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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如雨=靈兮
靈兮-曆史類書評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被統治的藝術》背後的禮治中國
明代的軍隊是由一群世代承襲的軍戶構成的，屬於軍戶的家族中必須有一個男丁前往軍隊服役，這是一個世代傳承的責任。然而明代軍戶對於國家賦予的義務，既未公然反抗，亦非照單全收，而是在反抗與服從中尋找中間地帶並將軍戶家庭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係中國曆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被統治的藝術》一書中，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變通歸納出“優化處境”, “近水樓台”, “製度套利”, “訴諸先例”等四個策略。
《被統治的藝術》的一大特色在於宋怡明運用了大量家譜、地方誌、口述史等民間資料，講述了許多發生在軍戶生活中有趣的故事。這些軍戶沒有進士或舉人身份，也不是什麽曆史名人，但他們的生存狀態豐富了中國明代曆史研究的樣本，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作者承認這樣的史料雖然真實可信，但也可能存在著“幸存者偏差”。因為宋怡明所運用的族譜史料大多來自世官軍戶，內中有不少人擔任軍官，按照國人的標準來說並非都是尋常百姓（ordinary people）。正因為這些世官軍戶後代處境較佳，才容易留下詳盡的族譜。在明初苛政之下，不僅民戶甚至連衛所正兵都經常逃亡，這些真正的底層恐怕留下的文字記載極少，這是我們讀《被統治的藝術》時需要警惕的。
宋怡明在書中記錄了一個顏氏家族的案例：“萬曆年間生活在泉州近郊的顏家，顏氏家長先是選擇了讓第四個兒子出丁，但這個隻有十四歲的孩子入伍後不久就因病身故，顏家隨後又派出另一名幼子接替，但這個孩子沒服役多久就當了逃兵不知所終。顏氏家長改變策略讓大兒子應役，大兒子被調往西南邊疆，終身服役再未回鄉直至去世。勾軍官吏第四次登門時，顏氏家長都已經風燭殘年，卻不得不再次擇子頂補，但這個兒子連駐地都沒到，就在長途跋涉中病故。”
凡是國家必有軍隊用以保衛國土攘外安內，服兵役在法製國家應該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明代封建社會背景下，朱元璋的軍戶體係規定：為了保證足夠的兵員，國家需要多少兵丁，就設多少軍戶，隻要你是軍戶，你的家族就有責任世世代代為朝廷提供兵源，具體讓誰來當兵可以又各家自己決定。根據顏氏家譜的記錄，我們看到的是最弱最小的四兒子首先被派了出去，病死後，又派了另外一個幼子，但這孩子逃跑了，顏家沒辦法這才讓大兒子去當兵，結果也死在了外麵，最後顏家又選擇了一個兒子送去當兵。也許你會奇怪，為什麽第一時間不是送大兒子去當兵，順著長幼排序顯然是最合理的安排，否則都是弱小的孩子去當兵要如何保家衛國呢？
可惜宋怡明提供了珍貴的曆史文獻，卻止步於軍戶和政府之間的管製和被管製的關係，而沒有對軍戶家庭內部的利益排序進行深入的討論，軍戶家族根據什麽選擇出丁的人？這一命題對於研究明代社會倫理體係和傳統價值觀念有著積極的意義。
如果我們在閱讀《被統治的藝術》時，一並參考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應該對上述問題有了認識。費孝通提出"中國的鄉土造就了中國人獨特個性—'私', 同時也建構了中國獨特的人際關係—'差序格局'"。“差序格局” 是費孝通提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觀點。中國整個社會結構的格局不同於西方“捆柴”一樣的團體格局,而是一種“差序格局”。一方麵我們可以說在中國鄉土社會中，不論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來擔負，另一方麵也可以說，為了要經營這許多事業，家的結構不能限於親子的小組合，必須加以擴大。而且凡是政治、經濟、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長期綿續性的，這個基本社群決不能象西洋的家庭一般是臨時的。家必需是綿續的，不因個人的長成而分裂，不因個人的死亡而結束，於是家的性質變成了族。中國的家是一個事業組織，在中國的家庭裏有家法，在夫婦間得相敬，女子有著三從四德的標準，親子間講究負責和服從。這些都是事業社群裏的特色。
可以說，福建軍戶在應對政府的時候，也是采用的家族利益至上的原則。雖然國家對於百姓的管製靠的是“法治“，但當時的中國是禮治的社會，所以家族內部的管理靠的就是”禮治“。禮法在中國比法律重要，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維持禮這種規範的是傳統。
所以當軍戶需要出男丁當兵的時候，家族會權衡家族成員內部的權利和需求，兄弟之間遠近親屬間都要遵守“禮法”，通過協商交換等手段來達成相對的公平，家族的決策者往往是為了家族的利益最大化而選擇將最弱最缺少機會的男丁派去服兵役，而這樣的安排必定獲得了家族裏其他人的認同，即便有爭議也可以通過許諾為對方履行家庭責任和義務，給予金錢契約，以及用信托方式安排出丁者的父母兒女等等為報答和補償。
可惜我們從家譜上是看不到這個家族利益權衡博弈的過程的，背井離鄉的士兵們的心酸和委屈，不甘和妥協，卻被淹沒在曆史長河中。家譜上也許還有他們的名字，但是永遠不會注明他是否願意，這也正是古代中國傳統家庭專製的一麵，子女必須服從家長和家族的安排，哪怕是犧牲自己也理所當然。統治與被統治，管製與被管製，始終存在於社會的方方麵麵，“幸存者偏差”的存在是我們在看《被統治的藝術》時需要警醒的。
瑕不掩瑜，一位外國學者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對幾百年前的中國明代民間曆史做出了如此細致詳實的考察，無論是大量的家譜，地方誌還是各種未曾被注意到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宗譜家譜和家庭內部文件等等，從哪個角度說都是難能可貴的。這些真實而鮮活的案例，輔以嚴謹細致的考辨構成了這本社會史著作，宋怡明的研究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懂得變通的明代軍戶階層。無怪廈門大學曆史係教授鄭振滿在評論本書中說道：“在中國大一統的王朝體製中，民間社會形成了靈活多樣的應對機製。《被統治的藝術》論述明代軍戶群體的生存策略，對理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社會形態富有啟迪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