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 雪夜孤燈讀奇書

一個作家已沒有什麽東西可寫，或有許多東西不可寫的時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寫作素材。

 

回首往事，如同麵對被驚天海嘯衝擊過的海灘城鎮，滿目瘡痍，遍地狼藉，一切的一切都支離破碎，沒有一座建築物是完整的，沒有一件東西是它原來的模樣。但是，每一塊碎片都述說著一個故事，破玻璃仍閃閃發光，它曾把空間隔離出室內室外兩個世界，多少童稚的眼睛曾透過它遙望藍天碧水，展開幼年漫無邊際的幻想；倒塌了的樓台歌榭，如今廊柱橫梁雖冰涼如鐵，也可向你回憶它包容過的溫馨與熱烈，喜劇和悲劇都曾在那裏上演。所以，我在72歲時寫了一首七絕，名曰《夜雨》：“夜雨孤燈對晚風，江湖一飲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問茶盅或酒盅。”

 

是的，“平生故事堪沉醉”！

 

今天能證明我回憶的確切性，而不會讓我“恍如隔世”的，因為有幾本書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一、二、三卷和列寧的《哲學筆記》。特別是《資本論》第一卷和列寧的《哲學筆記》上，密密麻麻地有我當年的眉批和上萬字的讀書心得。

 

我怎麽會如此認真深入地閱讀《資本論》呢？我因發表長詩《大風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後，於1958年5月14日押送去勞教農場－甘肅省賀蘭縣西湖農場。對我的處理對“右派分子”的頂級處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21歲的我，是被《人民日報》批判過的，在那時還是小城市的銀川，出了我這麽一個被中央點名的“右派”，一下子“著名”起來，對我的批鬥鋪天蓋地可想而知，但押送我時卻十分草率，僅派了一個管夥食的幹部領我一起跟著小毛驢車踽踽而行。這種毫無儀式感地押送我啟程去“教養”，讓我頗為失落。

 

 

毛驢車拉著我的行李，行李是母親昨天替我收拾的，衣裳被褥隻有幾件，書本卻很多，為了“徹底和資產階級思想決裂”，我特地帶上了從來沒有讀過的《資本論》。這本《資本論》是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四次印刷”，其實是從我工作的單位－甘肅省委幹部文化學校圖書館借來而未還的書。書仍如剛下裝訂機一樣嶄新，還沒人借閱過。

 

老母牽著幼小的妹妹倚著土坯房的黃土牆目送我遠去，雖依依不舍，但以為我好像還有遠大前程，因為在她有教養的頭腦裏，“教養”一詞總是與“紳士”連在一起的，絕對和“苦役”不相幹；我也仿佛覺得經過一番“教養”會“重新做人”，並不十分悲傷。書全部裝在一個黃色的藤條箱裏，可是到了勞教農場，管教幹部例行檢查時卻把文藝書籍都沒收了，隻允許帶《資本論》進“號子”。

 

經過“大躍進”沒日沒夜地繁重勞動，加上深入骨髓的饑餓，我把能換成吃的私人物品，都在勞教分子自發形成的以物易物的“自由市場”上換了吃食，連枕頭都換了（枕頭是繡花的，還有人要）。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厚達1026頁、布麵精裝的《資本論》便被我包了塊破布當枕頭，可說是夜夜和馬克思“零距離接觸”。這本書使我的一生保持了連貫性，前後兩段人生也獲得了完整性。

 

1960年，勞教農場開始陸續死人了，每天都會從“號子”抬出幾具屍體，有的在出工的路上走著、走著幹脆倒下，一臥不起。說“餓死”太敏感，說“非正常死亡”又嫌空泛，總之是因長期吃不飽而死。勞教農場就把數千名勞教分子按身體情況分為每日出工二小時、四小時、六小時、八小時的四個隊，我被分在二小時隊，可見我已經非常虛弱了。然而，恰恰這個隊是死亡的重災區，在我身邊前後死了四個人，左邊兩個，右邊兩個。

 

有一個據說還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曾對改良馬玲薯品種做出過貢獻，他幫助歐洲人解決了糧食問題，回國後卻因“長期吃不飽而死”。這種命運的諷刺使我躁動不安，雖然身邊有馬克思相伴，還是有一天趁管教幹部不注意，偷偷跑了出來。

 

這次逃亡之旅才使我知道饑餓和物資嚴重匱乏是普遍性的。在甘肅寧夏交界的一個偏僻山村，我親眼看到一對躺在炕上的老人腳下的鐵鍋裏，煮著一個剛出生的死嬰，令我當場把膽汁都嘔吐出來。那正在10月份，還有點收獲了的莊稼殘留在地裏，一路拾莊稼帶乞討到了蘭州火車站。一看，那簡直是《巴黎聖母院》裏“乞丐王國”的再現，唯一少了些浪漫。

 

這時，我就像《出埃及記》裏摩西率領的那幫逃亡的以色列奴隸中的某人，竟懷戀埃及法老的“肉鍋”來。勞教農場畢竟一天有三頓稀湯，隻要躺著不動，一時不至於死還是有希望的。逃亡之旅前後10天，所見所聞可以寫出一部厚度不亞於高爾基的《我的大學》。當年自然沒想到這是寶貴的寫作素材，隻是飽含著眼淚回到似乎闊別已久的農場。

 

與外麵世界相比，我願終生在這裏“教養”！到了農場場部門口（“二小時隊”所在地），實在沒力氣再挪動一步，像死狗一樣癱在牆根下。一會兒，一位年輕的管教幹部走出來，瞥了我一眼，帶著嘲諷的口氣笑著說：“餓得受不了了吧！進去吧！”他領我到灶房喝了一碗殘湯，那真是美味呀，我把碗舔得潔淨如洗。然後，他又帶我到一個有籃球場那樣大的倉庫去認領我的物品。那裏麵堆滿了逃跑和死亡的勞教分子留下的東西。我很快就找到我的黃色藤條箱，隻裝了一床漁網般的棉被和包著破布的《資本論》。

 

52年後，我居然在銀川市古玩市場再次見到這位管教幹部。聊起來，他還比我小一歲，已經白發蒼蒼，開了一家古玩店，對過去我倆都避而不談，他興奮地捧出他的珍藏讓我看，真的有幾件價值上百萬元的宋元明時代的瓷器。這裏，我不得不說，盡管我一生命途多舛，但從來沒有遭受過人身侮辱，處處遇見好人。

 

“文革”時我多次被批、被鬥、陪過綁、上過殺場，可是將我五花大綁的農墾戰士還是跟我嘻嘻哈哈，他們一邊綁我一邊吸煙引起我的煙癮，我還叫他們給我吸幾口。他們會毫不猶豫、決不見外地把煙頭塞在我嘴上，笑罵道：“狗日的！隻許抽兩口啊，多抽一口揍死你！”諸如此類，舉不勝舉，使我發覺整個所謂“政治鬥爭”不過是玩笑。上麵施行“愚民政策”，下麵自有“愚君政策”。愚民永遠有對付統治者的辦法，見招拆招，把所有的“鬥爭”和政治措施都一一化解為玩笑。這就是專製社會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能以互動、看起來上下一致的潤滑劑。

 

現在，中國在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了幾千幾百萬人，統計上還有爭議，有人要秘而不宣，有人要查個明白，而在我看來根本沒有弄清楚的必要，那不過是玩笑開得太大了而已，正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所以，我的小說中從來沒出現“壞人”，在任何情況任何地點，有人就有人性的閃光，就有玩笑。我不會寫“壞人”，或者說我不會把人寫壞。

 

即便因為我是主動“歸隊”沒有再給我處分，但身體不饒我了，“二小時”也不能幹了，開始發燒，大口咳血，稍一動便頭暈目眩，整夜不能入睡，白天晚上全身冷汗淋漓。1980年我恢複工作後檢查身體，醫生仔細端詳我的X光片上肺部的鈣化點，說我曾患三期肺結核，離死隻有一步之遙，醫生哪知道我還真的死過了。我生死之際以及死而複活這段經曆，至少可以鋪陳出一萬字的小說。

 

這裏我隻想感謝一位姓張的醫生，他比我年長10歲，蘭州人，耳朵有點聾，也是戴著“右派”的勞教分子，看過我在1957年前發表的詩。我之所以能讀《資本論》完全是他的功勞。他竟將我治療得以康複，能連續幾小時讀書而頭不昏眼不花，用的是什麽神藥呢？烏雞白鳳丸！原來，勞改局是按男女犯人的一般比例向各個勞改勞教農場分配藥品的，如果這個農場男犯多女犯少，這個農場的婦女藥品就有剩餘。

 

西湖農場正是男犯多於女犯，張醫生每兩天偷偷給我一盒10丸裝的用以調經止帶、醫治行經腹痛、月經不調的烏歡白鳳丸，囑咐我每天吃5個“大蜜丸”。5個“大蜜丸”捏成團有個饅頭大，而且又富含人參、丹參、當歸、黃芪、山藥等藥材，當年的藥品都是真材實料，絕無假冒偽劣產品，這種仙丹吃下肚，且不說滋補作用，起碼有久違了的飽的感覺。

 

不到一個月我就精神陡增，能爬下炕四處走動了，張醫生卻向上報告我還在發燒，需要靜養。這時，冬天來了，下雪的日子，“病房”內格外清朗，而我卻感覺無聊起來，靠在黃土牆上想來想去，認為我當初確確實實沒有一點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思，今天叫我無可“改造”，而我所見所聞的社會現實難道就是“社會主義”嗎？這樣，我終於翻開《資本論》，想看看“社會主義”究竟應該是什麽樣的。

 

一翻開書便欲罷不能，首先是第一篇第一章分析商品，第一句話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支配著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一個驚人龐大的商品堆集”。“驚人龐大的商品堆集”這句話理所當然地引起我物欲的想象，因為當時商品奇缺，買任何商品包括火柴肥皂食糖都必須憑票。

 

現在，我還收藏有一張“月經帶票”，發自江蘇省南通縣平橋鎮，是四川樊建川先生送給我的，可說是存世孤品。連婦女用的月經帶（今天稱為“衛生巾”）都要憑票購買，創造了天下奇跡。而資本主義呢？卻有著“驚人龐大的商品堆集”，社會主義理應要比資本主義擁有更為“驚人龐大”的“商品堆集”呀！兩相對比，在直觀上就使我產生了對當前社會是“社會主義”的懷疑。

 

接下來，更引人入勝了：“最初一看，一個商品好像是一個自明的極普通的東西。它的分析告訴我們它是一件極奇怪的東西，充滿著形而上學的煩瑣性和神學的微妙性。在它使用價值的限度內，無論我們是從這個觀點，說它會由它的屬性，來滿足人的需要，或者說這各種屬性，原來是它當作人類勞動的生產物取得的，它都毫無神秘之處。

 

很明白，人會由他的活動，依照於他有用的方式，來改變自然物質的形態。例如用木頭做成一個桌子時，木材的形態就被改變了。不過桌子還是木頭，還是一種普通能感覺的東西。但這個桌子一旦成為商品，它就成了一個感覺的超感覺物了。它不僅用腳直立在地上；在它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係上，它還用頭倒立著，並從它的木腦袋，展開比桌子自動跳舞還更不可思議得多的幻想。”

 

這段話下麵是這樣注釋的：“我們想起了這樣的話，當一切其餘的世界像是靜著不動時，為了要激動別個，瓷器和桌子就舞蹈起來。”多麽富有思辯魅力！看似語言遊戲其實是大腦運動。

 

在勞教農場醫院複活後，我還揀到一本破爛的《易經》，不知是哪位難友僥幸帶進來的，最終成了他的遺物。兩本毫無關聯的書參照來看，竟相得益彰。後來我看列寧的《哲學筆記》，上麵有列寧這樣的“警告：不鑽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全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原文是兩個驚歎號）”

 

而我正是因為讀過《易經》，初步有了思維訓練，能以稍稍理解它的思辯性，“第一章”立刻把我緊緊地抓住了。後來，我在列寧的《哲學筆記》上寫了這樣的批語：“黑格爾的晦澀隻有東方人（受過純思辯－玄學訓練的大腦）才易於理解的。他的一切都存在於虛玄的雲霧中，而這虛玄的雲霧正包含著無限的充實與豐富。”

 

馬克思的文字令我如入仙境，使我手不釋卷，不知不覺即將黃昏。我馬上爬下炕，拿了十幾粒張醫生提供給我的魚肝油丸向拖拉機手換了一瓶柴油。我將柴油倒進一個小藥瓶，瓶蓋上鑽個小孔，穿進一縷破布條，就成了油燈的燈芯（以前的藥瓶是鐵皮蓋，大量使用塑料製品是後來的事）。

 

晚上，燈光如豆，而我在燈下興奮無比，如癡如醉。這種濃煙直竄的油燈我從1960年冬一直用到1965年夏寧夏農場普遍通電為止，每天早晨擤出的鼻涕其黑如墨，加少許清水攪拌攪拌可以用蘸水鋼筆寫信。奇怪的是我曾吸過大量的汙染顆粒仍然健在，可見什麽pm 2.5、什麽霧霾並沒有那樣可怕。

 

這就到“雪夜孤燈讀奇書”的境界了。我這裏要較長地引用馬克思一段話，才能讓讀者領略到馬克思的理論風采：“勞動力的買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限界內進行的。這個領域，實際是天賦人權之真正的樂園。在那裏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自由意誌！因為一種商品（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隻是由他們的自由意誌來決定，他們是以自由人，權力平等者的資格，訂結契約的。

 

契約是最後的結果，他們的意誌就在此取得共同的法律表現。平等！因為他們彼此都以商品所有者的資格發生關係，以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隻處分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隻顧自己的利益。使他們聯合並發生關係唯一的力，是他們的利已心，他們的特殊利益，他們的私利。正因為每一個人都隻顧自己，不顧別人，所以每一個人都由事物之預定的調和，或在什麽都照顧到的神的指導下，隻做那種相互有益，共同有用，或全體有利的工作。

 

離開簡單流通或商品交換的領域――抱庸俗見解的自由貿易論者，就是從這個領域，借取觀念，概念，和標準，來判斷資本和工資勞動的社會――劇中人物的形象似乎就有些改變了。原來的貨幣所有者，現今變成了資本家，他昂首走在前頭；勞動力所有者，就變成他的勞動者，跟在他後頭。一個是笑咪咪，雄赳赳，專心於事業；別一個卻是畏縮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運到市場上去，沒有什麽期待，隻期待著刮似的。“最後一段多麽形象！完全是小說筆法！我還是喜歡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

 

1975年，我已在農墾十三師五團當了幾年農工，有點積蓄，進城到新華書店買了全套三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翻譯的《資本論》，“1975年6月第一版”，後麵一段譯文是這樣的：“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麵，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我用了一百多塊錢，花光了娶老婆的準備金（果然我到43歲還沒錢娶老婆，把兒子的出生都耽誤了），然而大失所望。兩相對比，哪種譯文生動當下立判！我覺得我們官方板起麵孔訓人的文風大大削弱了馬克思著作的趣味性，令人望而生畏或望而卻步，從而嚴重影響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普及。

 

聽家在銀川的農墾戰士說，要買這種書最好到廢品收購站。於是我又進了一趟城，隻花了一塊錢就淘到“1964年11月第2版”由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三卷《資本論》和“1972年5月第一版”的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在中國大陸隻有八個樣板戲和一部小說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可以滿足全部精神需要。管教幹部大可不必沒收我的文藝書籍，當時的官方更是在文化專製上神經過敏，“他不是瘋了！他是神經病！”其實，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就包容了他們在世之前的人類文化藝術成果，能讓我在人類文明中徜徉，神遊八荒。

 

從希臘神話、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以及《聖經》、《創世紀》、《吠陀經》直到莫紮特的音樂劇《魔笛》、席勒的《唐卡洛斯》……馬克思恩格斯都穿行於其中，進出自如，更不用說從亞裏斯多德、斯賓諾莎、康德到黑格爾的哲學了，《人權宣言》的啟蒙者盧梭，更是兩位先哲崇敬的思想家；《資本論》中大量的注釋，特別是1845年到1862年英國的“工廠視察員報告”，簡直可以當小說讀；馬克思還涉獵到中國曆史，曾舉明代一位戶部侍郎王茂蔭上給皇帝的條陳，用來闡述貨幣史。

 

馬克思恩格斯的文風生動、形象、幽默，有時還略帶俏皮，用跳躍跌宕的詞句構建出嚴謹的邏輯，這才是大智慧的表現！他們的幽默俏皮好似站在高高的雲端俯瞰芸芸眾生時發出的微笑，如果有“神”的話，那就是“神”的境界，直白地說就是“出神入化”。早在1872年，就有評論家說過：馬克思能“把一個最枯燥無味的經濟問題也說得有一種特別的風味”（《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注釋）。

 

官方總是說“馬克思主義富有戰鬥性”，卻不懂那種“戰鬥性”是軟性的，是撫摸式和把玩式的而是不是鋼性的口號，可見我們官方還是像列寧說的那樣“沒有理解馬克思”。到1975年，我就徹底看透了專製製度鬧不長久，當年號稱崇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正是馬克思引用海涅那句名言以自嘲的：“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臭蟲！”

 

於是，我在我最早擁有的第一卷《資本論》扉頁上寫下這樣一句引自羅曼羅蘭的話：“向正在受苦受難而又頑強奮鬥的自由靈魂致敬”，在第二卷扉頁上題了“鍔未殘”三個字。

 

所謂“四人幫”最猖獗的年代，正是我覺得非常可笑的年代，每當看到他發出的“指示”就不禁啞然失笑，正是那個年代培養出了我的樂觀主義精神。

 

因為這時我正在讀《資本論》第三卷，我讀到這樣一段話，這段話我曾在我的《小說中國》一書中作為“統治者的寶典”：“……一個沒有財產但精明強幹、穩重可靠、經營有方的人，通過這種方式（指貸款，因這段話在“第五篇－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者收入。生息資本（續）”之內－引者注）也能成為資本家（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每一個人的商業價值總會得到相當正確的評價－原著括號）這是經濟辯護士們所讚歎不已的事情，這種情況雖然不斷把一係列不受某些現有資本家歡迎的新的幸運騎士召喚到戰場上來，但鞏固了資本本身的統治，擴大了它的基礎，使它能夠從社會下層得到新的力量來補充自己。

 

這和中世紀天主教會的情況完全一樣，當時天主教會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秀人物來建立其教階製度，以此作為鞏固教會統治和壓迫俗人的一個主要手段。一個統治階級越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最傑出的人物吸收起來，它的統治就越鞏固，越險惡。

 

”當時社會，嚴格地實行著“身份識別製度”，建立了一套遍及每一個中國人的全麵的“身份識別係統”，出身於資產階級、業主、地主、富農、上中農以及“黑五類”與可疑的城市知識分子家庭的人，不論多麽優秀都無法進入社會上層，數以億計的人固定在悲慘的處境中受著種種折磨和歧視。馬克思在這裏明確地告訴我：這種統治是極其愚蠢、極其脆弱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今天，馬克思這段話仍在我腦際徘徊。我認為當前社會值得擔憂的並不是貧富懸殊而是貧富階層之間流通的渠道不暢，社會底層甚至中下層的傑出人才能憑個人本事掙紮到出人頭地的機會越來越少；社會階層有固化的危險；我們離“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秀人物”進入財富階層和管理階層的“指標”還差得很遠；戶籍製度其實是變相的“身份識別製度。

 

1988年，我站在巴黎的蒙馬特高地，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向 在那裏犧牲的“巴黎公社”最後一批戰士的英靈默默道歉。我們從1958年到1978年挪用“公社”的名義在中國大陸境內成立了成千上萬的“公社”，經營長達20年之久，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人竟然對《法蘭西內戰》故作不知。

 

“公社”大旗上標明的無非兩項：“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的一切職位交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隻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

 

而我們隻不過是用“公社”的名義剝奪了全民的財產－公家全部擁有，人民一無所有。實際上，按馬克思的說法，所謂的“公有製”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在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公有，是由眾多個人的私有所構成；無產階級起來革命的目的決不是永遠要當無產者，而是要變“無產”為“有產”。我又想起列寧《哲學筆記》中摘取黑格爾的話：“人權，其實是財產權”，沒有財產權，談人權就是一種奢望。

 

我認為，在暫時還不能“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的一切職位交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的社會情況下，要打造一支素質優秀的公職人員隊伍，必須要求公職人員通讀、精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至少，這些人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得到大腦訓練變得更為聰明，同時接受一次人類文明的洗禮。我們麵臨的社會改革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無非是回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非假冒偽劣的馬克思主義那裏去。

 

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序》開宗明義就說：“一個國家應該並且能夠從外國學……一個社會就令已經把它的運動的自然法則發現，它也還是不能跳過或以法令廢止自然的發展階段。但能夠把生育時的痛苦縮短並且緩和。”

 

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認識到我們當前的“社會主義”由於“跳過”了必要的階段在很多方麵還須回頭做起；我們應該明明白白地告訴人民曆史真相和現實真相；玩笑的年代已一去不複返，在一個沒有隱私和秘密可言的世界裏，坦率才能展現自信心而獲得公信力；要斷然割掉與母體的臍帶，投入馬克思恩格斯的懷抱吮吸他們的乳汁，這樣，我們才能“把生育時的痛苦縮短並且緩和”。

 

最近，聽到子女要“常回家看看”入法的消息，我陡然感到一絲悲哀。馬克思已經從社會經濟基礎出發，闡述了自由、平等、邊沁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生（如前所引），得出“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道德名譽，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自由平等”的結論。

 

而我們不僅還樂此不疲地以道德名譽激勵人心：什麽各種評獎、什麽“五講四美三熱愛”、什麽評先進、樹標兵、什麽什麽“十大人物”……層出不窮，表現了我們仍沒有從封建意識窠臼裏爬出，更把作為人子最基本的道德底線規定為法令。把起碼的道德規範和法律法規渾在一起，既降低了道德底線又褻瀆了法律的嚴肅性。我們還沒有學會該由道德管的交給道德，該由法律法規管的交給法律法規，怪不得整個社會缺少契約精神，為數多多的法規契約僅僅是表麵文章，一紙空文。

 

由此我想到，我們應該構建什麽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呢？那一定是要比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更為先進的文化體係吧，一定是比資本主義文化體係更具有對全人類精神感召力的博大的文化，而不是關起門來隻讓中國大陸人享受、其他國家民族對之側目而視的文化吧，如果是那樣，那麽我們就必須先到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學學，看看他們是怎樣從全人類的精神文明成果中吸取養分的。

 

在我們精挑細選人類文化成果，極力想分辨清楚什麽是精華、什麽是糟粕時（以什麽標準選？由誰選？），請想想他們是怎樣化腐朽為神奇的。他們是一切照單全收！他們根本沒有什麽自己的“特色”，他們將全部人類文明的成果化為自己的“特色”。你事先設定一個“特色”，就劃了一個拒絕前行和改變的圈子。

 

我即將八十歲，垂垂老矣，“不做大哥好多年”。現在，“中國夢”是個時髦詞，撫摸著我精心讀過的幾本書，我以為最值得我留戀的是那時讀書的激情，如果要問我的“中國夢”，我的“中國夢”就是能夠返老還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