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革初期郭沫若“焚書聲明”的回顧 zt

(轉自華夏文摘增刊）

　對文革初期郭沫若“焚書聲明”的回顧

　　　　　　　　　　　　　　　　·章繼光·

　　５０年前的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郭沫若發表“焚書聲明”，他宣布要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燒掉，這是“文革”初期舉國轟動的一個大事件。現在的年輕人乍聽這事，認為可能是搞笑的“八卦”或荒誕無憑的野史，但它的確是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舞台上發生過的一幕，親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對此不會淡忘。

　　這件事的由來是這樣的。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隨後，通過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將“大批判”的烈火從北京燒向全國。麵對這種局勢，畢生從事文化工作的郭沫若內心充滿緊張與不安。１９６６年元月，新年剛過，他向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交了辭職信，表示辭去中科院院長和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職務，但未獲批準。這年４月，主要由江青炮製的（以林彪委托的名義）《部隊文藝工作會談紀要》發表。（注）這個文件指出，建國以來的文藝界實際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政，號召人們“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於是一場批判封、資、修，圍剿“文藝黑線”的群眾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鋪展開來。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報，隨後身兼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與中國文聯主席的他在會上作了一個表態性的即席講話。他在講話中說道：

　　“……在一般的朋友們、同誌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麽曆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把它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原因是什麽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沒有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

　　郭的這篇講話經康生送毛澤東批閱後，４月２８日的《光明日報》以《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的標題全文登出，５月５日《人民日報》隨後轉載。此文發表後，舉國震動，影響巨大。當時，很多人不明白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兩個司令部的大決戰，大家隻看到文化層麵的東西，既然號稱“文革”，文化首當其衝，整個文化界都將受到衝擊，不少文化人士對此顧慮重重，憂心忡忡。郭沫若這一令舉世震驚的表態加深了人們的憂慮。

　　郭沫若在文化界有著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２０世紀很有影響的詩人和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古文字學（金文、甲骨文）研究等領域都卓有建樹。他的詩集《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作，集中體現了“五四”時代狂飆突進的精神；他的《屈原》、《蔡文姬》等曆史劇為中國新型曆史話劇的發展做出了重要探索；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被公認為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中國曆史的著作；他對甲骨文和兩周金文的研究被古文字領域公認為是取得重要突破的成果（主要憑借這方麵的成績，他於１９４７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但郭未接受）。郭沫若著作宏富。已出版的規模宏大的《郭沫若全集》，計有文學編二十卷，曆史編八卷，考古編十卷。

　　由於郭沫若創作和學術的成就，加上他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多年以來的密切關係，新中國成立以後，他長期得到中央信任，並擔任重要職務，曆任中央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員會主任，中科院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文聯主席，多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及多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等職。

　　郭沫若為什麽會在當時發表一個這樣的講話？

　　現在看來，郭選擇在那個敏感的時間點發表這一講話，大致包含了這幾方麵因素：

　　一，對“文革”這場來勢凶猛運動的恐懼

　　作為一個從“五四”以來就發表過大量作品、著作，享有高度聲望的詩人、劇作家和學者，他知道自己既和舊政權也和所謂建國後的“黑線”脫不了幹係，擔心自己和自己的著作隨時有可能拿出來批判，內心充滿恐懼，心想，麵對驚雷滾滾的“文革”風暴，與其到時被動被批，不如現在主動繳械投降，以“認罪”式的表態獲得毛主席、黨中央的從寬處理。

　　二，表現出他作為傳統文人的脆弱

　　不容否認，郭沫若有過重要的革命經曆，在“四一二”政變後他和蔣介石作過鬥爭，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亡命日本；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積極參加救亡運動；抗戰勝利後，又投身進步的民主鬥爭。但在他身上畢竟又有著中國傳統文人脆弱、敏感的一麵，作為一個經曆了建國以來各種政治運動的文化人士，因這種脆弱和敏感，他在文革巨大的政治風暴來臨之際，內心的精神防線已然坍塌，於是選擇以這種“自首”的方式自贖。

　　三，表達對“文革”的竭誠擁護

　　從大革命時期直至４０年代，郭沫若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因此，建國後他才得到重用。對此郭沫若滿心充滿感戴，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各項政策方針都竭誠擁護。對於聲勢浩大的“文革”，他固然也有著疑慮和擔心，但他不能也絕不會唱反調，於是率先通過人大常委會這一重要平台，以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態度，向毛澤東表達對“文革”服從和擁護，以圖獲得最高領袖的信任。這是最重要的　一點。

　　郭沫若的這一表態通過幾份極有影響的報紙刊發，並在中央電台播送以後，無異於在文化教育界投下一顆原子彈。試想，以郭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作家，以他在文化界如此之高的地位，對自己的評價尚且一文不值，那麽等而下之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學者、藝術家，包括他們的所有作品、著作之類還有甚麽價值可言呢？在這場大革命中將它們“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郭沫若的這份聲明以“不批自倒”、自我否定的表態從反麵證明了“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和十分及時的！它為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在文革之初大破“四舊”、踐踏、毀棄文化，批判“封資修”及其代表人物提供了口實和最好的教材。

　　郭沫若此文發表以後，猶如一個危險的信號，在文化教育界的知識分子中帶來一片驚恐。為避免留下口實或“罪證”，不少專家學者紛紛將著作、講稿、手稿連同珍貴的信劄、照片等扔進廁所，或者燒毀；有的藝術家將悉心保存的道具、劇照丟入垃圾堆。當時，失去教職、棲身上海的著名畫家林風眠，看到這個講話後，絕望的他下決心采用另一種極端的方式消滅自己的全部作品，將多年積存的三千幅畫作在浴缸中一張張浸泡、踩成紙漿，然後衝入下水道；年屆八旬的中央文史館副館長、著名書法家沈尹默以同樣的辦法將畢生積累的書法作品及收藏的明清書畫珍品在澡盆裏泡成紙漿後，由家人在夜色中倒入蘇州河……

　　毀滅的豈止是文化珍藏？對於廣大的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它帶來的更多的是是關於信仰、前途與中國命運的的巨大憂慮。

　　筆者從《光明日報》上見到郭沫若這篇文章時，是一個麵臨畢業分配的中文係四年級學生，自己對於郭沫若一直心存景仰。雖然此前和同學們一道經曆了校、係組織的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６年初對《海瑞罷官》、《李慧娘》、《謝瑤環》、《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係列作品和“文藝黑線”聲勢浩大的“文革”前哨戰，對中國當代文藝的認知已然麻木，但讀了郭沫若的文章之後，心頭還是猛然一震，不理解以郭沫若這樣有聲望的文化學術界前輩，為什麽會作如此一鳴驚人的表態。真如他所說的，之前所寫的東西一無是處，應該全部燒掉，那曆史上又該有多少作家學者的著作值得保留的？既然如此，關於中國文化和整個中國曆史的學習與研究，還有什麽意義？一個個問號懸在心頭。而在它們後麵則是一個更大的疑問：中國文化的命運與國家的前途何在？

　　心存疑問的絕不隻是筆者一人，這也是全國大多數高校學子和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共同困惑。但這在當時是不能公開說出的，隻能掩藏在心底。響徹校園高音喇叭的陣陣浪潮似乎要把人們心頭這些疑惑摧毀，不容自己有任何懷疑。於是絕望之下有同學將大學四年中視為寶貝的教材、筆記全部送到了廢品收購站。

　　就在郭沫若“焚書聲明”發表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京召開（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遭到批判，被打成反黨集團，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

　　５月１６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５．１６通知”）。《通知》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陳伯達任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康生任顧問。

　　５月３１日，陳伯達宣布改組《人民日報》。６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由陳伯達授意、修改、審定），社論號召“億萬工農兵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一切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人民日報》的“６．１”社論，將紅衛兵運動和破“四舊”活動迅速推向高潮。神州大地烽煙四起，濁浪排空，“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前推進：黃帝陵炸了，炎帝陵炸了，孔廟砸了，孔林毀了，連西湖邊嶽飛的墳、秋瑾的墓也挖了，包括“五嶽”在內的名山寺院、道觀在短短時間內悉數砸爛，無數家庭的藏書被造反派收繳一空，焚燒殆盡……據不完全統計，文革初期僅天津市被毀文物、字畫就達２２萬件，浙江寧波地區被搗成紙漿的明清古籍有數萬噸之多。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狂熱浪潮中，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領導幹部和無辜群眾以“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打擊、迫害，五千年炎黃文化蒙受了一場巨大的劫難。

　　麵對“文革”這場浩劫，在強大的壓力麵前，文化界固然不乏梁漱溟、陳寅恪、傅雷那樣持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文化信念的學者，而其中的大多數隻能以沉默來表示不滿。無庸諱言，像郭沫若這樣有地位，有影響的人物，在風雲突變之初，拋出這樣一份“焚書聲明”，客觀上助長了否定人類文化成果，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革”思潮，不僅使在深挖“胡風集團”和“反右”鬥爭等一係列運動中受到傷害的知識分子加深對“文化大革命”的恐懼和壓力，而且迫使他們效法“聲明”，反省自己的“原罪”，自願接受這場風暴的衝擊和“洗禮”。“焚書聲明”在“文革”初期產生的負麵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由於郭沫若對“文革”表態鮮明，行動積極，他本人因此被列入最高領袖毛澤東批準的保護名單，並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開的“九大”上首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但江青一夥並沒有放過他，他本人不僅遭到造反派大字報的口誅筆伐，在“批林批孔”中，江青、張春橋還登門逼迫他寫出檢討和批判自己著作的文章；他的家庭也受到較大的衝擊，三子郭明英自殺身亡，二子郭世英在被紅衛兵關押中活活打死，他本人和夫人於立群的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打擊。由於文革中不堪回首的經曆，在“四人幫”被打倒之後，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終於以《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喊出了自己積壓十年的心聲。

　　（注）據《邱會作回憶錄》，林彪對江青搞的這個文件並未認真看過，對江青假托他的名義炮製出這個《紀要》曾流露出反感。

□　原載《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