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在鈔票上的畫家

印在鈔票上的西班牙畫家
— Ignacio Zuloaga

 

   84年，初出國門來到巴黎，看到法郎紙幣上居然印著熟悉的畫家德拉克羅瓦的頭像和他畫的“自由引導人民”時，真是開了眼了。當時以為這是特殊個例，是法蘭西的“民族特色”，無怪乎人家法國能大師輩出，別的國家學不來。
   後來來到加拿大，用過加元和美元，去倫敦用過英鎊，好像也沒見到印有畫家像的。新世紀以來，去西班牙、意大利旅遊，都通用的是歐元，歐元上沒有印任何人的頭像。但在不久前，卻從網上圖片中偶然看到一張500比塞塔的西班牙紙幣上印著一位畫家，他叫蘇洛阿加(ZULOAGA)。背麵是他畫中托列多景色的局部。

印有蘇洛阿加像的西班牙紙幣

   還有沒有別的畫家上了鈔票的？我帶著這問題好奇地搜索了一下：還有。
   印上法郎的還有塞尚，印上意大利裏拉的有拉斐爾和卡拉瓦喬，荷蘭盾上印的是倫勃朗和哈爾斯，比利時法郎則是恩索爾和他的“假麵”，墨西哥比索印上了裏維拉和卡洛夫妻倆。另外幾個國家的鈔票沒有印畫家像，但是印有藝術作品，像印有丟勒等幾個畫家作品的德國馬克，印有宙斯和阿波羅雕塑的希臘德拉克馬……
   畫家成千上萬，把哪位畫家印上鈔票，選誰不選誰，當然要有它的“說法”或“講究”。比如法國選德拉克洛瓦及“自由引導人民”容易理解：法國大革命的象征。選塞尚：現代藝術之父。意大利選拉斐爾：文藝複興盛期三巨頭之一 ……
   上麵我所列舉的各國上了鈔票的畫家和作品還都比較容易理解，唯獨西班牙為什麽選了個蘇洛阿加，感到有點說不上來。
    並非我不喜歡他的畫，最早在巴黎，奧賽館裏他畫的那幅抱著一個大金屬球的侏儒的畫像，就曾給我留下很深的視覺記憶，這是一個極有個性的畫家（雖然他的畫比較苦澀），它使我想起委拉斯貴支的幾幅侏儒名作。

奧賽館藏蘇洛阿加作品

 

維拉斯貴支的作品

  後來在巴塞羅那參觀美術館時，我還專門在他的一幅畫前留了影，有照片為證。

在巴塞羅那美術館蘇洛阿加作品前留影

 

 

    在上一篇《西班牙的太陽—索羅拉再現輝煌》文中，我曾提到“西班牙是為西方藝術貢獻了眾多大師的一個民族，可以舉出格列柯、委拉斯貴茲、戈雅、畢加索、達利、米羅、高迪等一係列對世界有影響的藝術家來”奇怪的是，以上這些大師都沒有能印上西班牙鈔票，唯一的一張印有畫家像的位置讓給了蘇洛阿加，他們這樣做一定有著特殊的情況或原委。
    好奇心驅使我試著去解讀其中可能的原因：
    首先，我假設在1954年發行這套新紙幣時，西班牙當局並沒想選某個古近代畫家，而是要選一位現當代有代表性的畫家，如果這條理由成立，它就可以用來解讀為什麽不選格列柯、委拉斯貴支和戈雅等大師。
    然後來理一下，和蘇洛阿加前後同時代的、有影響的“現當代”西班牙畫家都有哪些呢？
    按這時間段前後，有資格參加“競選”的畫家至少可有五位“候選人”：（按出生前後排列，建築藝術家高迪排除在外）
    1）索羅拉    1863 - 1923
    2）蘇洛阿加  1870 - 1945
    3）畢加索    1881 - 1973
    4）米羅      1893 - 1983
    5）達利      1904 - 1989
   從名單上看，如果我們把一個畫家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地位、或所謂的“世界影響”來作為遴選標準的話，其他四人都應該比蘇洛阿加入選的可能性大。
   比如你查一下國內翻譯出版的阿納森《西方現代藝術史》，書中對畢加索、米羅、達利都有專節論及。同樣，當你查閱《國際印象派》一類史書，索羅拉作為西班牙印象派的領頭人也會脫穎而出。但是你馬上會發現，在這些以“藝術運動”和“風格流派演變”為主線的藝術史中，你找不到蘇洛阿加的蹤影。
   我又翻閱了手頭有的另外6種藝術史：《HISTORY OF ART》美ABRAMS；《HISTOIRE MONDIAJE DE L'ART》法SORAR；《HISTOIRE DE L'ART》第10卷-20世紀 法GRANGE BATELIERE；《L'ART AU XXe Siecle》德 TASCHEN；《The 20th Century Art Book》英 PHAIDON；《Art et Architecture du XXeSiecle》英PARKSTONE。均無蘇洛阿加的蹤影。
   一句話，他不入“國際潮流”。
   然而，我們如果用“反向排隊法則”來思考一下，我們就可以意識到：西班牙當局首選蘇洛阿加的遴選標準可能不是藝術史上的“世界影響海”，而是西班牙文化的“本土意義”。
*   *   *
   於是，我又回到蘇洛阿加本人的從藝經曆中去尋找他與其他四人不同之處。
   蘇洛阿加1870年生於Eibar，他是西班牙土著的巴斯克人
   18歲來到巴黎，成為Gerveux、Carriere和Chavannes的學生。很快進入了蒙馬特高地波希米亞藝術家生活圈，並接觸到像德加、高更、勞特列克、羅丹等同行，他對法國印象派和象征主義都很熟悉。也經常入選法國沙龍展。這點上它和其他四人在巴黎的經曆大致相同，隻是時間前後的差別。
   一位傳記作者曾描述了1900年前後，索羅拉、蘇洛阿加和畢加索這西班牙藝術拔尖的“老中青”三代人在巴黎“同台演出”的生動情景。（那年索羅拉37歲、蘇洛阿加30歲、畢加索19歲）並把其說成是西班牙現代藝術的“三個不同的篇章”

 

索羅拉《悲哀的遺產》

 

蘇洛阿加《侏儒像》

 

畢加索《加萊特磨坊》

   雖然年齡有差距，其實他們都是朋友，傳記中曾這樣寫道：1905年蘇洛阿加向威尼斯雙年展提交了包括年青朋友畢加索在內的四個西班牙大藝術家的作品，但由於畢加索的政治左傾而被拒絕了。
   進入20世紀之後，他們在藝術道路上的差別越來越大：索羅拉成為了一個地道的印象派；畢加索、米羅、達利後來都長期定居在“國外”（巴黎、紐約），成為國際性前衛的現代主義（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代表人物。而蘇洛阿加選擇了“海歸”（回國發展）的路，回到了自己的故鄉西班牙定居。
   他希望發展一種植根於格列柯、蘇兒巴朗、委拉斯貴支和戈雅等大師的西班牙自己的寫實主義傳統，來重振西班牙文化。用他的話來說是對當時世界性的種種流行時尚“沒興趣”。
   回西班牙後，他做了幾件事：
    其一，他要用他的畫筆，把那些正在被“毫無憐憫心”的現代主義破壞的，在故土遙遠的角落尚還能找到的，西班牙本土如詩如畫的活潑生活和符合自己藝術追求的人物形象，一一“記錄”下來。為此，他會在郊區小鎮的嘉華年會上縈繞幾個小時舍不得離去，他會同走私者的驢隊一起化上幾個月的時間，去到阿拉貢地區最北端的深山裏，尋找那些狂熱的宗教迷信者或凶殘的僧侶殺手......
    其二，他買下戈雅出生的房子，將它修複為《戈雅博物館》，立起戈雅紀念碑，建立《戈雅公學》，他希望把自己對戈雅的崇敬帶給他周圍的每個人，“讓光輝照耀世界的藝術家（指哥雅）不朽的精神，永遠活在他出生的小鎮上”
    其三，他要尋求一種屬於“西班牙傳統”的繪畫風格，為“重振西班牙文化”而努力。起初，他的這種努力，被認為是Fortuny、Madrazo等一批年青知名的現代主義藝術家的對立麵，遲遲不被藝術界認同。直到後來，他的作品在巴黎、布魯塞爾等國際展上，被公認為是西班牙民族藝術的改革更新者及一個新的“西班牙學派”的領袖，才改變了人們對他的認識。（現在歐洲的眾多畫廊幾乎都擁有他以描繪傳統西班牙為特征而著稱的作品）
    隨後，重大的事情發生了 ：1936至1939 ，爆發了被認為是二次大戰導火索之一的西班牙內戰。當西班牙被撕裂成以共產和反共產意識形態的主要衝突為對抗的兩邊時，畫家們也不得不在政治鬥爭麵前做出個人的“抉擇”。
    印象派的索羅拉已與1923年去世，內戰與他無關。
    眾所周知的共產黨人畢加索，為蘇聯及共產國際支持的西班牙左翼共和政府，畫了名作《格爾尼卡》，譴責納粹德國屠殺西班牙無辜平民的罪行。
    蘇洛阿加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站到了右翼佛朗哥和長槍黨一邊，他畫了在ALCAZAR圍城戰中，當建築物被大火吞沒時，民族主義保衛者拒絕投降的場麵。在佛朗哥政權獲勝之後，還為佛朗哥畫了像。
    佛朗哥對西班牙的統治延續了40年（1935-1975）。50年代，世界進入冷戰時期，西方解除了二戰後對西班牙的經濟製裁，西班牙和美英各國的關係得到改善。1954年佛朗哥當局發行新鈔票，需要選一位“西班牙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會選作為法共黨員和反對佛朗哥政權的畢加索嗎？他們會選內戰期間一直“躲”在國外的米羅和達利嗎？
    答案很明顯：始終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為重振西班牙本土文化藝術作出了巨大貢獻，又是佛朗哥政權的堅決支持者的蘇洛阿加成了最合適的入選者。

 

聳立在馬德裏的蘇洛阿加紀念碑

 

附注：在國內，我的老朋友、精通西班牙語、對西班牙藝術有獨到研究的邢曉聲先生，曾編寫出版了《蘇洛阿加》專題畫冊，很可能對此已有真知灼見，可惜是，我沒能看到此書。上述我個人的揣測，很可能是“魯班門前弄斧”，請勿見笑。

附圖：蘇洛阿加作品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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