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民國名人張璧評傳》9

七、聯日反蔣反張又反偽滿洲國的張璧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十分微妙而且複雜。從晚清開始的各項政治運動到民國時代的大小戰爭和革命活動，總可以發現日本的勢力糾纏其中。這是個曆史事實。張璧也是如此，他不得不采取當時的以日治華、以日治日的雙重手段，來實現某些政治企圖。其上章所述張璧謀劃的“天津起義”即是如此。

1931年，張璧躲避在大連期間，由厲大森的介紹下，他認識了當時的關東軍高級參謀、奉天特務機關長、小個子的板垣征四郎。這個板垣征四郎是日軍中著名的中國通。也是日本國內三大侵華戰略激進份子之一。

案：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本姓清和源氏。他的祖上“板垣伴內”是從屬“南部利直”的武士。1871年開始，他的祖上恢複姓板垣氏。

1899年，板垣征四郎考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軍校。1904年，他從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畢業後，參加日俄戰爭。他的同學中就有著名的日本戰犯土肥原賢二等人。1913年，他考入陸軍大學。1916年，他從陸軍大學畢業。1929年，他出任關東軍高級參謀。1931年，他和石原莞爾一起策動了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22日，板垣在沈陽參加關東軍秘密會議。會議炮製出“滿?蒙問題解決方案”，他首先設想以溥儀為“元首”建立“新政權”的主張。當年的11月初，他的同學土肥原賢二來到天津，開始執行攜帶溥儀離開天津的“天津事件”計劃。

根據日本學者古屋哲夫在《日中戦爭にいたる対中國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一文中的研究：

 

関東軍の主導する“満州國建國”政策が、ついに日本の対中國政策の中樞を占拠したこと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った。翌々13日成立した犬養內閣は17日の閣議で錦州攻撃を承認、內地部隊の増派を得た関東軍は12月24日に作戦を開始し、翌32年1月3日には錦州を占領している。そしてこの錦州作戦と並行して、陸軍中央部の人事異動が実施されていた。內閣交代にとも なって陸軍大臣が南次郎から荒木貞夫に代ったのにつづいて、12月23日には參謀総長が金穀範三から閑院宮載仁親王に、翌年1月9日、參謀次長が二宮治重から真崎甚三郎に、さらに2月29日陸軍次官が杉山元から小磯國昭へという大異動であったが、これはまさに“満州國建國”工作の全麵的承認への陸軍中央部の転換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った。

 

這段文字的大意是：

 

關東軍主導的“滿洲國建國”政策，終於占據了日本對華政策的中樞。接下來13日成立的犬養內閣在17日的國務會議上確認錦州受到了攻擊，批準了關東軍的增兵要求。12月24日，關東軍展開新的作戰行動。1932年1月3日，關東軍占領了錦州。和錦州作戰同時進行的是對日本陸軍省高層人事的調整工作。根據內閣的變動,陸軍大臣由南次郎變成了荒木貞夫。12月23日，參謀總長由?穀範三變成了閑院宮載仁親王。第二年的1月9日，參謀次長由二宮治重變成了真崎甚三郎。2月29日，陸軍次官由杉山元變成了小磯國昭。到此為止,意味著日本方麵已經出現了向全麵認可“滿洲國建國”方針的陸軍省對華戰略的轉變。

 

1932年1月22日，關東軍司令部召開“建國幕僚會議”，討論他提出的建立“新國家”的有關條款和綱領。1月27日，板垣征四郎根據會議決定組織擬製“新國家建設順序的綱要”。2月16日，在他策劃和組織了以建立偽滿洲國、分裂中國為目的的沈陽會議。然後，板垣帶人前往旅順，逼迫在那裏的溥儀就範。

1932年3月1日，溥儀的偽“滿洲國”宣告成立。因為這一功勞，板垣征四郎被晉升為陸軍少將，先後被任命為滿洲國執政顧問、奉天特務機關長、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關東軍副參謀長兼駐滿洲國武官等職。

 

正是在大連，板垣征四郎相中了具有北洋陸軍中將軍銜的張璧。板垣征四郎認為：策動張璧出任溥儀的偽“滿洲國”陸軍總長是最佳的人選。我們從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張璧檔案中直接找到了如下真實的記錄：

 

偽滿洲國成立，當時因板垣中將之敦請，有任命陸長之說。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板垣征四郎對張璧展開了異乎尋常的關心。他熱情款待著當時正被張學良通緝的張璧。他甚至考慮帶張璧去東京麵見日本的陸軍大臣，許諾封張璧為溥儀的偽“滿洲國”陸軍總長、加封上將軍銜。

然而，讓這個具有中國通稱號的日本侵華戰略家怎麽也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了：張璧謝絕了這一建議。舊北平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張璧檔案中有如下真實的記錄：

 

（張璧）仍以意見之背（於板垣），又返北京。

 

這條記載真實地記錄了張璧和板垣征四郎之間的“意見之背”的客觀存在。而他們二人是如何的“意見之背”呢？當時的原始對話是怎麽表述的，我們已經不可得知。但是，根據我們對張璧生平的了解和研究，我們大致推論如下：

張璧本人的政治理念依然停留在辛亥革命階段，這使他無法容忍被他親自逼出皇宮的溥儀將再度成為為他所保護的“滿洲帝國皇帝”。因為 “滿洲帝國”的建立是和張璧長期信奉的辛亥革命理念相矛盾的，因此他不能接受這樣的職務任命和上將軍銜。

——這大概就是張璧和板垣征四郎“意見之背”的真實所在。我們相信，我們的這一推論並沒有拔高張璧。唯其如此，我們才可以理解這條史料中記載的張璧和板垣征四郎之間的“意見之背”這一事實。

如有其他更好的解釋和史料佐證，敬請賜教。

雖然張璧對偽滿洲國的建立持反對態度，但是因為當時真實存在的反蔣反張的勢力，也使板垣征四郎將張璧等同為韓複榘、石友三等人一係的陣營中。

當張璧知道大連已經不是久留之地時，他繼而躲避到上海，住在某一租界內。在解除了通緝令之後，1934年，他的老友商震熱情地歡迎他返回北平。於是，他離開了上海，回到了北平。

關於當時國內存在反蔣反張的勢力及其行動，見古屋哲夫在《日中戦爭にいたる対中國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一文中的介紹：

 

そこでは、前述した天津事件以來、関東軍のほか天津特務機関?支那駐屯軍などの裏麵からの傀儡化工作が交錯して続けられていたとみられ、反張學良勢力への働きかけは山東にまで及ぶものであった。例えば片倉衷の《満州事変機密政略日誌》12月20日の項に“韓復榘は一般の形勢を観望し近く蹶起するものの如く石友三亦野心満々たり”と述べられているのは、こうした山東での反張勢力への期待を示すものであった。このうち韓は元來馮玉祥のもとの軍長であったが、1929年馮が反蔣介石の軍を起した際に蔣支持にまわり、その後、山東省主席の地位についている。また石も韓とともに馮玉祥から離れ、一時反蔣挙兵を企てて失敗、韓のもとに身を寄せる有様となっていたものであった。

 

 

這段文字譯文大致是；

 

在此，如上所述天津事件以後,關東軍之外，天津特務機構和支那駐屯軍等從內部展開的中國政府傀儡化工作的持續和交替進行,對反張學良勢力所施加的壓力甚至也波及到了山東。例如片倉衷在《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記》12月20日記載“韓複榘，像他那個一直處於觀望局勢、正在蹶起的石友三那樣，也是充滿野心的”。這也顯示出對出現在山東的反張勢力的期待。這其中,韓複榘本來是馮玉祥手下的一名軍長。但在1929年，馮發起的反蔣活動後，韓複榘轉而支持蔣，此後,他得到了山東省主席的職位。石友三，曾和韓複榘一起脫離了馮玉祥，在發動的反蔣起兵計劃失敗後，石友三隻好寄托在韓複榘的府下。

當時，日本駐天津領事館桑島總領事給外務省的電報中也匯報說：

 

其實，當時的板垣征四郎還在一門心思地勸說著也在大連躲避蔣介石的閻錫山。日本學者撰寫的《閻錫山と板垣征四郎の”反蔣”提攜》一文中就曾介紹了這一事實：

 

閻と板垣との関係は、閻が陸軍士官學校に留學していたときに、板垣が生徒隊付であったときから始まる。このときに両者は麵識を持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その後、公に両者が出會ったのが知られているのはおよそ二十年後の1931年(昭和6年)、反蔣戦に破れた閻が大連に逃れたときだ。このとき関東軍參謀の職にあった板垣は彼を庇護し、山西帰還に盡力したと言われている。そして、両者の間に提攜の密約があったとされる。しかし、山西に帰還後、表だって両者の関係を示すような動きは見られない。

 

這段文字譯文大致是；

 

閻錫山和板垣征四郎之間的關係開始於閻錫山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的時候。這個時候雙方隻是相互見過麵而已。此後，雙方在公開場合的再次會麵已經是二十年後的1931年、反蔣大戰失敗後的閻錫山逃到大連的時候。當時擔任過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的庇護、並表態將全力保證他重返山西。然後，兩人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但是，回到山西後，閻錫山絲毫也沒有表現出兩人之間親密跡象。

 

由此來看，閻錫山和張璧可能在大連時期就經常見麵。但是，盡管如此，張璧並沒有成為閻錫山的晉軍將領。

1933年2月，關東軍大舉進犯熱河。板垣征四郎親自從奉天來到天津，建立了屬於他自己的“板垣”機關，負責平、津兩地的情報收集工作，企圖策動華北“自治”，再如法炮製出一個和“滿洲國”相似的傀儡政權——“華北國”。

1941年7月7日，板垣征四郎晉升日本陸軍大將，並且調任日本駐朝鮮軍總司令，從此離開了中國。1948年12月23日，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的板垣征四郎，在日本東京都豐島區池袋巢鴨監獄內被處以絞刑。

在1940年5月，當張璧得知他的好友張自忠正是因為中了板垣征四郎詐敗逃往襄北的奸計、板垣征四郎一舉擊潰了國民黨33集團軍、迫使該軍軍長、他的好友張自忠將軍壯烈殉國的消息後，我們不知道張璧當時的真實感情是如何的表達。但是，到了1945年5月1日，距離張自忠英勇獻身整整五年後，此時的舊北平仍在日偽政權統治下，當時任電車公司董事長的張璧卻出人意料地頒布了如下的決定：《北平電車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為撫戰陣亡將軍張自忠等舉行公祭活動的通知》。見下：

 

該通知定於1945年5月16日上午，在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辦為撫戰陣亡將軍張自忠等舉行公祭活動。

是怎樣一種深埋心底的思念和刻骨銘心之情使張璧在張自忠抗日殉難五年之際公開地對他進行公祭活動。這在當時還是日偽政權嚴酷統治下的舊北平，張璧的這一舉動不可謂不大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