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從乖女孩到打破童話禁忌的白巫師

文學評論--靈兮

《安吉拉•卡特：從乖女孩到打破童話禁忌的白巫師》

 

安吉拉•卡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英國小說界最受廣泛討論和研究的作者之一。就如同她永遠不會知道在她倫敦的學生裏，有一位是後來在201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石黑一雄。那時的她一頭蓬亂的灰白長發，配上一條飄蕩的長裙子，看起來就像是“被颶風裏甩出來的人”。人們喜歡用新哥特的、佛洛依德的、超現實的、荒誕的、魔幻的等等標簽恭維她，但依舊不足夠描繪出她作品中的放誕不羈和靈光四濺。安吉拉·卡特一生改編了很多童話，被歸為“白女巫”是再準確不過的事，她好像天生就會有用枯長的手指擺弄塔羅牌的本領，當她一筆一筆將甜美得俗套的童話改編成陰森怪誕的異想天開，當她讓美麗的公主和柔弱的孤女墮入了萬聖節的黑夜，當她用魅惑的歌喉誘人進入暴力和情色的海域, 童話怎麽可以是這樣的呢？安吉拉•卡特聽膩了這樣的詰問，狡黠地眨眨眼睛，爆出一陣大笑，如果仙女和巫婆被困在同一個身體，你不過是在看不一樣的戲劇。

 

安吉拉•卡特作品中奇特的意象和筆法使評論界很難把她的創作歸入某一文學傳統或思潮，這使她在英國文學中占有非常獨特的地位。錯亂的倫理，禁忌的性暗示往往讓傳統讀者感到即驚訝又不安，但這也正是安吉拉•卡特的高明之處，她舉重若輕地擊破了那一層層的不可言說，戳中了潛意識下的黑暗沼澤。你可以厭惡她，但是不能否認她天才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你可以不喜歡她匪夷所思的故事，卻無法不喜歡她欲仙欲鬼的文筆。她的那些離奇的故事，即使材料並不令人震驚，寫作手法也更是自我放縱的。在安吉拉•卡特的字典裏刻意抹去道貌岸然四個字。她任性地打翻了閃閃發光的水晶球，露出殘破黑暗的陰影麵，那裏沒有溫情脈脈的祝福，隻有明明暗暗的怪誕魅惑，一切的反轉和不堪都來自邪惡和欲望世界。小紅帽，白雪公主，藍胡子，狼人，美人與野獸.....無一不是這欲望世界中的魅影，隻是他們早已麵目全非如同來自於一個暗黑版本的平行空間。

 

在卡特版本的《美女與野獸》(又名《老虎的新娘》)中，野獸並沒有變成美女，而是美女變成了野獸，安吉拉·卡特繪聲繪色地寫道“他開始咕嚕咕嚕叫了…… 它慢慢地向我靠攏，直到我感覺到它那粗糙的毛茸茸的頭抵著我的手，然後是它的舌頭，像砂紙一樣摩擦著我的手。‘它會舔掉我的皮!’ 他每舔一下便扯去一片皮膚，舔了又舔，人世生活的所有皮膚隨之而去，剩下一層新生柔潤的光亮獸毛。耳環變回水珠，流下我肩膀，我抖抖這身美麗毛皮，將水滴甩落”

 

卡特版本的《白雪公主》（又名《雪孩子》），則變異出一段弗洛伊德式的解讀:母親對女兒的嫉妒，父親對女兒的欲望。在所有的合集中，《雪孩子》的敘述最接近童話，但卻更加猙獰地呈現了一個魔幻荒謬的場景：

 

隆冬裏，完美無瑕。伯爵和他的妻子去騎馬，他騎一匹灰色的母馬，她騎一匹黑色的母馬，她裹著閃閃發光的黑狐皮;她還穿了一雙亮晶晶的黑色高筒靴，配上猩紅色的高跟和馬刺。新雪落在已下的雪上;當它停止的時候，整個世界是白色的。“我希望我有一個像雪一樣白的女孩，”伯爵說。他們乘坐。他們來到雪地裏的一個洞前;這個洞充滿了血。他說:“我希望我有一個像血一樣紅的女孩。於是他們又繼續往前走;這是一隻烏鴉，棲息在一根光禿禿的樹枝上。“我希望我有一個像那隻鳥的羽毛那樣黑的姑娘。”他一完成她的描述，她就站在路邊，白皮膚，紅嘴唇，黑頭發，一絲不掛;她是他的願望的產物，伯爵夫人恨她。剩下的部分(不到一頁長)詳細描述了伯爵夫人試圖殺死女孩的種種企圖。每次不成功的時候，伯爵夫人的一件衣服就會從年長的女人身上跳到年輕的女人身上。伯爵夫人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她對伯爵的吸引力的象征;若這年青的女人篡了她的位，她必在曠野赤身而死。最後，伯爵夫人成功地殺死了那個女孩。伯爵一麵哭，一麵下馬，解開他的馬褲，把他那健壯的身體刺向那死去的姑娘。伯爵夫人勒住正在跺腳的母馬，仔細地注視著他;他很快就幹完了。

 

1977年，安吉拉•卡特出版了自己翻譯的查爾斯·佩羅的童話。其中安吉拉•卡特將《小紅帽》的故事一分為三分，在《狼人》中，女主角的奶奶原本就是狼; 在《狼的陪伴》中，女主人公沒有與狼搏鬥。她和他上床，完全沒有聽見祖母的骨頭在床底下嘎嘎作響; 在《狼-愛麗絲》中，一個被狼人養大的女孩被狼人公爵收養。在這個鬆散的三部曲中，安吉拉•卡特解構這些古老故事時采用了不同策略:有時將熟悉的故事改編成奇怪的故事，有時回溯到比佩諾特或格林更早的版本，有時則讓她自己的創造和演繹發揮主導作用。

 

《染血之室》出版於1979年，是安吉拉·卡特的第九部小說，也被認為是最可能流傳久遠的作品，書中收錄的多是一些西方文學中最著名的故事——查爾斯·佩羅、讓·瑪麗·勒普林斯·德·博蒙特和格林兄弟的童話——都被扭曲成不同尋常的新篇章。在這本書裏，“安吉拉•卡特對小說出現之前的敘事模式——童話、民間故事和其他通過增加和重述而發展起來的形式更加的著迷，她對這些體裁的描寫如此獨特而具有顛覆性。”記者兼評論家洛娜·塞奇評論說，“通過重述這些故事把它們變形……怪物和公主失去了在舊劇本中的位置，並超出了禁止的界限”。

 

《染血之室》之所以成為一部備受爭議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備受爭議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不遵循單一的立場，比如正統女權主義。安吉拉•卡特在1983年寫道:“我從事的是去神秘化的工作，我對神話很感興趣……因為它們是特別的謊言，旨在讓人們失去自由。”她的創作方法和創作成果多種多樣:滑稽的、殘酷的、誘人的、令人不安的。因此，一些批評家抨擊卡特將所有男性都貶低為掠食性虐待狂，而另一些人則對她的女主人公們感到遺憾，無論她們多麽足智多謀，多麽獨立，大多數時候還是想要俘獲一個男人。但安吉拉•卡特是一位藝術家，而不是理論家; 她講述了她想要講述的故事，這些故事並不遵循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她說，“挑起不安”是故事的唯一道德目的，她呈現混淆卻對證實它們缺乏興趣。就像她改編的那些童話故事和民間故事，她帶來不同的解讀，告訴讀者如果人們隻看故事的表麵含義一定會受到欺騙。而她更喜歡的是在故事之間進行變形，讓故事有各種各樣的空間——像迷宮一樣的房間——可以為理解故事的核心提供無數的角度和可能。

 

如果說在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裏，女人一直是第二性的。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安吉拉•卡特的女主人公成為了強勢和智慧的化身，就如同“女巫”這個詞匯的原初含義一樣。安吉拉在整理故事的時候，著重體現了兩點：第一點是，在童話故事的講述傳統中，講故事的人大多是典型的女性，但是很多整理童話故事的人都忽略這個重要層麵；另外一點是，很多故事都是圍繞某個女主人公而展開的，“不管她是聰明、勇敢、善良，還是愚昧、殘酷、陰險，也不管她有多麽多麽的不幸，她都是故事的中心”。

 

正如瑪莉娜•華納在1992年的《獨立報》上為安吉拉•卡特所作的訃告中寫道的：“安吉拉•卡特對女性的偏護之情在她所有的作品中燃燒，卻從來沒有將她引向任何傳統形式的女權主義，不過在這裏，她沿用了一項原創而有效的計策，從“厭惡女性”的虎口奪下了對女性“有用的故事”。 卡特在1979年的論文《薩德的女性》 從薩德身上挖掘出一個令人眼界大開的導師，他講授男性和女性的現狀，並照亮了女性多態欲望的邊緣地帶。在這本書裏，卡特顛倒了一些勸誡性質的民間故事，搖出它們曾經表達的對女性的恐懼和厭惡，從中創造出一套新的價值，頌揚堅強、坦率、熱情、性別特征顯著、永遠都不屈服的女性。”

 

30年後的今天，安加拉卡特已經是英國文壇不可或缺的偉大作家，大英圖書館評價安吉拉·卡特是“20世紀最大膽、最具獨創性的作家之一。她精心製作的故事往往是挑釁性和顛覆性的，許多包含圖形和暴力內容。她的作品從哥特式幻想、傳統童話、莎士比亞和音樂廳、超現實主義，戈達爾和費裏尼的電影中汲取了各種元素和題材。卡特的作品打破了許多由來已久的禁忌和習俗，尤其是在她直率地將女性重新定位為她們自己敘事的中心和控製。”

 

可惜安吉拉•卡特在世的時候並沒有像同時代的某些作家那樣贏得暢銷書的大筆收入也不曾入選主要獎項，甚至都沒有入圍布克獎(Booker Prize)。1984年，安吉拉卡頓對一位采訪者說:“如果說那些不比我好多少的人比我名氣大得多，比我有錢得多，而且還被認為是正確的東西。那將不適合我。但老男孩俱樂部為自己所做的事情令人驚訝。他們列出了“重要的英國當代作家”，他們會列出馬爾科姆·布拉德伯裏和金斯利·艾米斯，他們會漏掉多麗絲·萊辛，她是唯一一個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作家。”她顯然認為自己的女性身份導致了她的文學地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然而她享有更多國際上的好評：她的名字從丹麥一直傳到澳大利亞，她也反複收到教學邀請，並就任於設菲爾德大學（1976-8）、普維敦斯的布朗大學（1980-1）、阿德雷德大學（1984）和東安格利亞大學（1984-7）。她協助改變了戰後英文寫作的發展方向——從薩爾曼•魯西迪 到珍妮特•溫特森 再到美國寓言家羅伯特•庫弗 ，許多作家都受到了她的影響。

 

在1992年，安吉拉·卡特去世後，人們對她作品的興趣突然大增，她的作品銷量迅速上升，此後在英國內外都出現了針對她的小說改編的舞台作品。她的作品在20世紀的小說中占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在這個地方，圍繞性別和性的神話被揭穿，甚至人類想象力中最黑暗的角落都不是禁區。”時代周刊評選安吉拉•卡特作為對當代文學最有影響力的二十位作家之一。2018年10月17日，艾瑪·賴斯版本的舞台劇《明智的孩子》在英國上演，華麗，激情，荒誕，情色，喜劇.....這是一場感官狂歡的盛宴，也是一部對於莎士比亞戲劇的重溫和致敬。其中混亂的倫理關係和混淆的低俗與高雅挑戰觀眾的三觀，但依舊無可否認這是天才之作，正如《明智的孩子》舞台劇藝術總監艾瑪·賴斯描述的“她生動的、感官的、充滿力量的世界激發我的想象力……無論是穿過混亂潮濕的森林，還是倫敦黏糊糊的後街……我從她的話語中認出了一種女性的野性，這種野性在我心中沸騰。”

 

在《明智的孩子》中安吉拉·卡特創造了一個三代人的家族傳奇，舞台上的雙胞胎舞女姐妹載歌載舞，75歲高齡才第一次被她們的生父所接納承認。回顧一生她們的私生活就像她們的舞台事業一樣豐富多彩而又飄搖不定，她們用歌舞慶祝劇院舞台的誘惑和魔力。劇中中誇張諧趣的歌舞和大量莎士比亞喜劇元素是安吉拉•卡特的又一次大膽嚐試。她塑造了多拉和偌拉這對雙胞胎私生女，她們輕佻而快樂，貧困而卑賤，她們是遭人鄙夷的歌舞女郎，但是她們始終興高采烈、津津有味地投入人生的狂歡。安吉拉·卡特的那句“喜劇就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悲劇”讓人捧腹大笑。這部劇本身就是一個混合體：它得意洋洋、放蕩不羈，但將悲傷和遺憾拋撒向空中，好像廣場上數不清的五彩紙屑。故事的最後一句貫穿始終:“唱歌跳舞是多麽快樂的一件事!”

 

你也許會好奇究竟是什麽成就了安吉拉•卡特的文學靈感和才華，安吉拉•卡特的密友倫敦國王學院英語講師埃德蒙·戈登在查閱了安吉拉•卡特的信件和日記後，寫的了一本細節詳實的傳記《安吉拉·卡特的誕生》，書中為我們提供了安吉拉•卡特青少年時期的一些線索：

 

安吉拉出生在倫敦一個安靜的中產階級家庭，郊區長大。母親很刻板，如果一個離了婚的演員出現在屏幕上，母親會關掉電視。父親是倫敦新聞協會的夜間編輯。父母都把安吉拉寵壞了。她被零食塞滿，被小貓和故事書轟炸。她的母親從來不會讓她在午夜之前睡覺，她希望在丈夫下班回來前有女兒做陪。而且，即使很晚了，也經常讓繼續呆著。休會從辦公室給她帶了一長卷紙回家，在父母聊天時，卡特就用蠟筆寫故事。

 

青少年時期的安吉拉“長成了一個又高又胖的孩子，還有些口吃。在這些缺點和極度害羞之間，她用一種冷漠、冷淡的態度來掩蓋，她幾乎沒有朋友。奧麗芙加倍殷勤。安吉拉不允許自己穿衣服，也不允許獨自去衛生間。最後，她反抗了，開始節食，從一個順從的胖姑娘變成了一個纖細而粗魯的姑娘。她穿著短裙和網眼襪，懶洋洋地走來走去，一邊抽煙，一邊對她母親說一些冒犯的話。安吉拉一度幻想成為埃及古物學者，但是畢業以後，她在父親的安排下來到《克羅伊登廣告報》 當學徒。她二十一歲時結婚，因為她意識到，結婚是逃離父母的唯一途徑。同年，她開始在布裏斯托大學修習英文，選擇專攻中世紀文學。

 

她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出版了四本小說，1969年，卡特獲得了價值500英鎊的薩默塞特毛姆獎，用於出國旅行。那年9月她去了日本。在日本她愛上了一個小她6歲的日本男人荒木。那年冬天，當安吉拉回到英國續簽簽證時，得了肺栓塞的母親躺在醫院裏，一看見安吉拉，就把臉轉向牆壁。她不喜歡安吉拉的丈夫，但是她更不喜歡看見女兒離婚。幾天後，母親去世了安吉拉離了婚回到日本。後來她總是說，在日本的兩年生活使她成為激進的女權主義者。荒木出去玩樂，她賺錢養家，但是最後荒木還是跑掉了，正如他告訴戈登的那樣，“我不想再做一個舞男了。”安吉拉在萬分痛苦之中將感情轉移到了一個19歲的韓國男孩身上，坦言他孩子般的精致可愛，卻也非常的乏味無聊。安吉拉隻跟男孩相處了5個月就離開了日本踏上返回英國的歸途。

 

“日本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轉折。從1971年起，她在那裏生活了兩年。她之前的小說——包括殘忍、緊湊的挽詩《愛》（1971年創作，1987年改寫）——顯示了她巴洛克式的創造力，以及對色情暴力的直麵，這種暴力不但出自男性，而且也出自女性：她早早地劃好領地，男人和女人在上麵廝殺，常鬥得鮮血淋漓，而裏麵也多是麵臨大難時的幽默。從一開始她的文筆就是華麗豐富、陶醉於辭藻的——她的語匯生動而感性，描寫的是各種身體特征、礦物、花卉和動物——同時她也涉及了陌生感的主題。然而日本給了她一種看待自身文化的方式，加強了她從熟悉事物中創造陌生的能力。”瑪莉娜•華納說。

 

回到英國後，安加拉卡特認識了她後來的第二任丈夫馬克，據說當時馬克是一位建築工人。他們直到1983年兒子出生後才結婚，馬克在考小學老師的證書，安吉拉品嚐著為人妻母的安寧和喜悅，家庭生活相對穩定。

 

也許人們會說說與安吉拉筆下的魔幻荒誕的世界相比，她的真實人生經曆平淡無奇。顯然一切的攻擊與毀滅，淪陷於受傷都發生在她的大腦中，那些色情的，暴力的，怪誕的黑暗都是她靈魂多麵地棱角。她們折射過文字和戲劇的外衣，將人心的暗流、腥腐陰霾的欲望和華麗的幻滅感帶到了世人麵前。

 

我們要如何將那個精靈四射的白巫師與作為普通的妻子和母親的安吉拉聯係在一起呢？就好像那麽天真無辜的舊瓶裏怎麽可能裝如那麽多讓人癲狂不安的新酒。死亡的煙花並沒有消散白巫師的魔力去，在滾滾而來的歲月裏，越來越多的人巫女的魔咒。她的才華，她的才智，她的奇思妙想，她的離經叛道都開始成為了傳奇的一部分。她並不知道《明智的孩子》將是她對世間最後的一次敘述，用她特有的充滿矛盾和暴力的喜劇形式，她正在與生活和解，隻可惜上天沒有多給她一點兒時間。

 

1991年初，就在《明智的孩子》出版之前，卡特因為胸部疼痛去看醫生，醫生告訴她，她的右肺有一個惡性腫瘤，已經擴散到淋巴結，無法手術。作為一個意誌堅強的女人，安吉拉不得不放棄正在醞釀的下一部作品《阿德拉》，是關於《簡愛》中羅徹斯特的女兒的故事，可惜她已經沒有時間去描述更多。她的巨大的黑色的能量漸漸遠離，她也許會想起自己的母親，那個如此容易焦慮，恐懼和不安的女人。也許正是因為家庭過度的禁錮激發了她天性中的乖張和叛逆。之前，安吉拉•卡特的每一本童話故事都好像是對母親的蔑視和宣戰，也是為了激怒母親的手段。母女之間的無處不在的競爭，父女之間秘而不宣的親密，一切讓母親痛苦和不滿的理由都已經結束了。安吉拉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後，也許終於能夠懂得了母親的立場，她會在簡愛的女兒的故事裏寫什麽呢？可惜我們再也無法知道。

 

安吉拉•卡特的童話不是給孩子們看的，甚至也不能簡單粗暴地標上成人童話的書簽。她要展現的是一個虛實混淆的世界，它即詭異複雜又奇妙多變，天堂可以是地獄，受害者可以是凶手，懲罰和罪惡，善和惡從來不是簡單的對立，恩與怨，得到和失去完全可能沒有邏輯，無論男人或是女人都有著與生俱來的獸性潛能，欲望自始自終都在潛意識裏發出誘惑的邀請。無論故事怎麽寫終究隻是停留在故事裏，虛幻和現實互為鏡像，彼此照見。

 

 

參考資料：

 

1.《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後記，作者：　瑪莉娜•華納

2. 童話的、暴力的卡爾維諾 來源：光明網-《中華讀書報》

3. 安吉拉·卡特的世界：評論《明智的孩子》

4. 《焚舟紀》的異色想象 作者：尹曉冬

5.  British library - people-Angela Carte

6 《Angela Carter’s Feminist Mythology- A new biography shows how the British author made fairy tales psychological and sexy.》by Joan Acoce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