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湄送我這本她翻譯的昆德拉的文論《被背叛的遺囑》，當時一讀就非常喜歡，隻覺得妙論迭出，奇思突起。我折服於昆德拉既是寫小說的大手筆，也是寫文論的大手筆。他的文論，不但傳達了他獨到而一貫的見識，而且也是極顯風格的散文。自那以後，我一直想把讀這書的感想整理出來，到今天才算如了願，寫成這篇劄記。我不是小說家，我所寫的隻是因了昆德拉的啟發而對現代小說精神的一種理解。
現代小說在思考。現代一切偉大的小說都不對生活下論斷，而僅僅是在思考。
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昆德拉談到了認識生活的真相之困難。這是一種悖論式的困難。我們的真實生活是由每一個“現在的具體”組成的，而“現在的具體”幾乎是無法認識的，它一方麵極其複雜，包含著無數事件、感覺、思緒，如同原子一樣不可窮盡，另一方麵又稍縱即逝，當我們試圖認識它時，它已經成為過去。、
也許我們可以退而求其次，通過及時的回憶來挽救那剛剛消逝的“現在”。但是，回憶也隻是遺忘的一種形式，既然“現在的具體”在進行時未被我們認識，在回憶中呈現的就更不是當時的那個具體了。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隻能依靠回憶，因為它是我們的唯一手段。回憶不可避免地是一個整理和加工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邏輯、觀念、趣味、眼光都參與進來了。如此獲得的結果決非那個我們企圖重建的“現在的具體”，而隻能是一種抽象。例如，當我們試圖重建某一情境中的一場對話時，它幾乎必然要被抽象化：對話被縮減為條理清晰的概述，情境隻剩下若幹已知的條件。問題不在於記憶力，再好的記憶力也無法複原從未進入意識的東西。這種情形使得我們的真實生活成了“世上最不為人知的事物”，“人們死去卻不知道曾經生活過什麽”。
我走在冬日的街道上。沿街栽著一排樹，樹葉已經凋零，隻剩下光禿禿的枝幹。不時有行人迎麵走來，和我擦身而過。我想到此刻在世界的每一個城市，都有許多人在匆匆走著，走過各自生命的日子，走向各自的死亡。
人們匆忙地生活著，而匆忙也隻是單調的一種形式。匆忙使人們無暇注視自己的生活，單調則使人們失去了注視的興趣。就算我是一個詩人，作家，學者，又怎麽樣呢？當我從事著精神的勞作時，我何嚐在注視自己的生活，隻是在注視自己的意象、題材、觀念罷了。我思考著生活的意義，因為抓住了某幾個關鍵字眼而自以為對意義有所領悟，就在這同時，我的每日每時的真實生活卻從我手邊不留痕跡地流失了。
一個至死不知道自己曾經生活過什麽的人，我們可以說他等於沒有生活過。一個時刻注視自己在生活著什麽的人，他實際上站到了生活的外邊。人究竟怎樣才算生活過？
我們已經太習慣於用邏輯的方式理解生活，正是這種方式使我們的真實生活從未進入我們的視野，成為被永遠遺忘的存在。把生活戲劇化也是邏輯方式的產物，是因果性範疇演出的假麵舞會。
昆德拉講述了一個絕妙的故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互相暗戀，等待著向對方傾訴衷腸的機會。機會來了，有一天他倆去樹林裏采蘑菇，但兩人都心慌意亂，沉默不語。也許為了掩飾心中的慌亂，也為了打破沉默的尷尬，他們開始談論蘑菇，於是一路上始終談論著蘑菇，永遠失去了表白愛情的機會。
真正具諷刺意義的事情還在後麵。這個男人當然十分沮喪，因為他毫無理由地失去了一次愛情。然而，一個人能夠原諒自己失去愛情，卻決不能原諒自己毫無理由。於是，他對自己說：我之所以沒有表白愛情，是因為忘不了死去的妻子。
德謨克裏特曾說：隻要找到一個因果性的解釋，也勝過成為波斯人的王。我們雖然未必像他那樣藐視王位，卻都和他一樣熱愛因果性的解釋。為結果尋找原因，為行為尋找理由，幾乎成了我們的本能，以至於對事情演變的真實過程反而視而不見了。然而，正是對於一般人視而不見的東西，好的小說家能夠獨具慧眼，加以複原。譬如說，他會向我們講述蘑菇搗亂的故事。相反，我們可以想象，大多數小說家一定會按照那個男人的解釋來處理這個素材，向我們講述一個關於懷念亡妻的忠貞的故事。
按照通常的看法，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非理性作家，托爾斯泰是一位理性的、甚至有說教氣味的作家。在昆德拉看來，情形正好相反。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思想構成了明確的動機，人物隻是思想的化身，其行為是思想的邏輯結果。譬如說，基裏洛夫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確信人隻有信仰上帝才能活下去，而這一信仰已經破滅，於是他必須自殺。支配他自殺的思想可歸入非理性哲學的範疇，但這種思想是他的理性所把握的，其作用方式也是極其理性、因果分明的。在生活中真正發生作用的非理性並不是某種非理性的哲學觀念，而是我們的理性思維無法把握的種種內在衝動、瞬時感覺、偶然遭遇及其對我們的作用過程。在小說家中，正是托爾斯泰也許最早描述了生活的這個方麵。
一個人自殺了，周圍的人們就會尋找他自殺的原因。例如，悲觀主義的思想，孤僻的性格，憂鬱症，失戀，生活中的其他挫折，等等。找到了原因，人們就安心了，對這個人的自殺已經有了一個解釋，他在自殺前的種種表現或者被納入這個解釋，或者——如果不能納入——就被遺忘了。
人們對生活的理解很像是在寫案情報告。事實上，自殺者走向自殺的過程是複雜的，在心理上尤其如此，其中有許多他自己也未必意識到的因素。你不能說這些被忽略了的心理細節不是原因，因為任何一個細節的改變也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局。導致某一結果的原因幾乎是無限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任何確定的因果性。
小說家當然不可能窮盡一切細節，他的本領在於謀劃一些看似不重要因而容易被忽視、實則真正起了作用的細節，在可能的限度內複原生活的真實過程。例如，托爾斯泰便如此複原了安娜走向自殺的過程。可是，正像昆德拉所說的，人們讀小說就和讀他們自己的生活一樣地不專心和不善讀，往往也忽略了這些細節。因此，讀者中十有八、九仍然把安娜自殺的原因歸結為她和渥倫斯基的愛情危機。
性與浪漫有不解之緣。性本身具有一種美化、理想化的力量，這至少是人們共通的青春期經驗。仿佛作為感恩，人們又反轉過來把性美化和理想化。一切浪漫主義者都是性愛的謳歌者，或者——詛咒者，倘若他們覺得自己被性的魔力傷害的話，而詛咒仍是以承認此種魔力為前提的。
現代小說在本質上是反浪漫主義的，這種“深刻的反浪漫主義”——如同昆德拉在談到卡夫卡時所推測的——很可能來自對性的眼光的變化。昆德拉讚揚卡夫卡（還有喬伊斯）使性從浪漫激情的迷霧中走出，還原成了每個人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現實。作為對照，他嘲笑勞倫斯把性抒情化，用鄙夷的口氣稱他為“交歡的福音傳教士”。
十九世紀初期的浪漫主義者並不直接謳歌性，在他們看來，性必須表現為情感的形態才能成為價值。在勞倫斯那裏，性本身就是價值，是對抗病態的現代文明的唯一健康力量。對於卡夫卡以及昆德拉本人來說，性和愛情都不再是價值。這裏的確發生著看性的眼光的重大變化，而如果杜絕了對性的抒情眼光，影響必是深遠的，那差不多是消解了一切浪漫主義的原動力。
抒情化是一種賦予意義的傾向。如果徹底排除掉抒情化，性以及人的全部生命行為便隻成了生物行為，暴露了其可怕的無意義性。甚至勞倫斯也清楚地看到了這種無意義性，他的查太萊夫人一邊和守獵人做愛，一邊冷眼旁觀，覺得這個男人的臀部的衝撞多麽可笑。上帝造了有理智的人，同時又迫使他做這種可笑的姿勢，未免太惡作劇。但守獵人的雄風終於征服了查太萊夫人的冷靜，把她脫胎成了一個婦人，使她發現了性行為本身的美。
性曾因愛情獲得意義，現代人普遍不相信愛情，在此情形下怎樣肯定性，這的確是現代人所麵臨的一個難題。性製造美感又破壞美感，使人亢奮又使人厭惡，盡管無意義卻絲毫不減其異常的威力，這是性與存在相關聯的麵貌。現代人在性的問題上的尷尬境遇乃是一個縮影，表明現代人在意義問題上的兩難，一方麵看清了生命本無意義的真相，甚至看穿了一切意義尋求的自欺性質，另一方麵又不能真正安於意義的缺失。
對於上述難題，昆德拉的解決方法體現在這一命題中：任何無意義在意外中被揭示是喜劇的源泉。這是性的審美觀的轉折：性的抒情詩讓位於性的喜劇，性被欣賞不再是因為美，而是因為可笑，自嘲取代兩情相悅成了做愛時美感的源泉。在其小說作品中，昆德拉本人正是一個捕捉性的無意義性和喜劇性的高手。
麥姐周末愉快：）
好的小說家隻給現象不給結論，能引發的爭議越多越是成功的作品：）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33170/202108/13840.html勞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