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國家命運的明末黨爭“五”大案之紅丸案

黨爭第三案 紅丸案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繼位，改年號為泰昌，史稱泰昌帝。朱常洛在即皇帝位後立刻回報東林黨。不但按照東林黨的要求下令罷免全國範圍內的礦監、稅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動。更是馬上啟用卸官歸田的東林黨葉向高，同意將因為“上疏”立儲獲罪的三十三人和為礦稅等獲罪的十一人一概錄用，並將何宗彥等四人均升為禮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並召回在萬曆一朝因為上疏言事而罷免的東林黨官員如袁可立（難得的反對黨爭的務實派，天啟六年致仕歸裏。在東林黨當權後的崇禎朝“絕意仕進”謝絕不出）、鄒元標（大家還記得我前麵的《解析《朱三太子案》史料中的四皇子朱慈炤》中提及的自稱四皇子朱慈炤後代的遵義鄒家麽？很有可能就是東林黨鄒元標故意讓四皇子的後人背棄祖宗認賊作母，真是惡毒至極！）、捏造皇後王喜姐被萬曆冷落虐待而有恙的王德完等。

 

《明光宗實錄》有一處十分可疑的萬曆遺言封鄭貴妃為皇後的記載：

【○令旨諭內閣 ：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進封皇後，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禮部左侍郎孫如遊言：臣詳考累朝典故，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後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後者則從子之義。曆朝以來豈其無抱裯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以禮之所不載也 。先帝念皇貴妃之勞苦，當不在無名之位號，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據之尊崇，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 先帝意所不留而恩尚有待。即 鄭皇貴妃而習於禮處，非其據必非其心之所安，夫善繼善述正須斟酌於義，若義不可行則遵命非孝、遵禮為孝。臣若不顧義禮而曲徇意旨，則又欺罔不忠，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 殿下以大孝自居也。疏入未報。”】

此處記載值得推敲，因為神宗萬曆皇帝的臨終遺昭中明確隻寫了朱常洛繼位和冊立皇長孫朱由校為太子，“皇太子（朱常洛）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鴻圖。皇長孫（即朱由校）宜及時冊立進學。”根本從未提及封鄭氏為後一事，為何萬曆不自己親自下旨，卻要借因國本之爭與鄭貴妃交惡的朱常洛之口來宣布此事？萬曆難道不想想朱常洛怎會心甘情願玉成此事？借題發揮了三十年的東林黨又怎會放過此事？而且萬曆已明確朱常洛繼位，立朱由校為太子，若再要將鄭貴妃封為皇後，豈不是將鄭貴妃和福王兩個架在火上烤？

除非是萬曆臨終病糊塗了，否則不可能作此糊塗事。也許事實不是萬曆作了糊塗事，而是朱常洛捏造了父親的所謂遺言，所以故意“傳示禮部查例”是否可行，然後與禮部左侍郎東林黨人孫如遊兩人是一唱一和，將東林黨對萬曆和鄭貴妃謀立福王的虛假指控徹底坐實，並借機貶斥萬曆“不顧義禮”。朱常洛先在“妖書案”裏保護了自己的講師郭正域，後又用意味深長的一句話了結了鬧事洶洶的“梃擊案”，這位身在國本之爭漩渦中的庶長子的表現令人不敢小覷。而且所謂的“父皇遺言”中的“侍朕有年，勤勞茂著，進封皇後”一語分明就是萬曆在萬曆十八年正月甲辰朔立春時自辯所寫的“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隻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他必相隨,朝夕間小心侍奉勤勞。”的翻版，這如何不是朱常洛和東林黨對萬曆厚鄭貴妃卻薄王恭妃的極盡嘲諷？

再看《明史 。周嘉謨傳》：【“外廷皆言（鄭）貴妃進侍姬八人，致（泰昌）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朱由校）諭外廷：“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 朱常洛本人明確辟謠：傳言中的鄭貴妃送美女致其生病完全是謠傳不可信。

 

九月初一，僅僅當了一個月皇帝的朱常洛去世了，死前曾吃過李可灼的紅丸。見 《明史。列傳第一百六》“帝命諸臣前，從哲等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冊封選侍為皇貴妃。甲戌，複召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為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複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雲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

方從哲明確說“請慎醫藥、臣等未敢信”，是朱常洛自己命速召李可灼，催促其趕快和藥。因為朱常洛自知時日無多，“帝自指曰；“朕壽宮也。” 諸臣皆泣。”《明史紀事本末•三案》中也記載：“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丁巳，上力疾，禦門視事，聖容頓減。己未，內醫崔文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床褥間。辛酉，上不視朝。輔臣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旨”，病入膏肓的朱常洛是死馬權當活馬醫，這才不顧反對，要求速進紅丸。朱常洛雖然隻當了一個月的皇帝，但由於登基晚，死時已經三十八歲，這在明朝皇帝中來說算是正常壽命，明宣宗、明英宗、明憲宗、明孝宗、明武宗、明穆宗和明熹宗都沒有活過三十八歲，而且當初國本之爭時，萬曆遲遲不肯冊立他為太子，說他“體脆質弱”，更不要說朱常洛從登基到死這個過程是眾廷臣都目睹親見的，朱常洛的死並無什麽疑點，當時的東林黨人對此並沒有什麽異議，不過是彈劾禦藥太監崔文升的用藥之罪。

可是在移宮案後的次年，也就是天啟元年的四月，被召入京的並未親曆目睹朱常洛之死的東林黨孫慎行突然發難，上疏彈劾方從哲和李可灼，聲稱朱常洛之死完全是因為紅丸，必須要將首輔方從哲和李可灼兩人嚴辦。見《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一》孫慎行的奏疏：“先帝驟崩，雖雲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並急誅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憤。”孫慎行拿不出任何方從哲毒害光宗的證據和理由，卻要求天啟“毋詢近習” “毋拘忌諱”，千萬不要調查此事、更不要顧忌律法程序，速速把方從哲和李可灼都殺掉，這歹毒猖狂的言狀真是令人震驚。

其他的東林黨人立刻隨聲附和，對首輔方從哲群起而攻之。禦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說此事與 “梃擊案”實乃“同一奸謀”；刑部主事王之寀聲稱光宗之死為李選侍、鄭貴妃、崔文升、李可灼陰謀，東林黨大佬鄒元標也說是李可灼跟鄭貴妃的太監崔文升合謀下毒害死光宗。原來在泰昌帝死後八個月，東林黨們終於意識到進獻紅丸的李可灼是方從哲推薦的，而方從哲既是當朝首輔又是浙黨領袖，利用“紅丸案”做文章無疑是一次打擊異己、搶奪朝權的好機會！

幸好天啟雖然年輕但並不糊塗，他對父親朱常洛的病情和死因也非常了解，於是批複道：“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孫慎行的過激和歹毒就連同是東林黨的韓爌等也看不下去了，《明史。列傳第一百六》記載：“時大學士爌述進藥始末，為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合奏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脈知醫者。以藥嚐試，先帝龍馭即上升。從哲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禦史安舜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升當皇考哀感傷寒時，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僇，以泄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最終紅丸案以首輔方從哲上書乞休去職結束。

 

紅丸案不過是東林黨為搞掉浙黨領袖----首輔方從哲，在“梃擊案”後進一步打壓非東林黨人的又一次借題發揮罷了。

 

 

轉載請務必注明作者和出處。

首度破解，持續更新，敬請關注博客文章，更多揭秘都在《紅樓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