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閑話
古稀老翁防癡呆，學習碼字非有才，有話則長無話短，藝術本是開心菜。無病呻吟莫恥笑，偶有得罪莫見怪，君子自有常來客，清茶淡酒敞胸懷
侯一民先生千古
恩師侯一民像 張頌南敬繪
侯先生走了。
兩天來，心裏像壓了塊石頭，什麽也幹不了。一肚子的話，卻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侯先生不隻是我畫畫的導師，也是我人生的恩師，我的人生道路上與他有著太多的交集。我所受到的教益，他對我人生道路的影響，半個多世紀的件件往事，如走馬燈似的一幕幕在我眼前翻來覆去···
侯先生走進我的人生，是在1961年，油畫係本科三年級。他是我們班的任課老師，親自帶我們去了山東大漁島實習，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的鄧澍老師也來到這裏，兩位老師和我們一起在海邊畫寫生。
美院畢業，我去了朝陽區文化館工作。文革後期，我請到了侯先生，讓他坐著電影隊跑片用的小蹦蹦三輪車，來文化館，給業餘美術愛好者介紹他革命曆史畫的創作經驗。
78年，作為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我又回到了美院，侯先生是我們油研班的導師之一。
研究班結業，我和孫景波一起被留在了侯先生創建的壁畫係當教員，後又做了係秘書。
84年，美院有4個教員去巴黎美院進修的機會，侯先生把壁畫係的名額給了我，這是我首次邁出國門，得以親身看到另一個世界的真實麵貌。
85年，留學歸來，剛進家門，就被叫去了大雅寶胡同侯先生家。
隻見他病臥在床，捂著個口罩，有氣無力的對我說：“回來了就好。張頌南，你必須出來幫我了，文化部已批準，讓你來做院長助理···”
這時的侯先生已是美院的第一副院長，因古元院長年事已高，很少來美院，侯先生實際上肩負著代院長的責任，看上去真是被美院的事累的夠嗆。
這一突如其來的安排，和我回國後想專心畫畫的‘雄心壯誌’大相徑庭。盡管我很不情願，當著侯先生病成這樣的麵，我無法開口拒絕，隻能以“剛回來，沒思想準備，讓我想想”之類的托詞先告辭出來。
休息了幾天，去壁畫係上班報到，係裏說侯先生留言要你去二樓小會議室。
推開門，隻見一屋子的人正在開會。侯先生見我，便站了起來，對正在開會的美院各級領導說：“宣布一件事，經文化部批準，今天起，張頌南正式出任院長助理的工作···”
就這樣，我在沒有任何選擇的情況下，開始了此生僅有的兩年“行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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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眼裏，侯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諄諄教導的好老師；作為助理，在不到兩年的任職期間，我有可能見到了他作為學生時所無法知道的另一麵。
曾是徐悲鴻的學生和老北平藝專地下黨支部書記的侯先生，他對校尉胡同5號的這座美術學院，有著特有的深情。因此，在他肩負起美院院長責任後，為辦好美院，他確實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不辭辛苦嘔心瀝血地為之日夜操勞，赤子之心昭昭在目。
據幾個簡單的例子：
那時的美院坐落在王府井旁的北京市黃金地段，一邊靠著某空軍大院，另一邊是協和醫院，西邊是有名的全聚德。北京市政府企圖高價買下美院，把這一片改成首都“銀座”商業區。對此，侯先生態度十分鮮明：校尉胡同5號，是徐悲鴻先生北平藝專的老校址，美院陳列館也是解放初期北京唯一的一個專業美術陳列館，這些都是新中國美術史開端重要的曆史遺址，必須妥善保留下去。
對於某副總理提倡的“教育產業化”，他也是持鮮明的反對態度。他認為作為中央美術學院，應當發揚自身師資的長處和優良傳統，堅持培養國家需要的高質量的美術人才。在當今國家沒有能力安置過多美術人才的實際情況下，不符實際的盲目招生，既浪費教育資源，影響教學質量，也必然會造成學生“畢業即失業”，對國家、對學生，都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由於美院麵積狹小，國家經費有限，給教職員工住房問題的改善造成巨大困難。那時，許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不得不蝸居在狹小的老學生宿舍，做飯就在過道裏。為此事，侯先生費盡了心力，帶著我跑遍了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各有關單位，不斷地燒香叩頭，終於在他任內，把東大橋的教工宿舍樓建成了。解決了多年未能解決的老大難課題。
為了在現有師資情況下，盡可能多培養一些學生，他曾試圖在美院之外，找到合適的地方搞個分校，和當地合作開門辦學，以擴大招生。為此我們也動了許多腦子，跑了不少地方，但礙於種種限製沒能實現。
侯先生是個辦事極其認真的人 。那年代，美院猶如一個師生員工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什麽都得管的大家庭，從食堂、環保、分房、基建，甚至學生宿舍的管理，凡是發現有問題的地方，他都會躬身親問。
說實話，在我當他助理近兩年的時間裏，每天跟著他從早忙到晚，沒能畫過一張畫。
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剛正不阿、不媚權貴的性格。
記得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位自稱是某某副總理的秘書，他說副總理十分關心藝術教育事業，派他來了解一下美院的情況。接著便詢問了美院經費夠不夠，辦學有什麽困難等等問題，我都認真地一一予以答複。
最後，他話鋒一轉說：順便問一下，我有個朋友的孩子，今年考美院，不知考得怎麽樣。我請他把這位考生的名字寫下來，表示我會向領導匯報，了解一下，再給你回音。
事後我立即將此事向侯先生作了匯報，侯先生很幹脆地用“去他的，不理他！”六個字作了回應。
這類例子有不少，我想很可能正是他的這種性格（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屬驢的），成了他最終沒能正式當上院長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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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文化部讓侯先生隨同副部長出訪北美。
侯先生前腳一走，美院後腳便來了一個由文化部、高教部、北京市委和藝教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開始進行“領導班子調整”。
等到侯先生出訪歸來時，工作組關於新領導班子調整的內部決定，已在美院教職員工中公傳開了。
原本在美院都認為眾望所歸，必然接替古元任院長的第一副院長侯一民，居然榜上無名。他將被調離美院，去出任中國美術館的館長。這一結果讓美院炸了窩。
老幹部處的一位幹部，利用他的關係聯係上了文化部長王蒙，要我代表美院，去直接向他反映群眾的不理解。去之前，我去見了剛回來得知此消息的侯先生，他給了我一封親筆辭呈，要我轉交部長，希望部長免去美術館長的任命，讓他能留在美院壁畫係，專心搞教學。
我去見王蒙時，主持這次“領導班子調整”的始作俑者-藝教局長方阡儼然在座。
沒等我張嘴，王蒙便先開了口。一口氣說了六點，諸如：這次調整是工作組在廣泛的征集民意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做出的決定，不是某個人的個人行為，我本人不認識侯一民，這個決定是為了搞好團結，加強美院領導力量，進一步辦好美院，工作組的決定我個人無力改變等等···
我打量著坐在部長寶座上，麵帶緊張凝重表情的這個王蒙，直懷疑，他和我以前聽聞的，因仗義執言說真話而被打成右派的王蒙，真的是同一個人嗎？
我明白了，在現在的這個王蒙麵前，反映任何所謂的“群眾意見”，純粹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輪到我說話了，我說，王部長，沒有別的，侯先生托我給您梢來一封信。他說歲數大了，不想去接任美術館館長，他更願意把此生的精力用到學校的教學上去。
話音未落，隻見一位部長一位局長，都如釋重負，臉上立刻露出了笑容。王蒙對方阡說：你看怎樣？方連連答道：沒問題，沒問題···
（後來知道，他們正在為如何讓在任的美術館長劉開渠立即離休讓位一事無法處置而頭疼呢）
和方阡一起從王蒙辦公室出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小張同誌，你很年青，大家對你這一段助理的工作反映不錯，你要準備挑重擔啊”，話中有話，我猜出了他話中“重擔”指的可能是什麽。
既然侯先生已不是院長了，我就沒必要再當什麽院長助理了。從文化部回來，我便收拾了院長辦公室裏自己的東西，回到了壁畫係，還去當我的普通教員。
此後，文化部三次傳我去文化部談話，我就是不去，心想我和你們還有什麽好談的。
外事辦的朱竹，作為早就相識的一個“老朋友”，便出麵來做我的工作。
她說：“頌南，你可不要幹傻事，你看李可染多有名，到頭來，也隻不過是個教授；你這副院長可是副局級，將來連你的孩子都會沾光。這是文化部做出的決定，你不幹，不是明擺著對抗黨組織的安排，以後你還怎麽在美院混下去？”
我相信，這是她作為朋友的一段“好心的”忠告，但是身為紅二代、太子黨的她，卻永遠不會懂得，在畫畫人心目中，真正讓他們敬重的，恰恰是那些將自己一生獻給了藝術的人，而不是你心中的什麽官階職稱。
我相信，美術界沒有幾個人會記住你父親的名字，可他們不會忘記李可染。
正所謂，道不同不與為謀也。
因為我不是黨員，文化部無法用黨紀來約束我就範，但我知道，我的這一行為深深地得罪了某些人，以後在美院也不會有什麽好果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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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我向靳尚誼院長請了一年假，赴加拿大作私人訪問。89年，我接到係裏轉來文化部的通知後，決定選擇“自動離職”，留在了加拿大。
此後美院發生的變化，已有目共睹：
順了某些人的心願，美院終於失守，徐悲鴻奠定的校尉胡同5號老美院“壽終正寢”，美術陳列館成了協和醫院的高幹病房，堂堂一個中央美院開啟了多年靠租借酒仙橋一座廠房來辦學的“流浪生涯”···我想，如果侯先生還在位，他絕不會讓這一切發生。
回頭望去，那次在某些人操持下，把侯先生擠出美院領導班子的所謂 “調整領導班子”，真正受到傷害的其實並不是侯先生，而是美院本身。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侯先生走了。
上述發生的一切，絲毫沒能動搖侯先生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聲望。
今天，不管走到哪裏，當你遇到曾在校尉胡同5號生活過的美院師生們，談到侯先生，都會由衷地稱呼他一聲“老院長”。
是的，“老院長”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侯先生走了。
我終於可以把心中憋了35年的這些話說了出來，籍以告慰侯先生在天之靈。
恩師走好！
侯先生千古！
附：2023年1月1日，原中央美術學院第一副院長、畫家侯一民於北京去世，享年93歲
是的，這是多年前畫的。謝謝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