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欲哭無淚 — 《開國大典》作者鮮為人知的往事

（續）欲哭無淚—《開國大典》作者鮮為人知的往事

按：董先生生於1914年6月27日，畫開國大典時是38歲。1964年，50歲時，因政治運動被迫停止畫畫，73年1月8日去世時不到59歲，這最後9年中，唯一的“畫畫”機會是 — 修改《開國大典》

父親在大雅寶的歲月（下）

 

作者：董一沙  （轉載自董希文藝術研究與紀事 ）

 

 

董希文藝術研究與紀事

大雅寶胡同位於東城根，緊鄰著護城河（今天的二環路），過了橋就是豁子外。20世紀五六十年代除了河邊西側一帶的胡同裏散住著不少文化人，靠豁子那邊的“大廟”裏住著的都是普通工人：拉車的，送煤的，打各種零雜短工的，甚至還有要飯的人。父親行走在懸殊巨大的人群中心裏感到十分的不安。他曾幾次寫報告給有關部門，提議修整如祿米倉等坡度較大的路段，以便在雨雪天裏能稍微減輕拉車工人上下坡的難度。困難時期，父親經常從外麵把乞討的人請到家中吃飯，弄得連家中的保姆王大娘都抱怨：這麽多人的飯已經沒法做了。父親平時不苟言笑，其實內心很熱誠，似乎對自己能去幫一把的人，總有種莫名的歉意。

我們家的王大娘很不平常，挺直的腰板瘦高個，雖然是小腳，可是愛聽戲會武術的她，在操持完一天的家務活後，常會在院子裏練練踢腿、翻幾個筋鬥。說話時倆眼一轉一轉地論斷是非。小時候我無數次地聽她講穆桂英掛帥和蘇武牧羊的段子，所以驕傲地認為戲中的英雄就是我大娘這模樣的。大娘在我們家裏的地位很高，父母、全家都很尊敬她。

多年後，大娘要回家看孫子了，父親為她畫了一幅油畫肖像作為送別。“文化大革命”時，大娘特勇敢，回到院子裏在造反派麵前挺身而出替父親說話。再過了好多年，我和大娘的兩個兒子大哥二哥一道，按照大娘的囑咐把她的骨灰撒進了平靜的昆明湖。

50年代初，父母親把已經七十多歲的爺爺奶奶從杭州接到了北京，給兩位老人租住的一間屋子就在大雅寶甲2號旁邊的3號院中。爺爺董萼清算得上是個收藏家，他有著豐富的宋元明清瓷器和書畫，早年身居杭州時，就連父親在國立藝專的老師林風眠也常去西湖邊他的家中欣賞。家庭良好的傳統文化氣息，對父親熱愛藝術有著重要的啟蒙影響。

但爺爺並非是個有錢人，年輕時隻不過是個在鋪子裏樓上樓下跑斷腿的學徒工而已。爺爺的父親，我父親的爺爺董鬆山是個農民。在家鄉紹興文人薈萃，常人都有習書繪畫的風尚。曾祖父看重教育，每天在青石板上以清水代墨習字，家中至今保留著當年他在《子史精華》卷上以顏魯公字體臨寫明代思想家王陽明談教育的篇章。受曾祖父虔誠明達品性的影響，他的子孫有多人遠赴西方，學科學，搞實業，回國以後為家鄉修橋鋪路、辦學堂、建工廠。

爺爺在離開紹興前，將自己的田地捐給了公社，房子送給了親戚。到北平後更是完成了他一生最驚人卻不為人知的壯舉：分兩次將自己節衣縮食，辛苦一生收藏的幾百件古代書畫捐給了國家，其中有黃庭堅、文徵明、董其昌、徐渭、八大山人、吳昌碩等人的作品。但是他生前沒有見到過自己的捐贈被展覽或出版。幾十年後，有人從故宮博物院的藏畫冊中見到徐渭的《四季花卉圖》時，不經意間發現了下角處蓋著董萼清的名章。

身穿著洗舊的長袍大褂、說著一口濃重的紹興話的爺爺死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造反派粗野地將他扔上卡車，我們家連他的骨灰都沒能留下。

董萼清（後中）和孫子董沙貝（右）、董沙雷（左），

孫女董一沙（前）在北京大雅寶胡同甲2號家中合影

（攝影：董希文）

 

50年代末，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了以油畫家、教授吳作人、羅工柳、董希文三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父親豐富的學藝經曆，形成了他開放、包容的民主思想。父親的工作室在靳之林、許幸之、詹建俊、梁運清等幾位老師的配合下，堅持他自己的一貫主張，提倡一方麵對中國傳統藝術要學習和研究，一方麵也要對外來的藝術采取“兼收並蓄”、“廣收博采”的態度，讓學生在從古典主義到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有充分選擇的餘地。同時他強調尊重學生的藝術個性，反對千篇一律，對學生那些處於萌芽狀態的可貴特點給予熱心的引導，“順水推舟”，“因材施教”。但是這些觀點和做法與當年中國施行的蘇聯模式格格不入，被視為“宣揚資產階級藝術方向”、“提倡個人主義”，在校中受到批判和排擠。父親還因替班上被稱為“白專”的右派學生袁運生等人辯護而受到黨員學生的質問和侮辱。

董希文給工作室學生講寫生技法

那些年家中最多的客人就是父親的學生，像劉秉江、袁運生、姚鍾華、費正、張頌南等一屆又一屆的學生，父親請他們觀看自己多年的畫作和收藏，這時他的眼睛放著光，誠懇地看著每一個人，他們無話不談，像家人一樣。在彌漫著濃香鬆節油氣味的畫室裏，牆上掛著他非常喜愛的格列柯的《托萊多風景》，暗綠的色調、群山上空烏雲翻滾；他自己早年的代表作《哈薩克牧羊女》，淡雅抒情，飄逸中充滿著韻律；還有他自己的那幅描繪初到北平時家中場景的《窗前靜物》，光影閃爍，筆法奔放。

父親的趣味是多方麵的，他的精心陳設簡潔明快：紅漆的花幾，黑漆的屏風。客廳中常年將磁州窯的黑彩大罐和宋代的紅綠彩盤與拉斐爾、波提切利的繪畫同時懸掛、擺放。鮮明對比的色彩中充滿活潑自由的民間氣息，而肅穆悲愴的情境與典雅樸素的氣息中則蓄含著人文主義精神的力量。家中的畫冊都是他從舊書店或越南及蘇聯帶回的，其中日本出版三十幾本的世界美術全集，和瑞士出版的印象派全集兩個係列最完整。這些畫冊，也是孩子們、同學們及院裏畫畫孩子們的寶物；當洗幹淨了手，把發出叮鈴一聲的玻璃櫃打開後，捧出精美的畫冊在紅木幾前坐下，屋裏的人就進入了另一天地的旅行。

《哈薩克牧羊女》 布麵油畫 160x127cm 1948年

中國美術館藏

《窗前靜物》 木板油畫 64x81cm 1947年

50年代，沙貝、沙雷、一沙兄妹三人在家中

看父親的畫冊（攝影：董希文）

 

父親的學生當中有個女孩子宋懷桂，長脖子，高高的個。因為和保加利亞男生萬曼談戀愛，在學校裏成為受爭議的反派人物。而父親卻對這個性格鮮明的學生倍加愛護，對她硬朗脫俗的畫風大加肯定，尤其在得知她與萬曼的結婚請求最終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批準後，更是為這對敢於爭取自由、並贏得了幸福的年輕人感到高興。他特意到琉璃廠為他們每人刻了一塊玉石的名章。

後來這對新人也搬進了大雅寶宿舍，在這裏生下了漂亮的混血兒宋小虹。那段時間裏，宋懷桂還自薦為父親當模特兒，完成了那幅樸素溫馨的《勤儉持家》招貼畫，畫中那位縫衣的少婦倔強又智慧的眼神與宋懷桂十分相像。一年後，宋懷桂隨萬曼帶著女兒去了第二故鄉保加利亞，從他們寄給父母的信中可以看出，她作為父親的學生算是一種榮幸。

二十幾年之後，當宋懷桂作為法國皮爾卡丹駐中國的代表，萬曼也已是世界上知名的壁掛藝術家再回到中國時，父親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她在回憶老師的文章中說：“我從不願意聽別人講董先生在病榻上的事情，那個高大帥氣的董先生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大雅寶甲2號是個大院，分前院、小院、中院和後院。小孩兒們常常從前跑到後不經人請就隨便地進入別家玩兒。

李可染先生家住在後院，西屋緊鄰著父親的畫室，我似乎就有了常去的方便。記得雪白的牆麵上，門與窗之間垂掛著一幅醒目的《霜葉圖》，一片片淡淡的橘紅樹葉在空中悉悉索索地飄散下來，搖晃著落在地麵，小牧童歪著憨厚俏皮的笑臉，拿在手中的耙子似乎發出唰唰的聲響。這種潔淨而歡快的氣息給兒時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媽媽就是能製造歡樂的人，她性格豪爽，嗓音響亮，每當院子裏的石榴熟了的時候，她就會大聲地張羅院子裏的孩子們打下來，一盆盆地抬回家去。

大雅寶宿舍的歡樂隨著年輕的黃永玉叔叔從香港搬來後，就顯得更多了。記得一年春節，母親聽見敲門聲，說有客人來了，打開門後，哇！隻見黃叔叔身穿土家族服裝，背了一個大筐，黑妮露出兩隻圓眼睛，拉著黑蠻的黃媽媽，梳著高高的馬尾巴，摩登漂亮。平時不太說笑的父母親和著他們的拜年聲笑成了一片。宿舍裏黃叔叔的出現帶來了很多新東西，在他那裏似乎一切都可能變得很有趣，他讓生活在東城根的人們見識了另一種方式和態度。

五六十年代父親繁忙的教學、繪畫和社會活動幾乎占去他的絕大部分時間，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在家休息，盡管如此，他盡可能抽出時間參與到我們的活動中來。他會興趣盎然地觀賞沙雷展示他的航模新設計，誇讚沙貝畫的莫裏哀像非常有力量，陪我一起摸黑起床坐著火車去八達嶺登長城。他和我們一同閱讀講述天文、物理的《麥克唐納科學叢書》，帶我們去觀賞齊白石的畫展。他還讓我們在他正在進行中的畫作上提出意見，甚至當場改一改。其實我們幼稚的想法並不一定有道理，但他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培養我們參與的勇氣，審視和分析的能力。

在家裏保存的老照片裏，幾乎找不到記錄父親在畫畫或會見各路名家的場景，卻找得到一批父親當年專門為我們孩子和院裏的小朋友拍的照片。在那個隻有黑白膠片，需要小心使用的年代，像萬徒勒裏這樣難得一來的稀客都沒有留下在家中的合影，他卻大方地為那些不起眼的小事留下了一個個寶貴的瞬間。其中有母親為孩子讀書的，有我們兄妹三人一起翻看畫冊的，有兩歲的我蹲在地上拿著石子用力畫畫的，還有一群小孩正在慶祝法國雕塑家王合內送我的大白貓當了媽媽……其中一張最有時代特征的是沙貝和李小可站在牆根的合影，二人穿著粗笨的厚棉襖，趟著不係帶的棉窩，天真無邪的淘氣樣。

50年代張林英和兩個兒子在大雅寶甲2號家中

（攝影：董希文）

董沙貝和李小可（攝影：董希文）

 

母親平時雖然也是一大忙人，在人民出版社負責著一大攤子工作，並承擔著當年的一係列重頭書籍的設計，如史蒂夫·奈爾遜的《誌願軍》、由周恩來題字的宋慶齡文選《為新中國奮鬥》，甚至還有由她組織邀請王朝聞先生塑造了毛主席的側麵浮雕像，並請滑田友先生拍照後用於《毛澤東選集》的裝幀設計。母親算是出版界的元老了，但是她在家裏從來不會閑著。她喜歡自己為孩子們設計並剪裁衣裳，倆哥哥的破褲子經她一補反而多了好看的圖案。我小時穿的布裙子，由於樣子新穎、縫製精巧，經常被同學的家長拿去做參考。父親的學生來家裏聚會看畫時，母親都會親自下廚房做上幾樣誘人的江浙菜，每每受到大家的讚賞。好吃不在奢侈，色、香、味俱全隻因搭配的巧妙。

1939年，董希文與張林英在昆明

《解放區的生產自救》 布麵油畫 100x195cm 1950年

《苗女趕場》 布麵油畫 72x100cm 1942年

 

時間經過了氣氛嚴峻的反右運動後，到1961年有了稍許的鬆動，中國美術家協會組織畫家去西藏寫生。得到這個難逢的機會後，父親主動推薦了已經離開美院的吳冠中同行。這次是父親第三次深入西藏，一路到達日喀則、江孜、帕裏、亞東等真正的牧區，高原的強烈陽光，藏族群眾彪悍的性格，尤其是翻了身的農奴臉上透出的曆盡滄桑後仍保有的強大生命力，這一切使父親受到極大的吸引，也使他壓抑多年的情緒在此得到了釋放。

1961年，董希文和藏民在一起

《山歌》 木板油畫 53x40cm 1961年

 

在空氣稀薄、陽光刺目卻冰凍天寒的狀態下，他一連畫出了《山歌》、《江孜街頭》、《牧笛》、《喜馬拉雅山第二高峰下》等一大批油畫，表現得更加單純、概括。潔淨的雪山、清澈的藍天和自由的白雲，色彩鮮明洗練，筆觸淋漓酣暢，有大刀闊斧的揮掃，也有小筆點染勾勒，筆筆生出情意，畫麵中似乎能夠聽到他怦怦的心跳聲。

從西藏回來後，父親帶回了大捆的寫生，也帶回了久久不能平複的激動心情。那兩把長柄的藏刀，他說這是藏民光著腳趴在地上吹火為他打造的，感動中帶著不安。兩天後他到東安市場鋪子中去，找到一家五金店，挑選了榔頭、銼刀、鋸子等，結結實實釘進了小木箱，莊重地寄到拉薩去，卻不知道那個吹火的藏民能夠收到從遙遠的北京寄來的心意嗎？

父親從西藏歸來後，在家中畫了一批色彩強烈的鮮花，如院子裏種的“美人蕉”和“瓜葉菊”，似乎以此繼續抒發著心中的大氣。

《喜馬拉雅山第二高峰下》 木板油畫 40x53cm 1961年

《江孜街頭》 布麵油畫 54x81cm 1961年

瓜葉菊》 布麵油畫 54x65.5cm 1962年

 

60年代中期，父親為人民大會堂繪製大型壁畫《雅魯藏布江之歌》和《喜馬拉雅山頌》，這兩幅畫寄托了父親對藏區獨有的風光與純真的藏民懷有的特殊感情，也寄托了父親長久以來希望實現壁畫繪製的夢想。這段時間我陪父親暫時離開大雅寶，住進了位於德勝門附近的西藏駐京辦事處。但是父親的這兩幅大畫，又因受到有關領導的意圖幹擾而最終沒能真正完成。

時間過得很快，1964年“社教”運動來了，文藝界對各方麵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觀點進行了公開批判。緊接著1966年真正的大運動“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中央美院的教授們先是被集中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不久就被集體拉回了美術學院。我親眼看著父親、李可染、李苦禪及很多我認識的伯伯們脖子上掛著“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的大牌子，一個挨著一個被驅趕著轟到了事先搭好的批鬥台上，紅衛兵在痛快淋漓的叫罵中將學校裏用來畫素描的石膏像從這些跪在地上的教授們頭上砸下去！

 

日後，抄家、批鬥，一輪接一輪，大雅寶宿舍這個“黑窩”被美院的造反派突擊過一次又一次，家中的繪畫、文物、文字資料等被成批地運走。父親的畫室被全部搬空，原來全家人居住的三間屋子隻剩下一間，床和箱子堆落到了房頂。父親和美院的教授們被關進了“牛棚”，交代、認罪和挨鬥已經成了這些“牛鬼蛇神”全部的生活內容，父親被美院的一個大個頭的工人拉到地下室裏朝胸部猛打，險些喘不過氣來。

母親也被關進了學習班。沙貝因一貫性格桀驁，研究塞尚又喜歡閱讀海明威、凱魯亞克和塞林格的書，出口怪話，犯上了和院中的發小、又是美院同學張郎郎的同一個案子，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山西挨鬥。家裏已經快空了。

後來當這些需要進行“勞動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的美術學院“黑幫們”，被集中到了北京鋼廠，本來就有胃病的父親已經岌岌可危，在連續便血之後，突然被放回家來。第二天，我從學校回來，剛進院子就看見地上、台階上、門檻、屋裏一灘灘大片的血跡，隻聽見院子裏的人喊“你爸爸吐血了！”我瘋狂地跑到“反帝醫院”（現在的協和醫院），通向急診室的樓道裏也是大片成串的血跡……後來才知道，平常住校的沙雷偶然回到家中，正趕上了這驚險的一幕，他跑到豁口的“大廟”去找平板車，是那個拉車師傅幫他把垂死的父親送到醫院。但急診室知道這個人就是路對麵美術學院裏的大黑幫而拒絕收治，沙雷又跑去向軍代表求情才取得了一紙“此人可以醫治”的批條。

父親在胃被切除掉五分之三的四個月後，他又不得不強忍著傷痛及不能正常進餐的痛苦，帶著虛弱的身體，到美術學院在河北的部隊農場勞動“接受再教育”。不久他的脖子兩邊出現了多個腫包，善良的校醫李慧文阿姨為父親開了需要回京治療的證明。當父親去醫院取診斷結果那天，已經分配到工廠上班的我接到了他打來的電話，我努力保持著鎮靜，聽到他的第一句話是：“相信我們偉大祖國的醫療事業，相信我的生命力，一定可以治好。”

父親是真的相信他可以闖過這一關的。他查看家中所有的醫藥書籍，為了配合接下來的化療，遵照醫生的要求陸續拔掉了滿口的牙齒，臉上畫著紫色的方格，每天去醫院治療。

就在這樣的日子裏，革命博物館派人來傳達“上級的指示”：要父親去修改《開國大典》，去掉畫中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極度矛盾與壓抑的心情下，他明白：這件事即使他不做也會有人去做的。現在他唯一能夠做到的，是保持住一個畫家的操守，在這件自己曾傾注過心血的畫作上盡量保留住技法的完整。這一次的修改比1954年修掉畫麵上的高崗更困難得多。父親在沙貝的陪同下，到博物館裏仔細研究了將要操作的步驟，當他看著四米的大畫從牆上放倒下來時，他焦急地喊著“當心，當心，不要碰壞了！”身旁的人可以看到他的心痛。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首次訪華，兩國發表《中美聯合公告》。周恩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到家中傳達了總理的指示：要在尼克鬆接待廳懸掛《春到西藏》。第二天，兩三個人從家裏將畫拉出來，踉踉蹌蹌地裝上了停在大門口的卡車，消失在寒風中。

父親的病情迅速地惡化，但是他卻極為鎮靜。他仍然每天把被褥鋪得平平整整，將去醫院以外的時間用來收拾畫具、整理畫稿，用小紙片記錄下一個個新的想法。還將幾十張空白的畫板摞在櫃子上，尤其將自己格外看重卻沒能真正完成的《喜馬拉雅山頌》的壁畫稿鄭重地掛在床頭，向往那靜穆的大自然中所含有的自由自在的平淡，以此來堅定戰勝病魔的決心。

他把癌症叫做“卑鄙的東西”，向從鄉下農場趕來的師生們一再的說：“我在同它做最後的抗爭，我還要再畫二十年！”癌症大麵積擴散，日夜周身疼痛，需要到處貼上止痛膏才能勉強度日。他讓沙貝幫他刻了幾枚圖章“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抗癌”和“百折不撓”，直到此時父親都沒有放棄還能夠好起來的希望。

《喜馬拉雅山頌》 布麵油畫 40x53cm 1963年

 

父親在最後一次住進日壇醫院的前夕，將自己收藏的，已經被打碎的宋代瓷瓶小心地取出，把從外麵撿來的瓦片洗淨、磨好，仔細地黏合在一起，莊重地把這一重新“完好”的瓶子放在寫字台上。這是父親留在家中的最後一件作品。猶如他常常說的“完完整整地做事，端端正正地做人”。

我們兄妹三人利用去醫院的空隙畫了畫拿給病危的父親看，沙貝送給父親的那幅《大雅寶的院子》，清冷的寒冬中，一縷晨光射在西邊的屋簷上。但是父親沒能等到真正的陽光出現的時刻。

1973年1月8日，雪天的淩晨，父親離開了我們。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把我放平。”極其從容。

在此後的很多年裏，我都不願意也不忍心用“死”這個詞來形容父親的去世。一個曾滿腔激情、心懷抱負的熱血青年在隻有五十八歲的壯年期死去了。後來我終於說出了“死”這個詞，為的是要記住一個明明白白的事實。

吳冠中先生說：“董希文是一個悲劇人物，因為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李可染先生說：“董希文去世的這麽早太可惜了！因為他還沒有到達他能夠達到的高峰。”

父親生命的火花迸射的那麽猛烈，卻消失的如此突然。

當我一次次重新站在他的畫前，享受那湛藍的天空、潔白的雪山和明澈的湖泊時，清楚地知道：我們曾經擁有他是多麽地難得。

 

寫於2016年清明

原載《大雅寶胡同甲2號——二十世紀中國美術的傳奇》一書
2017年1月8日修訂

董希文站在5300米的雀兒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