漱石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中共中央，關於“望從地方上、四方麵軍幹部中、野戰軍及華中局選擇適當名單提交中央批準”的指示了嗎？
從常理推測，中央的指示顯然是必須要執行的，更何況增加華東局委員自然是好事。然而筆者使出渾身解數，也沒有查到有關華東局回複中央18日電的記載——包括饒漱石、陳毅及張雲逸等人的年譜中都是如此。好在功夫不負有心人，筆者在史海中幾經潛水，終於在山東省情網上查到一條與之相關的明確記載：“26日，中共中央批準，增補郭子化、李林為委員。”（注14）這足以佐證，華東局在“26日”前肯定會有上報委員名單的電文，而且應該不止一封！否則“中共中央批準，增補郭子化、李林為委員”豈不成了自說自話！？那麽在此之前，饒漱石、黎玉等到底是如何上報的？
根據《張雲逸年譜》記載，“12月2日 饒漱石就新四軍軍部是否與山東軍區合並、是否再單獨組織山東野戰軍指揮機構以及如何組織華東局等問題請示中央。次日，中共中央複電饒並告陳毅、張雲逸、黎玉：‘新四軍軍部可與山東軍區合並，但對外名義不取消。山東野戰軍須另成立指揮機構。華東局名單請你會同陳、張、黎玉提出電告。’”但不知何故，《饒漱石年譜初編》中，卻沒有記取有關華東局的內容（即筆者標出的粗體字）。中央的複電說明，饒漱石並未與他人商量有關“華東局名單”一事，否則回電中不會有“請你會同陳、張、黎玉提出電告”字樣。
於是，“12月上旬 與張雲逸等赴津浦前線的萬木石，就華東局組成等問題與陳毅、黎玉協商。”——這段記敘除句首的名字之外，與張雲逸年譜中的記載幾無二致。隨後於12月13日，饒、陳、張、黎即向中共中央，就華東局組成問題發出請示電（詳見上文）。根據中共中央18日的複電內容分析，在13日首次向中央上報的名單之中，顯然隻有陳毅、黎玉、饒漱石、舒同、張雲逸等五人。

彩色部分為其時山東解放區的五大區。其時津浦鐵路以西的冀魯豫區，已劃歸晉冀魯豫中央局。（圖片取自網上）

為什麽隻報五人？唯一的解釋，這是饒、陳、張、黎四人協商的結果。這五人中，來自華中的（饒、陳、張）為三人，來自山東的（黎、舒）為二人。從史料文獻推斷，饒、陳、黎三人係中央確定的人選，張雲逸和舒同則應是雙方協商的結果。
那麽，為什麽隻定為五人呢？正常情況下，像華東局這樣一級組織的配備，委員、常委、書記、副書記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最大的可能，恐怕主要是饒、黎二人在具體人選上，未能達成共識。所以中央書記處在18日的回電中，才會明確表示“除所提5人外，還應稍加擴大，望從地方上、四方麵軍幹部中、野戰軍及華中局選擇適當名單提交中央批準，但總數以不超過15人為限。”應該說中央書記處的態度十分明確，但中央書記處最終（26日），隻批準“增補郭子化、李林為委員”。
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中央書記處不是在18日的回電中明確規定“15人為限”，而且“望從地方上、四方麵軍幹部中、野戰軍及華中局選擇適當名單提交中央批準”嗎？然而難以理解的是，饒漱石、黎玉等卻沒有照辦！原因到底何在？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釋，就是饒漱石與黎玉之間，有關華東局委員人選產生巨大分歧！而且爭執不下！否則中央書記處不會在先前已提出明確建議情況下，隻批準“增補郭子化、李林為委員”。饒、黎二人到底有何爭執因缺乏史料已不可考，所以隻能從組建華東局時的相關曆史背景和邏輯上，運用旁證材料來進行客觀、合理的邏輯分析。
如本節開頭所述，羅榮桓接任山東分局書記時，正趕上中共內部開展整風運動。按照中共中央1943年8月15日做出的《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山東分局於9月8日部署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整風審幹工作。由於其時正處於山東抗戰最艱苦階段，山東的整風審幹斷斷續續一直延伸到抗戰結束。
眾所周知，黨內整風審幹期間幹部任免原則上暫時停止，故其時山東分局除了舒同被中央直接任命為秘書長外，沒有再任命新的分局委員。隻是因朱瑞的調離，臨時安排賴可可代理宣傳部長、肖華負責軍隊政治工作而已。抗戰勝利後由於形勢發展過快，加上擔負向東北派兵、派幹部的重任，山東分局未來得及做出新的安排。是以當開始組建華東局時，山東分局正式成員，隻剩下黎玉和舒同兩人。這就是為何中央書記處18日回電中提出，“望從地方上、四方麵軍幹部中、野戰軍及華中局選擇適當名單提交中央批準”的原因。
毋庸置疑，中央書記處18日回電提出的“望從地方上、四方麵軍幹部中、野戰軍及華中局選擇適當名單提交中央批準，但總數以不超過15人為限”，顯然是有依據的。雖說“革命不論早晚，入黨不分先後”，但不管那個年代，資曆總還是要講的。
山東幹部中資格比較老的，主要為馬馥塘、張曄和高克亭等人。馬馥塘於1922年加入中共——比陳毅還早；張曄1926年入黨，1933年就當過山東省特委書記。高克亭雖入黨稍晚（1929年），但係1938年中央派到山東的幹部；原四方麵軍的幹部中，首推王建安（1927年入黨）和許世友（1926年入黨），兩人紅軍時期兩人就是正經八百的軍級幹部。野戰軍中合乎條件的無疑是陳士榘，1927年入黨，時任山東軍區參謀長。
至於華中局的幹部，夠資格的可以說是比比皆然：例如曾山、張鼎丞、譚振林、鄧子恢不僅資格老，紅軍時期就是中共的省級領導幹部，而且其時還都是中央委員——要知道，中共七屆中央正式委員總共才有44人，山東隻有黎玉為中央候補委員。其時跟隨陳毅到山東的幹部中同樣不乏老資格，宋時倫與傅秋濤的資曆當然也不在話下——傅秋濤雖然入黨稍晚（1929年），但也是華中方麵的老人。
上述分析大致可以佐證，中央“但總數以不超過15人為限”絕非無的放矢——顯然考慮到山東及華中方麵實際情況的。依據後來中央批準“增補郭子化、李林為委員”推測，李林可能是由山東方麵舉薦的。當然，如此舉薦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李林於1933年加入中共，林浩也是1933年，而景曉村則為1935年。嚴格說來，林浩與景曉村除較為年輕外，資曆上並不輸於李林，甚至有些方麵還有過之。
筆者推測，黎玉之所以極力推薦景曉村和林浩，主要基於兩個基本史實：一是抗戰前二人既為山東省委的負責幹部，而且後來在恢複和建設渤海及膠東根據地上功不可沒！馬馥塘、張曄和高克亭畢竟隻是區級領導，且還都不是一把手；二是中央決定成立華東局後，山東根據地的五大區委書記，隻有景曉村與林浩二人為原山東分局的幹部——分別為渤海及膠東區的黨委書記。魯南區的書記為跟隨陳毅進入山東的傅秋濤；魯中區的書記為向明——在跟隨新四軍三師趕赴東北，途徑山東時被留下。向明雖為山東籍幹部，但與傅秋濤同樣都是原華中局的幹部；而濱海區則直屬華東局領導。
毛偉人在黨內，曾不止一次地引用陳獨秀曾說過的名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就是說，承認也好否認也罷，山頭是客觀存在。其實不消說黎玉，就是饒漱石又豈能免俗！？如果饒漱石沒有“山頭主義”傾向，大概也不至於出現華東局隻“增補郭子化、李林為委員”的結果。
所以無論從邏輯還是情理分析，黎玉反對曾山、張鼎丞、譚振林、鄧子恢等出任華東局委員的可能性不大——既為中央委員何論華東局委員？！對於黎玉而言，景、林二人不僅擔任過山東省委委員，而且抗戰期間為開創清河與膠東根據地功不可沒！堪稱黎玉的左膀右臂，如果他二人能進入華東局領導層，至少對山東方麵的工作甚為有利。
可饒漱石位高權重，從其在華中和新四軍的經曆看，這位書記的領導風格向來是說一不二！因此對於李林進入名單，饒漱石大概還能容忍——據其履曆，李林在1941年就擔任過山東分局的組織部長（？），至於黎玉舉薦的景曉村和林浩二人，依據最終中央批準的人選推斷，饒漱石似乎是堅決不同意！理由不外乎二人年輕且資曆太淺。
華東局到底是如何上報中央的不清楚，但中央書記處應該是做了平衡及折中——隻“增補郭子化、李林為委員”。這裏必須要指出的是，郭子化原為山東省委統戰部長，但其時還遠在延安——1939年作為山東參加中共七大代表就一直未返回，所以雙方不太可能舉薦一個尚不知是否能回山東工作的人。此外，據姚仲明的回憶，郭子化的中共華東局委員是由中央指定的——於1946年4月，同張雲逸一起返回山東的。郭子化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又是原山東分局的第一任秘書長，顯然是能夠得到雙方認可的。
1946年1月，饒漱石被調入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有人吹噓饒漱石是中共方麵的負責人，這顯然隻是猜測——中共的主任代表為周恩來，饒漱石隻不過是中共軍調內部委員會的書記。軍調部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是葉劍英，饒漱石的對外身份是顧問及軍調部沈陽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軍調時的饒漱石。（圖片取自網上）

饒漱石離開後，華東局的工作由陳毅主持。由於時局複雜多變，華東局對外要應對國民黨製造的軍事衝突及挑釁，對內忙於整合及新解放區的反奸訴苦運動。1948年1月，新四軍軍部與山東軍區正式合並，統一指揮山東與華中的中共武裝部隊。同時將新四軍北上部隊與山東八師，組成山東野戰軍。據有的文章稱，此期間陳毅和黎玉在工作上也產生過意見分歧，但恐怕基本都是工作中的問題——至少陳毅沒有公開談論過。
這裏就其時山東的有關情況，再多囉嗦幾句。其時山東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大部分為山東自己培養的幹部，基本為三十年代以後入黨的。山東是孔孟之鄉，自古老百姓就對讀書人高看一眼，因而寧可勒緊褲腰帶，也盡可能讓子孫後代讀書識字。其時山東的幹部雖然年輕但大都有文化，所以區縣級領導基本由他們擔任。
1938年後來到山東工作的紅軍幹部雖然不少，但大都因識字不多，所以擔任的大都是軍事幹部及副手。從他們留下的回憶及史料記載看，雙方在革命實踐中相互支持關係融洽。比如清河的景曉村與楊國夫以及膠東的林浩與許世友，無論年齡還是參加革命的資曆都相去甚遠，可沒聽說他們之間鬧出什麽不團結或互鬥的傳言。此外，羅榮桓等一一五師幹部們的寬容可能也使黎玉產生錯覺，以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都會虛懷若穀，因此未將黨內不同意見的表達和爭論放在心上，而且對“黨內鬥爭殘酷無情”缺乏體驗。
由於之前並無交集，黎玉此次與饒漱石等有關華東局委員之爭，不可避免地使二人之間產生某些罅隙。如果黎玉得罪的是位“謙謙君子”倒也無大礙，可這位被現今某些人稱之為“饒大將軍”的書記，卻恐怕難當“君子”之稱——“有幾個同誌從延安回到山東工作，饒漱石聲色俱厲地對他們說：‘以後我們一起共事，我介紹一下我的脾氣，和我在一起工作，開始你可以欺負我，但是到以後我準得治得你怕我！對不聽話的就要象馴蒙古馬一樣，用套子套住！’這幾個同誌敢怒不敢言，憤憤地說：‘見麵就給下馬威，在延安哪裏見過這樣的領導。’”（注12）不難看出，這位饒書記是睚眥必報之人。
 注釋：
注1：見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448頁。
注2：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402頁。
注3：見《羅榮桓傳》，第504頁。
注4：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409頁。
注5：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72頁。
注6：見《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第684頁。
注7、9：見《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52、253頁。
注8：見《黨史研究與教學》1997年第2期，第22頁。
注10：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158頁。
注11：見《饒漱石年譜初編》，第159頁。
注12：見《陳毅年譜》，第450頁。
注13：見新四軍曆史上的今天(12月18日) http://www.tiejunmedia.com/article/details/id/4574.html
注14：見山東省情網，中共華東中央局成立http://www.sdsqw.cn/articles/ch00955/200708/B3A0C71D-A45D-4C7E-9CD0-12AB35A46393.shtml
注15：見《黎玉回憶錄》，第250、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