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恭廠大爆炸的因果解密（上）----明末黨爭“五”大案之撥亂返正（八）

凡事都有因果，就讓我來理理這改變了曆史走向的王恭廠大爆炸背後的因與果。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記載較為簡明直觀：“天啟五年五月，上祭方澤還宮，即幸西苑，時日已晡，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豎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焉，上救免。詔肅寧縣建坊，賜敕旌獎魏忠賢，並蔭其弟侄一人都督僉事。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

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鬥、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

八月，禦史張納上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餘懋衡，俱削籍。副都禦史楊漣卒於獄。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洢死之。僉都禦史左光鬥卒於獄。

九月，賜魏忠賢金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欽賜奉聖夫人。”顧大章下獄，尋卒。

冬十月，逮禦史惠世揚、夏之令於獄。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俱削籍。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即逮之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氏以驚死。

十一月，揚州知府劉鐸下獄。僧本福攜鐸贈三詩至京，為其語多譏刺，遂逮之。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守謙毆翰林丁幹學斃之。時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亦以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亦削籍。戍吏部尚書趙南星。

天啟六年春正月，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緝成書。

三月，禦史周宗建下獄，卒斃於獄。左諭德繆昌期下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為許顯純所斃。左都禦史高攀龍卒，自投於園池，忠賢複矯旨逮其子高世儒。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顯純拷比倍酷，死。禦史李應升下獄，亦拷死。戍毛士龍，削夏嘉遇、薑誌禮、王心一、劉大受等籍。“

 

從時間順序上我們發現，在大爆炸發生前，天啟皇帝即使因意外落水而病重垂危，也從沒有放鬆對東林黨的打壓，反而是更加果決地清理東林黨，不難看出來日無多的天啟皇帝希望能為繼承者留下一個幹淨的朝堂的隻爭朝夕的迫切心情。天啟皇帝整肅東林黨可謂是手段嚴酷，可是他整肅的都是手段極端的陰謀家和以權謀私的為非作歹者，如為爭奪朝權而蓄意製造“紅丸”、“挺擊”、“移宮”三案迫害異己、禍亂朝綱的楊漣、左光鬥、魏大中、周朝瑞等；如貪汙受賄、營私舞弊的汪文言、周起元、周順昌等。

而對待東林黨中的溫和分子，天啟皇帝則依然是禮遇寬容的，譬如東林黨領袖“老葉媽”---首輔葉向高，譬如東林黨領袖---帝師孫承宗，譬如東林黨大佬---大學士朱國楨等，魏忠賢在朱國楨被彈劾時還特意網開一麵，交待下麵“此老亦邪人（指東林黨），但不作惡，可令善去。”而將其免罪。由此可見天啟和魏忠賢做事還是很有原則的，就事論事，是非分明。

但無事都要生事的東林黨人怎會甘於束手待斃？隻是打壓他們的是一國之首的天啟皇帝，而且還都是拿得出證據、講得出道理的，怎麽辦？這人世間還有誰能壓製的住萬萬人之上的皇帝呢？人間自然是沒有的，可這難不住飽讀史書的東林黨，古代社會人們認為君權神授，皇帝被視為是“天子”----上天之子，那麽就用“天意”來讓天啟皇帝屈服吧！秦有“魚腹藏書”和“篝火狐鳴”來偽造天意引導民心，但操作手法太落後而且對紫禁城裏的天啟皇帝產生不了太大的影響，東林黨除了要震懾天啟皇帝外還必須要除去皇三子，他們需要與時俱進製造有破壞力的大動靜！

天啟和閹黨對皇三子幼小恐受內操槍炮聲響驚擾的擔憂，萬曆三十三年九月的盔甲廠火藥爆炸事故的“聲若雷霆、死傷無數”，這讓東林黨將目標鎖定在京師最大的火藥局---王恭廠上。在信奉“君權神授”和“天人感應”的古代，重大災難的爆發會影響到人心向背和政權穩定，東林黨可以此引導天變輿論反擊天啟和魏忠賢。而皇三子的死，勢必從精神上沉重打擊病弱的天啟皇帝，並讓他的打壓東林黨的政策後繼無人。

五月初三，“甲辰○巡關禦史梁夢環奏：欲掃奴氛，先固疆圉，敬陳急著，乞聖明責成諸臣作速預防。得旨：這本說得是賊情叵測，防禦宜周，今內外同心，文武和協，廠臣魏忠賢苦心為國整造盔甲器械火炮等項接濟急用，大壯軍威，樞督撫鎮諸臣還宜悉心料理，以圖製勝。其速角□羊糧料譏，防款虜，並覺華島宿重兵設副將，俱係急著該部速與覆行。”

 

天啟皇帝批複巡關禦史梁夢環的諭旨中透漏出一個至關重要的信息：魏忠賢正在為壓製後金奴酋而大造盔甲火炮，與之相應的火炮所需火藥的製造自然也要加大生產，換言之，此時的王恭廠內的火藥生產量和儲藏量正是高峰之時。僅僅三天後，京師最大的火藥製造廠-----王恭廠火藥局就被人縱火引爆！真是好算計！

“○吏科都給事中楊所修等、掌道禦史王業浩等各合詞上慰疑有奸細私焚火藥，乞敕嚴防密稽。仍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上是之。”

根據現場人證吳二的證詞顯示王恭廠大爆炸是人為焚火引爆，天啟皇帝也讚同王業浩等人並批準“嚴防密稽”。但由於爆炸破壞性太強，現場毀壞嚴重，以當時的刑偵條件難以調查，再加上天啟病重，天啟唯一的皇子朱慈炅又當天夭折，而皇位繼承人信王朱由檢是親東林黨的，眼見天啟大勢已去的很多閹黨和中立派大臣都選擇拋棄天啟明哲保身，競相倒戈維護東林黨，呼應東林黨的謠言造勢，也給調查帶來了人為的阻力，縱火調查終因客觀和人為的雙重原因而不了了之。

雖然天啟皇帝不相信天變之說、不肯放棄對東林黨的打壓，但是王恭廠大爆炸還是不可逆轉地造成了閹黨集團其實就是帝黨集團的分崩離析。

《酌中誌》記載：“中官最信因果”“（李永貞）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廠之變，懼而求退，體幹固不肯放，嗾逆賢借先帝天語催永貞少愈即出。”太監最是迷信，魏忠賢的親信----司禮監秉筆太監李永貞因前段時間摔傷了腿正在修養，驚天動地的王恭廠大爆炸令他深感恐懼，當天就請求退隱，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不肯放行，於是唆使魏忠賢讓天啟皇帝親自下旨命令李永貞腿傷稍愈就趕快出來辦事，這才勉強留下李永貞，可想而知李永貞自此後的做事肯定是消極懈怠的，閹黨的執行力自然是大打了折扣。

但天啟要麵對的可不僅僅是後院失和，更可怕的是前廷失守、閹黨競相倒戈。

災害發生後，天啟讚同“有奸細私焚火藥”的結論，但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在大爆炸發生兩天後的五月初八，天啟皇帝不得不下詔同意王恭廠大爆炸是“變異非常”，卻同時強調要大臣們“潔虔洗心辦事”“痛加修省”，表示天變乃是臣子沒有“恪恭職業”導致的。“己酉○諭內閣：五月初六日己時地鳴震虩屋宇動搖，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屬傾頹震壓多命。朕以渺躬禦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栗栗畏懼。念上驚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衷太廟恭行問慰禮訖爾，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潔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示禮部都著痛加修省，恪恭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冀回天變，毋得視為虗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著該地方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天省惕至意，特諭。”

眼見天啟無以為繼、東林黨將東山再起，閹黨骨幹首輔顧秉謙等人紛紛第一時間上疏自我彈劾，請求罷斥，希望盡早脫身免災。並請求停止對東林黨用刑。天啟皇帝隻能是一一溫言傳旨慰留。但是顧秉謙後來接連3次上疏乞休，終於在三個月後的天啟六年（1626年）九月致仕返鄉。“○大學士顧秉謙等，合疏自劾燮理無狀，求賜罷斥，言：天任德不任刑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為也。今地陰也西南為坤又陰方也當仲夏盛陽之月而聲出地中災起陰位此陰奸陽刑奸德之象也。今聖諭首舉停刑一節同符任德之化。請敕在京各衙門重大獄情經奉明旨者俱開送法司，分別具奏，速與發落，在外責成撫按有司不許淫刑以逞，庶天心嘉悅矣。又各疏自劾，俱溫旨慰留。”

第二天，五月初九，閹黨王永光上疏聲稱王恭廠大爆炸乃“上天垂戒”，要求將東林黨罪犯交付法曹以免於詔獄刑求。“○兵部尚書王永光言：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裏作霹靂之聲？若徒諉火藥之力也目前稽查失火甚非上天垂戒意矣。今我皇上減膳撤樂諸臣素服角帶遂足當修省乎？。。。累囚半歸詔獄追贓即已畢命。。。請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瞑目，附比者徼恩，或開其湔除減之一線，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皋肅殺繼以陽春此其時矣。。。得旨：這修省事宜知道了，三殿漸已就緒，不礙軍需，票擬自屬閣臣，原未訛誤。”天啟看了隻得用“知道了”三字敷衍了事。

“○癸醜(五月十二)禮科都給事中彭汝楠等疏言修省實政，一曰省刑罰，如近日逮係立枷非萬不得已必無輕用；一曰薄稅斂，將新複□稅一切報罷帶徵錢糧酌量催徵無令有司奉行太過。”“王恭廠災，兵部尚書王永光請寬訟獄，停工作，慎票旨。給事中彭汝楠、禦史高弘圖亦言之，俱削籍。”

大爆炸發生六天之後的五月十二，東林黨人彭汝楠和高弘圖以天變“修省”為由提出省刑罰、減稅賦，天啟當即將這兩人革職。可是沒想到原本提出王恭廠大爆炸是人為縱火並主張調查的不結黨的中立派禦史王業浩竟出言附和東林黨，這位王陽明的弟弟王守文的玄孫不但不提人為縱火的調查，反而洋洋灑灑的闡述王恭廠大爆炸乃來自人心的鬱氣積結，希望天啟皇帝寬然大度，放棄打壓東林黨使億萬人心融合相親而成太和之氣以充足宇宙，不愧是心學家之後，這一番附和東林黨的和氣之說應該也算是他對祖宗王陽明的“心即理”的運用和發揚吧。

 

“河南道掌道禦史王業浩等亦言：天心仁愛，變不虗生，茲王恭廠災紀載不多見，歟刑罰或太重、歟稅斂或太急、歟人心或有鬱、而太和元氣或未流行、歟邇者輦轂之人心多浮而易驚，西北之人心多苦而不甘，東南之人心多悍而易動，而合計海內人心隱隱尚多鬱象。鬱而火伏焉，鬱而陰陽搏擊焉，鬱而飆風舉焉，此震烈之天變所自來也，願 皇上寬然奠天下於有餘之地，使億萬心融融泄泄以親上向風而成周之太和充足宇宙間矣。俱下該部知之。”

不過短短六日，朝中便充斥了此起彼伏的要求去詔獄、減稅斂的呼聲，這都是在為東林黨伸張訴求，這表明閹黨都紛紛棄天啟而去。王恭廠的驚天大爆炸打破了天啟對東林黨的重重圍剿，天啟雖然堅持立場不為之左右，並未停止對東林黨的大獄，但他打擊東林黨的行動卻因為阻力漸增而日漸艱難。

五月十九，“○庚申。命信王選婚，禮部報五城兩縣女子七十七名。”天啟傳旨為十六歲的弟弟信王朱由檢選婚，這也顯示了天啟已經實際上將弟弟朱由檢立為皇儲（其中秘密我後麵再解），親東林黨的朱由檢的皇儲地位的確立給了東林黨信心，也徹底動搖了閹黨的立場，閹黨的分崩倒戈已不可阻擋。

“○丙寅。禮部尚書李思誠言：變異繼至，天心實有所震怒，虗文徒具，實政不修，未足語修省也。前遇災陳言諸臣章奏已多而剴切詳盡實無如王永光一疏，舉朝以為得大臣敢言之風，惟願我皇上采而行之。得旨：災變示警，已有旨上下痛加修省，若舉朝臣子都能洗心滌慮、守正奉公，自然天意可回。朕覽諸臣章奏，未嚐不虗懷采納，何得專指王永光一疏？為言且本內既無司官案呈便係奏本，如何稱題本？用印大臣舉動以後還要謹慎。”

 

五月二十五，東林黨李思誠上疏批評天啟的“修省”徒具虛文而不付諸實政，並盛讚王永光五月初九的上疏，希望天啟采納執行。李思誠屬於東林黨中的溫和派，曾稱頌魏忠賢“純忠體國，大業匡時”，因此後來被崇禎以“頌美”罪打入閹黨逆案，處“擬冠帶閑住”。李思誠特意拿王永光的奏疏為言令天啟皇帝十分警覺，意識到東林黨可能已經與王永光結盟，因此天啟皇帝的批複不再似從前的溫言敷衍，而是變得措辭嚴厲、針鋒相對，明確指出應該是大臣“洗心滌慮、守正奉公”才對，最後還批評李思誠奏本、題本不分，不懂規矩，警告李思誠“以後舉動還要謹慎”。

可是這番敲打不但沒用，反而令被李思誠盛讚的王永光再接再厲，於第二天的五月二十六又上一疏，“丁卯○兵部尚書王永光以朝天宮災上疏，言：。。。日月薄蝕、星辰逆行，亦煩太史之占驗，獨譴告於都城之內疊徵於旬日之間甚至雨澤未沛冰雹隨之，乖戾之象顯示相左。 皇上亦既耳聞目擊悚惕不寧矣。亦既傳示諸臣共圖消弭，實政矣！自諸臣條上封事自停刑罷稅之外，卒未能恩免何項、寬恤何人，概已知道了三字應之。夫委之不知猶俟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期？皇上當思天變之可憂，或兆於人情之未暢，今能使人情帖服便可望天意挽回，若聖意未回， 天威愈赫，為臣子者即欲耕食鑿飲以農夫沒世亦不易得，而況能保有崇階長與皋夔稷契共事堯舜之主哉！得旨：今疆圉未靖，你部能悉心運籌矢圖安攘即係修省實政，何必合詞求罷？況進言有體大臣尤宜詳慎，疏內以危言激聒，明是要君為首的，姑不究。”

王永光的這次上疏用詞十分激烈，以冰雹作為天象示警批評天啟皇帝的“修省”沒有實施於實政，也沒有寬赦任何人，麵對臣子的疏諫一概都用“知道了”三字敷衍，根本就是知而不改。警告天啟如果再這樣不思悔悟下去國家就危亡在即了，這顯然是在呼應前一日李思誠的奏疏，王永光為了摘掉閹黨帽子與天啟劃清界限也真是拚了！這次，天啟自然不會再用“知道了”三字敷衍，而是嚴厲的批評他身為兵部尚書應該“矢圖安壤”才是，警告他“疏內以危言激變，明是要君為首的，姑不究。”

天啟六年六月初一壬申，“○吏部尚書王紹徽言：。。。皇上當此修省時，於萬幾中擇其何者為重、何者為輕、何者為本、何者為末，明緩急之序、折利害之詳，察天命之微，審安危之係，憂其所當憂，已其所當已，為其所當為，節其所可省，是轉禍為福變災為祥， 皇上何憚而不為？此然非徒如此也，賞者君之仁也，刑者君之義也，今歲春夏以來，誅罰頗多，而法令無章，仁義大乖，則陰陽謬戾，其困頓囹圄尚不可勝計，悲號愁怨無所控訴， 天心有不為之軫念者乎？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然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斯亦安人心答天譴之至意也。得旨：冡宰職任統均，果能振刷吏治，惠養元元，豈至饑寒鼓釁？內府積貯，年來給發將二千萬，迄無銷算清數，誰執其咎？近來大盜公行，官民受害，正合決不待時之律，何謂誅殺頗多？大臣進言有體，屢旨甚明，以後還宜謹慎。”

王紹徽，《東林點將錄》的編撰者，與偏中立的王永光相比，王紹徽應該算是閹黨骨幹。而王紹徽的上疏比王永光更為激烈，批評天啟不知輕重緩急，不顧安危利害，誅罰頗多導致天譴，警告天啟省刑減稅才能轉禍為福變災為祥。這樣犯上大不敬的奏疏表明這位閹黨骨幹已然與天啟和閹黨公開決裂了。天啟憤然批駁道：如果能振刷吏治，官員能守正奉公，百姓又怎會饑寒交迫？並進一步質問年前發放的內府帑金二千萬為何至今不知下落，到底是誰的責任？大盜公行，官民受害，正應用嚴刑重法整治，怎能說是誅殺頗多？警告王紹徽“大臣進言有體”，要謹慎規矩。

“壬午○南京掌道禦史遊鳳翔疏陳：一曰求直言；一曰惜物力以裁土木；一曰擴仁恩以免嚴贓；一曰勿概為削奪。得旨：遊鳳翔原以例轉複入，仍著他知府去。”六月十一，閹黨遊風翔上疏再提減稅減罰，本是閹黨中的邊緣分子的他當即被降職，忍無可忍的天啟殺雞儆猴以震懾立場不堅定的牆頭草。

可是這番震懾不但沒能起到嚇阻作用，反而更加鼓舞了王紹徽，在六月十二的回奏中，王紹徽先將二千多萬兩內帑下落不明之責全數推到熊廷弼、陶郎先和張我續三人身上，然後搬出朱熹和皇祖來壓製天啟，要求天啟禮待士大夫，刑不上於冠紳，為東林黨免刑，看來他早忘了朱元璋的“明之自創，不衷與古製”用廷杖打屁股和剝皮實草對官紳士大夫的特別禮遇了。“○吏部尚書王紹徽疏言：欽蒙聖諭，捧讀再四，臣不覺感痛惶悚，追憶往時，當遼左奴酋猖獗隨到巴蜀煽禍惟時門戶熾烈引用匪類，東任熊廷弼陶郎先等，西付張我續，征伐調遣騷動天下，擅取外庫借請內帑，以致二千餘萬資其饕餮實其囊橐，。。。臣又聞人君以兼聽廣納為明，以藏疾匿瑕為量，宋臣朱熹有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其一曰遇士大夫有禮， 皇上仰思，皇祖刑不上於冠紳，崇餋士節，海內莫不仰德，斯亦恐懼修省仰答天譴之至意也，天意有不眷顧哉？得旨：奏繳聖諭該衙門公疏，用印如何獨自出名？且疏內又兼條陳殊，非回奏之體。帑金二千萬兩糜費不止三人，何不悉行查出？大臣章奏還宜詳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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