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26)
2018 (68)
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裏，華盛頓最大的新聞恐怕是川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福臨將軍（Michael Flynn）的辭職了。川總統上台時間還不到一個月，內政上就連栽了幾個跟頭了，風風火火的“禁穆令”遭到聯邦法院的叫停；他最信任的智囊康蔚由於公然在電視上為總統女兒一萬卡的產品做廣告，遭到美國紀檢委的調查；提名內閣成員被國會確認的速度之慢，曆史上罕見。而國安顧問福臨這個最重要，和總統最親密，也是唯一不需要國會通過的內閣位置，官當了不到一個月，位子還沒坐熱，就狼狽卷鋪蓋走人了。從一個側麵也說明了權力製衡的重要，正是因為沒有國會的監督，一個沒經驗的總統和他的團隊就會桶出這樣的簍子。
福臨辭職的原因，導火索是就在奧巴馬總統公布對俄國製裁的當天，他在和俄國大使館的通電話時討論了這個議題，給外界以新班子迫不及待，越廚代庖的不良聯想。比錯誤更嚴重的是遮掩和扯謊。也許是自知行為不妥，或者失憶健忘，福臨沒有把實情告訴副總統，導致副總統在電視上誓言旦旦為他辯護。但是瞞天豈能過海，俄國大使的通話被中情局全程錄音，謊話不攻自破，眼看掩蓋不住，川普隻好丟車保帥，把福臨拋了出來。
這個故事教給我們一個教訓，身居高位，見什麽人，說什麽話，是一點也馬虎不得的。更重要的是，下屬有什麽舉動，老板要不要知知情，知情到一個什麽程度，都是官場上的大學問。稍有不慎，輕則丟官失爵，身敗名裂，就象福臨一樣；重則性命攸關，家破人亡，讓我不禁想到了中國著名間諜潘漢年。
潘漢年是中共老革命，老牌地下工作者，上海副市長，在抗日戰爭期間深入敵後，負責和日偽打交道。可惜他一個疏忽，在大漢奸李士群的哄騙下莫名其妙會見了汪精衛，就象福臨給俄國大使打電話，千不該萬不該討論了製裁問題。蔣介石知道潘漢年的身份，那能放過這個好機會，就大肆宣傳共產黨和漢奸之間的勾勾搭搭。潘漢年自己也後悔害怕，不敢告訴黨中央，《解放日報》還發文章駁斥這樣的“謠言”，就象不明真相的副總統給福臨打的包票。後來掩蓋不住，潘才向老上級陳毅坦白，消息傳毛澤東的耳朵，毛勃然大怒，在潘的檔案上重重批示：此人永不可重用。由於這個原因，潘後來被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功勞一筆勾銷，全家下獄，晚景淒涼。
當然以上僅僅是中共的官方說法，港台和海外的說法是潘漢年和汪精衛的會麵是毛則東直接的命令，目的在於讓八路軍新四軍隊和日偽達成默契，和平共處以積蓄實力。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釋毛澤東後來對下屬的翻臉不認人呢？毛澤東命令潘漢年接觸汪精衛，本來是大老板和下級雇員之間永遠也不為外人道的秘密，而潘居然糊塗到向一個中層經理陳毅泄露了天機，也難怪毛澤東要殺人滅口了。
同樣，福臨自作主張，欺瞞川總和彭副總，造成將相失和，隻怕也是他們的一麵之辭。現在很多人懷疑，福臨和俄國大使通話討論製裁問題，破壞奧巴馬的外交舉措，根本就是川普的直接命令，因為川普對普京有一種特殊的好感。福臨向俄國拍了胸脯，作出了許諾，所以普京決定推遲對美國的反製，所以川普也馬上投桃報李，在推特上讚揚普京："Great move on delay (by V. Putin) — I always knew he was very smart!"。如果真是如此的話，川普真是一個情報菜鳥，他難道不知道俄國大使所有的對外通話都是在中情局的嚴密監聽之下嗎？而比老板更加不可原諒的就是福臨，因為他是美國阿富汗戰場主管情報的三星上將，難道不知道中情局的無孔不入嗎？他被川普毫不留情地開除，真是不冤枉。
70年前毛澤東在潘汪會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到現在還是一個迷，因為共產黨不會主動公開檔案，更不會去調查；但是在民主公開的美國，川普如何通過福臨和俄國互動，有沒有裏通外國的嫌疑，人民有知情的權利。
----你這是在偷換概念，首先我主要說的時毛的“抗戰”邏輯，不是中共整體的。彭德懷、林彪等廣大將領士兵還是積極抗戰的。但是毛認為軍事抗戰是消極抗戰，“發動群眾”（本質是在農村建立中共政權，消滅國民政府的影響力）才是積極抗戰。毛的中心思想是積蓄力量一切為了抗戰後的內戰！
而親中的政客 = 0！
目前對俄國的反彈比較大，一個因素是因為trump對俄國實在太親密了，由於黨派的反對，民主黨也會對俄國言詞比較強烈。如果trump目前是親中而不是親俄，反彈肯定更大。
兩黨對俄國普遍比較警惕的另一個原因是，東西歐國家一般對俄國熊非常警惕和害怕，為了保護歐洲盟友，美國也不得不對俄國強硬。東歐移民的後裔是美國政壇的一大力量，家庭曆史的影響記憶對他們的影響仍在。
美國對俄國的警惕，有意識形態的對立，也有對俄國曆史上野蠻侵略的回憶。
美國對中國的反感，有意識形態的對立，也有種族主義歧視黃種人的因素，
個人看法。
我倒是有個疑問：美國如此把俄國當成敵人，普金是個殺人犯。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如此認為。為什麽美國沒有把中國放在同一個類型裏？中國政府曆屆在如何對待異己分子，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等方麵，不見得比俄國好多少。很多行為甚至是明著來的。不太明白美國民意和美國政府是怎麽分辨這兩個國家的？
回 沈成涵：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幹什麽
1941年1月29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複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雲雲。
1936年底，毛澤東率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麵抗戰開始後至1937年底，中共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35000平方公裏，挾人口150萬。至1943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製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16個根據地，其中5個有各級政權，8個有行政委員會，3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120萬人，其軍隊也已達120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1936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與在八年全麵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軍軍隊相比，反差之大，觸目驚心。
八年抗戰，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製止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以南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山西前線。……毛澤東代朱德草擬複電，老是借故推脫，不是說補給尚待充實，就是說編製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緩出發。”--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p385
“延安接到平型關勝利的消息之後，曾大事宣傳；一般人也感覺到八路軍不僅可以從事遊擊戰，在運動戰中也已獲得勝利。但毛澤東卻電令前方將領，以後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p409-410)--cp.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
“林彪自己證實說，在他向延安詢問而得不到答複、事實等於拒絕時，他於是決定向日軍發動進攻。”“在延安特別為平型關大捷舉行了慶祝會，人們還編寫了各種詩歌，由歌舞隊來表演”“這樣，我再重複一遍，毛澤東就把由於反對他的意見而取得的勝利，變成了對他立場的證實，變成了對他自己的頌揚。”---（P294)（德）奧托.布勞恩(中文名李德）《中國紀事》東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
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也是如此，事前多次電報不予回複，事後開會批評彭德懷犧牲太大，轉移日軍的注意力等等！文革時彭德懷還為抗日遭罪至死！
1941年1月29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複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雲雲。
1936年底，毛澤東率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麵抗戰開始後至1937年底，中共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35000平方公裏，挾人口150萬。至1943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製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16個根據地，其中5個有各級政權，8個有行政委員會，3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120萬人，其軍隊也已達120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1936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與在八年全麵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軍軍隊相比，反差之大，觸目驚心。
八年抗戰，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製止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以南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山西前線。……毛澤東代朱德草擬複電，老是借故推脫，不是說補給尚待充實，就是說編製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緩出發。”--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p385
“延安接到平型關勝利的消息之後，曾大事宣傳；一般人也感覺到八路軍不僅可以從事遊擊戰，在運動戰中也已獲得勝利。但毛澤東卻電令前方將領，以後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p409-410)--cp.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
“林彪自己證實說，在他向延安詢問而得不到答複、事實等於拒絕時，他於是決定向日軍發動進攻。”“在延安特別為平型關大捷舉行了慶祝會，人們還編寫了各種詩歌，由歌舞隊來表演”“這樣，我再重複一遍，毛澤東就把由於反對他的意見而取得的勝利，變成了對他立場的證實，變成了對他自己的頌揚。”---（P294)（德）奧托.布勞恩(中文名李德）《中國紀事》東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
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也是如此，事前多次電報不予回複，事後開會批評彭德懷犧牲太大，轉移日軍的注意力等等！文革時彭德懷還為抗日遭罪至死！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遠藤譽手持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
今年抗日戰爭結束七十周年之際，中台雙方圍繞國共兩黨當時誰才真正抗日發生爭論。
雖然在中國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大閱兵時，日本各大傳媒均指出，在抗戰勝利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誕生，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是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抗戰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沒有提出證據來說明共軍在抗戰中的表現。
今年11月，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撰寫的《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作者遠藤根據她收集的中國、台灣、日本三方麵資料，來論證中國國民黨軍隊抗日時，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率領的中共與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合作打擊國民黨的史實。
遠藤的這本書在出版後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國民的關注，一個月內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聞》、《富士晚報》等媒體也就此書發表了書評，富士電視台、朝日電視台等更邀請遠藤介紹其這本曆史書。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遠藤譽的書《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正以一個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暢銷。
BBC中文網則成為了專訪遠藤譽的全球首家中文媒體。
遠藤對BBC中文網記者說，她是讀了《潘漢年傳》等中國書籍後，開始懷疑中共的解釋，然後著手準備寫書的。她希望通過日本方麵的資料來解開有關疑問，而結果則令她自己也震驚了。
中共特務與日本特務
《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敘述說，“1937年日中全麵戰爭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與日本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設置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的影佐禎昭等接觸”。
遠藤收集的中方資料對此解釋說，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抗戰勝利，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地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
但遠藤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則明確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遠藤的書詳細記述了1932年作為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情報部副領事的岩井赴任後，因漢語流暢，負責接待記者中日雙方20多名記者，包括後來被稱作“五重間諜”的新聲通訊社中國記者袁殊（袁學易）。當時中共報章上不時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澤東也獲悉。岩井還建議在上海加強收集情報工作、並獲準設置了“公使館情報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國民黨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兩人交情。岩井雖知袁殊多重間諜身份，但不介意並援助袁殊再次留學日本，直至西安事變後才回到中國。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國，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結束軍方挑起的戰爭”。
共產黨人與岩井公館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2002年旅美中國學者謝幼田的《中共壯大之謎》也根據中文資料敘述中共向岩井出賣國民黨情報得以壯大的史實。
岩井在上海領事館設置了特別調查班，搜集蔣介石政府內部情報，尋求“講和”的機會。岩井全權委托袁殊組織新黨，並說：“為了達成全麵和平的共存共榮日中新關係理念，不光是黨名，還要以真正理解這一理念的民眾、知識分子為對象，前身是藍衣社、中統團、以及其它黨派相關者，共產黨員都不要緊”。
結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黨員，而所有經費由岩井取得公使館情報部長河相達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過最終新黨運動演變成“興亞建國運動”，並在袁殊建議下，興亞建國運動總部起名“岩井公館”。
這個時期，袁殊還把匿名為胡越明，直接在毛澤東指揮下從事特務活動的前中共特工頭子潘漢年介紹給岩井，袁殊形容潘漢年地位相當於周恩來（中國前總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寫首次見潘漢年的印象是“非常穩重的知識人，卻又是瀟灑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並回憶說，此後每次都是潘漢年求見、提供國民黨政府和國軍情報，且以岩井公館作據點，擴大中共在香港的間諜活動。
日本情報費資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漢年支付2000港元作為收購情報費，加上由潘漢年籌辦多種定期出版的刊物費等，每次另支付潘漢年1萬港元。
當時，2000港元相當於一名香港華人警員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漢年支付的費用相當於一名香港華人警員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費，最終這筆可觀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遠藤在書中指出“這就是謝幼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員）著書《中共壯大之謎》的中共壯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費用大部分源自外務省機密費，岩井回憶說，支付的總額達30多億日元（超過2500萬美元）。
1937年，麵對入侵的日軍，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希望抗戰，但毛澤東則堅持隻拿出10%兵力用於抗戰。岩井《回想的上海》還披露，潘漢年通過袁殊向岩井提議，商談共軍與日軍在華北戰場上“停戰”的事宜，岩井因不懂軍事，把該建議轉手影佐，潘漢年從此開始直接與日軍接觸。
曾著書談在華經曆
遠藤1941年出生在中國長春，父親在長春經營自己研製的戒毒藥品“吉福德祿”的製藥廠，父母都是日本人，本來還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軍圍困長春之戰中，遠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餓死，而她也幾近餓死並遭遇流彈受傷，導致兩臂殘疾。
1953年，12歲的遠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淩。她取得物理學博士以後，從1983年起從事指導中國留學生的工作至今，並從那時起還兼任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遠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當年在長春的生活經曆，獲得《讀賣新聞》女性人類記錄優秀獎。
後來，遠藤應《讀賣新聞》邀請，在1984年再著書《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國12年的苦難經曆。90年代，她希望此書譯成中文版，可是中國出版社一直以“過於敏感”的理由拒絕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覺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於是選擇在台灣出版中譯本。
“隻想追求曆史真相”
遠藤對BBC中文網記者說，“我對中國愛恨交集，但到了這個年齡，我隻想追求曆史真相”。
遠藤說，《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最大的難題是找日本有關岩井的記載，我去了外務省和防衛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後來在網絡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過回憶錄《回想的上海》，於是開始找，並終於在網絡上買到，我如獲至寶！現在覺得我小時候沒餓死、活到現在，就是為了找到這本書”。
當記者問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當年岩井與中共合作的記錄，遠藤則說“不是，岩井對中國來說重要，但日本當時對他重視不夠”。
對於台海兩岸官方有關誰是真正抗日力量的爭論，遠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關心，我在防衛研究所裏看戰史資料，厚厚的一本防衛研究所編寫的戰史資料，居然是引用中共黨史來編寫，簡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來填補真實的曆史空白”。
----這種看法對中共的權利構架太不了解了！日常具體工作也許如此，但是不存在有毛不知道和不能插手的情況存在。就像貝利亞的工作有斯大林不知道和不允許的嗎？！
這種地下工作，最高層就到周恩來，到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