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隱史
朱樓舊夢隱敘家亡血史， 兒女悲情婉書明亡華殤。逃亡帝子大展春秋筆法，賈事真史揭開驚天隱秘！
（《紅樓夢》是假小說之形的真史書, 作者所寫“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脂批鄭重提示“作者用史筆也。宜作史筆看。深意他人不解。作者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字不可更，一語不可少。” “字字看來皆是血”“實寫幼時往事，可傷”，“凡野史俱可毀，獨此書不可毀”。《紅樓夢》布局宏大，構思精深，本博除了解讀表麵文章外，更主要是揭秘背後的真曆史。由於書中人物事件之間皆有關聯，請看我的其他博文以助理解。）
我將昨天的博文合並到今天的新博文中，這樣閱讀起來更連貫，邏輯更清晰，更有助理解。
晴雯影射的是明末能臣楊嗣昌，具體揭秘請到我的博客查看博文《黛玉之影--勇補孔雀裘的晴雯是誰？》
介紹被東林黨口誅筆伐的楊嗣昌。
東林黨詆毀楊嗣昌說他是不忠不孝的奸佞小人，說楊嗣昌不得人心，可事實呢？天啟時楊嗣昌因不滿閹黨而棄官不做，崇禎時楊嗣昌又因深惡東林黨而潔身自好。其父楊鶴以督軍著世，後因招撫農民軍失敗而被彈劾“玩寇縱寇”議罪論死，楊嗣昌三次上疏請求代父就死，崇禎深感其孝，於是免除楊鶴死罪，改戍江西袁州；崇禎七年，楊嗣昌又因父親之故“臣父鶴總督陝西三邊，今蒙謫戍袁州。臣父以總督蒙遣，子何忍拜此官？”而婉拒升任宣大山西總督；崇禎八年（1632年）十月，楊鶴死於戍所袁州。楊嗣昌聽聞消息後立刻昏迷不醒，半個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複，楊嗣昌便不顧身體上疏崇禎為亡父請恤複官，“否則非但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馬也將不能瞑目”，崇禎考慮到楊嗣昌地位重要，終於讓步，“念楊嗣昌拮據衝邊，楊鶴準複原官，不許請恤。” 楊嗣昌的孝順可比那些愛做表麵文章的東林黨強太多了。事實證明真實的楊嗣昌是個不趨炎附勢的既忠又孝的老實人。這樣一個不黨不群拒絕與東林黨同流合汙的楊嗣昌，身處於“眾正盈朝”的東林黨充塞遍布的朝堂，當然是不得東林黨的人心，隻能形單影隻、勢單力孤了。
楊嗣昌長期在地方任職，並且也在山海關、宣府、大同一帶參加過一些軍事行動，以“知兵”聞名朝野。
在己巳之變前，由於毛文龍的有效牽製，後金的叛亂範圍一直被控製在遼東地區，沒能越過長城。在袁崇煥矯詔殺害了毛文龍，免除了後金的後顧之憂後，皇太極先後五度攻入長城，對華北地區造成空前浩劫，其中兩次打到北京城，最遠的一次進犯到山東濟南，劫掠無數，死者無算，給眀朝造成極大損失。崇禎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極第二次攻入長城，突入長城獨石口，七月，在延慶大敗明軍，八月，清軍猛攻昌平，遍蹂京畿，曆時四個多月，明稱“丙子虜變”。崇禎九年（崇德元年，1636年），清軍第三次入塞時，阿濟格的軍隊56戰皆捷，共克16城，俘獲人畜17萬，“豔服乘騎，奏樂凱歸”，砍木書寫“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軍。宣大總督梁廷棟與兵部尚書張鳳翼 “兩人恇怯不敢戰，近畿地多殘破，言官交章論劾。兩人益懼，”兩人自知死罪難逃，於是每日服食大黃取瀉求死，最終如願。
在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後，“無可任者”的崇禎將丁憂在家的楊嗣昌“奪情起兵部尚書”。東林黨楊士聰寫“楊武陵之大用，實借徑於田貴妃”，即是田秀英向崇禎舉薦了楊嗣昌，除此以外我們看不到更多的記載。在眾正盈朝的崇禎年代，東林黨的無數雙能從雞蛋裏挑出骨頭的狗眼硬是沒能從中找出任何他們可以攻擊的把柄，隻能指責楊嗣昌不為繼母守孝不道德。“時嗣昌母服才五月，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 頂著東林黨的口誅筆伐，“受命於危難之間”的楊嗣昌開始了他為崇禎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楊嗣昌才華出眾、眼界開闊、經驗豐富而且機敏便捷，楊嗣昌於崇禎十年三月抵京赴任，沒過幾天，四月初二，楊嗣昌就拿出了《敬陳內安第一要務疏》，其中寫道：“京師元首也，宣、薊諸邊肩臂也，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以故臣言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蕩寇，此實今日證治之切，根本之圖。非敢緩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並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麵張網”的戰略計劃、力主“安內方能攘外”。他的十麵張網計劃和安內方能攘外的政策都是非常正確和有遠見的，難怪會令崇禎折服地說出“恨用卿晚”。
“四正六隅十麵網”計劃，就是將農民軍驅趕入中原布好的包圍圈，陝西、河南、湖廣和鳳陽為“四正”，由這四處的巡撫負責“分剿專防”；同時把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和四川指定為“六隅”，由這六處巡撫“分防協剿”，主要負責堵截；再安排三邊總督和五省軍務總理各率軍隊“隨賊所向，專任剿殺”，這一有守有攻，協同配合，互為犄角的十麵羅網的戰術布局是非常嚴密的，而且也能有效地破解農民軍的運動作戰的靈活機動，顯示了楊嗣昌的過人之處，所以“十麵網”的戰術一經實施，立刻收到極大的成效。
楊嗣昌又在崇禎十年十月立下了三個月剿滅農民軍的軍令狀，他在《請旨責成剿賊第一事疏》中寫道：“今則網張十麵，刻值千金，斷斷不容蹉過矣。臣計邊兵到齊，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為殺賊之期。……下三個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結之局。” 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張獻忠、羅汝才、馬進忠、惠登相、王光恩等相繼戰敗接受“招撫”，而李自成則勢窮力盡“敗走陝西”。一時間，全國範圍內的農民軍被基本壓製。應該說楊嗣昌所立的三個月“了十年不結之局”的軍令狀，已經接近完成。可是就在楊嗣昌要肅清農民軍殘部、鞏固戰果的關鍵時刻，滿清卻斜刺裏殺了進來。最終，楊嗣昌打下的大好局麵還是毀於崇禎之手，這其中有盧象升的很大功勞。
“風流靈巧招人怨”的晴雯的見識和膽略
為緩解清軍給明朝的邊境壓力，以集中兵力徹底地剿滅農民軍，楊嗣昌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盜”。楊嗣昌是非常有洞察力的，兩線作戰是不可取的。他明確指出當前相較於隻滿足於物資錢財的滿清外患，根本無法真正招安的農民軍才是明朝政權的真正威脅，先集中力量消滅關內的農民軍才是當務之急 。反對兩線作戰的楊嗣昌力主和談，楊嗣昌在他給崇禎的奏疏中寫道， “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腹心流毒，髒腑潰癰，精血日就枯幹，肢骸徒有膚革，形勢十分危急，所以說臣說必先安內方可攘外，正因為攘外之急，才不得不先安內。”
其實明朝自開國以來，邊患問題就一直存在，屢屢遭蒙古的入塞侵襲，1449年的“土木之變”更造成幾乎亡國的危局，但由於遊牧民族僅僅滿足於物資的劫掠，並無大的進取心，所以瓦剌倡議和談想把英宗賣個好價錢，無奈景帝不稀罕英宗，瓦剌隻好作虧本買賣將英宗賤賣。正基於此現實，所以後來張居正才能因勢利導通過和談搞互市貿易擺平了和韃靼的關係。
當時的滿清亦如韃靼，並無取代明朝的雄心壯誌。雖然皇太極多次攻入內地，但他仍然不斷發布告示，謀求與明議和。皇太極還把征戰中搶來的原明朝發給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諸部的敕書（即能與明朝作貿易的許可證）一直保存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表明了他期待能與明朝發展貿易的願望。而且就是在幾年後的崇禎十五年農曆五月，即使滿清在鬆錦之戰中大敗明朝後，皇太極依然還是很積極的謀求與明朝媾和，皇太極熱情地接待了馬紹愉等來使，並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經過半個多月的談判磋商後，農曆六月三日，在馬紹愉等人離開盛京時，皇太極還派官將他們送到15裏之外設宴餞別，並命軍士將使團護送到明朝控製的連山（今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境內。皇太極給崇禎寫了一封長信，托馬紹愉轉呈。《清太宗實錄》收錄保存了皇太極這封長信的內容。從行文看，皇太極的態度是比較謙恭的。在信中，皇太極表示盡管清兵已處勝勢，但仍願與明朝議和通好，並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四項停戰條件。
因此，崇禎十一年的明清之間不但存在著成功議和的基礎，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極大。更不要提明朝的議和先例了：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在多次遣使要求明朝開放朝貢貿易未果後，兵臨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政府開放邊境貿易，史稱庚戌之變。後在嘉靖三十年因明朝單方關閉馬市，兩朝又再度開戰，給明朝多次造成威脅和巨大損失，最後於隆慶五年（1571年）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封其下各部首領以相應的官職，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從而結束了長達幾十年的戰亂，使邊塞安寧數十年。
正是基於這一以和製叛、以和取勝的先例以及皇太極以戰爭謀求和談換取貿易利益的迫切願望，楊嗣昌在奏疏中指出：明朝無力兩線作戰，農民軍才是當務之急，滿清侵襲與俺答犯塞“前後酷相類”，明朝封賞了俺答後，薊門宣大就此安定，“我朝撫賞為弱敵之第一策”，是為國家“久遠真切之計”。這樣的真知灼見和敢於直陳的勇氣顯示出了楊嗣昌的見識與膽略。
崇禎非常認同楊嗣昌的議和主張，但是他又十分畏懼東林黨給他議和的罵名，於是他一麵暗中授意遼寧巡撫方一藻和總監太監高起潛便宜從事辦好議和，一麵公開讓楊嗣昌與東林黨當庭辯論以說服主戰的東林黨。
崇禎十一年五月三日，崇禎在中極殿以“剿兵難撤、敵國生心”為主題策試大臣，楊嗣昌在策論中以天象引入話題，接著列舉曆史上天象示警與異族關係的故事，如東漢時日蝕火星，漢光武帝與南匈奴議和，宋太宗時月蝕熒惑，宋軍興師伐遼而戰敗，借此推動他對清議和的主張。“五月，火星示變，上於宮中齋沐祈禱，素服減膳，並諭各衙門，素服修省。樞臣楊時昌，嗣方倡款議，遂借星變，援引前代事疏奏雲。科臣何楷，疏駁之；雲嗣昌引建武討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楊嗣昌的議和主張遭到滿朝東林黨瘋狂的彈劾攻訐。
黃道周，東林黨公認的“聖人”，號稱最是清正剛直，其實不過是黨同伐異的文棍罷了！崇禎三年，身為首輔的東林黨人錢龍錫因策劃指使袁崇煥矯詔殺害毛文龍而被下獄（具體史實我會在以後的揭秘紅樓夢中細述），“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密語手書，往來不一，可覆案也。又崇煥與王洽書，言「關東款議，廟堂主張已有其人。文龍能協心一意，自當無嫌無猜；否則，斬其首，崇煥當效提刀之力。” “袁崇煥既殺毛文龍，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諱言款。” 袁崇煥更是幹脆的承認：“輔臣錢龍錫為此一事低回過臣寓私商。臣曰：入其軍斬其帥如古人作手，臣饒為也。”當時的後金因為朝鮮和毛文龍的有效牽製，一直都被控製在遼東地區，從未越過長城，而國內也無農民軍的壓力，根本沒有同後金議和的需要，可是東林黨為了一黨之私卻偷偷支持袁崇煥的「關東款議」，並為了推動「關東款議」指使袁崇煥殺害了牽製後金的毛文龍。
摧毀了明朝邊境屏障的錢龍錫對國家和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號稱“聖人”反對“議和”的黃道周是怎麽做的呢？黃道周是“中夜草疏，排闥叩閽”，為錢龍錫辯冤，並在奏疏中無恥地寫道：“今殺累輔，徒有損於國”，令崇禎大怒，黃道周“幾坐重典”，被降三級調用。 但最終崇禎還是給了黃道周等東林黨人麵子，結果所有罪名被通通栽到了東林黨的馬前卒袁崇煥一人頭上，將遼東大好形勢毀滅的錢龍錫居然僅僅是“引疾放歸”！
可是崇禎十一年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明朝承受著來自農民軍和滿清兩方麵的巨大壓力，不議和就意味著兩線作戰，這絕非明智之舉。但隻管黨同伐異的“聖人”黃道周為了阻止非東林黨楊嗣昌的議和，居然以不為父守喪三年為罪名彈劾楊嗣昌，並大罵楊嗣昌“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 這“聖人”罵起人來真是夠惡毒的。
明白無法兩線同時作戰的崇禎是支持議和的，於是同年的七月五日，崇禎親自出馬與黃道周在朝堂上展開了一場滑稽的辯論，其結果可想而知，崇禎怎能說得過最善詭辯的老文棍黃道周？氣急敗壞的崇禎於是將黃道周連降六級，派往地方搞建設。崇禎以為這下東林黨可以安分了，可是沒想到情況依然如舊，麵對滿朝東林黨依然強硬的反對議和，畏懼清議愛好虛名的崇禎猶豫不決，遲遲不做決定。
《明史•本紀•莊烈帝》：“（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辛巳，大清兵入牆子嶺，總督薊遼兵部侍郎吳阿衡死之。癸未，京師戒嚴。冬十月癸巳，盧象升入援，召對於武英殿。盧象升、高起潛分督援軍。是月，洪承疇、曹變蛟大破賊於潼關南原，李自成以數騎遁。十一月戊辰，大清兵克高陽，致仕大學士孫承宗死之。戊子，罷盧象升，戴罪立功。（首輔）劉宇亮自請視師，許之。是月，羅汝才降。十二月庚子，方逢年罷。盧象升兵敗於巨鹿，死之。戊申，孫傳庭為兵部侍郎督援軍。征洪承疇入衛。”
“十二年（1639年）庚申，大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布政使張秉文等死之。戊辰，劉宇亮、孫傳庭會師十八萬於晉州，不敢進。丁醜，改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二月乙未，（首輔）劉宇亮罷。大清兵北歸。三月丙寅，出青山口。凡深入二千裏，閱五月，下畿內、山東七十餘城。”
崇禎十一年即1638年九月，遲遲等不到議和的皇太極派睿親王多爾袞、貝勒嶽托統帥軍隊從沈陽出發，繞道蒙古，從北京密雲東北麵的牆子嶺、喜峰口東麵的青山口(今河北遷安市東北)兩路毀牆入關，突破長城要塞第四次入侵明朝，督師盧象升率軍迎敵，兵敗身死。清軍乘勝沿運河長驅南下直到濟南，俘獲了人畜46萬。
此後，正在關中剿匪忙於收尾的洪承疇被派往鎮守薊遼邊境。山西巡撫孫傳庭建議將陝西精銳之師調回對抗“流寇”，崇禎不但不采納，反以孫傳庭為保定總督，孫傳庭假稱生病請求卸任，崇禎大怒，將其逮捕入獄。使得本已陷入絕境的農民軍乘機逃脫了明軍的清剿，令被困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機。楊嗣昌打下的大好局麵被徹底葬送。不久，得以喘息和休整農民軍勢力再度崛起，再次掀起了農民軍的高潮，並最終將明王朝埋葬。
下次解密，《盧象升之死到底是不是楊嗣昌陰謀陷害呢？》
若紅樓的作者是朱慈炤，他八歲時正是崇禎十四年，而這一年還真有一位外國人向他的父親崇禎皇帝進獻了一個比中國人還強的東西——湯若望的《崇禎十五年曆》。明朝每年冬至頒下一年的新曆，但因為算法落後，總是不準，不準的意思就是算不出準確的日食時間。但湯若望進的這一曆非常準確，確實比我們中國自己的欽天監弄的曆法要準得多。
看來兄研究的方向的確是正確的，繼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