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東南的博客
記性不好，寫得很慢，所憶所思，存下一點點
1944年4月，日軍為了打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線，在河南、湖南、廣西、貴州發動大規模進攻，史稱“豫湘桂戰役”。自5月起日軍相繼攻占洛陽、長沙、衡陽、桂林、柳州等地，到12月初攻入貴州獨山，直接威脅貴陽，西南告急。此次戰役中國民黨軍隊大多一擊即潰，損失兵力約六十餘萬，二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國土淪喪。國民政府把軍事失敗的原因歸為士兵素質太差，難以組成現代化軍隊，決定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8月27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動員和鼓勵高中、大學生從軍。10月中旬，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會議”，並且成立了“全國知識青年誌願從軍指導委員會”，征集十萬人組建中國青年遠征軍。年齡在18歲到35歲之間、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是應征對象，服役期為兩年。10月24日，蔣介石又發表了《告知識青年從軍書》。西南聯大的三位常委張伯苓、蔣夢麟和梅貽琦隨即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自當“竭誠鼓勵，盡力推動，並已集合全校教授，統籌推動辦法。”[聞黎明 2011，頁185-221]10月30日，梅貽琦在校務會議上宣讀草擬的從軍運動建議書，隨後交各報館發表。11月15日，西南聯大在常務會議上成立了知識青年誌願從軍征集委員會，由梅貽琦擔任主任委員，以理學院院長楊石先和工學院院長施嘉煬為副主任委員。
一 逃責非丈夫
西南聯大此前已經有過兩次征兵，主要都是征召軍事翻譯。1941年初美國政府開始援華，來華美軍日益增多，部隊缺少翻譯人員。1941年9月，教育部從各大學外文係三、四年級男生中征調翻譯人員70多人，其中約半數為西南聯大學生。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征調各大學四年級男生，不限於外文係，隻要身體合格，都去充當美軍翻譯員。西南聯大四年級應征的人數為310人，加上其他年級誌願應征的，共有400餘人。[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2006，頁64-68]此次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國民政府給各地各學校分配了名額，規定了指標。分配給雲南省的征兵名額為2400名，含男青年2100名，女青年300名，其中西南聯大的指標定為100名。[聞黎明 2009，頁325-330]
葉銘漢參加青年遠征軍照片
葉銘漢回憶當時校園裏征兵的氣氛，覺得還是比較平淡的。有校長專門主持這件事情，向學生作宣傳和動員，但是宣傳也不是很多。當時的輿論主要講豫湘桂戰役的失敗是由於士兵知識水平太差，不能夠掌握新式武器，以致打敗仗，隻有青年學生從軍，才能夠打敗日寇。實際上他們入學的時候，知道抗日戰爭的局勢正發生轉變，中國軍隊已經開始逐步反攻。葉銘漢高中還沒畢業時，從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辦事處寄來的信中看到，中國軍隊正在反攻緬甸，把日本的重要據點給打下來了[1]。1944年5月，中國遠征軍強渡怒江，配合緬北的中美聯軍作戰。經過3個月的激戰，9月14日收複騰衝。29日打通中印公路，並開始修複滇緬公路。葉銘漢進校的時候中國西南國際運輸線已經快打通了，同學們對抗戰勝利充滿信心，感到日本戰敗是不容置疑的。當時國民政府提出要學生從軍，已經不是抗戰初期那種危急的關頭，在時機上似乎晚了一點。葉銘漢和他身邊的同學對征兵這件事，不是完全認同，但也沒有人出來反對。大家的反應並不是特別強烈。
11月29日下午，西南聯大在新校舍北區東飯廳召開全體學生的從軍動員大會，梅貽琦、錢端升、馮友蘭、周炳琳、燕樹棠和聞一多等教授相繼發表演講。梅貽琦在致辭中說，“假使現在不從軍，則20年後將會感到空虛。”錢端升則說，“現代戰爭是現代化武器與現代化生產的戰爭，凡此均需要現代化頭腦現代化技術，此非知識青年不為功也，故必須知識青年參加。”馮友蘭講，“過去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對拚的時期、艱苦的時期，已經由我們老百姓去擔當了，際今最後關頭而又有新武器、新式裝備可供應之時，知識青年應避免其應負之責任麽？” 周炳琳和燕樹棠的演講也著眼於青年人對國家的責任。聞一多最後講道，“現在抗戰已至最艱苦的階段，知識青年此時深應自動放棄不當兵的‘特權’，而在抗戰最後階段更應負起責任。許多人談民主，若自己本身去負責任，盡義務，那才真正有資格談民主，而知識青年軍也就是真正民主的隊伍。”[聞黎明 2009，頁325-330]當時西南聯大對於報名參加青年軍的學生，沒有政治條件上的要求，隻要體格檢查合格就可以。學校方麵允諾在校學生去當兵兩年，兩年後返校可以享受公費讀書。聯大先修班的學生可以優待免試進入聯大。並且說將來有專門為參加過青年軍的大學畢業生舉行的留學考試。[2]
動員大會開得很熱烈。這些教授在學生中的威望很高，許多同學被他們的演講打動。12月2日日軍攻占獨山，重慶、昆明受到震動，抗戰形勢又變得非常嚴峻。大敵當前，西南聯大學生挺身而出，踴躍報名。12月3日，報名參軍的學生已有一百五十人左右，超過了教育部下達的指標。這個人數已經不少，因為全校總共也就有一千多名學生。雲南《民國日報》發表題為《聯大師生踴躍從軍》的社論，稱讚這“是西南聯大的光榮”，“真不辜負社會的殷望與推崇”。[聞黎明 2011，頁185-221] 葉銘漢也動了心，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救國就應去從軍。他覺得應該先去打兩年日本鬼子，再回來讀書。而且，等打完仗回來，讀書的條件可能會更好。但他沒有自作主張。他去和叔父葉企孫商議，叔父卻很不讚成。[3]
葉企孫一生主張學生應該遠離政治，努力學習，以科學知識和才能報效國家。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的當晚，王淦昌去葉企孫家中向老師講述親曆的天安門血案。他聽後神色激動地盯著王淦昌說：“誰叫你們去的？！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到外國的淩辱，就隻有靠科學！科學，隻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說罷淚如雨下。[王淦昌 2013，頁35-40]1938年春節後，熊大縝決定去冀中抗日根據地參加抗日。熊大縝是葉企孫十分珍愛的學生，1935年從清華畢業並留校任教。當時葉企孫並不讚成他去，“但因事關抗日，吾無法極力阻止，也沒有什麽理由可阻止他。……熊到冀中後，約有十餘天，我神思鬱鬱，心緒茫然，每日隻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虞昊、黃延複 2008，頁24-25]隨後，他盡可能給熊大縝和冀中的抗日工作提供經費、物資和技術人員上的支持。1938年10月他因受到日寇注意而被迫離開天津，不久即與熊大縝失去了聯係。葉企孫在海輪上思念弟子熊大縝，擔憂他公正直言，恐遭不測，寫有長詩曰：“國土更日蹙，逃責非丈夫。……一朝君奮起，從軍易水東。壯士規收複，創業萬難中。……時艱戒言語，孤行更寂寥。終日何所思，思在易滄間。”[葉企孫 2006，頁244-246] 1940年初得知熊大縝被捕的消息，他四處奔走，竭力設法營救，不知熊大縝早已被鋤奸隊誣陷為國民黨特務而私自處死。後來得悉熊大縝的死訊，葉企孫反應很劇烈，後悔當初沒能勸住他，長久不能釋懷。現在自己身邊唯一的親人侄子葉銘漢又要去從軍，他自然要極力阻止。他勸葉銘漢好好讀書，以學業為重，其他事情少管，不要參與到政治中去。軍隊裏尤為黑暗殘酷，因此更不能去當兵。葉銘漢聽了他的話，暫時打消了從軍的念頭。
西南聯大的從軍活動一直在進行，陸續報名的學生有三百多人。12月28日，學生自治會專門舉辦歡送誌願從軍同學同樂會。1945年1月19日至21日，聯大劇團、戲劇研究會和山海雲劇社等社團共同在昆華女中禮堂演出三幕劇《草木皆兵》歡送從軍同學。1月28日，也就是一·二八淞滬抗戰紀念日，早晨八點，西南聯大從軍學生在圖書館前點名集合，九點十分出發前往營地昆明北校場。西南聯大全校師生一同歡送，隊伍前有軍樂隊引導，一路吹奏軍樂。途經文林街、青雲街、華山西路、華山東路、圓通街等繁華街道，路上不時有商家和百姓燃放鞭炮，中途還在省黨部門前接受雲南省知識青年誌願從軍委員會贈送的“投筆從戎”和“聞雞起舞”兩麵旌旗。一路上非常熱鬧，十點多到達營地，從軍同學全部被編入青年軍第207師炮兵營，當二等兵。
送走了從軍的同學，校園裏突然變得有些冷清，留下的學生心中感到若有所失。過了一兩天，在1月底，同屋的王恕銘忽然說決定要報名參加青年軍。葉銘漢就問他為什麽要參加。王恕銘慷慨激昂地向葉銘漢講了一番大道理，黃正勳和李廼彪當時也在旁邊聽著。 他說一方麵他覺得應該去救國，別人去了，自己為什麽沒有勇氣去參加呢？現在他一定要拿出勇氣來，在最後一刻投筆從戎，不然肯定會追悔莫及。另一方麵，他覺得現在讀書條件差，也念不好書。不如將來抗戰勝利後回北京再好好讀書，那時候條件會比較好，而且心中也沒有遺憾，可以專心念書。葉銘漢本來就動過心，聽了王恕銘的話以後，他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於是馬上決定去參軍。葉銘漢立刻和王恕銘一起去學校報名參加了青年軍。當時學校給他們每人都發了一筆錢，相當於學生一兩個月的公費。另外，還有一枚西南聯大從軍紀念戒指，上刻三民主義青年團聯大分部贈，不論參軍同學是否三青團員，每人都送一枚作為紀念品。這些都是由西南聯大的訓導長查良釗親自頒發的。[4]
葉銘漢的青年遠征軍戒指
報名後，他們又在學校待了一天，整理宿舍，收拾行李，與親友道別。叔父請他吃飯，飯桌上聊聊家裏的事情。當時家裏的親戚比較少，可聊的並不多，最後叔父囑咐他要平安歸來。他這次沒有聽叔父的話，忽然心裏感到有些難過。
二 振大漢之天聲
第二天一早葉銘漢與同學去北校場第207師報道，也編入炮兵營。當時和他編在同一班的西南聯大同學有王恕銘和王錫仁。他們到駐地報道後沒幾天，第207師裏西南聯大和昆明地區從軍的、以及從西安地區來的高中和大學學生全部被抽調出來。當時跟他們說的是要派去印度，但沒有說到底去做什麽。經過體格檢查後，2月3日，把他們從昆明空運到印度汀江，飛的是著名的“駝峰航線”。這條航線經過的喜馬拉雅山地區，氣候極度惡劣而且變化多端，飛機經常麵臨迷失、撞傷和墜毀的危險，所以飛行員將其稱為“死亡航線”。1942年5月滇緬公路中斷後，它是連接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運送了大量的軍事物資和三萬多人員，主要是赴印度或美國受訓的遠征軍或空軍。葉銘漢和戰友搭乘的是在“駝峰航線”上來回往返的大型運輸機。伴隨著巨大的轟鳴，運輸機騰空而起，一路向西。飛越連綿起伏的雪山時，機艙內的溫度驟然降低。幾個小時後，他們飛抵印度汀江機場。剛下飛機時，他們渾身凍得發僵，耳朵被吵得嗡嗡作響，但是人人精神飽滿，充滿了初到異國的新鮮感。
在汀江，他們被編為中國駐印軍暫編汽車第一團。團長是簡立少將。他畢業於美國教會辦的金陵大學，是黃埔六期生，還是美國某軍校的畢業生。他戴副眼鏡，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有儒雅之風。他曾經當過杜聿明將軍的下屬，經常在給士兵的訓話中說杜長官如何。他受美國的影響很多，思想比較開明。他有時候會講講美國的情況，還經常在訓話中引用美軍的步兵操典。到汀江的第一天，他曾命令官長為士兵燒飯。還明令禁止官長打罵士兵。汽一團共有四個營，服務營、一、二、三營。西南聯大同學全都在一起，分別編在服務營的第一、二、三連，其中一個連有些其他大學的學生[5]。當時聽說服務營主要負責修理汽車，他們的工作就像空軍的地勤人員。但是後來他們沒有學修理技術，隻是學習怎麽開汽車。他們在汀江換了服裝，把原來的衣服都燒掉。當時中國駐印軍的服裝和給養是由英國人供應的，他們都換上了印度士兵的服裝。他們在昆明時是二等兵的待遇，現在全體改為下士待遇。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待遇分為六級：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和二等兵。他們連升三級，是下士駕駛兵。
葉銘漢被編在服務營的第三連，連長和排長都是軍官學校的畢業生，班長則任命了西南聯大的同學。和葉銘漢同一班的有王錫仁、王恕銘、楊鳴崗、杜文、汪聞清、趙禎祿、馮兆源和徐鶴皋等，班長是王錫仁，副班長是杜文。[6]他們在汀江大約住了十天，主要任務是編連和換服裝。早晚除了列隊點名，沒有別的訓練。隨後，他們坐火車去藍伽（Ramgarh）的訓練基地。四天四夜的行程中，他們輪流睡在車廂地板上，或者坐小板凳。很多時候他們也偷偷睡火車的行李架，那是禁止不讓睡的。葉銘漢回憶說，簡立團長很有美國作派。列車沿途一到火車站，他就讓車站的站長或者運輸官發電表揚部隊，稱讚他們行動迅速，紀律良好。的確，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命令一旦傳達下來，他們就知道怎麽做了。不像其他部隊的士兵沒有讀過書，領會得慢一些。所以，他們部隊的紀律是比較好的，反應也比較快。[7]
藍伽是位於印度哈爾邦中部的一個小鎮，四周是丘陵和荒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軍在此建立了一個很大的軍營，1942年讓給中國駐印軍使用。2月中旬他們到達藍伽訓練基地，聽說這裏原來有戰車學校和汽車學校，新六軍和新一軍的戰車駕駛員都是在此訓練的。由於當時日軍在緬甸已逐步後退，戰車學校已經停辦，隻剩下汽車學校。此時的藍伽訓練基地基本上已經空置，除了負責汽車駕駛訓練的連隊還在，其他受訓的部隊已經全都走了。他們住的軍營和當地的百姓距離比較遠，去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上好幾裏路。平常也不讓他們出去，每兩個周有一個星期天放假，可以去鎮上買點東西。不過，葉銘漢從來沒有去過，因為也沒有什麽東西好買。他們的夥食是按英國軍隊的夥食標準主要吃大米，還有一些肉類，是從澳大利亞運來的駱駝肉。
當時他們與國內寫信時地址用的是代號“天聲部隊某某營某某連”。他們每個人都發有一枚胸章，上麵寫著“天聲”兩字。葉銘漢是在天聲服三連，服是指服務營。他的番號布牌上寫的是第四營第十連，服務營的編號應該是四營。“天聲”的代號是簡立團長取的，他在大會訓話上說：“要學漢代班超投筆從戎，班超曾說過，要振大漢之天聲。”[8]他們聽了團長的講話，有一股豪情在心中激蕩，總想著趕快完成訓練，早日奔赴抗日戰場。
葉銘漢青年遠征軍番號
從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們主要學習駕駛大卡車，順便也學了開吉普車。整個連算作一個“訓練班”，由一名美軍尉官來教，配一名中國翻譯官。還有四、五名美軍士兵做助教，一名助教管好幾輛大卡車。每四名學員跟一輛大卡車。每輛大卡車上又配有一名中國士兵做助教，他們是從其他部隊調來的駕駛員。訓練用的是GMC十輪大卡車，車長6.93米，寬2.32米，不含帆布車篷高2.42米，標準載重2.5噸，最高時速可達71公裏。它具有力量大、越野性強、堅固耐用、易於維修和適應各種環境等優點，是二戰期間美軍大量配備的一種軍用運輸車輛。[聞黎明 2011，頁185-221]美軍教員主要講一講駕駛的基本要領和汽車的結構，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中國助教的指導下，開著大卡車做實際練習。美軍教員隻管教駕駛技術，不管其他事情。每天早上由連長帶領全連到汽車學校，傍晚時再帶回營地。訓練紀律要求非常嚴格，凡是發生重大技術事故例如撞車或者和助教吵架都要被開除出訓練班。不過，可以在以後開的班中從頭學起。
訓練期間大多數同學的表現都不錯，還有些同學是學機械的，學開車對他們來說就更容易。不過也有少數同學動手能力差一些，平衡能力也不行，就安排他們到炊事班，負責做飯。大約三十天左右，學完了汽車駕駛技術。考試合格，每人發了一張駕駛技術合格證書。證書是正反兩麵印刷，一麵是中文一麵是英文，頒發日期是1945年3月26日。最後，在簡立團長的倡議下，每個訓練班集體湊錢買了一些小禮品，如小旗子、手巾等，送給美軍的教員和助教。大家還和中國助教一起聚餐了一次。
葉銘漢的青年遠征軍駕駛證
汽車學校畢業後，他們在藍伽又住了一個多月，到4月底才離開。在這段時間裏，他們一早就列隊、點名、跑步、出操。上午和下午都有訓練，隻是練習各種基本動作，如立正、稍息、列隊、隊形變換等。從來沒有給他們發過槍，也沒有其他的軍事訓練。連長曾經給他們講過幾次步兵操典。4月中旬，各營中抽調一個連執行任務，駕駛大卡車從藍伽去加爾各答。這批大卡車據說是汽車學校的，當時汽車學校準備停辦，所以要把它們送走。把卡車送到加爾各答後，他們坐火車回藍伽。由於大家都想去執行任務，最終采取抽簽的辦法，各連的連長到團部去抽簽。連長回來跟葉銘漢他們說，自己的運氣不好，沒有抽到簽，他們去不了。服務營是二連抽中了，葉銘漢認識的同學裏沈銘謙、楊培良、尹鐵甌和鄭兆晃等人都去了。看著他們出車執行任務，葉銘漢和留下的同學都感到很羨慕。
簡立團長讓士兵在空閑時多組織一些文體活動，活躍豐富軍營生活。他提議要各連自己組織演講會，講什麽題目都行。天聲服三連也組織過幾次演講。當時營房的安排是每個連住一個大間。下午全連聚在一起，大家坐在營房裏，聽人做講演。一般都是請高年級的同學來講，周有斐講過無線電技術的現狀，哲學係的研究生殷福生講過唯心主義哲學，翟靜波講過做人之道。[9] 簡立團長還提出組織合唱隊和球隊，讓大家都積極報名參加。球隊有籃球隊和壘球隊，葉銘漢報名參加了壘球隊。因為他的好朋友壘球打得很好，就把他也帶進去一起玩。和他一起報名的有王恕銘、王錫仁和鄒承魯。他沒有參加合唱隊，隻記得負責人是餘煜華。當時還組織有京劇團，不過他對京劇興趣不大，已經不記得有誰參加了。
團裏的官長和普通士兵之間地位相對平等，開展有許多活動，氣氛也比較活躍。他們團被其他部隊的人叫做“民主團”。實際上，國民黨的監視還是比較厲害的。他們很少有機會看報紙和雜誌。當時寫信回國都要經過檢查，信件檢查員是從各連中抽調出來的學生。這些人可能是國民黨的黨員或者三青團的骨幹，否則也不會被選上。當然信件檢查也有軍事保密的需要，他們可以在信裏說自己是在學開汽車、修汽車，但是像人在哪裏，是什麽樣的車，這些都是不能說。
有一位西南聯大同學的楊宏道，和葉銘漢不在同一個連，把聯大同學從昆明寄給他的一張《國是宣言》貼了出來。它是西南聯大全體學生發表的對國事的意見，要求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2006，頁349-350]沒幾天，楊宏道就被國民黨憲兵抓走了。後來，簡立團長把他保出來，但是在大會上訓話時講，你們中間哪些人是共產黨我很清楚的，在這裏不要搞活動，否則就不客氣。還有一位法律係四年級姓趙的同學，不清楚是不是西南聯大學生，被抽調到藍伽的中國駐印軍軍法處工作。不久，他被發現在遊泳池裏淹死了。這件事引起同學們的關注，大家議論紛紛，有些人認為是謀殺。這件事後來也不了了之。
自從到藍伽以後，他們除了學習駕駛汽車外，終日無所事事。從來沒有讓他們摸過槍，也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同學們滿腔的愛國熱情和抱負找不到地方可以施展。大家談起來，逐漸感到實際上並不需要學生從軍救國。如果需要的話，為什麽會讓他們這樣閑著無事呢？為什麽他們來當兵卻一直沒有拿過槍呢? 而且，學開汽車，也不需要多少文化水平。大家談得越多想得越多，越覺得有問題。同時，他們還聽說了不少國民黨軍隊中的腐敗和黑暗，有人在滇緬公路上跑走私，大發國難財等等。他們也感受到了軍隊中紀律和管製的嚴酷，覺得前途變得日益黯淡。葉銘漢的熱情慢慢冷卻下來，頭腦也逐漸清醒，有一點受騙的感覺。他想起當初叔父給他的勸告，開始盼著早一點複員回校。“心裏想還是好好念書的好，將來做一名學者，其他事情一概少管，尤其是政治，更不能過問。”[10]
三 回返與複員
5月初，葉銘漢他們從藍伽坐火車到緬甸的雷多。雷多位於印緬邊境，是當時中緬公路的起點。看樣子是準備讓他們返程回國。當時已經有來自軍方上層的壓力，要他們團進行整改。一到雷多，暫編汽車第一團就改名為暫編輜重汽車第十四團。改名後，全團人員要重新編連。原來西南聯大的同學全在一起，此時打亂重編。把他們和從西安地區幾個大學和雲南別的學校來的學生編到一起。改編後，葉銘漢和西南聯大同學王恕銘、湯夢秀、餘煜華、車尚等人在同一班。班長可能是湯夢秀，或者是餘煜華，同班的西南聯大同學似乎還有嚴開偉和陳澤生。[11]
他們在雷多又住了大約兩個月。營地的條件非常差，附近就是原始森林。他們起初自己搭帳篷住，後來搬到別的部隊留下的帳篷內。在雷多，他們又練習了約兩周汽車駕駛，主要是為了熟悉在複雜的山地環境下的駕駛。訓練道路的地形非常複雜，有些還做了人工改造，有陡峭的山坡、突然的彎道、泥濘的土路、很大的水坑等。他們還進行了夜裏關燈行車的訓練，並且學習了一些初級的修理技術。隨後，他們就在雷多等待回國，無事可做。每天隻是例行的早晚點名、出操，沒有別的訓練。上午很快出完操，下午基本上沒事可做。當時天氣非常熱，蚊蟲也特別多，他們根本睡不著。中午有很長一段休息時間，許多人就去營地旁邊的小河遊泳。葉銘漢原來不會遊泳，就在這時學會了遊泳。
7月初他們離開雷多，在團長簡立少將和美軍克拉克中校的共同率領下返程回國。全團分為四批相繼由史迪威公路開赴昆明。第一批車隊由美軍菲特上尉擔任隊長，有240餘人，分別駕駛70多輛吉普車和10餘輛卡車。三個人駕駛一輛吉普車，大家輪流開。葉銘漢和湯夢秀、餘煜華三人同開一輛吉普車。同行的大卡車上有美國兵，主要負責修理汽車。7月的天氣炎熱多雨，路途遙遠艱險。他們白天小心翼翼地開車，晚上沒有帳篷等宿營設備，大家就睡在吉普車上。路上有件事情給葉銘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經過一座橋梁，這座橋曾被國民黨軍隊炸斷以阻止日軍前進，現在已經修通車。橋頭的路牌上寫著一次可以通過三輛汽車，但是崗哨隻讓每次通過一輛車。車隊被堵在橋頭，一輛一輛地慢慢通過。葉銘漢和戰友問同行的一名美國兵，怎麽這樣呀。那名美國兵聳聳肩，攤著手說，沒辦法，他有槍呀！
7月18日到達昆明，把汽車移交後，他們住在昆明附近西山腳下的車家壁。當天西南聯大的訓導長查良釗代表學校到車家壁歡迎慰問。隊長菲特上尉向查良釗稱讚說，他們“秩序井然”、“動作迅速”、“充分表現了合作的精神”、“駕駛技術高超”。第二天的雲南日報專文報道他們歸來的消息，引用了美軍克拉克中校的話，“彼等為前所未見優良駕駛員，暨彼等有佳之守法精神、合作精神。” 7月19日和20日，後三批車隊也相繼到達。7月26日，杜聿明將軍親自檢閱部隊，檢閱儀式在碧雞關的一個廣場舉行，全團將士在簡立少將的率領下列隊行進，個個精神抖擻、神采飛揚。[聞黎明 2011，頁185-221]
7月29日上午十點，西南聯大在東食堂召開歡迎大會。東食堂大門上掛著橫幅，上書“歡迎在印度受訓青年返國參加反攻”。在一串串的爆竹聲中，返校的同學被迎進會場。會上先集體唱國歌，再唱校歌，接著是梅貽琦常委致詞。隨後，請從軍同學各自發表感想。有些同學匯報了軍營生活的收獲，有些同學則抱怨軍隊的夥食和待遇太差，希望給予改善。還有同學提出要求離開軍隊回學校。這項提議引起了同學們的共鳴，大家變得群情激昂，會場上出現騷動。當時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吳有訓說，請大家舉手表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回學校。大多數同學都立刻舉手表示希望馬上回學校。大會後他們回到軍營，繼續原地待命。每天還是早晚點名、出操，沒有其他軍事訓練，更沒有讓他們碰過槍。8月初，營地裏一度傳說要派他們去菲律賓，配合美軍進攻日本本土。隨後又傳說要派他們去福建，配合美軍在福建登陸。據說是美國人不懂福建話，要調懂福建話的人去。這兩種傳說當時在團裏麵十分流行。但是一直沒有開拔的命令，他們的日子過得百無聊賴，大家都等得很不耐煩。8月15日晚上，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大家心中一陣狂喜。軍營裏一片歡呼聲，大家相互擁抱慶賀，許多人忍不住流下淚來。抗戰結束，那些派遣的傳說也沒人再提了。
他們很多人感到原來是為了抗日而來的，現在抗戰勝利了，可以離開軍隊了。大家原來就想早一些回學校，此時更覺得應該可以馬上離開了。當時葉銘漢和王恕銘、餘煜華、湯夢秀、查瑞傳等同學一起商議，大家都想立刻回學校。但是，又想到兩年的服役期未滿，怕直接回去學校不肯接收。他們聽說有人報考譯員訓練班，已經用這個辦法離開了。又聽說有人請長假離開。寫一份長假申請，到團部批下同意後，憑長假證明到西南聯大，學校就讓複學了。大家聽說事後議論紛紛。聯大同學中有人去向團長簡立和學校交涉，要求準予離開軍營，回校複學。當時去交涉的幾位同學有周有斐等人，他們和團長簡立經常來往，比較熟悉。團部方麵可能考慮到汽車和裝備現在都有了，訓練駕駛員也不是特困難，反倒是西南聯大學生留在軍營中比較麻煩，還不如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後來聽說團長同意了，大家就紛紛到部去請長假。8月22日，葉銘漢和王恕銘兩人一起請假離開軍營。在這幾天裏，大部分西南聯大同學都請了長假，回學校。
也有一些西南聯大同學選擇繼續留在軍隊中，直到1946年夏天正式複員，才離開輜重汽車第十四團返校。其中有葉銘漢的表兄曹本鈞，他是西南聯大化學係的學生。
當時團裏麵通知說有一個汽車修理技術培訓班，大學水平都可以報名，學習時間大約半年左右。葉銘漢回校後，聽說有少數西南聯大同學報名參加了，其中有自己認識的戴尚忠。1945年冬天戴尚忠曾經回西南聯大，他和葉銘漢說培訓班歸後勤部管，學員是尉官待遇，主要學汽車結構等基礎課和修理技術。
四 尾聲
抗戰勝利後，葉銘漢於當年9月返校複學。結識李政道。圖為1946年西南聯大同學合影
（左起:樓格，李政道，葉銘漢，陸祖蔭）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宣告結束。上午學校在新校舍圖書館舉行結業典禮，然後到後山上為西南聯大紀念碑揭幕。紀念碑按照傳統的款式，正麵是馮友蘭撰寫的碑文，其中寫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複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 2006，頁73-74] 碑背麵刻著抗戰以來聯大從軍學生的名單，碑上列名者有832人，實際上不止此數。當時學校曾出售此碑的照片，葉銘漢也買有一張留作紀念。
1946年北平設有一個青年軍招待所，類似於俱樂部性質，在東單的青年宮電影院附近，持有青年軍複員證可以進去。1946年底曹本鈞剛回北京，他穿著軍裝上街，坐電車和公共汽車都免票。他還去過青年軍招待所，在那裏可以免費洗澡。葉銘漢因為是請長假複學，沒有發複員證。他也沒有去過那裏。
1946年末1947年初，西南聯大參加過青年軍的同學曾經開過一次會。當時傳說在1947年上半年要為參加過青年軍的大學畢業生專門舉辦一次留學考試，1947年的應屆畢業生也可以參加。湯夢秀來約葉銘漢和王恕銘一起去。會議在清華東邊小飯廳的南半部召開，大部分西南聯大參加過青年軍的同學都去了，到會的有將近一百人。會議的主持人是一位四年級的同學，他說開會的目的主要有兩點，首先是要求政府兌現以前的留學承諾，其次是大部分西南聯大參加青年軍的同學是1945年8月請假返校的，他們沒有複員證，因此無法參加留學考試。應該要求政府補發複員證，準予他們參加留學考試。會上大家同意成立清華大學青年軍複員同學會，並推選周有斐為交涉人。有人提出每人應該交一點會費，還提議要選秘書和保管等。葉銘漢曾被提名擔任保管，但是他說自己做不了。會議過後，青年軍複員同學會出過布告，請同學們去登記，但是並沒有收會費。1947初湯夢秀給了他一本暫編輜汽十四團通信錄，其中有截止到1945年8月時全體人員的名單和通信地址。1947年夏天周有斐畢業後，同學會再沒有活動。
1947年5月，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大遊行期間，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提出希望參加過青年軍或者當過美軍翻譯的同學都穿上全副軍裝去示威遊行，在示威隊伍中專門組織了一個複員軍人大隊，以充分顯示全國人民各行各業都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5月20日下午，反饑餓反內戰遊行隊伍從北大沙灘廣場出發，參加遊行的學生共7000餘人。遊行隊伍的序列是由清華複員軍人打先鋒，他們統一穿著全套青年軍服裝，高呼“清華退伍軍人反對內戰，要求永久和平，反對獨裁”等口號。[李坤1982] 遊行的前兩天，葉銘漢進城參加了物理係的宣傳隊，後來遊行時就走在宣傳隊的隊伍裏。雖然不願意介入政治，但是激於正義感，遊行示威他也參加了。他印象中大多數參軍的同學都參加了複員軍人大隊上街遊行。當時學生自治會還拍有複員軍人大隊遊行的照片，在清華大飯廳前展出。
新中國成立以後，參加中國青年遠征軍的經曆很快成為葉銘漢一段不得不反複交待的過去，因此也成為他再不願與人提起的青春歲月。他曾珍藏有一些個人紀念品，如西南聯大從軍紀念戒指、駕駛技術合格證書、番號布牌、在印度的日記、長假證明、暫編輜汽十四團通信錄、聯大抗戰紀念碑照片等，1955年肅反運動時都上繳了組織。1958年返還了一部分，他就趕緊燒毀了。其中，有那本十分珍貴的日記。50年代，他曾在一次會議上遇見鄒承魯，他提起青年軍的往事，鄒承魯當時一臉漠然。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請長假離開軍隊返校這件事被政工人員反複質問，說怎麽可能讓你們請假回來，一定是國民黨派你們回來當特務的。國民黨已經拉你們去當兵了，怎麽可能隨便就放你們走了。這樣的問題讓他無法回答。[12]
2005年前後，西南聯大從軍紀念戒指、駕駛技術合格證書和番號布牌等物件退還給了葉銘漢。後來他都捐給了盧溝橋抗日紀念館，那裏要辦一個紀念西南聯大抗戰的展覽。他和夫人一同去參觀展覽。看著那些熟悉的照片和物件，他想起當年一起參加青年軍的西南聯大同學，王恕銘、楊鳴崗、王錫仁、周有斐、沈銘謙、鄒承魯、鄭哲敏、嚴開偉、繆灼華、戴尚忠、尹鐵甌、曹本鈞、湯夢秀、查瑞傳、杜文、餘煜華、楊培良、鄭兆晃、高潤生、嚴天恩、莊智德和林宗棠等。其中有許多人和他失去了聯係，下落不明。周有斐是梁啟超的外孫，梁思順的小兒子。沈銘謙在1951年病故，英年早逝，令人傷悲。他父親沈履教授曾任聯大的總務長和清華的秘書長，嶽父是聯大政治係的張奚若教授。查傳是聯大訓導長查良釗的兒子，他後來在人民大學任教授，是中國人口學的奠基人之一。鄒承魯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在胰島素的人工合成中做出過重要貢獻。鄭哲敏是兩院院士，爆炸力學家，獲得2012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50年代林宗棠擔任一萬二千噸水壓機的副總工程師，當時葉銘漢在報紙上看到過相關報道。後來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建設中，林宗棠是四人工程領導小組的成員，葉銘漢當時任高能所所長。他們又聚在一起，合作得非常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