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被東林黨吹噓成明末最優秀軍事家的孫承宗

簡評“窩窩吧蛋刀搗蛋”問的孫承宗孫閣老。

被東林黨吹噓成明末最優秀的軍事家的孫承宗，其實同盧象升一樣完全經不住審視，都是誌大才疏的誤國之人。孫承宗在翰林院裏幹了十幾年，並無地方和軍務的實際經驗，後來不過是因為天啟老師的特殊身份，而深得天啟敬重，更被同黨東林諸君子吹捧為“知兵”而得以督師薊遼。想想真是扯！東林黨正事幹不了，吹牛皮卻是個頂個的好手！楞把明朝忽悠完了！

孫承宗沒有打贏過一場和後金的野戰，反倒是因為兩次大敗而兩次被迫離職：一次是天啟五年（1625）八月的柳河慘敗，再就是崇禎四年的大淩河失守。而孫承宗提拔重用的袁崇煥、馬世龍、祖大壽等人，也都給明朝造成了巨大損失。別不多言，隻說袁崇煥基本上就是執行孫承宗的關寧錦防線，其結果已經很清楚了，袁崇煥誇口什麽“五年複遼”，結果通過賣糧資敵、妄殺毛文龍、堡壘推進等一係列極其錯誤的做法，才一年就成功地讓皇太極打到了北京城下！

 

 

孫承宗力推關寧錦防線，並使用政治手段打壓了王在晉的““拒奴撫虜，堵隘守關”的鉗製後金的主張，“其他製置軍事又十餘疏。帝嘉納。無何，禦講筵，承宗麵奏在晉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書，並斥逃臣慎言等，而八裏築城之議遂熄。”

王在晉早年討伐倭寇起家、長期擔任軍事要職，遼東戰爭中任登萊巡撫，在廣寧之戰中王在晉任戶、工、兵三部左侍郎，同楊嗣昌一樣都是有豐富地方實政經驗、深明明朝政務問題的難得幹才。當時正是千年難遇的小冰期，天氣酷寒、天災不斷，王在晉提出的以“撫虜（收買蒙古）、堵隘（再修一座關城）”作為守山海關的方略，即用少量駐軍將後金拒於山海關外，同時收買蒙古以同朝鮮、江東鎮形成四麵合圍，花費小成本牽製住後金，讓明朝得到休養的機會。而孫承宗、袁崇煥的策略耗費過钜，卻完全沒起到防禦效果。

孫承宗上任不到一年，其延伸防線、修築關城和擴張軍隊造成的龐大開銷就已將明朝財政嚴重透支。工科給事中方有度就曾上書痛批孫承宗錯誤戰略的禍國殃民，【工科給事中方有度疏言，自遼左發難，軍需驛騷，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今且五年於茲，約費內帑金錢以千萬計。而加派新餉出自民者，每歲四百八十五萬有奇，通五年約費二千餘萬。百姓敲骨剔髓，鬻子賣妻，以供誅求，年複一年。頃見天津督餉戶部右侍郎畢自嚴一疏，計每歲山海內外馬步兵十一萬有奇。本色折色之費，養馬草料之費，海運腳價之費，文武將吏班軍匠役人等俸薪廩給雜項之費，約共費四百萬，此就山海一關十萬兵言……自山海四百萬之外，以上各處新兵又每歲約費一百二十萬兩矣。合之約五百二十萬兩。即使每歲加派四百八十萬兩，毫厘不虧，盡充山海一帶軍需，已缺三十五萬兩,然而不能也……二項共缺新額二百一十四萬兩。又舊額遼東一鎮每年邊餉該五十二萬兩，合應補入，則山海一帶每歲實缺餉一百六十二萬兩矣。夫此一百六十二萬也，將問之民間耶，民間生也難矣。計天下正供九邊額餉歲入太倉銀庫者約三百四十餘萬，今一遼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萬，比太倉正供數則倍且餘四。矧此外缺餉一百六十二萬，則於加派見額數又且溢十之三。果由今之道而無變計，即今東奴戀棧長伏穴中不向西遺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乞敕戶兵二部打總會計，要見現在之兵作何養法，見缺之餉作何補法，上不病國，下不厲民，毋待其變而後圖之也。”【《明熹宗實錄》卷三十六】

明朝財政年支出八百萬兩竟有五百萬兩花費在遼東修城上！而大半在戰爭中又被後金不斷所拆，養大量駐軍又無進攻後金的能力，給財政造成沉重負擔。眾所周知，明末最大的困難就是缺錢，孫承宗大搞的關寧錦防線就是主要的問題之一。 而後正是由於袁崇煥一手破壞了蒙古同朝鮮、江東鎮對後金的四麵合圍，使得後金軍隊因此而得以繞過關寧錦防線從蒙古攻入明朝腹地。花費了明朝巨資卻形同虛設的遼東防線的失敗從反麵證明了王在晉的策略的正確。

必須要指出的是東林黨在《明史》中的又一處卑劣造假，因為與朱慈炤的《紅樓夢》的創作主旨有關，故要特別說明。請看關於孫承宗與王在晉爭論修建重城的記載對比：

《明史*孫承宗傳》：【（孫承宗）抵關，詰（王）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裏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裏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複計，畫關而守，將盡撤籬，日哄堂奧，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無以難。】

可是《三朝遼事實錄》卷十所記載的孫承宗的奏折原文所揭示的卻是完全不同的事實，請看孫承宗本人的奏折：【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時執偏見謂經臣議誠然，獨是八裏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當在三裏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設，北山南水既無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於舊城之下，開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為我設，而城中驚潰無問也。經臣曰：於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雲，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複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之氣，臣遂無以應。”】

 

事實是：“重城”之爭的結果是孫承宗無言以對，“臣遂無以應”；卻被黃宗羲、萬斯同硬生生顛倒成王在晉無言以對，“在晉無以難”！

為了美化同黨，主持編纂《明史》的黃宗羲、萬斯同等東林黨是毫無廉恥的肆意歪曲事實以顛倒黑白，在《明史》中將孫承宗和袁崇煥兩人無限美化拔高，卻將與他們意見相左的王在晉醜化詆毀成無能之輩！

請回顧我前麵揭穿過的黃宗羲等東林黨對馬士英、楊嗣昌、田秀英等曆史的杜撰捏造。假的就必然有漏洞，通過對《明史》和《三朝遼事實錄》記載的比對，我們再一次認清了黃宗羲卑劣的造假手法，東林黨等人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卑劣無恥在王在晉的曆史記載上又一次刷新了我們的認知。而東林黨製造的更多的偽史還有待我們去進一步甄別澄清！

對孫承宗的看法，我還是同對盧象升一樣，堅決肯定其以身報國的氣節，但也要公正評判其誤國誤民的行為。

毛在1947年指揮延安保衛戰時說過一句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善戰者不計較一地一城的得失，而吹噓“知兵”的孫承宗卻要反其道而行之。孫承宗的不切實際盲目修城擴軍的關寧錦防線策略是將明朝拖入財政崩潰的深淵的主要根源。

講個笑話，一位軍官問一個新兵：“當你一人出外偵察時發現一隊敵人，你該怎麽做？” 新兵高聲回答：“包圍他們，長官！”毫無地方實務經驗的孫承宗的不顧明朝財政困窘的現狀， 一味修城擴軍的錯誤戰略就如同這個不知深淺的新兵一樣，精神可嘉，智商堪憂。

至於你所提到的孫承宗打跑後金一事，東林黨將此事吹噓成“遵永大捷”，真實的情況怎麽樣呢？先貼一段百科的介紹：“己巳之變”後京都戒嚴，全國各地來勤王的兵力多達二十萬。孫承宗集結力量，值後金大貝勒阿敏、貝勒碩托領兵5000餘入關與駐灤州、水平、遷安、遵化四城的阿巴泰換防之機，由山西總兵馬世龍、錦州總兵祖大壽、山東總兵楊紹基等統兵圍攻灤州，另各鄉武裝3萬餘人協助攻城。阿敏在永平得知灤州被圍，派大將巴都禮領兵數百赴援，並縮短戰線，將遷安後金守兵撤至永平。明軍將巴都禮所率援軍殲滅後，遂用紅夷大炮轟擊灤州城，盡毀城樓。後金守將納穆泰率眾力戰不支，遂於十二日夜棄城奔赴水平，途中遭明軍馬如龍截擊，損失將士400餘人。阿敏下令全線撤退出山海關，返回沈陽。明軍收複灤州等四城。

　　再看《滿文老檔》的記載：“時明兵來攻灤州，戰三日，明兵發大炮，破城垛口二座，城樓被炮藥焚燒，時我軍稍避，其間，明兵從城圮處登城，我兵複衝擊，盡殲之矣。固為城破，大臣等不收兵撤回，身先出城。軍士複聞諸將已出遁，或四、五十人為隊，或一、三十人為隊，奔向永平。時明兵到處堵截之，我兵猶衝出，殺將前來，惟被創及染病者未得脫。駐永平阿敏貝勒、碩托台吉，未見敵形，即自入敵境，未發一矢，即殺永平、遷安城收養之降發，棄天賜之四城，率眾兵而歸。此皆貝勒不以政業為念，大臣不為汗與諸貝勒盡力之故也。汗諭畢，對眾嗟歡。”

　　孫承宗集結了數量眾多的前來勤王的明朝精銳兵力去攻打孤軍守衛關內四城的阿敏五千部屬，最後居然還是讓阿敏成建製的跑掉了，阿敏臨走還從容地屠了永平城和遷安城，遵永大捷總共讓後金才損失了400來人，還都是些“被創及染病者”的行動不便的傷病者。

　　後金駐守這北方四城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安全斷後，根本就從沒打算死守長駐，後來皇太極聲稱“此皆貝勒不以政業為念，大臣不為汗與諸貝勒盡力之故也。汗諭畢，對眾嗟歡。” 乃是為了找借口好收拾不太聽話的阿敏。東林黨將此吹噓成“遵永大捷”實在太扯。如果說後金退兵返回關外就是天大的勝利，那麽後金的後來的每一次入塞都在大肆劫掠後退兵返回了，那是不是都得算作大大捷了？

還是那句話：我欽佩孫承宗的氣節，但絕不會因此而避談他的錯誤。而對東林黨篡改曆史、顛倒是非的惡行則一定是要痛批不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