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生齊唱《一條大河》的動人場麵和對民族主義碰撞的一絲隱憂

最近一個視頻在網上傳得很熱鬧。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在香港大學做一個題為“一首歌一個時代”的講演，問到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周操著帶有濃重粵語口音的普通話提到了年輕時代學長教給他唱的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龍應台好像對這個回應缺乏準備，但隨即用有點強勢的口吻追問：“真的？這首歌怎麽唱，第一句是什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快從場內不知哪個角落出來“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歌聲，原來是有的觀眾觸景生情，有感而發。這歌聲開始比較淩亂，好像沒有什麽自信和底氣。但是《我的祖國》優美的旋律很快一傳十十傳百地感染了更多的人，大家自發地跟著唱了起來，“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這歌聲就仿佛是潺潺的溪流匯成了奔湧的一條大河，每個人都是這江河裏的一顆微小的水珠， 一朵跳動的浪花。簡樸平凡的歌詞和柔情似水的旋律，就象一條看不見的紐帶，把全場年齡不同，背景各異，但是同享文化之根，共度艱難時事的中國人聯係在一起，同唱一首歌。

看到這個場景我非常感動，一句“我家就在岸上住”，讓我突然意識到不論我們的祖國有多大的問題，腐敗，貧困，霧霾，不論中國人之間有多大的分歧，民主，專製，壓迫，中國人民始終被共同的家園，共同的曆史，共同的記憶，共同的追求所凝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平時看不見摸不著但是一旦迸發起來就象山崩海嘯一般的力量。這件事發生在香港，更加證明了很多愛國的港人其實是沉默的大多數，我中華民族地大根深，民氣堅勁，這是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情緒的自然流露。

中國是我的祖國，但是大洋彼岸的美國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可是說實話我對今年美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高漲卻實在無法消受。川普“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的口號，和上世紀初期美國關門排外，反猶排華的口號一模一樣；川普集會上支持者狂熱“USA”“USA”的怒吼，讓我有點摸不著頭腦，不理解這幫子人這麽大的委屈從哪裏來。開始我對自己的這種感受頗有點負罪感，為什麽我一個移民，已經決定歸化美國，卻對自己的第二祖國愛得不夠深沉？後來偶爾看了一段美國喜劇演員Sarah Silverman就這個問題的談訪，才仿佛找到了知音，發現了自己內心深處的症結何在，欣慰地看到還有其他人也有類似的心路曆程。Sarah Silverman用她喜劇演員特有的誇張口氣講述她在她男朋友家看到主人滿懷愛國豪情升起一麵星條旗，竟然感到莫名地緊張害怕，趕緊給她姐姐打個電話求助。她姐姐安慰她說這是正常的，猶太人對狂熱的國家民族主義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恐懼和警惕。對流行的American Exceptionism和“美國至上”， Sarah Silverman用兩個詞來概括：“傲慢”與“無知”。

我雖不像Sarah Silverman那麽激進，比如我對別人升國旗絕對沒有意見，但是我完全能理解她的出發點。其實憑華人在美國的坎坷經曆，我們也能算得上是半個猶太人。華人的前輩早年被“賣豬仔 ”從廣東運到加州，挖金礦，修鐵路，過的是被壓迫盤剝的生活；苦力賣完了，美國政府又出台一紙《排華法案》這樣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法律，把廣大聰明能幹的中華移民排除門外長達80年之久；到了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政壇的麥卡錫主義盛行，包括錢學森在內的不少華人科學家遭到迫害；即便是到了今天，中美關係的每一次起伏，美國政府每一次對中國間諜網絡攻擊的指控，又會讓多少華人的生活無端地籠罩在陰影之下。

再回到《我的祖國》這首歌，幾年前，華人鋼琴家朗朗應奧巴馬邀請訪問白宮，為了展示中國文化，在美國總統麵前奏響了這首抗美援朝電影《上甘嶺》的插曲，堪稱傳奇。也遭到了美國一些保守極右勢力和中國民運組織的抗議，就是為了這個象征意義。老實說，《我的祖國》這首愛國歌曲的誕生，確實和當年抗美援朝大背景之下中國人民愛國反美情緒分不開。毛主席在對比中美雙方戰士的勇敢和士氣時說：“美國人是鋼多氣少“。著名歌唱家李雙江早年還有一首神曲《美國兵是個廢貨》，把美國兵隻靠裝備貪生怕死的形象給挖苦個夠。

那麽美國人能否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鼓舞下迸發出視死如歸的戰鬥精神呢？答案是肯定的。毛主席並不是第一個低估美國戰爭意誌的人。幾天前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75周年，為了弄清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什麽敢於孤注一擲對美國動手而不計後果，曆史學家們細致研究了當時日本軍部內閣的內部文件，居然發現日本朝野流行的一個觀念就是美國人害怕死人，如果先發製人把他打疼了，美國的作戰意誌就會被摧毀，從而放任日本稱霸亞洲太平洋。這樣簡單弱智的思維，讓美國曆史學家不解，連我這個軍事門外漢也要罵小日本太傻，一個雄居美洲橫跨兩洋蒸蒸日上的世界大國，怎麽會因為死了幾千人就認慫呢？

縱觀美國的曆史，其實真正能體現美利堅民族殺伐決斷的嗜血本性的，既不是二戰的諾曼底登陸，也不是韓戰的長津湖突圍，而是150年前的那場南北戰爭。在美國內戰中，雙方軍人總共陣亡60萬人，占當時總人口的2%，超過美國曆史上所有對外戰爭死亡的總和。如果把這個比例放到今天，就相當於一場造成600萬人喪命的戰爭。如此驚人的戰爭損失，既不能說明美國人最擅長內鬥，也不代表美國人對同胞最凶狠。它的根源居然僅僅是1849年一個法國軍官的小小發明，他把原來笨重的圓型子彈改成帶有螺紋的圓錐型鉛彈，這樣彈體在開火後受熱變軟，充盈槍膛，使得火藥的推力充分發揮，把子彈以高速螺旋線的方式推出槍膛，射程，精度和殺傷力都上了一個台階。在殺人技術大躍進的同時，南北雙方的戰術卻還照搬80年前獨立戰爭時期的老經驗。當時的槍械老舊，鳥銃 轟的一聲鐵砂都不知道飛到哪裏去，準星極差。所以傳統的派兵布陣方式是大家肩並肩排隊向敵方移動，開火齊射，利用密集的火力增加一點殺傷力。但是在80年之後螺旋鉛彈的招呼下，這種戰法簡直就是雄赳赳氣昂昂的排隊送死。而雙方指揮官的因循守舊不知變通，把內戰戰場變成了一個絞肉機和屠宰場。

我之所以嘮嘮叨叨介紹這麽多背景，就是驚奇戰爭雙方，特別是南方戰士前撲後繼慷慨赴死的勁頭。如果是一隻人心渙散缺乏鬥誌的軍隊，一看死亡率這麽高，肯定就散夥了。但是南軍真是一隻奇怪的軍隊，如果說這是一場為了捍衛奴隸製的戰爭，那麽絕大部分普通戰士都是貧苦的白人，從來就沒有擁有過奴隸。其實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保家衛國之戰，這是一場捍衛共同生活方式之戰，這是一場父子兄弟朋友同生共死抵抗外虜之戰。在這種民族主義的驅動之下，一批批的南北青年子弟源源不絕地走上戰場，在古老的送死戰術的指揮下，用血肉之軀接受現代殺人技術的洗禮，讓這場大屠殺整整持續了4年。

如果孤立地看，民族主義美好得可以寫詩入畫，“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但是如果兩個對立的民族主義倔到了一塊，就是南北戰爭這樣生靈塗炭兩敗俱傷的悲慘結局。如果我們再回到中美關係這個話題，川普的當選不單單激發了美國人民強烈的民族主義，“let u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更糟糕的是，他刺激美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手段就是激發美國人對中國的反感。當選前他還僅僅是炒作中國人偷竊了美國人的工作，當選後就劍鋒直指中美關係的命門，台灣問題。和蔡英文通電話，直呼其為“台灣總統“，質疑“一個中國”政策的必要性，在推特上接連羞辱中國的南海策略，外交上擺明了要聯俄製中的方略， 等等。但是中國也絕對不是吃軟怕硬的主兒，中國人民既有“朋友來了有好酒”的熱情，也有“豺狼來了給它一獵槍”血性。中美兩個核大國的民族主義要是倔到了一塊，往小了說不是美國華人之福，往大了說更不是人類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