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係裏的一位博士生問我：“什麽是‘五七幹校’？”我驚愕了，難道這段曆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它距今也才過去了四十年！
準確地說，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報》於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柳河在哪裏？沒有人知道。但人們知道的是，這篇文章中有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於是乎，就從這天開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縣級各機關，數百萬計的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和專業，集中到了這個以“五七指示”為方向的“學校”裏進行“重新學習”。有人統計，當年僅中央和國務院一級的機關，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寧夏等地創辦了一百零六所這樣的幹校。
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嚴欣久：“有空嗎？一起去鹹寧看看，那裏可有咱們父輩留下的足跡……”湖北省鹹寧縣是文化部五七幹校的所在地，當年共有六千餘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謝冰心、沈從文、馮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蕭乾、張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吳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國寶”級的人物，被集中到了這片易名為“向陽湖”的荒湖野灘上。我明白，他們的足跡一定是蹣跚的，踟躕的，但我不能不去……那天正值酷暑，當地氣溫高達40℃，我們一行三人於武漢會合後，便結伴上路了——博士生帶著輕便錄像機，嚴欣久帶著數碼照相機，我則帶上了父親留下的《牛棚日記》。
一
感謝湖北省政府，頗有曆史眼光的他們竟將當年的這處遺址列為了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長蔣祝平說了，目的就是為了“銘記曆史，弘揚文化”。
位於“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紅磚平房，如今被兩扇大鐵門圈了起來，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院內靜悄悄的，沒有一絲人跡。行至五六十米遠，是一排麵對大門的平房，左首的兩間辟為了一個展覽室，麵積不大，陳列著一些當年的照片和實物，還有這樣兩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著苦辣人生，曆史的籌碼曆史地掂量著沉重記憶。”
我沒有下放過幹校，和欣久一樣，“文革”爆發時都還是高中生，我們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鄉，是插隊落戶。然而不知怎的，當這段曆史重新撲麵而來時，竟一下子慌亂了起來，不知該怎樣去“品味”，怎樣去“掂量”了。博士生緊緊地跟在我的身後，新奇地用錄像機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陳舊的鋤頭、扁擔，破爛的衣物、炊具……整個展覽室內闃寂無聲，誰也不願去驚醒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終於開口了，她輕輕地問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文化部為什麽要將幹校選在鹹寧？”
兩千多年以前，這裏屬於雲夢澤的一部分，水天相連，人跡罕至；兩千多年以後，這裏屬於長江的泄洪通道，湖灘片片，沼澤連連。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屬機關——辦公廳、政治部、電影局、藝術局、出版局、文物局、聯絡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屬的中國作協、中國文聯、故宮博物院、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曆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眾多的單位，被一股腦兒地驅趕到了這裏。僅僅是為了圍湖造田嗎？僅僅是為了“重新學習”嗎？答案似乎並不如此。－－據當年的資料表明：越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越是要將校址選在最為貧困、最為落後的地區，或是黃泛區，或是鹽堿區，就連兔子也不到那兒去拉屎……內務部等機關，更是跑到了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區域內，而他們的上級竟向“學員”們嚴密封鎖了消息。國務院的直屬機關選中的是寧夏的平羅縣，那裏是戈壁荒灘，沒有公路，沒有人煙，每隔幾十裏便是一座監獄；犯人們被轉移走了，“學員”們被趕了進來，四周是高牆，四角是碉堡，牢房裏散落著手銬和腳鐐，牆壁上書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與這些幹校相比，鹹寧的自然條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卻在於：其本身屬於“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麽與文化有關的一切機構以及一切人，便隻能首當其衝地成為革命的對象了！其實早在動身之前，軍代表的一番話已是一語中的了：“要明白，像你們這樣的單位是要徹底砸爛的，你們到幹校去是屬於安置性質，從此就在那兒勞動、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這樣，這些文化人被一鍋端地逐出了上層建築，逐出了知識領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殘。上路的那天是中秋節，北京永定門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車剛一啟動，車上車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來送別自己的丈夫吳曉邦，她說：“車站上的氣氛很緊張，很嚇人。解放軍站成一條封鎖線，誰也不許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惡極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韋君宜，則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沒有，無人知道，但她卻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有了單位的人，就跟沒有了媽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覽室的牆壁上，懸掛的都是一些高舉紅旗大踏步行進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們的笑容背後是否含著淚水，但我知道從此以後他們的直接領導便更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了。不可否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經過“大熔爐”鍛造出來的軍人，立場最堅定，愛憎最分明，由他們來占領上層建築，無疑是最讓人放心不過的事情了－－
這是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這是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 ……就這樣，當知識貶為糞土、文化賤如草芥之後，讀書人終於嚐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嚐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味道。
那天，就在這一幅幅的照片麵前，我流下了眼淚。不為別的，隻為當年他們的單純與天真－－進入幹校之前，他們又有誰不是抱著美好與期待的心情在眺望著它。一位著名的畫家甚至買來一支竹笛，想象著自己就要成為水墨畫中的那個騎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親也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唱名時有如考生聽發榜，怦然心動。”
那條大堤還在。這是首批來到這裏的“學員”們為了圍湖造田而修築起來的，也是後來他們每天高舉著紅旗去上工的必經之路。當年尚屬“壯小夥子”的崔道怡這樣回憶道：“六千五百米的圍湖堤壩，兩個月便修築起來了－－數九寒天，我是光著脊梁、肩挑重擔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畝的荒灘造田，趕在春耕前開墾了出來－－沼澤地裏，我是赤著雙腳、踏碎冰淩拉犁奮進的。”據說當年同樣是“強勞力”的閻綱實在熬不住了，他悄聲問嚴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時期，你倆都在南泥灣開過荒，同今天的圍湖造田相比，哪個更苦些？”不料兩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道：“無法相比，幹校的勞動要比南泥灣苦多了！”
年輕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殘者就隻能以生命為代價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找到這樣的記載：“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靈，兩次落水，極為狼狽。”“雷鳴風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幾不能支，以心髒壓迫甚，作絞痛也。”然而比他更慘的卻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斷了，仍得拄著拐杖參加勞動；侯金鏡患有嚴重的高血壓，還得於月光下加班加點，最後累死在菜園中……如此的折磨，就連當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們紛紛出來講話：“我們種了一輩子的田，過了六十歲也都不下地了。你們怎麽能讓那麽一把年紀的人去幹重活呢？幾可憐喲！”
“文革”結束後，記者去采訪周巍峙，他這樣說道：“幹部參加勞動，益處是很多的，我們也並不厭惡勞動，重活髒活都願意幹，而且幹起來非常認真。但是被當成了‘專政對象’，進行勞動改造，心裏很不平！”－－他一語道出的，正是“五七幹校”的性質！為了想方設法折磨這些“專政對象”們，當年在其他的幹校中，甚至還五花八門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比如說：“寧要革命化，不要機械化！”拖拉機被閑置在一旁，硬讓“學員”們用自己的身體去拉犁。又比如說：“五十米不抬頭，一百米不直腰！”這是為了防止插秧時有人“磨洋工”，田頭上竟連簡易廁所也不修造，不論男女一律在水田裏自行解決。
……那片操場還在。這是當年批鬥“反動分子”的會場，通常是彩旗招展，口號震天。展覽室內，一張發黃的照片證實了這一切－－台下，人們高舉著胳膊呼喊口號；台上，被鬥者深深地垂著頭一言不發……這個人是誰？看不清他的臉。其實又何必去辨認呢？我的心頭一陣發酸，我想起了父親，想起了他在日記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騰，幾欲發狂，卻又不得不鎮靜自己，不露聲色。”身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無淚，欲訴無門，隻能於夜深人靜之時一個人於大堤上狂奔；他對著四周呼喊，但四周卻是一片沼澤，連一聲回音也沒有……
後來讀到許覺民的文章，才知道飽嚐這種生不如死滋味的人，並非父親一個。他寫道：“我不了解過去法國第三等級的人過的是什麽日子，我想我不會比他們再差了，我是一個十足的賤民！”那年，蕭乾的一家也被驅逐到了這裏，他的妻子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家中的小貓失蹤了，等到找回來時兩條腿全被人打斷。同病相憐的蕭乾歎了一口氣：“與其看著你活活受罪，不如‘安樂死’吧！”他碾碎了幾粒安眠藥，和在了牛奶裏……
不曾想，這樣的一種折磨，很快又擴大到了年輕一代的身上－－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幹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閻綱曾這樣描述他被帶進審訊室時的心情：“周身的熱血直衝腦門：這不是進了《紅岩》裏的中美合作所嗎？”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幹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淒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還需要怎樣去評述它呢？－－蕭乾說了：“建立幹校的目的，就是要一個不剩地把知識分子從上層建築中趕出去，以確保那一幫人的江山永不變色。”閻綱說了：“應該麵對事實，把‘五七幹校’如實地看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整治國家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管製所。”牧惠更是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文革博物館’就從這裏開始！”
二
從校部出來，我們一行前往當年的宿舍參觀。在路上大家討論起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幹校的“軍事管製”方式應該如何評價？一時間，兩種意見爭論不休。
我向陪同參觀的人們講起了父親的一個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還不到三個月，他卻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園子。也就是說，此時的他必須離開自己的住處，離開原本的集體，獨自一人搬進那個杳無人煙的荒灘裏，搬進那個孤零零的草棚中。他這樣描寫自己的“新家”：“……不過是以油毛氈蓋頂、以蘆席圍牆、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個工棚而已。雖有門框，卻無門扇。至於屋頂，西北風一刮，大有被隨時掀走之勢。”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此時的他不僅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是滿心的高興。他說了，不為別的，就是因為能夠“離群索居”，徹底擺脫那個令他窒息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