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七

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七
原創 思目（jocole） 

七、艱難卓絕 矛盾激化（上）

俗語說“禍福相依”。進入1941年，中共領導的山東抗日武裝和根據地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引起駐魯日軍的恐慌與重視——決定將其兵力的百分六十及百分之九十的偽軍，用來對付山東的八路軍及其地方武裝力量。此次駐魯日軍並未急於像之前那樣發動大“掃蕩”，而是先進行兩個階段的“治安強化運動”，然後再發動“鐵壁合圍”。
3月21日，幾乎與山東分局做出《關於各級統戰部組織及工作的決定》的同時，駐魯日軍開始實施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對山東抗日根據地實施所謂的“總力戰”：通過建立反共自衛團強化鄉村“自衛”力量，清查戶口、實行“良民證”和保甲製度以及“清鄉”、“局部掃蕩”、“蠶食”等措施，以及廣建炮樓、據點及深挖封鎖溝等一係列手段，縮小各抗日根據地的規模，截斷各個根據地之間的聯係。
大概因此時日軍尚未展開大規模行動，故山東分局並未及時察覺到形勢的變化，依然按部就班地開展工作——5月17日，分局組織八個文藝團體在臨沂以東的淵子崖村，舉行長達一個多月的文藝匯演。盡管羅榮桓對此並不讚成卻也無可奈何——“他說：平時歌舞升平，戰時就會狼狽不堪”，隻能命令一一五師所部加強戒備。
6月14日，羅榮桓同陳光、陳士榘、肖華致電中央軍委、北方局和集總：“（一）山東工作沒有真正統一起來。……。對各種政策，執行是不切實、不深入，亦不願意作檢查。（二）分局本身事實上沒有委員的存在，黨政軍委員會陰洽陽散（原文如此，似為陽存陰散），以部務工作會議代替一切。（三）略。（四）為了使黨不受到意外損失，我們不願意不經過適當的組織來解決。……。在中央、北局未有來人之前，最好臨時製訂分局委員與軍政黨委員，能夠形成會議。”（注1）
15日，羅榮桓直接了當地向分局提出有關夏收征糧意見——“指出：夏收已過，黨政民動員征收工作非常消沉；財工會分配數目太高，有的超過全部麥收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並完全限於基本地區，征收可能失敗。”（注2）提出酌情減輕、嚴防浪費及協同軍隊到遊擊區和敵占區吸收糧食等補救辦法外，還指出造成新糧上市價低的原因，要求分局應指示各級黨委切實執行合理地征收辦法。
6月下旬，“集總決定組建八路軍第二縱隊，下轄一一五師之教三旅、一二九師之新四旅、趙（承金）譚（冠三）支隊及由原冀魯豫地方武裝改編的一一五師教七旅。第二縱隊除直接由集總領導外，同時受一一五師領導。”（注3）
7月7日，駐魯日軍開始推行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其內容主要為：“‘發展鄉村自衛力量與攻勢，與軍警協作，以實踐剿共’；實行大規模‘掃蕩’，采取‘鐵壁合圍’戰術，進行長期‘清剿’；修築碉堡和公路。對我根據地實行封鎖。”（注4）經過兩次“治安強化運動”之後，日偽軍已由點到線，基本切斷山東各抗日根據地之間的交通及聯係，此後山東各個抗日根據地紛紛進入各自堅持抗戰的困難階段。
7月27日，羅榮桓等一一五師領導就統一山東軍事領導問題致電中央軍委和集總：“魯南自今年三月起處於極緊張環境中，天寶山及抱犢崮敵、頑、我鬥爭非常尖銳。該地區貧瘠，地方封建及土匪勢力嚴重，而我黨政民工作又極驚人落後，……。隻要主力稍一移動，工作即全部坍台。教二旅經常西進東返，南下北還，疲於作戰。曾幾度與山縱商妥加強魯南工作，調整作戰部署，但均無法執行。主力經常處於饑餓中，財政亦不能彼此接濟。我們要求迅速統一山東軍事領導與指揮。”（注5）
8月18日，朱瑞、羅榮桓、陳光致電山縱、一一五師各部、各軍區，並上報中央軍委、集總和陳毅、劉少奇，針對親日派在華中、山東策動的新的反共行動做出五項具體指示，“為保障上述任務的完成，各部應注意：（一）立即進行深入戰爭動員，與保衛秋收相聯係，激發群眾參戰。（二）嚴密各種後勤工作組織，使作戰部隊之彈藥、糧食、醫務、兵員求得源源接濟。（三）準備應付青紗帳倒後敵之可能局部‘掃蕩’。”（注6）

1941年夏，山東分局有關領導在濱海區合影（左起）：陳士渠、羅榮桓、黎玉、趙鎛、朱瑞、蕭華。
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及軍委鑒於山東作戰指揮尚未統一，而加強山東方麵的軍政領導和統一作戰指揮為加強山東的先決條件，因而決定：“山東分局為統一山東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分局暫由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組成，朱瑞任書記；山東縱隊歸一一五師首長指揮；山東縱隊及一一五師兩軍政委會合組為山東軍政委員會，羅榮桓、黎玉、陳光、肖華、陳士榘、羅舜初、江華七人為委員，羅榮桓任書記。”（注7）
20日，山東分局致電中央書記處、軍委、中原局並彭德懷、楊尚昆等——“報告分局會議討論中央關於統一山東領導的決定，表示完全接受，並對具體執行方麵提出意見，主要有：（一）分局、一一五師、山東縱隊原則上應靠攏沂蒙臨費的四角地區。目前在指揮反‘掃蕩’，首先從實際作戰中求得兩戰略單位的配合行動與統一指揮。為指揮便利，師部暫設濱海地區，不即西移。……。（二）前北方局批準的山東軍政委員會即應撤銷。（三）略（四）分局分工：陳光主持財委會，羅榮桓主持軍事，黎玉主持政府工作，朱瑞主持黨的組織。”（注8）
9月5日，羅榮桓主持召開山東軍政委員會議並作出《關於一一五師與山東縱隊建立統一指揮的決定》，除將一一五師與山縱兩個指揮機關靠攏合組一個軍政委員會外，並就建立統一指揮做了五條具體步驟和規定：“（一）一一五師與山縱有兩個旅以上單位配合作戰時須組織臨時統一指揮機構或直屬師指揮。團分散行動應受附近高級指揮機關或旅或軍區指揮。（二）目前沈（鴻烈）於（學忠）及地方頑軍的意圖是截斷我各區交通，掩護霍（守義）回魯，打擊我清河，反攻我膠東。……。（三）強調建設獨立的軍區工作，加強地方武裝的培養，正規軍不兼軍區。各軍區、軍分區均須有基幹部隊，主力不應予以合並。……。（四）統一後方勤務係統，建立總的後方勤務部，合理調節分配供給。（五）統一通訊聯絡聯絡組織。……。”（注9）
針對國民黨軍頑固勢力的圖謀，軍政委員會對重點地區統一指揮規定：“①為使魯南與沂蒙完全聯係起來，以山縱一旅跨過滋臨公路活動，控製天寶山區，隨時向南向西作戰。將臨（沂）贛（榆）東（海）地區的軍分區歸魯南軍區節製，歸山縱二旅統一指揮。②魯北、清河將成為一個單獨的作戰區，目前教六旅與山縱三旅應堅決完成黃河兩岸的聯係，徹底消滅劉景良，並由山縱三旅楊國夫、劉其人統一指揮。③膠東山縱五旅、五支隊須立即統一指揮，暫以許世友、林浩任軍政首長，趙一萍任參謀長，組織臨時指揮部。”（注10）
從文獻史料記載看，這是合組後的軍政委員會做出的首次決斷。從具體內容不難判斷，並未從所謂的“山頭利益”出發，完全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的調整——充分發揮山東縱隊的作用。之後的形勢發展證明，這次調整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十分及時，對於扭轉了這些地區的不利局麵，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山縱第一旅進入天寶山根據地後，立刻改變了原先敵強我弱的局麵，進而鞏固住了魯中與魯南之間的聯係。而山縱第二旅進軍東南並統一指揮臨（沂）贛（榆）東（海）地區，使原先奔波於魯南與濱海——“西進東返，南下北還，疲於作戰”的一一五師主力教二旅能夠集中兵力，靈活自如的執行運動作戰任務。
決斷中最值得稱道的，是針對清河及膠東根據地做出的人事調整——許世友1940年9月進入山東後即被任命為山縱第三旅旅長，由於不擅長平原作戰尚無出彩的表現。但這並未影響分局對他的信任——而是將他調到膠東，統一指揮山縱第五旅及第五支隊等部。山地作戰是許世友的拿手好戲，一到膠東就發出“太平我不來，我來不太平”的豪言！經過經半年多的艱苦奮戰，不僅粉碎頑固派的進攻，而且打出膠東八路軍的新局麵——收複以牙山為中心的廣大地區，使分散的膠東根據地連成一片。
接任山縱第三旅旅長的楊國夫更是不負上級領導的期望！楊國夫是最早派到到山東的紅軍幹部，經過在清河區數年的艱苦鬥爭，積累了豐富的平原作戰經驗。麵對前不久教六旅所部失利的複雜局麵，先以山縱三旅一部控製黃河沿岸義和莊一帶渡口，然後指揮教六旅向無棣東北及沾化以北推進——在山縱三旅主力從沾化東北進攻配合下，不久便控製住了無棣、沾化以北及東南地區，進而鞏固住了與冀魯邊區與清河區之間穩固的聯係。之後又成功頂住並擊退了年終日偽軍對清河地區之清西區的殘酷“掃蕩”，維係住了山東根據地與華北根據地之間以及膠東地區的聯係。

山縱三旅及清河區領導（前排左起）：徐斌洲、陳楚、景曉村、許世友（旅長）、馬千裏；後排左起：楊國夫（副旅長）、劉其人（政委）。（圖片取自《烽火HOME》網）

時至10月2日，羅榮桓、陳光等致電中央及集總並各旅負責人：“為堅決執行軍委決定，一一五師與山縱領導機關靠近，山縱歸我們指揮，並經常注意對山縱的幫助和團結，使山東我軍逐漸團結成為一個戰略單位。師直以四天行程北移，於東（一）日抵青駝寺（臨沂北）一帶。”（注9）同日，羅榮桓主持召開山東軍政委員會會議，研究一一五師與山東縱隊建立統一指揮問題，並對軍事部署、軍區工作及後勤、通訊學校等工作做出決定。
10月7日，山東分局與軍政委員會依據形勢發展發出緊急動員反“掃蕩”指示：日軍繼對晉察冀進行為時兩個月的“掃蕩”和對泰山區“掃蕩”後，有集中更優勢兵力以沂蒙區為中心並對周圍地區進行長期殘酷“掃蕩”之可能性，號召黨政軍民立即動員起來，緊急進行反“掃蕩”的各項準備工作！
13日，羅榮桓、陳光命令所屬部隊立即開始反“掃蕩”備戰工作，並規定了日偽軍“掃蕩”魯中、魯南時，各部隊的具體活動位置：“①軍區、軍分區和地方政權應堅持原地區；②教二旅以一部靈活動作，保衛海頭、興莊稅收，主力沿沭河、沂河兩岸展開，在東海、贛榆、郯城、邳縣地區活動；③山縱直屬隊及一、二旅原則上應向北沿蘆山、北沂蒙區、日莒公路南北附近地區活動；④抗大向西，師直向南和東南，分局隨師直或七區委，臨時按情況決定。”（注10）
令人惋惜的是，軍政委員會的這些反“掃蕩”舉措還是晚了，而且既沒有預料到日軍將采取與以往不同的策略和戰術，也未意識到此次反“掃蕩”的殘酷性！此時，日偽軍拉開的“鐵壁合圍”的大網，已從膠濟、津浦等鐵路沿線推進到沂蒙山區邊緣——蒙陰、沂水、莒縣、費縣等均已被日偽軍大部隊占領，周邊炮樓林立、封鎖線縱橫。
此次日軍抽調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三十二、第八十三師團及獨立混成第五、六、十旅團等約三萬三千多兵力，配屬兩萬餘偽軍共五萬多兵力，作為進入沂蒙根據地“掃蕩”的機動部隊。除了繼續使用以往“分進合擊”、“突然奔襲”、“清剿抉剔”等有效戰術外，還采取以強大兵力在根據地內呈網狀分布，然後通過多路分進、快速出擊形成若幹合圍圈，意圖將八路軍武裝分割包圍在狹小區域，然後予以合擊圍殲。
此外，日軍在攻擊力量的使用上一反常態——之前進行“掃蕩”，通常每路日軍一個中隊配屬一個大隊的偽軍，以日軍一個小隊指揮偽軍一個中隊打頭陣，本隊率偽軍另兩個中隊在後麵督戰。戰鬥打響，逼迫偽軍在前與八路軍廝殺、日軍在後以火力支援，瞅準時機再從側後發起衝擊及迂回包抄！此次則主要以日軍為主，配屬少量的偽軍主要用於帶路及對付老百姓，遭遇八路軍武裝後迅猛發起衝擊！
1941年11月初，在發動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的同時，日軍迫不及待地發動對八路軍沂蒙山根據地的“鐵壁合圍”！根據史料文獻記載，侵華日軍總司令畑俊六親自坐鎮臨沂督戰，駐魯日軍第十二集團軍司令土橋中將負責指揮。“掃蕩”的目的是通過“三光”政策破壞沂蒙根據地的基礎，進而消滅駐紮在這裏的中共山東領導機關及其武裝力量。

圖片取自網絡

其時駐紮在沂蒙中心區根據地的，主要有山東分局、省戰工會、山東縱隊等黨政軍機關及部分武裝力量，以及前不久由魯南轉移過來的一一五師師部及警衛部隊，加在一起共約一萬餘人。在外圍的主力部隊主要有：山縱一旅一團、二團在蒙（陰）沂（水）公路以北開展反頑鬥爭；山縱二旅位於濱海區的北部；一一五師教二旅則在濱海區的南部。
發覺日軍大部隊開始行動後，中共山東分局及軍政委員會於11月2日發布命令：山東分局機關、省戰工會和第一一五師直屬隊適時轉移至魯南地區；山東縱隊機關及直屬隊轉向泰山地區；山東縱隊第一旅主力轉至敵合擊圈外圍待機作戰；抗大一分校轉移至泰安、泗水、寧陽地區；魯中軍區及所屬的軍分區和縣區武裝就地領導民兵堅持鬥爭。
依據明確的文獻史料記載，日軍此次大“掃蕩”共分為三個階段：11月2日至12日為第一階段——敵之合圍、我之反合圍階段；11月12日至12月8日，為敵之“清剿”、我之反“清剿”階段；12月8日至28日，為敵之撤退、我之反擊階段。由於日軍將矛頭對準的是八路軍，國民黨頑軍袖手旁觀甚至變相支持，而八路軍武裝又隻能在夜間突圍，再加上準備不足，因而此次反“掃蕩”作戰分外艱難！
第一階段反“掃蕩”作戰，就呈現出不利局麵。
11月2日晚，駐紮蒙陰、沂水、莒縣的日偽軍秘密出動——遠距離奔襲駐紮在馬牧池的山東縱隊機關！由於措手不及，迭遭合擊：山縱機關4日拂曉遇襲後倉促分散突圍，結果大部分人員走散。6日山縱機關轉移至南牆峪，又遭敵合擊！天黑後，指揮機關突圍至蘆山，經一天激戰先轉移到天寶山區，隨後插至新泰縣西南的石萊一帶，這才跳出了日偽軍的合圍圈。與此同時，山縱一旅的第一、二團也屢遭敵軍合擊，因電台丟失聯絡不上。
5日，日軍集中了兩萬多機動部隊，在七架飛機、十餘輛坦克及數十門大口徑火炮掩護下，兵分十一路由臨沂、費縣、大平邑、蒙陰、沂水、莒縣出動，撲向青駝寺、孫祖及留田地區——目標是位於這一帶的山東分局、省戰工會及一一五師師部等。根據以往八路軍主力多向濱海區轉移的規律，事先在沂河的河陽及臨沂東北的葛溝布下重兵，準備在山東八路軍主要機關轉移的途中，通過阻截和追擊達成圍殲的圖謀。
出乎日軍意料的是，山東八路軍主要機關沒有向東南方的濱海區轉移，而是察明敵情後根據羅榮桓的建議“敵進我進”——向西南敵軍縱深，臨沂方向轉移。5日黃昏，提前隱蔽轉移至留田東南的鐵山子附近，當晚分局及一一五師師部等數千人在僅有一個營的兵力掩護下，從兩公裏左右的間隙中分成兩路通過敵人兩道封鎖線，於6日拂曉安全進抵留田西南一百華裏開外蒙山南麓的護山莊，跳出敵人合圍圈。
在第一階段反“掃蕩”作戰期間，我軍遭受相當嚴重的損失！如在敵軍發動“掃蕩”前，錯誤地將處於被敵頑夾擊下的大崮山當作金城湯池，並將一些地方武裝集中到坦埠以北固守山頭與東北軍對抗。盡管軍政委員會兩次會議都指出急需作出改變，但因時間關係沒有得到執行。5日遭到數千日偽軍圍攻後，守崮部隊頑強抵抗兩天傷亡很大——團參謀長等許多指戰員戰死！7日晚不得不炸毀兵工廠及倉庫後撤離。
損失最為慘重的是第二階段！
分局與一一五師師部等突圍後不久，得知山東縱隊遭到襲擊但情況不明，羅榮桓與朱瑞、陳光經過緊急商討認為，經“掃蕩”後沂蒙山根據地內部已無力堅持，如果分局與師部就此轉移到外線，不利於整個根據地的反“掃蕩”鬥爭。於是決定返回沂蒙山區，繼續留在根據地內領導反“掃蕩”鬥爭。大概是由於缺少掩護的兵力——當然也有考慮不周之處，山東分局、省戰工會及一一五師師部等數千餘人悉數返回。
11月17日，約一個大隊的敵軍（包括特種部隊及偽軍）尾隨山東八路軍領導機關，進入沂南縣孫祖鎮以北的綠雲山、蕭家坪、狼窩子一帶，隨即在製高點綠雲山建立臨時據點。由於綠雲山地處沂蒙中心地帶，對八路軍武裝在根據地的活動構成威脅，羅榮桓與陳光決定乘敵立足未穩將其拔除。戰鬥於28日半夜時分打響，陳光指揮一一五師特務營、山縱二旅四團三營、沂臨邊聯縣獨立營，向盤踞在綠雲山、蕭家坪、狼窩子的敵軍發起進攻！起初戰鬥還算順利，但很快便形成僵持狀態——日軍援兵已陸續趕到。
為避免不必要的傷亡，29日拂曉我軍撤出戰鬥，隻留小部隊進行監視。為能集中精力作戰，羅榮桓與陳光打算將各個機關單位及非戰鬥人員，轉移到較為安全的大青山一帶。為慎重起見，羅榮桓兩次發報給抗大一分校詢問敵情，得到尚未發現敵情的報告後，便命令一一五師師部第五科科長袁仲賢帶領師部及直屬隊人員，省戰工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陳明帶領山東分局、省戰工會、省群團組織、報社、醫院、被服廠、銀行等人員共兩千多人，於29日夜向臨沂至蒙陰公路西側的大青山轉移，待部隊結束戰鬥後再會合。
未料到日酋提前部署了一支超過五千兵力的日軍機動部隊，在大青山的北、東、南三麵預設了一個大的包圍圈——西南側為親日的頑軍劉黑七所部，準備合擊進入這一帶的八路軍部隊和機關。可由於抗大一分校29日淩晨才根據命令來到大青山，加上白天不宜出動且人力偵查的範圍有限，所以沒有及時發現日軍遠遠埋伏的部隊。
30日淩晨三時許，潛伏的日軍突然發起攻擊！其時進駐大青山的抗大一分校共約三千多人，分駐在胡家莊、楊家莊、大穀台、李行溝、梧桐溝等十幾個村子，隻有五百來人手中有輕武器——步槍及少量幾挺輕機槍。正當戰鬥激烈時，袁仲賢及陳明帶領兩千多機關人員，糊裏糊塗也湧進了這一地區！羅榮桓等得知後，電令所有部隊統歸分校校長周純全指揮，經過一天的拚死抵抗，大部分人終於在天黑後突出重圍。
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經過一個多月的作戰，日軍的彈藥給養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隨後日酋派出六千餘日偽軍向天寶山及濱海區發動“掃蕩”——掩護主力撤出沂蒙山區。沂蒙山及其周邊的八路軍一麵集中兵力，打擊留在抗日根據地的敵人，一麵以一部兵力尾追後撤的日軍大部隊，進行襲擾作戰。23日，隨著“掃蕩”天寶山及濱海區日偽軍所部分路撤離，八路軍乘勢收複了整個沂蒙山抗日根據地。
在曆時經兩個月的沂蒙山反“掃蕩”作戰中，山東八路軍作戰一百五十餘次，共殲滅日偽軍兩千多人，粉碎了日軍企圖消滅山東黨政軍機關和徹底摧毀沂蒙山根據地的企圖。但損失是巨大的：據不完全統計，八路軍方麵犧牲達三千多人——僅大青山突圍就犧牲（包括被俘被殺害的）一千四百多人！其中有不少都是團以上幹部，如省戰工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陳明、一一五師敵工部副部長王立仁及國際友人希伯等。
由於日軍實施“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策略，“掃蕩”過後的沂蒙山中心根據地滿目瘡痍：到處到都是殘垣斷壁——幾乎沒有完整的房屋，被殺害及抓走的群眾一萬四千多人，被日偽軍搶走約八十餘萬斤糧食！沂蒙山區本來就不富裕，此時又是寒冷的冬季，整個根據地軍民如何熬過饑荒成了大問題！更可怕的是由於基層組織大都被破壞，不少黨員幹部躲了起來，甚至有些地方武裝插槍消散！假若這些問題不能迅速解決，群龍無首的老百姓如何能渡過難關！？一時間，悲觀情緒彌漫整個根據地。
12月30日，一一五師師部轉移到濱海區胡子村。當晚羅榮桓與陳光致電分局：指出“魯南還酔迷於冗長重疊的會議，進行空泛的討論，毫不具體解決問題。請分局向山東全黨提出最中心的任務是徹底改變作風，切實依靠群眾展開民兵運動與對敵偽工作，多給以具體辦法，迅速實行精兵簡政。”（注11）
12月31日，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在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結束一九四一年 迎接一九四二年》報告——“今天是一九四一年的最後一天，今天這聚會也是反‘掃蕩’一來最大的聚會。雖然我們已經勝利的粉碎了敵人空前瘋狂殘酷的大‘掃蕩’，但損失是相當大的。”；“為了迎接新的偉大的任務，對一九四一年應作簡單的總結，也就是把過去一年尤其是最近‘掃蕩’與反‘掃蕩’的兩月作一簡單的鑒定。我們要拿無數同誌的血肉、困苦與疲勞所得的經驗教訓來迎接一九四二年。”（注12）
同往常一樣，報告還是從國際、國內形勢講起，洋洋數千言之後說道：“在總結一九四一年的國際和國內政治形式和鬥爭後，我們也應把山東的政治形勢和鬥爭做一總結：”（注13）總結完經驗教訓後，提出四條今後必須進行的工作，最後談到堅持山東遊擊戰爭與實現這些工作的條件——“這是我們堅持山東遊擊戰爭一直到最後勝利的五個條件，隻要我們堅持奮鬥，堅持的轉變工作作風，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注13）
注釋：
注1、2：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79頁。
注3：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0頁。
注4：見《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71頁。
注5：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1頁。
注6：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4頁。
注7：見《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72頁。
注8：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5頁。
注9：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6頁。
注10：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92頁。
注11：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99頁。
注12：見《山東革命曆史檔案選編》第八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頁。
注13：見《山東革命曆史檔案選編》第八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頁。

 

七、艱難卓絕 矛盾激化（下）

進入1942年，整個山東抗日根據地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據黎玉回憶：“有些地區（如泰山區、冀魯邊區）平均每八裏路就有一個據點。至1942年底，敵人在山東境內修築的封鎖溝、牆竟達4000公裏之長，相當於山東省周長的兩倍。我根據地受到嚴重蠶食，麵積比1940年時縮小了約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壓縮成‘南北十餘裏，東西一線連’的狀況。”（注1）人口由1200萬減少至750萬！由於各根據地不斷被分割、蠶食，絕大部分基層組織遭到破壞，加上嚴重的饑荒，整個根據地處於前所未有的困難境地！
此時的外部環境更加惡劣：在日偽頑各方的夾擊下，各根據地之間交通阻塞。山東八路軍所部總人數減少四分之一，尤其主力部隊——以一一五師為例，1941 年9月時部隊人數已降至“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四人”，反“掃蕩”後估計降至三萬五千餘人。而且因為根據地缺糧，部隊經常不得不餓著肚子作戰，機動能力及戰鬥力必然大大下降！

此為《1942年山東抗日根據地形勢圖》，比對前文所發的《1940年山東根據地態勢圖》，明顯可以看出根據地的範圍已大大縮小。（圖片取自《抗日戰爭紀念網》）

1月2日拂曉，日偽軍出動一千多兵力，奔襲八路軍魯南軍區嶧山支隊駐地毛樓。在八路軍運河支隊援助下，該部經多次戰鬥擊退了日偽軍的進攻，但魯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嶧山支隊支隊長孫伯龍及部分指戰員犧牲。幾日後，日偽軍組織八千多兵力，“掃蕩”我冀魯邊區根據地。不久，國民黨魯北保安第五旅公開投敵，之後該地區陸續投敵之頑軍達一萬餘人，致使冀魯邊地區敵我形勢日益惡化！
17日，黎玉、羅舜初致電彭德懷、左權並報中央軍委，對山東縱隊的整編提出具體意見。20日，中央軍委就山東縱隊整編，致電彭德懷、左權、羅瑞卿：“為積蓄力量，堅持敵後長期抗戰，真正加強山東軍區工作，軍委建議：（一）山縱所屬部隊，統劃歸地方軍，以山縱司政機關為山東軍區司政機關，膠東、清河、魯中、魯南均成立軍區，……。如能編成一主力旅為正規軍，則撥歸一一五師指揮建製。（二）一一五師統一指揮全山東部隊（包括軍區），山縱統一指揮並領導全山東軍區所屬部隊（包括民兵），政治直接歸分局領導。……。（三）領導機關以短小精幹，吸收培養地方幹部為原則，……。（四）如山縱暫時不改為全山東軍區工作時，關於山東本身編製問題，則同意黎、羅同誌所提意見。”（注1）
那麽，黎玉同羅榮桓於何時交換過意見並達成一致的呢？經筆者查證，得知黎玉及山縱機關返回沂蒙山的南牆峪、坦埠、黃莊一帶後，朱瑞與羅榮桓不顧個人安危僅帶了一個騎兵排於12月中旬趕了過去，同黎玉、羅舜初商討反“掃蕩”及恢複沂蒙山根據地等問題。後羅榮桓於29日返回師部，朱瑞則留在山縱機關。
 21日，羅榮桓同陳光等就山東軍區幹部配備及部隊調動問題，向集總和中央軍委提出意見：“（一）山東軍區由黎玉抽司政一部工作人員及武裝（不超過三百人），靠近分局、師部行動，領導各區工作。……。（二）山縱一旅以王建安任旅長，王麓水任政委，丁秋生任政治部主任，留魯中作為機動旅。……。（三）膠東以王彬任副司令，林浩兼任政委，……。（四）建立情報處，以鄺任農任處長，劉居英副之。（五）略。”（注2）
22日，羅榮桓與陳光、陳士榘致電集總並中央軍委，上報就去年底沂蒙反“掃蕩”經驗教訓做出的總結。隨後，以山東軍政委員會的名義，發布1942年堅持和鞏固根據地的方針：“粉碎日偽軍的連續‘掃蕩’、‘蠶食’和分割封鎖，保持山東各區的聯係，實施‘敵進我進’之‘翻邊戰術’，堅持邊沿區鬥爭，製止敵人的‘蠶食’推進。”（注3）
26日，朱瑞在致羅榮桓、陳光、陳士榘、肖華並報中央及北方局的電報中，表達了自己的不滿：“據分局一些從師部回來的的幹部反映，你們在天寶山時，主要同誌在幾次動員、講話中，榮桓同誌在同（分局幹部）鍾春培同誌的談話中，談了批評我們的意見，是不合適的。電報說，‘山東分局及山縱工作，基本仍在黨路線下進行，但缺點很多，但這是領導方式、工作方法或個人缺點。為轉變工作，在目前主要是強調集體領導與具體工作。（非）加強團結不可。’‘當然批評與檢討是需要的，但它必須是在一定的組織範圍內，才能解決問題。不可向下層表露，以免影響團結。過去分局會議太少，民主不夠。這是歸分局。但最後一時期多次會議，如向春培同誌所提意見均未提過，這是不合適的。’”（注4）

筆者經多方查證，這個“鍾春培”疑為時任中共山東省青委書記鍾效培之誤，依據有二：一是其時分局幹部中並無“鍾春培”的任何記載；其二羅榮桓不太可能同一般幹部談論他對分局領導的意見及看法。根據明確史料記載，1942年10月，鍾效培帶領青年工作團第二分團部分人員前往魯中開展工作時，遭到日偽軍的突然襲擊身負重傷！時至12月13日淩晨，終因傷勢過重，不幸犧牲。
那麽，羅榮桓等為什麽會如此這般對分局領導提出批評？在隨後給朱瑞並報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複電中，羅榮桓做了五點答複：
“（一）我對分局領導問題，曾於去年四月第一次會議即提出反對麻痹現象，要求作全盤政治上的檢討，並已（作出）決定，但未有執行。至於要求形成分局正式會（決）議，亦在八月更迫切地請求過，卻未能進行，這是非常大的缺點。
（二）分局包括我在內，過去對中央、北局許多指示未有討論。除了關於黨性問題，朱瑞同誌在黨校第二期開學時附帶傳達外，就很少普遍地在黨內進行教育。這使我們在檢討中央、北局指示執行上表現萬分不夠。
（三）山東損失中心問題在哪裏？一且工作離開戰爭與長期打算，戰爭之脫節。人民武裝問題素被忽視。作戰沒有具體對策，從應付東北軍之轉向（看）仍是很明顯的。三三製民主政權策略作了些什麽，這的確是非常嚴重。財政經濟的流通，限於滿足些大數字的現象是存在的。工作表現大後方主義作風。在中央、北局指示反主觀、形式主義後，我們是沒有十分警惕的。
（四）我對鍾春培同誌談話是根據山縱會議對反‘掃蕩’一般的總結。鍾春培同誌反映魯南問題引起我對某些具體工作表現過自己的意見，這絕不是什麽新的超範圍的想法。
（五）我們今天需要自我檢討。建立集體領導，是不會存在不團結現象的，更不會有個別情不相安的道理。黨的紀律首先要求我們以身作則。中央老早提出，對全國性的政治問題不能隨便發表意見，但在黨報上卻提出兩條戰略反攻、兩條戰略退卻陣線。這種例子在山東不少。”（注5）
 2月2日，大概是因為上電係羅榮桓一人所為，而且其中有些問題似沒有講透徹，故羅榮桓、陳光、陳士榘、肖華等又聯名致電山東分局並報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等，進一步提出對山東分局領導的意見：“我們對分局領導一些意見，絕不是由於在困難中來抱怨。（麵對）沂蒙反‘掃蕩’嚴重教訓，再不能坐守沉默。（我們）在個別講話上不審慎或流露不滿情緒及對山縱幫助注意不夠是有的，我們已經檢討過。我們對分局領導意見，從去年四月即有提出，但不夠積極，尚存一些不必要的顧慮。另一方麵，因為問題不能痛快解決，引起煩惱苦悶而消沉喪氣。我——榮桓負主要責任，是由於我軟弱所造成的。”（注6）
在此電文中，還提出了八項具體討論意見：
“（一）分局間同誌有不團結現象，不是由於對個別同誌感情不相容，而是認為在執行中央路線時不能滿足於一般化抽象空洞的詞語和一切不可靠的數字。……領導放鬆，許多政策不明確、不堅定，如忽視人民武裝問題，統戰工作左右搖擺，政權不願向三三製開門等。
（二）軍政委員會沒有建立正式會議製度，進行自我批評。不民主的虛偽、曲意求全必然招致分歧。
（三）主觀主義的處理問題，流水賬式的應付問題，著重枝節，放過中心，隻講形式，不談實際。對此次反‘掃蕩’受到的損失，認為是嚴重鬥爭局麵、遭到極大困難的襲擊造成的；麵（應為‘而’，筆者注）其實這都是不應有的損失。但分局（總結經驗教訓和）通報方麵到現在仍然是非常不夠。
（四）在黨政軍民關係上多批評軍隊是對的，但在地方黨存在的嚴重問題卻不作有係統的報告。
（五）魯南鬥爭局麵緊張，曾屢次請分局出席會議解決問題，沒有結果。結果換得更大損失，全部工作幾乎塌台，任然沒有警惕。
（六）財政政策不明不白，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嚴重。……。
（七）對黨內壞的傾向和作風沒有開展鬥爭，對大後方機關作風不去作有效的糾正。分局直接領導集合所有劇團舉行一個多月的公演，就在敵人炮火射程以內，夜間坐享其成。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由地委負責同誌發表戀愛觀演說並舉行隆重婚禮。還有個人隨便發表政治見解，如最近《濱海時報》社發出‘兩條戰略反攻、兩條戰略退卻’（口號），這是由於不重視黨的紀律造成的。……。以上我們曾提過，還向朱瑞同誌在非正式會議上表示過。
（八）我們建議分局最近召集一次正式的分局擴大會，請中央派劉少奇就近前來參加檢討，總結山東工作，在領導間開展批評自我批評，明確一致的方針，加強黨內團結。這是十分必要的。最後我們保證不會有損害黨的言行。”（注7）
不言而喻，由於上述這幾封往來的電報，不可避免地將中共山東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與分歧公開化。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迫使一一五師直接將與分局的分歧擺到桌麵上？
根據明確的文獻史料記載，剛剛經曆過的殘酷反“掃蕩”鬥爭不僅損失巨大，而且位於魯中的山東分局機關及“戰推委員會”差點兒被一鍋端——用一一五師上報集總及中央軍委電文中的話說“此次雖僥幸未被敵聚殲，但損失極端嚴重。”（注8）更為可怕的是，由於戰爭的殘酷及形勢的惡劣，致使根據地部分基層幹部產生了前途渺茫的消極情緒。
令人遺憾的是，在此後近一個月的時間裏，分局先後下發了九個文章，但卻遲遲未召開會議，對此次反“掃蕩”進行認真總結。大家擔心的是，如果日偽軍再次發動大規模“掃蕩”，被封鎖在“南北十餘裏，東西一線連”沂蒙根據地中的山東分局還會如此幸運嗎！？這又怎麽不令一一五師的首長們心急如焚！？所以，羅榮桓、陳光等隻好斷然采取攤牌的方式，來促使分局那位主要領導盡快開會研究如何解決當務之急。
這裏值得關注的，是分局另一位委員黎玉的態度——在其個人回憶裏記述道：“羅榮桓同誌非常民主，即使在聯係非常困難的戰爭環境中，也非常重視聽取同誌們的意見。記得有一天，羅榮桓同誌為了與我交換意見，竟不顧個人安危，僅帶一個騎兵排從魯南趕到沂蒙山區找我，使我非常感動。”毋庸置疑，羅榮桓之所以要去找黎玉，唯一的解釋，就是要了解黎玉的看法。
那麽，黎玉持何種意見呢？——“當時我是分局委員，直言不諱地向羅榮桓同誌談了一些對局勢的看法，談到‘遲遲不進行二五減租減息運動，是難以發動根據地民兵和基本群眾積極投入反掃蕩，和兵源不足的根本原因’。羅榮桓同誌對我的意見十分讚同，他回到一一五師後，立即將這些意見電報中央，請中央派人到山東來解決這些原則問題。他的請示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同意，委托劉少奇同誌到山東檢查指導工作。”
從目前可見的文獻資料中有關記載推斷，中共中央書記處及中央軍委對山東的事情有所了解，但對山東分局領導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竟至於斯，恐怕還是始料未及！2月4日，毛偉人致電劉少奇：“茲將朱瑞、羅榮桓二同誌爭論電二件發你處。朱、羅相互不滿，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中央未予解決。朱的毛病在浮。你經山東時請加考查，予以解決。朱瑞如能離開山東，中央催調他來延參加大會。”（注10）
2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致朱瑞、陳光、羅榮桓並告劉少奇電：‘你們之間的爭論，中央派劉少奇去山東和你們商討解決，請你們先行準備總結山東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少奇行動對外守密’”（注11）在3月3日的電報中，中央書記處又指出：“目前山東工作處在比以前更加艱苦的階段, 不僅由於敵人殘酷‘掃蕩’, 地區縮小與分割, 主觀上亦存在相當嚴重弱點，表現在工作不深入, 政策掌握不夠, 特別是高級領導同誌間存在互相不滿與極不團結現象。”（注12）
電文中，還通報了其時山東的情況：“（一）山東根據地目前形勢是今天敵偽頑在山東的勢力，無論在地區、人口、兵力比例上，都比我強大。……。由於對群眾民主民生改善不夠，群眾擁護我軍與民主政權的熱情尚未發展得很高。（二）由於工作粗枝大葉，各種政策執行發生許多過左過右的錯誤。在肅反上似乎尚未認識湖西事件的慘痛教訓。在對地方武裝政策上，一一五師和山縱均發生隨便編並現象。（三）一一五師與山縱關係上表現不團結。（四）陳羅與朱瑞關係。①朱瑞在一九四零年來電，批評一一五師缺點非常尖銳，……。②中央去年曾決定分局、師部及山縱必須靠攏，以分局會議為統一山東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但並未真正做到。③羅榮桓同誌最近來電，提出了山東分局工作缺點，主要是沒有建立集體領導，……。（五）朱瑞團結、培養山東地方幹部不夠。”（注13）
同日，中央書記處致電朱瑞：“電報在肯定朱瑞在山東工作的成績的同時，指出了嚴重弱點：（一）在全盤領導上，對中央指示不重視、不討論，對政策掌握與指導差；對山東敵友我三方麵情況，各階級的現狀和態度等缺乏應有的了解，使工作報告和給中央、北方局的電報空洞，反映不出具體情況；‘一般號召多於具體決定，空泛決議多於切實計劃，原則指示多，具體指示少，工作要求多，檢討總結少。因此領導上還存在粗枝大葉的作風。’（二）在個人領導上的弱點是不善於團結全體領導幹部，不善於推動組織去進行工作。”（注14）
電報還說：“希望你研究上述意見，發揚自我批評精神，以身作則來檢查山東的全盤工作，以領導幹部之間的團結一致去加強山東全黨的團結一致。”電報最後又告之：“關於山東工作及領導幹部之間的關係問題，中央已委托少奇同誌路過分局時，協同你們檢查和解決。”（注15）
是年的3月19日，化名胡服的劉少奇離開蘇北阜寧的單家港，在一一五師教五旅第十三團護送下前往山東。一路晝伏夜行，穿越日、偽、頑控製地區及數道封鎖和隴海鐵路，於4月10日抵達山東濱海區的臨沭縣朱樊村。劉少奇不顧旅途勞頓，甫一進入根據地，就立刻投入到緊張有序的工作。

劉少奇等進抵西朱範村合影——前排左起:黎玉、劉少奇、肖華、羅榮桓；後排左起:周克勝、梁興初及兩名護送人員。（圖片取自網絡）

綜合黎玉及高克亭等親曆者的回憶，劉少奇先是同分局書記朱瑞談了整整三天，然後又分別與羅榮桓和黎玉各談了一天。首先將所帶的隨行工作人員撒下去，千方百計地接近駐地附近的老百姓，進行深入細致地調查：“詢問減租減息是否進行或進行得怎樣？各階層反應如何？貧雇農生活有否改善？生產情緒怎樣？各群眾組織是否發展起來？農救會的威信、作用怎樣？等等。”（注16）同時，認真查閱、研究山東分局近幾年來下發的文件及材料等。經過半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和認真分析，劉少奇基本搞清山東的根本問題所在。
4月26日主持召開山東分局和軍政委員會聯席會議，認真聽取了各方發言之後，就抗戰五年來山東工作及今後任務，做了係統性發言——劉少奇在充分肯定山東黨組織及所屬八路軍部隊取得成績的前提下，著重指出了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我們的力量發展還不夠強大，對敵鬥爭還沒有取得優勢；減租減息還未開展起來，因而基本群眾沒有真正發動組織起來；喪失了一些建立政權的曆史先機，建立的政權還沒有成為真正有廣大群眾及社會基礎的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同時還從主客觀方麵分析了存在這些問題的原因，提出了改正辦法。最後，指出了今後山東我黨我軍的任務。”（注37）
27日對山東的領導機關及幹部配備，斷然進行相應調整：（1）一切領導權利集中於山東分局。（2）一一五師師部、山縱司令部及山東分局合署辦公，將三個機關從原有的萬餘人縮減至三千五百人。（3）山縱第一、第五旅撥歸一一五師，其餘歸屬個軍區。（4）朱瑞及黎玉均駐在一一五師師部，與陳光、羅榮桓一起辦公；隨後對山東之後的戰略方針，明確提出新的要求：從思想、政治和組織上動員起來，團結全黨全民，加強和鞏固各抗日根據地，積極反對和打破敵人的“蠶食”。
在根據地內，實施黨的減租減息政策。積蓄力量，在敵、我、頑（友）三角鬥爭中，求得於我有利之若幹可能的轉變，迎接國內外之偉大事變，爭取最後的勝利；此外，劉少奇同誌還先後做了《關於山東工作》、《群眾運動問題》、《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改造政權問題》、《黨內鬥爭問題》、《思想方法問題》及《關於財政糧食問題》等針對性的報告，為山東幹部進行了一次係統的馬列主義教育，為之後的鬥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月4日，山東分局發出《關於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開展群眾運動的決定》，確定在全省開展以減租減息為主要內容的群眾運動，並把此作為第一位的中心任務。為了取得減租減息鬥爭經驗，在少奇同誌指導下，山東分局組織工作團到莒縣大店等地試點。少奇同誌和朱瑞同誌一起親自參與指導試點工作，取得經驗向全省推廣。
那麽，對於分局領導之間的矛盾，劉少奇又是如何進行甄別處理的？
注釋：
注1：見《黎玉回憶錄》，第169、170頁。
注2：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0、201頁。
注3：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1頁。
注4：見《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76頁。
注5：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5、206頁。
注6：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6頁。
注7：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7頁。
注8：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7、208頁。
注9：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3頁。
注10、11：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8頁。
注12：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1頁。
注13：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1、212頁。
注14、15：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2頁。
注16：見《黎玉回憶錄》，第2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