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拳史上若幹重大疑難史事考(6)
在大成拳(意拳)史上,有一件特別重大而又模糊不清的問題,即王薌齋是否從1913年開始擔任過陸軍部武技教練所武術教練和教務長一職之事,以及由此而來的有無與鼻子李比武之事。1992年10月號的《武魂》刊發的轟動一時的名文《曆史是公正的--為意拳發展史正本清源》提出:“1913年,袁世凱的陸軍部長靳雲鵬、次長齊振林在北平設立陸軍部武技教練所,薌齋先生受聘擔任教務長。”可是一直卻沒有看到相關的證據。署名靜雲在《王薌齋名震北京城》一文中也主張“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的陸軍部長靳雲鵬,在京成立陸軍部武技教練所,特邀王薌齋擔任教務長”。而反對方在《再揭部分意拳傳人的無恥謊言》一文中公開主張:
“經過查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發現1913年的陸軍部並沒有所謂“武技教練所”的建製。這可以說明,至少在1913年陸軍部還沒有建立“武技教練所”,現在看來,這個謊言真應了一句老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麽建立在虛假基礎上的所謂“1913年,在袁世凱的陸軍部任部長的靳雲鵬之倡導下,北京成立了陸軍部武技教練所……靳雲鵬聘請王薌齋擔任該所教務長”之說純屬憑空捏造,那麽後麵的“這一年中秋過後的第二天,陸軍部長靳雲鵬在其官邸設宴,特邀請王薌齋、李瑞東兩位新老武林名家相會交流,並邀請了京都軍政要人及武林名流作陪……”則統統是謊言了!”
事實真相究竟如何,本文試加以考證和研究如下。
一、關於靳雲鵬
1877年生,1951年死。字翼青,山東今鄒城市嶧山鎮苗莊村人。與張作霖是兒女親家。18歲時,投奔袁世凱,參加“新建陸軍”。後深得段祺瑞的賞識和器重。被列為段手下“四大金剛”之首。又因為他有一隻眼微斜,被人笑稱為“斜眼將軍”。1909年,任雲南清軍十九鎮總參議。1912年秋,任北洋軍第五師師長,授陸軍中將。1914年,任泰武將軍,升山東都督。1918年,任參戰督辦公署參謀長。1919年初入閣,任陸軍部總長。同年9月24日任國務總理兼陸軍部總長。1921年12月下野。下野後他居住在天津和北京兩地,並正式歸依佛教,但同時也在山東經營礦業。1942年3月,被聘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谘議會議委員會。1949年,他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區南海路尚友村1號。1951年,病死在南海路寓所,終年74歲。
著名圍棋大師吳清源先生在赴日學棋前,因為家境貧寒幾乎不能成行,是靳雲鵬無私地援助了他500元現大洋,為吳清源先生在日本圍棋界的崛起準備了物質基礎。
靳雲鵬的侄子靳懷剛卻是個革命家。還在他在舊北京讀書時就開始投身革命,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抗戰爆發後,他赴延安參加革命正式入伍,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任八路軍115師林、聶二帥辦公室的聯絡科長。當時曾被聶帥戲稱其為“靳少爺”。
二、1913年前後陸軍部的人事與編製
根據民國期間所出版的《職員錄》的記載:
陸軍部是民國元年(1912)4月29日正式成立的。
民國元年(1912)陸軍部總長(即陸軍總司令)是段祺瑞,次長(即陸軍部副總長)是蔣作賓。
民國二年(1913)陸軍部總長是段祺瑞,次長是蔣作賓。其中與王薌齋先生有關的人員職務:總務廳署理(即陸軍部辦公廳廳長)兼軍馬司司長是徐樹錚。陸軍第五師師長是靳雲鵬。此年即眾說紛紜的1913年。
民國三年(1914)陸軍部總長是段祺瑞,次長是蔣作賓。其中與王薌齋先生有關的人員職務:總務廳署理建軍馬司司長是徐樹錚。陸軍第五師師長是靳雲鵬。5月12日,批準設立兩個次長。5月14日,徐樹錚晉升為次長。
民國四年(1915)陸軍部總長是段祺瑞,署理總長是王士珍,次長是蔣作賓、田中玉。其中與王薌齋先生有關的人員職務:總務廳署理建軍馬司司長是徐樹錚。陸軍第五師師長、泰武將軍督理山東軍務是靳雲鵬,陸軍部第六師步隊第十二旅旅長是齊燮元。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說完全明白了王薌齋先生在當時北洋政府陸軍部的關係和後台人員的具體職務。而查民國前四年的《職員錄》,陸軍部或其他各部門並沒有設立“陸軍部武技教練所”這一專職編製和機構。
靳雲鵬擔任陸軍部總長是民國七年(1918)年的事情。為此,陸軍部還按照慣例,還在1918年3月頒布了《關於靳雲鵬繼段芝貴任陸軍總長令告》。顯然,《曆史是公正的--為意拳發展史正本清源》一文在這一問題上的表述是不妥的。相信《曆史是公正的》一文的主張,那對曆史來說就是不公正的了。但是,相信《再揭部分意拳傳人的無恥謊言》一文和童旭東先生的觀點,那曆史不但是不公正的,甚至成了任人宰割的偽史了。意拳的曆史問題在此已經陷入了左右兩難的困境。
龔東舉出了江壽祺給《形意拳術抉微》一書作的序中的觀點,作為證據,該序文說:
“民國四年,予任陸軍訓練總監處騎兵監長時,適改定《陸軍教育令》,乃呈請總統於該令中增加拳術一門,並請設立武技術教練所,均蒙批準。於是遂招集各門拳術家細心考察,加意選擇,研究多日,始得形意拳術一門為最合軍用。蓋該拳為嶽武穆所發明,用以教練軍隊專能以少勝多,簡單精巧,最切實用,且無論老幼皆可學習,雖千百人亦能齊一操作,而於兵士之三年退伍期間,每日學習一次,即可應用,若他拳雖各具巧妙之處,然非自童年學習,操練十數年不為功,用於軍隊則不相宜矣!該拳不惟強健筋骨,並具有佛道家之禪理,上則精神貫頂以養性,下則氣達丹田以固命,大則可以強國強種,小則可以卻病延年,其利益誠非淺鮮焉!
今有形意拳術大家劉殿琛先生得家傳之精奧,不自秘密,著書行世,具有普及全國之願心,形意拳之精華盡發泄於是書,誠為學者之終南捷徑也。劉君曾充武技術教練所教員,學員畢業已有數班,成績極佳。予習斯拳數年,亦承劉君之指教,得以窺門徑,頗有進益,劉君之熱心教授,殊堪令人佩服。書成命予為序,予本軍人,粗鄙不文,焉能為序,僅就予之所知者,略舉大概,以告國人,使國人知所注重可耳,尚乞閱者諒焉。時在庚申冬月陸軍中將江壽祺謹誌於都門。”
果真如此的話,龔東使用這一證據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簡單。
案:江壽祺,安徽潛山人。陸軍中將。保定軍校、陸大第一期畢業。據他自稱曾任“陸軍訓練總監處騎兵監長”一職。根據作序時間為“庚申冬月”,即1920年。但是,根據我的考證,江壽祺在當時的準確職務是陸軍大學(1912年成立)教育長。而所謂的“陸軍訓練總監處騎兵監長”一職,根據“民國四年”出版的《職員錄》中的記載,在陸軍部隻有八個司,即:軍衡司、軍務司、軍械司、軍學司、軍需司、軍醫司、軍法司、軍牧司。騎兵的馬匹來源屬於軍牧司的工作,而訓練屬於軍學司。但是,在軍學司所有編製中獨獨沒有什麽“陸軍訓練總監處”這一職稱和職位!而且,在陸軍部的八個司中,“司”下麵的編製是“科”,根本沒有“處”這一級的編製。那麽,所謂的“陸軍訓練總監處”也就是無中生有的了?所謂“呈請總統於該令中增加拳術一門”之說,按照當時八個司的設置規定,應該屬於軍學司的範疇。查當時軍學司執掌的工作條例原文共有十一項,其中可以和武術教學掛上勾的隻是第一、三、十一項,即:
第一項,關於軍隊教育及訓練改良事項。
第三項,關於擬定各兵種科操典及教範事項。
第十一項,關於其他軍事教育及訓練等一切事項。
因此,所謂“陸軍訓練總監處騎兵監長”和“乃呈請總統於該令中增加拳術一門,並請設立武技術教練所,均蒙批準”等說,顯然有些蹊蹺。根據當時江壽祺本人出任陸軍大學教育長一職來看,他完全是有能力在陸軍大學中提出這類建議並獲得通過的。因此,我想或許是他記憶出錯,把在陸軍大學的建議張冠李戴了吧?其實,這麽指責江壽祺顯然有失公正的。因為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中已經列出了“陸軍訓練總監”的設置,但是,從這本資料匯編中公開的檔案來看,有以下幾點是核心:
第一,陸軍訓練總監設立年代不詳。該書第三輯軍事(一)上明確注明:“?年”,即設立年代不詳。第二,陸軍訓練總監下設立五個監,第二監即騎兵監。而陸軍訓練總監直接麵對民國總統。於是,作為監長的江壽祺是有條件直接“乃呈請總統於該令中增加拳術一門”的。是否獲得批準,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在民國四年《職員錄》上沒有對這一職位的記載。
可是,在民國四年,山東濟南督察使兼四十七旅旅長馬良就開始在軍隊中設立了“武技傳習所”。著名武術家王子平等人在此執教。這顯然不是孤立的行為。也不是非法的踐越行為,應該是江壽祺“請設立武技術教練所,均蒙批準”後的產物。因此,1913年之說是不當的,陸軍部武技教練所成立在民國四年,即1915年。
三、1912年?915年之間陸軍部中的武術教官
在民國四年出版的《職員錄》中記載了當時在陸軍部軍學司中正式在編的兩位武術教官孫景雲和楊傑:
武教官兼總隊長孫景雲,奉天本溪縣人。
武教官楊傑,湖北鶴峰縣人。
可見,當時把武術教官稱為“武教官”。而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武教官兼總隊長”一詞,因為稱呼兩名正式編製的“武教官”並不需要冠以“總隊長”之稱。顯然,這裏麵另有文章,即正式編製的兩名“武教官”和非正式編製的“武教官”(如王子平等人),從而形成一個武術教官總隊。隻有這樣才有可能使第一“武教官”的名稱後麵再加上一個“總隊長”的頭銜。比如說,這裏的“劉君曾充武技術教練所教員,學員畢業已有數班,成績極佳”一語,證明了形意拳大師劉奇蘭先生之子劉殿琛先生就是這支武術教官隊伍中的一員。至少這一點是可信的。按照當時的規定,正式在編的由民國政府支付所有工資和開支,而聘請的則由當地軍隊和政府支出全部開支。這大概就是王子平等人的名字沒有正式出現在《職員錄》中的原因。而王薌齋先生也是屬於這類聘請的武術教師之一,因此也不可能出現在《職員錄》中。
在拳史傳承的口耳相傳之學上,我正式遞帖拜師的意拳恩師李見宇老先生和已故神拳老師薑正坤老先生、以及“代友授徒”而我“以師事之”的已故大成拳老師王選傑先生三人,均分別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向我講述過這一口述史事。當然也包括了與鼻子李的那段故事,隻是有“氣走鼻子李”和“摔出鼻子李”兩種具體說法上的差異。看來這一傳聞顯然是直接來自王薌齋先生。沒有曆史文獻證據,在“吾師”與“真理”之間,有著曆史文獻學博士和博士後學曆的我陷入了左右兩難之地。在某些人看來,假如“陸軍部武技教練所”在1913年並不存在,那麽所謂的武術教官、教務長和“氣走鼻子李”等傳說,正如他們所說:“那麽建立在虛假基礎上的所謂'1913年,在袁世凱的陸軍部任部長的靳雲鵬之倡導下,北京成立了陸軍部武技教練所……靳雲鵬聘請王薌齋擔任該所教務長’之說純屬憑空捏造,那麽後麵的'這一年中秋過後的第二天,陸軍部長靳雲鵬在其官邸設宴,特邀請王薌齋、李瑞東兩位新老武林名家相會交流,並邀請了京都軍政要人及武林名流作陪……’則統統是謊言了!”現在,我們通過對民國四年(1915)陸軍部第一武術教官頭銜後麵有個“總隊長”一詞的分析,通過山東成立武技教習所的事實,可以說為當時王薌齋在這裏從事武術教學活動找到了一個有力的輔助證據!根據我的上述考證和分析,王薌齋先生出任陸軍部武術教官一事並非是謊言。那麽,和鼻子李之間的種種傳聞,顯然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的。
四、與鼻子李比武問題
著名武術家李瑞東先生在他英武的一生中,有兩件故事成了難定取舍的謎案。一件是霍元甲本人及其弟子們傳出的霍元甲與鼻子李比武之事,所謂鼻子李戰敗後把霍元甲關在牢裏、而霍打斷鐵窗竄出牢外逃走之說,明顯是霍氏本人及其弟子的不實之詞。因為當時鼻子李家院中的結構和霍氏傳聞中做描述的完全不同。這一件可以說已成定論,是鼻子李蒙受了不白之冤。另一件就是所謂王薌齋氣走鼻子李或摔出鼻子李之說。看來,隻要是武林中人就難免不了會遭受口舌是非吧。
關於這件事,在署名靜雲的《王薌齋名震北京城》一文、署名張寶瑞的《中華武林人物傳》一書等論著中一直熱衷於此說。見《王薌齋名震北京城》一文:
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的陸軍部長靳雲鵬,在京成立陸軍部武技教練所,特邀王薌齋擔任教務長……此時李瑞東(人稱鼻子李)在總統府任武術教師。李瑞東曾受八卦掌創始人董海川、大刀王五(王子斌)、太極名家王蘭亭和大俠甘鳳池之孫甘淡然的指點,武藝精純,赫赫有名。為使王、李兩位武術家相會,靳雲鵬特設宴於官邸……那天薌齋與靳雲鵬在大門外迎接後到的李瑞東。一見到年紀輕輕,且身體瘦弱的王薌齋李瑞東頓生輕視之意。進入大廳時二人互相禮讓先行,彼此兩臂相交之時,李瑞東暗使捋勁;薌齋身體微覺受力,精神為之一振,周身故蕩,順勢而發,說時遲,那時快,李瑞東因年老不支,單腿一軟,跪在大廳門牆之下。王薌齋連忙攙扶,二人仍互讓:“請,請”。一同步入大廳外行不知底細,而在場的武林名流們,已從剛才的一幕裏見出勝負,待人們入席,在首遍酒後,李瑞東口稱“方便”,離席未歸。後來靳雲鵬再設宴欲為兩人調解,但李瑞東已負氣返回天津武清故裏。王薌齋為此悔恨不已。他認為,李瑞東已是成名人物,而且年事已高(時年六十二歲),自己不該壯年氣盛致使李瑞東抑鬱成疾……
但也有的學者就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比如說,胥榮東兄的《大成拳--拳禪合一的中國武術》一書初版和再版就做了很大修改,並且表明:“與李瑞東先生試技比武等……今則全部刪除”。李瑞東先生的後人表示:“關於所謂'王李比武’事,並無任何曆史記載及其相關文字史料,除了王薌齋的傳人外,武術界過去連傳說也沒有。憑此兩條,就足以證明完全是有人杜撰出來的”。在《曆史是公正的--為意拳發展史正本清源》一文中對此事采取了一字不提的忽視態度。
仔細分析這段傳說,所謂“進入大廳時二人互相禮讓先行,彼此兩臂相交”的行為,隻說明兩人有過一點禮節性的身體接觸,而後麵的描寫“李瑞東暗使捋勁;薌齋身體微覺受力,精神為之一振,周身故蕩,順勢而發”之說,就失去了成立的證據。或許真有鼻子李被門坎拌住一下而出現“單腿一軟,跪在大廳門牆之下”,那也是和王薌齋先生是無關的。從鼻子李在此事後很快逝世來看,當時鼻子李應該已經重病在身,隻是麵子上不想被外界知道。此事的關鍵是鼻子李中途退場,沒有給當時年輕的王薌齋一點麵子,才使王薌齋產生了誤解吧。而中途退場也許真的是病體感覺不好所致。在還沒有設立陸軍部武技教練所的1913年,王薌齋先生在北京的活動顯然是和軍旅有關的,成立沒成立他都在那裏教拳。因為那裏有他的好友第十二旅旅長齊燮元、第五師師長靳雲鵬和軍馬司司長徐樹錚。而江壽祺的騎兵監正好在業務權限上受軍馬司司長徐樹錚的管理,江的提議獲得批準後,由江、徐二人舉薦王薌齋是順理成章的事。
我理解愛祖先者的內心世界。因為支持此說和反對此說都是基於一個相同的平台,即祖先崇拜論。在我對這件事長達二十幾年的史料苦苦追尋中,可以說真正做到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局麵。最後,我決定退出曆史文獻的研究,而從佛家的因果循環報應論來理解此事,即:王薌齋因為當時被鼻子李輕視才杜撰出這麽一個故事,所以才有以後王壯飛基於相同的理由而杜撰出一個戰勝王薌齋之事。我的上述分析也許就可以為此做出了一點個人的解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