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樂觀主義者而言，今天無疑是最好的時代，各種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前所未有地更新並優化了我們的生活。技術的進化如此迅速，為數十年前的人難以預計。最典型的就是數碼技術，它使我們獲得超乎想象的便利。各種各樣的技術都被數碼技術接納、升級、串聯與整合，整個社會已經變成了數碼社會。但在這個“最好的時代”，似乎仍有說不清道不明又普遍的不滿和焦慮情緒彌漫著。這些表麵上的“說不清道不明”，恰恰最需要思想者的智慧去穿透和診斷。麵對數碼時代的諸多征候與困境，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睿智地沉思、寫作，以犀利的筆觸解剖當下，與各種迷思戰鬥，試圖為我們掃除迷霧。
有個朋友最近加入了幾個微信交友群，群裏每個人都在添加好友，又時常無疾而終。男女之間，經常互相抱怨對方不夠主動，調侃對方的尬聊與低情商。讀韓炳哲的《愛欲之死》前，我誤以為這隻是國內的現狀。但韓炳哲卻告訴我們，不知如何戀愛，或是沒興趣談戀愛，幾乎是世界性的問題。毀滅愛情的是什麽？大多數人的看法會比較接近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觀點：選擇過於豐富而導致的選擇困難，以及對完美愛情的過高期許，使感情行動停滯不前。乍看之下，這樣的解釋似乎再合理不過了；但在韓炳哲看來，伊娃的觀點並未道出完整的真相，更不是問題的核心。他認為，“導致愛情危機的不僅僅是對他者的選擇增多，也是他者的消亡”。
戀愛，必須邀請他者加入，必須麵向他者敞開。原本全然陌生的他者，竟然要與我們朝夕相對，甚至同床共枕，越來越深地卷入我們的生活，最後成為我們生命經驗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一事實本身就奇跡般恐怖又激動人心。他者就是闖入者，戀愛的雙方，彼此都是對方生命的闖入者。沒有他者的闖入，絕不會有愛情發生。做過心髒移植手術的哲學家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一再提醒，愛是種闖入者的經驗，像心髒移植一樣，戀愛的雙方要發生無數次排異反應後，才終於契合，相互嵌入各自生命裏。因此愛注定是種曆險，時常會帶來失敗與痛苦。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與意識形態大行其道的當下，績效成為人們的首要追求目標。韓炳哲寫道：“績效原則已經統禦了當今社會的所有生活領域，包括愛和性。”如此一來，戀愛也變成了算計，也是對各種收益的精打細算和百般權衡。“愛被簡化成了性，完全屈服於強製的績效與產出。”沒有人甘願為了陌生的他者去曆經磨難，戀愛在他們眼中如同無法控製風險的投資，成了“燙手山芋”，必須被規避。在追求績效最大化的社會，愛情不會得到鼓勵，而肉體欲望卻有各種各樣風險極低的滿足渠道，如此一來，愛情也瀕於消亡。韓炳哲更進一步判斷，“當今社會越來越陷入同質化的地獄”，當代生活的方式使得人們的關注難以實質性地投入到他者身上，而是通過數碼技術在自我內部循環，他者不過是扁平的圖片和數據。數碼技術讓每個人變得原子化，我們看似在接受各種不同的事物，其實不過是在接受數碼媒體的喂養和自我喂養，人的經驗高度重疊而彼此相像。在此意義上，韓炳哲認為他者被消滅了，或者說被放逐在角落裏。最終，他者的死亡帶來了愛情的消亡。在韓炳哲看來，愛欲的毀滅，帶來了災難與危機。愛是驅使人類創造普遍價值的動力，它讓我們走出自我，走向他者，走向更大的共同體。愛欲的消亡，讓人不再有變革的願望，使社會在慣性秩序的地獄裏輪回。
在當代社會，越來越多人遭受精神苦悶的煎熬，被痛苦與孤獨囚禁，焦慮和抑鬱蠶食著當代人的內心世界。在網絡世界裏遊蕩時，我們時常在各種數字群落裏遭遇，甚至參與網絡暴力。那些鋪天蓋地的汙言穢語不過是不斷累積壓抑的情緒之瞬間爆發。《在群中》一書從對網絡暴力的探討開始，逐步揭示數碼社會大眾心理狀況。韓炳哲認為，我們所遭遇的交流危機，實際是一種精神危機。當大多數人的日常交往被轉移到數碼媒體中，而缺乏實質上的麵對麵交流時，他者隱遁了，“數字交流是目光缺失的交流”。處在數字社群中的人，是匿名者，相互之間往往缺乏敬意。韓炳哲說：“尊重總是與姓名相聯係的；匿名與尊重互相排斥。”敬意總是指向某個擁有姓名與麵容的人，而姓名與麵容都缺失的匿名者在網絡中則容易遭受網絡暴力。因為，對方被壓縮成戴著麵具的數字主體，一旦無法直接感知他者遭受傷害的痛苦，施暴者也就免除了良心上的不安。於是，網絡成為憤怒宣泄的場所。我們時常能感受到網絡上的怒氣衝衝。憤怒，尤其是正義的憤怒，本可以導向更大的行動，推動社會前進，“但是，如今的群體憤怒是極其易逝和分散的”。因此，這樣的憤怒很難凝聚彼此引發行動，以帶來新的未來與希望。韓炳哲為讀者揭示了新的時代處境：“新自由主義的績效強製將時間變為工作時間。它將工作時間絕對化。休息隻是工作時間的一個階段。現在的我們，除了工作時間沒有另外一段時間。”這也是喬納森·克拉裏曾經指出的資本主義對人的全天候壓榨，剝奪了閑暇，甚至睡眠。真正可怕的是，一切都隱藏在看似自由的假象中，人並不直接麵對剝削壓迫者，或者說更多是麵對自我的暴政，人無法揭竿而起。新自由主義和數碼技術的合謀，使“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而實質上人類卻陷入了在追求績效的自我激勵名義下的殘酷剝削——“自我剝削”。
韓炳哲認為數碼技術非常隱蔽地促成了這一切，由此寫道：“數碼設備帶來了一種新的強製，一種新的奴隸製。基於可移動性，它把每一個地點都變成一個工位，把每一段時間都變成工作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剝削甚至更為高效……智能手機給了我們更多的自由，但是從中也產生了一種災難性的強迫，即交流的強迫……它源於資本的邏輯。更多的交流也就意味著更多的資本。加速交流和信息的循環也就是加速資本的循環。” 一方麵是日益深重的新奴役，另一方麵是團結與交往的缺席，追尋績效、深陷自我剝削的主體自然被焦慮不安、抑鬱與憤怒捆綁，時刻感受到斯蒂格勒所謂的“存在的痛苦”。針對數碼技術的一係列後果，斯蒂格勒早就敏銳地意識到：“使社會變得值得人們欲求的，是‘絕對的友愛’，它若是消亡，那麽社會將與地獄無異。”
韓炳哲在福柯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數字全景敞視主義。他認為今天的新自由主義治理術不再是福柯所說的生物政治，而是精神政治。生物政治著重對人的肉體的規訓與管控，推行衛生、人口統計等公共政策以保存生命，從而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人力資源。韓炳哲認為福柯的生物政治模式業已過時，福柯引為典範的全景敞視監獄的權力機製，也因為數碼技術的飛速發展而被數字全景敞視主義所替換。邊沁設計的全景敞視監獄受限於視覺，仍然留有監視死角，更多停留在肉體監控的層次上，尚無法深入內心，而數字全景敞視主義是一次徹底升級，可以實現對精神的監視與操縱。在韓炳哲看來，智能手機充當了數字全景敞視主義的“聖物”。新自由主義社會的人並不是像邊沁的囚犯一樣彼此隔離，而是借助智能手機等數碼工具密切交流，同時彼此監視與自我監視。新自由主義利用環境權威法則，使人屈從於環境，追求績效——“點讚”就是屈從於環境權威法則的最典型表現。數碼技術轉變傳統生產模式的物質勞動為非物質勞動，而在通過數碼工具進行的非物質勞動中，人類自我生產，也自我消費，既是主人，亦是奴隸。人把資本的需求錯認成自我需求而忙得不亦樂乎。自此，人類陷入深度的自我剝削而難以自拔。資本通過數碼技術監視分析人在網絡上留下的痕跡，捕捉他們的喜好與關注，最後利用大數據為人的心理畫像。通過大量解析收集的信息，人類隱藏於內心的需求與波動變得清晰可見。一切都變得透明，資本可以重新利用這些心理畫像生產並推銷商品，人陷入了精神操縱而不自知。對大數據這位新的“老大哥”而言，人類不再有秘密。私人定製式服務成為消費的新模式。政治的狀況也與此類似，西方競選廣告和商業廣告越來越混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深知隻有精神政治才能讓統治順暢運行且顛撲不破。精神上的控製自然而然就會驅動肉體，精神權力將從意識深處去誘導人的活動。
讀過韓炳哲的《愛欲之死》《在群中》《精神政治學》後，我們會發現，三本書盡管分別側重愛情、大眾心理、政治等方麵，卻彼此存在聯係，因為他一以貫之不遺餘力地批判數碼技術與新自由主義。舉個明顯的例子，三本書都引用了《連線》（Wired）雜誌主編克裏斯·安德森的《理論的終結》一文。韓炳哲堅決反對安德森的大數據時代不再需要理論的謬論。相反，他認為，大數據隻是算法，隻是信息的疊加堆積，並不能代替精神智慧。大數據對精神的操縱，使得精神短路、貧瘠，因此今天恰好是最需要理論的時代。數碼技術生產傳播的海量信息，令人麻木，令人的注意力漂移，無法集中。長此以往，這將帶來係統性的愚蠢。在韓炳哲看來，精神活動，或者說理性，並不隻是計算，而是要從信息中發展出一種敘述。“理論是一種敘述的認知形式”。精神總是讓分散的事物串連成完整的敘述，隻有在敘述中才可能產生智慧的判斷與行動。大數據隻會用信息轟炸使人窒息，使人精神封閉。因此，理論實際上也是一種對抗行動。韓炳哲的理論繼承發展了福柯、阿甘本、奈格裏等當代西方大師的思想，針對當下狀況進行了一次次解剖。在他的思想中，他直接關注到智能手機等最新的數碼技術產品帶來的社會後果，這使他的思想能大幅度向前推進。這是其他思想家相對滯後於他之處。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更迅速地與時代接通，更直接地進入社會上下文的論爭中。在這三本書中，我們也能看到韓炳哲對前輩思想家的批判。例如，他無法認同哈特和奈格裏的樂觀。哈特和奈格裏認為，隨著新技術帶來的新生產方式，越來越多的人都成了“諸眾”，而諸眾是走向偉大變革，掙脫資本主義統治的核心力量和政治主體。他們靈活機動，且具有極好的組織性，同時又不會形成新的政治霸權。但是，韓炳哲尖銳地指出諸眾隻是個幻想，今天在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的主體不過是“自我孤立、自我鬥爭、甘願自我剝削的企業主‘個人’”，他們難以成為政治行動的主體。在另一處，韓炳哲批判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對電視過度關注，甚至說：“斯蒂格勒幾乎沒有研究過互聯網、社交媒體等與過去的大眾傳媒完全不同的媒體形式以及交際模式，就連數字網絡的全景結構也幾乎沒有關注過。這樣，他就完全錯過了廣泛依賴數字技術的新自由主義精神政治學這個領域。”這個論斷非常值得商榷。且不說在韓炳哲出版《精神政治學》的二〇一四年，斯蒂格勒已著有《象征苦難》《是什麽使我們值得活下去》《新政治經濟學批判》等，探討新型信息技術與社交媒體對心理與政治經濟影響的書籍（無獨有偶，斯蒂格勒也討論過克裏斯·安德森的那篇文章）。早在二〇〇一年，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的第三卷中，便已預見：“在未來，對導向機製的掌控，將會是對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因此，讀過韓炳哲的書後，反倒有種強烈的感覺，他探討的問題，斯蒂格勒似乎全都談論過了，且用了更深刻的方式。盡管如此，韓炳哲依然非常值得閱讀，因為他以更流暢的文筆寫作，更直接更犀利地進入時代論爭中。在韓炳哲筆下，當下狀況如此恐怖，近乎“危言聳聽”，甚至可能被認為不過是思想家的杞人憂天，但卻無疑是一種警告，值得我們反省，進而深思我們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