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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23)
知乎上有個話題：頂級作家和普通作家的差距體現在哪些方麵?
摘錄Vivian Darkbloom的回答如下：
單論虛構文學寫作的話，頂級作家和普通作家之間有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後者主要還是以自己有限的人生經曆作為文本的原材料，而前者能夠利用人類大腦想象力之無限給文本注入源源不斷的新鮮素材、讓文本的格局遠遠超越自己人生經曆之有限。
因為我本科讀的是文學係，過去幾年讀的小說幾乎都是通俗意義上“頂級作家”的作品（不是裝逼哈，畢竟我們係就是專門學這個的），所以偶爾讀到“普通作家”的小說時，這個差距就非常殘酷而明顯。
比如最近在讀某對衝基金大佬 Barton Biggs 寫的小說，這個差距就能非常明顯的感受到。Biggs 是個好作家，行文優雅得沒話說。雖說本職工作是金融行業從業者，不過由於他是英語文學係出身，所以還是有一些文字功底的。
不過這些依然無法彌補他的硬傷：如果讀過他的多部作品的話會發現，他的文本仍然是在不斷的循環利用自己過往作品裏已經使用過的素材，包括語料（詞匯以及文字表達）、設定（時間/地點/人物的模版）、情節結構（事物發展的起承轉合），等等。
這類普通作家的作品之高度，取決於他們人生經驗之廣度，所以像 Biggs 這樣的行業大佬光是把自己經曆的大風大浪記錄下來就夠讀者喝一壺了。
但是頂級作家的高度完全不會被自己有限的人生經曆所局限。比如十九世紀的那幫英國女作家，終生未婚，也許一輩子都沒踏出過娘家的門，但這並不妨礙她們創作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小說。一張紙，一支筆，全靠編。這種開了掛的想象力就屬於老天賞飯吃了，可能是大部分普通作家一輩子也修練不出來的。
原文鏈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1968455
我完全讚同好的想象力是成為頂級作家的核心能力，文筆完全可以是次要的。他們必須能夠超越自身時代，跳出製度框架和世俗觀念寫人類的處境。其實人類的存在就如同海灘上搭建的沙堡，人類的悲劇性早已注定，無論人們為了生存給族群設立了多少製度和知識的框架，而人性的本真反過來又被製度和文化扭曲。
人性比動物性真的不同嗎？也未必，但是誰也說不清為什麽人類會有自殺的行為，而動物卻不會，沒有動物因為想不開而自殺的，沒有！製度，國家，傳統，習俗，觀念和價值沒有一樣是不可以被推翻和改變的，人類的心理行為方式千變萬化，到底又還是相差不多的。但即便人生是虛無的空無一物的，並不意味著生命的過程不值得書寫，太多的掙紮和不甘，太多希望和絕望，對於生命的流動一味的樂觀或是悲觀都是簡單粗暴的，頂級的作家斷然不會隻是煽情和誇大，他們能夠揭示更多的細節，殘酷的美麗的荒謬的動人的，從不同的角度，從不同的心靈，用不同的聲音。
記得研究格麗克的詩歌的時候，看到斯坦福大學講師、詩人Richie Hofmann曾在他的課堂上教授格麗克的詩歌。他指出，隨著年齡的增長，她開始在詩歌中強調身體的脆弱、欲望的無序拉扯，以及個人的、抒情的、人性的聲音在對抗毀滅、羞辱和削弱時的韌性，這些作品保持了她對心理和情感的獨特關注。他認為，好的詩歌不會輕易給人安慰，而是提供一個融合了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的空間。在2020年全球疫情蔓延，人人都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孤獨、恐懼的當下，格麗克的詩歌或許會讓我們意識到，痛苦、遺忘，甚至死亡都不會是我們的終結。
三流作家想告訴人一個欲罷不能的故事，
二流作家想告訴人一個不容置疑的答案。
偉大作家想告訴人一個無言以對的困境。
我也很喜歡邁克爾·翁達傑的《英國病人》，他是加拿大的作家，詩人，小說文筆跳躍富於詩意。
愛麗絲·門羅作品很多，但是她的故事都是平凡人生，比較沉悶。
一本比較太難選了，我多說幾本吧
第一流的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城堡》《1984》《紅樓夢》《呼嘯山莊》《靜靜的頓河》
第二流的作品，比如張愛玲的很多小說，不是說寫得不好，而是視野格局不夠。
第三流的作品太多了，多的都想不起來了....
轉一篇梁文道在《一千零一夜》中的文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文/梁文道
北大退休的教授，錢理群先生曾經說過一個非常有名的觀念，叫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講的就是有這麽一些年輕人，也許學習成績非常好，也許看起來十分地乖巧，但實際上隻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鑽營，就算他最後進得了北大跟清華，但是到了最後，他仍然是一個利己的人。
但是我們中國的年輕人真的全部都是這個樣子嗎？我看未必。
我就曾在很多場合遇過一些年輕人，一臉誠懇，甚至一臉悲憤地，來問我一些問題。問什麽問題？他們會問我：“梁老師，為什麽這個世界這麽不公平？”
因此今天，我要給大家讀一首詩。一首詩能跟這樣的問題有關係嗎？當然有。我們今天要讀的這首詩，它的詩題就叫做《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在我看來，楊牧不隻是台灣最重要的詩人，最受尊敬的詩人，而且甚至很可能是過去百年來，漢語現代詩其中一個最優秀的作者之一。而楊牧的詩呢，他向來是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懷，相當地抒情。但是呢，裏麵又充滿種種玄妙的形而上的哲思。
這首詩，它總結出了，概括出了一種年輕人的形象。這種年輕人我們都不陌生，就是那種會跑過來問你：“老師，這個世界上有公理嗎？有天理嗎？”是問你這樣問題的一群年輕人。換句話說，他很可能就是你，或者是，曾經的我。
楊牧是怎麽回答？他隻能很囁嚅地說：“也許有吧，我想。”他後來自己自述，那個感覺就像是，祥林嫂問魯迅，關於靈魂跟地獄的問題的時候。魯迅吃了一驚，他說，論理該有，但是也未必就有。隻能這麽說。
但這個問題，跟那個年輕人的相貌，那些年輕人的憤慨，他們背後的情緒，一直留在楊牧的心底。楊牧回去睡不著覺，早上起來，一下子就在紙上麵寫下了第一行：“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然後等到，他有一天回學校，他開的那堂課要考試，他監考。底下的學生，低頭奮筆疾書答著試卷的時候，他望著這群年輕人，他望著他們的樣子，忽然之間，情緒一到，靈感一到，就在桌上的紙上麵，把這首長詩，整整地寫完了。寫完的時候，正好也是學生交卷的時候。
那個年輕人不是為考試而憤怒，因為它不在他的舉證範圍裏麵。那他為什麽憤怒？那就真的是，覺得這個世界太有問題了。其實同樣的問題，楊牧年輕的時候也曾經遇到過，隻不過它往往會展現出一種更複雜的麵貌。
那我們怎麽辦？也許我們都會像這首詩裏麵的年輕人一樣，滿腔的憤慨，無處宣泄，直到你遇到一個，你覺得他能回答你這個問題的人，你去問他：“老師，這個世界上麵有沒有公理？正義是什麽？”
不瞞你說，我小時候也寫過詩，但這沒什麽好害羞的，為什麽呢？因為我認識的大部分人年輕的時候都這麽寫過一點點詩，是不是？少年人嘛。所以很多人說詩是一種屬於少年或者青年的文學藝術。
詩是一種仿佛，是文學之中特別一種跟靈魂、跟天上的某種的神秘的力量相關的一種文學，真的像希臘人講的，要有繆斯女神的祝福你才能夠詩情勃發。但其實我們不用搞到那麽玄乎，詩很簡單，它之所以是少年人的藝術，是因為年輕人在他十來歲的時候，青春期的時候，很敏感，對很多事情都有很特殊的感受。那麽他有動於衷，有強烈的情感衝動，把他用詩寫出來，這有什麽好奇怪的。
楊牧在自己的半自傳的虛構散文《奇來前書》講過，當時（1950s）台灣每個學校學生，每個星期要交一篇周記，有一欄是要你寫，你自由的感想，你這周有什麽特別事要有感想，雖然叫自由的記載，自由的感想，但是所有的正經的年輕人學生們都知道，它不可能是自由的。
有一次他去參觀一間醫院，學校的活動，在醫院的太平間也就是停屍房裏麵看到一個大缸，大缸裏麵泡了一具屍體，是一個男人的屍體。他很好奇地湊近一看，發現那個屍體的胸口有一個血洞，一看就知道是槍斃的結果。
那是台灣處決最多政治犯，槍決政治犯的年代，少年的楊牧看到了這樣的東西，當然大受衝擊。那麽他是不是該把它寫進詩裏麵呢，還是像我們現在繼續給大家讀的這首詩裏麵的年輕人一樣，把他看到的對於社會的、政治的種種疑問，寫一封信去問一個你很尊敬的長者、老師，看他有什麽答案給你。你要學會好好說話，不能夠胡來，不能夠瞎說，要控製感情，有些題目不能碰，否則？否則怎麽樣？
有一次他去參觀一間醫院，學校的活動，在醫院的太平間也就是停屍房裏麵看到一個大缸，大缸裏麵泡了一具屍體，是一個男人的屍體。他很好奇地湊近一看，發現那個屍體的胸口有一個血洞，一看就知道是槍斃的結果。
那是台灣處決最多政治犯，槍決政治犯的年代，少年的楊牧看到了這樣的東西，當然大受衝擊。那麽他是不是該把它寫進詩裏麵呢，還是像我們現在繼續給大家讀的這首詩裏麵的年輕人一樣，把他看到的對於社會的、政治的種種疑問，寫一封信去問一個你很尊敬的長者、老師，看他有什麽答案給你。
楊牧經過了幾十年，這個時候才開始在政治上麵，踏出一步，用詩來講政治。但是這種講法，他必然要經過這麽漫長的時間去高度地凝煉，藝術上把它結晶，為的是什麽？為的就是要避免讓詩，淪為一種很單純的政治表態。
在這種是非價值觀的爭論上麵，一個詩人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立場呢？保持一段稍微冷靜的距離，然後在這個距離裏麵，慢慢地去審視各種各樣立場的存在，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距離。
楊牧始終沒有給出答案。相反的，他描述的是會問這麽樣的一個問題的年輕人，他帶著這樣的一種憤怒，他帶著這樣的一種情緒，要尋找正義跟公理，不惜粉身碎骨，然後他粉身碎骨了，在社會的前鋒倒下了，倒下又怎麽樣呢？
他倒下的那個空間是個永遠不在的空間，而我們大部分人看到這樣的事情，聽到這樣的事情，我們卻從容遺忘了這些，曾經熱血過，犧牲了的年輕人。
——摘自《一千零一夜》節目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