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劉正教授《京都學派漢學史稿》

追求與超越的學術典範

——評劉正教授《京都學派漢學史稿》

（發表在《漢學研究》第14輯）

馬彩雲

[提要]國際漢學發展到今天，已經頗具規模，漢學著作異軍突起，閻純德先生更是主編了一套“列國漢學史書係”，開闊了國際漢學的發展空間。其中，劉正先生的《京都學派漢學史稿》是一部值得關注的著作。其主要貢獻為：開創了國際漢學學術史的先河，把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完美結合，在批判理性主義下實現了一係列突破。劉正先生以及閻純德等先生在學術上的不斷追求與嚐試，成為我們研究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學術典範。 
[關鍵詞] 國際漢學 列國漢學史書係 《京都學派漢學史稿》 

一提到國際漢學，總能讓人想到《詩經•小雅•鶴鳴》中的那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誠然，國際漢學在學術界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國際漢學研究也越來越熱，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那樣：“經過30多位學者的辛勞努力，現在我們可以說，國際漢學研究確實已經成長為一門具有特色的學科了。” 國內學者似乎都已經意識到了這樣一個問題：國際漢學是中外文化碰撞後派生出來的學問，是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延伸它與中國文化血脈相連卻又內含變異，這種變異或者說是創新更是我們反觀自身，獲得提升的“他山之石”，而國際漢學研究，則是獲取這一“他山之石”的重要手段。 
近年來，漢學研究論著異軍突起，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的一大亮點，而閻純德教授、吳誌良博士兩位先生，更是將各國漢學的演進和成果，放在整個國際漢學背景下進行係統的考察，主編了一套“列國漢學史書係”，這為國際漢學走向更深入、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也為國際漢學的發展樹立起一個新的坐標。 
在這套學術史叢書中，劉正教授的《京都學派漢學史稿》就是其中一部值得特別關注和予以高評的專題研究著作。 
眾所周知，劉正教授是一位研究領域非常廣泛的學者，包括以傳統經學為主的中國思想是研究、商周金文為主的古文字學研究、宗教史和製度史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學和校勘學為主的古典文獻研究、京都學派為主的海外漢學研究、古代神話和詩論為主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他對商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目前取得了令人讚歎的成果並且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200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他的《金文氏族研究》；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社出版了他的《金文廟製研究》；2011年，線裝書局精裝出版了他的《商周彝銘學研究史》。與此同時，他的海外漢學史研究，也是著述頗豐。先後出版了《圖說漢學史》、《海外漢學研究》等專著。2011年5月出版的《京都學派漢學史稿》就是劉正先生一部介紹和評議日本京都學派的著作。劉正先生本人即師承日本京都學派的著名教授，他的這部著作從頭到尾都體現出京都學派嚴謹的學術風格和細致的考證功夫。這部著作不僅是了解日本京都學派的工具書庫，而且其中體現的一些理念和認識對國際漢學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 開創性：學派漢學史研究 

劉正教授的《京都學派漢學史稿》，最大的開創性意義就是以漢學學派為研究對象，對國際學術界聲名赫赫的日本京都學派的形成和發展做了詳細的調查和考證，在此基礎上撰寫了這本開創性的專題學派漢學史研究著作，這種漢學學派史的研究專著，迄今為止，在曆來的中外漢學研究中都是從未出現過的，其開創性意義，自然不言而喻。不僅如此，就是在日本國內也沒有一部涵蓋全部京都學派各個學科漢學研究曆史的漢學通史著作。日本著名學者三浦國雄教授稱讚此書是“日本學者也寫不出來的優秀著作” 。 

此書共分為三篇。上篇為“釋義與綜述”，主要介紹了京都學派的幾種定義和由來，京都學派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區別與聯係，並詳細介紹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誕生和發展；中篇“創始與發展”，主要以人物為中心詳細論述了第一代京都學派學者們的生平、學術貢獻及影響，並對他們做了客觀評價，體現了劉正先生嚴肅的學術態度和深厚的漢學修養。這一篇涉及的京都學派學者主要有：狩野直喜、桑原騭藏、能藤湖南、矢野仁一、小川琢治、濱田耕作、羽田亨、鈴木虎雄、高瀨武次郎九人；下篇“鼎盛與輝煌”則以學科為分類依據，分別從京都學派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國科技史研究、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國佛學研究、敦煌學研究、漢語言文字學研究、近現代中國研究九個方麵介紹了京都學派第二代、第三代學者的學術思想和貢獻。在這一部分中，劉正先生介紹了大量京都學派漢學家，僅“京都學派中國文學史研究”一章，主要的漢學家就達三十位。

（對第一代學者介紹，又見劉正教授另一書中華書局出版的《京都學派》） 

“學派”，現代漢英綜合大詞典中的解釋是“school of thought；school”，《辭海》中這一詞條的解釋則為“一門學問中由於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由此可知，在進行專門的學派史研究時，除了要從整體上把握某一學派的治學方法和研究特點之外，還要深入內部探尋其源流關係，理清其繼承與發展，這就要求研究學派史時，一定要清楚學派內部的師承，而對於這一問題，劉正先生在他的這本著作中做了詳細的介紹和考證，並具體分析了早起創始人某一學術觀點在京都學派弟子手中的完善和創新。在談及內藤史學的影響時，劉正先生將內藤湖南弟子們的觀點與內藤湖南的觀點做了精準的概括和評述，他說： 

宮崎市定在其成名作《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等書中，對宋代到清代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政治製度、軍事製度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分析研究，調整了以往舊說中的官僚製度和貴族製度之間的矛盾，使內藤假說逐漸得到充實和實證……他通過科舉製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紀貴族製形式的變化和延續，從此，中世紀貴族製度、近世說及其唐宋變革說成為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最為典型的學術標誌和研究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坐標係。另一位傑出著名弟子是岡崎文夫，他的《支那史概說》、《魏晉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會經濟製度》三部專著，成了以貴族製度為核心、貫徹和論證“內藤假說”的傑出代表作。岡崎文夫在該書中繼承了內藤湖南所主張的貴族勢力和軍事實力的結合成為這一時期的權力中樞的觀點……但是，他把貴族製度的存在推進到貴族製度國家化的程度，並且經過考證認為隋唐貴族製度起源於漢代的鄉舉裏選製度。 

劉正先生不僅注意京都學派各類師承關係，他還發現了京都學派內部家族的學術傳承性與學術氛圍。在“濱田耕作和考古學京都學派”一章中，劉正先生發現：“濱田耕作的兒子……濱田稔……最終成為京都大學農學部教授……濱田耕作的另一個兒子濱田敦博士是研究日本語言學的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濱田耕作的女兒，嫁給了著名中國古代文學家、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小川環樹博士。濱田耕作、小川琢治、貝塚茂樹、小川環樹、再加上湯川秀樹、濱田敦、濱田稔，看到他們這個大家族就幾乎等於看到了京都學派的一多半精英了！今天，這個大家族的第三代也出了好幾位大學教授和著名學者。” 

                   二．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結合 

“工具理性”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起源於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兩種，即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通過實踐途徑確認工具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由於工具理性帶來了人的異化和物化，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中，它始終是其批判的核心。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無論何時，工具理性都是價值理性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則無從談起。在學術上更是如此，如果把工具理性棄之不顧，那麽極有可能走向極端。所以，學術界通常把工具理性放在優先地位。但是說到底，工具理性是為價值理性服務的，它是實現價值理性的手段，隻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體現主題在實踐中為實現自身本質力量對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動性，同時體現著學者自身的深厚學術素養和嚴謹的學術態度。在這樣理論指導下的學術著作，才更完備、更可靠、更有價值。 
劉正先生的這本書，正體現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完美結合。可以說，其學說觀點的建立，都是以詳細而龐大的考證為基礎的。如書中，劉正先生在考察“京都學派”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兩個稱呼的一同和演變之時，其考證內容就占了將近六頁！他精密的論述了“最先出現的是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然後才是東洋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這一觀點，並論述了“京都學派”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兩個稱謂的變化過程。他指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原稱為“支那學派”或“京都支那學派”，名稱形成之初並無輕視中國之意，但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推行侵華和辱華政策，這一稱呼受到了中國學者的一致反對和拒絕，便省略了“支那”二字而變為“京都學派”，實際上，即為以研究中國曆史、思想、文學為主要內容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必須提出的一點是，在劉正先生這部書中，常常可以聽到作者發出的強有力的聲音，而這種聲音的出現，是伴隨著作者濃厚的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的。國際漢學研究，特別是日本漢學史的研究，不可避免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而日本的漢學家，有一些都在其中扮演了為虎作倀的角色。那麽，在研究或介紹日本漢學家之時，對於那些帶有侵略色彩的觀點，應該如何處理，各家態度不同，方法也各異。但劉正先生在這一問題上，是堅決反對且毫不留情的批判的。有時候，其言辭激烈程度，已經到了激進的地步。書中在談到田邊元及其弟子的哲學理論成為日本侵華戰爭的理論武器之時，其弟子對中日戰爭的理解引發了作者如下的評論： 

天哪！ 
聽殺人狂魔的禦用學者出來大談什麽道德問題，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更無恥、更變態的事情嗎？！這些主張隻有他們自己才具有“學者的良知”和“道德的力量”的文化流氓們美妙而動聽的言辭，絲毫掩飾不了其背後燒殺搶掠、塗炭生靈、造謠誹謗的反人類、反道德的無恥行徑！在人類正義和邪惡的交鋒中，邪惡勢力總是喜歡主張他們自己才最具有“學者的良知”，隻有他們自己的言論哪怕是誹謗，是謊言，在他們自己看來也全是真理，他們在道貌岸然地斥責別人“深文周納”和“不誠實”之時，沒有忘記要教育大家“認識這個騙子，遠離這個無賴”。

劉正先生深知，他首先是一個學者，然後才是京都學派的弟子，對於京都學派先輩的別有用心的言論，指出並予以批判是必須的，在這本著作中，劉正先生都是以一種客觀公正的態度，對日本京都學派進行評析的，而在詳細的考據證據之下，他總能發人所未發。作者以一章的篇幅，介紹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中桑原騭藏的生平、學術貢獻及學術影響，這在國際漢學研究中，是非常少見的。劉正先生對國內學術界了解甚少的桑原騭藏做了大量艱苦卓絕的考證工作，其中許多材料，都是直接來源於日本，更加深了其研究的可靠性。劉正先生對桑原騭藏的身世生平，進行了詳細的考據，對於他的出生日期，作者說道： 

關於他的具體出生日期，也曾有人對錢氏撰寫的《〈東洋史說苑〉及桑原中國學》一文提出質疑。的確，1870年還是1871年？是1月27日還是12月7日？……戶籍上所登記的“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於是出現了中日雙方學者都有人主張桑原騭藏的生日是“1870年12月7日”說的現象。究其具體原因， 請看他的著名弟子宮崎市定的話：“戶籍上寫的卻是上一年的十二月七日，是為了上學的方便而改寫的。” 

而針對桑原真實出生年代，劉正先生敏銳的發現： 

我猜想，之所以選定這一日期，“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是當時日本通行的舊曆，換算成公曆的話是1871年1月27日。桑原父母顯然是把日本農曆當成公曆來申報出生日期了。明治時代，日本逐漸西化，在申報戶籍時，經常出現把日本舊曆的日期直接當成公曆申報的現象。這一問題至今在我國部分落後和邊緣地區也大量存在著。 

對於桑原史學的貢獻，劉正先生也是做了積極肯定的，桑原的《蒲壽庚考》一書，他是這樣說的：“該書……對日本京都學派的東洋史研究和考證方法的確立實在具有重大的啟迪和貢獻……建立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正規的學術研究規範。”而對於桑原史學的不足之處，劉正先生也是做了客觀的揭露和評價，並且針對國內學者肯定桑原騭藏史學為日本魯迅的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說： 

在這些人看來：“桑原是通過批判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和褒揚孔子等人的偉大思想與人格這兩種方式，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耐人尋味的是，桑原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與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有許多相同之處。”我實在看不出他們所分析的上述內容是否真的就是桑原史學的真諦，我進而懷疑他們是否真的了解桑原史學和桑原本人。 

                      三．批判理性主義下的突破 

奧裔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他提出了“科學發現的邏輯”，主張對理性應該采取批判的態度，認為普遍有效的科學理論並不來自經驗歸納，科學理論是通過不斷的證偽、否定、批判而向前發展的。波普爾把科學看做知識增長的動態過程，他“猜想—反駁”的試錯機製在肯定知識成長的有效性同時瓦解其絕對真理性，這是啟蒙傳統內部對絕對真理觀的一次真正的“解構”批判 。批判理性主義要求學者有批判性思維，在權威和大眾認知麵前保持清醒頭腦，並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隻有這樣，學術才會有突破。 
劉正先生本著批判理性的精神，對日本京都學派做了重新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一係列突破性成果，該書在實證的基礎上，批評了“羅振玉、王國維二人1911年東渡日本才使日本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出現考據學風”的觀點。他首先指明了重野安繹和島田重禮對京都學派以考證學為主的研究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說他們是“日本近代漢學出現實證主義考證思潮的早起先行者”，隨後劉正先生考證道： 

島田重禮和重野安繹二人聯合一起從1883年開始在東京帝國大學推廣實證主義的考證學研究模式時，羅振玉剛年滿17歲，王國維則剛滿七歲！當德國曆史語言考據學派的史學大師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出任新設立的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即曆史係）主任教授、公開傳授曆史語言考據學的史學研究理論時，羅振玉年滿21歲，王國維年滿11歲！因此，不論從東洋史學東京大學的曆史還是從東洋史學京都大學的曆史來考慮，根本不可能得出“羅振玉、王國維二人1911年東渡日本才使日本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出現考據學風”的結論。

 
與國內學術界熱衷於談論的“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居日期間對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建設性和指導性的貢獻”這類話題相反，劉正先生認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內藤湖南和羅、王二人之間的關係，“看起來更多的是學術層麵的。毋寧說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在內藤湖南的心裏隻是維持在‘漢學知音兼學術顧問’性質的半師半友關係”。他還發現，王國維先生的甲骨學研究成名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就是在和內藤湖南的相互學術交流和啟迪中完善的。 
劉正先生第一次指出了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的核心治學方法直接源於清代考據學家趙翼，而非國內學術界所熱衷於鼓吹的羅振玉和王國維。這一點對於國內學術界尤其具有啟發意義和價值。他說： 

以我對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成立前後的了解，特別是通過考察內藤湖南一生學術形成過程和與晚清學者交往過程來看，真正對內藤史學和京都學派產生過巨大影響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學派的趙翼，而非時下中國學術界所認為的羅、王二人。 
隨後，劉正先生又以他敏銳的學術視角，發現： 

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在其起源上則是和清代乾嘉學者的地理學思想、尤其是和趙翼的史學思想是分不開的。趙翼史學中的經世致用學說和氣運地氣說在內藤史學中被發揮到了極至。不了解這一點也就無法把握內藤史學，乃至於解釋內藤湖南博士的以學論政的一生。趙翼在《長安地氣》一文中就公開主張中國古代都城自西向東遷移的原因是“氣運”演化的結果。而這一點則深深地打動了內藤湖南博士，並引以為知音。他由趙翼的“氣運”的移動說聯想到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多次出現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東西的移動現象，由此而來終於創建了他自己獨特的“文化中心移動說”。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提出的“讀史以觀世變”的思想，幾乎就是內藤湖南博士唐宋變革說和文化中心移動說的立論依據。從此以後，精通趙翼的史學思想成了他的弟子們的看家法寶之一。 

劉正先生在其書中對中日學術界一些不當的觀點進行了訂正，如該書針對李慶教授在《日本漢學史》一書中主張梅原猛是梅原末治之子的說法，提出質疑，並以曆史史料為證據，否定了此說： 

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卷）中主張：“梅原末治……子，梅原猛”，該書396頁。此說可能不對。因為根據梅原猛《學問のすすめ》一書中的記載，梅原猛的“父親是梅原半二，母親是石川千代”。可見他們之間沒有父子關係。 

著述勤奮、治學嚴謹的劉正教授在日留學十幾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曆史學家王宇信教授在給劉正先生的長達近70萬字的學術專著《商周彝銘學研究史》一書所作的序言中曾經如實地記錄了他求學的艱辛：“我知道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那個十年，他在日留學期間的艱苦和勤奮，坐冷板凳，吃簡單飯食，惜時如金，開始了他對商周金文、海外漢學的雙重學習和研究。已故日本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池田末利、白川靜等前輩宗師，生前對他有過多次的教誨和指導。我訪問日本時就曾聽到一些學者對他的表揚和肯定。” 

總的來說，該書內容豐富，又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使我們對這一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有了非常具體和客觀的了解與認識，也加深了對被研究者本人的直觀了解。劉正先生長期留學達十幾年之久，而且也是師出日本京都學派，和他的這些被研究對象具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因此，該書的寫作也體現了京都學派的治學方法和研究特點，處處以考證為立論依據，再現了日本京都學派在漢學發展史上的成就與輝煌，是國際漢學研究史上的一部頗有分量的著作。同時，我們也看到以閻純德先生為代表的學者對國際漢學研究的重視，對漢學學者們的關懷。列國漢學史書係，是一套現階段國內較為完整的國際漢學研究書係，它較為完備地展現了世界各國漢學的發展曆程和研究成果，為我們反觀自身，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以預見，有李學勤、閻純德等先生的支持，劉正先生等學者的努力，國際漢學研究一定會在國學研究中大放異彩，成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