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平,我的記憶還是很深刻的。我沒有絲毫責怪他亂給我安排座位的意思,所以我們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要怎麽說東平呢?這麽說吧,東平之所以那麽主動的來與我交往,並不是他屬於自來熟那一類,而是因為他在班上屬於被孤立的那一類。被孤立在那個年代那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保育院,我們就曾經分為兩派,一派是革委會的孩子,一派是吃軍糧的武裝部的孩子,這當中如果有其他單位的個別孩子在兩派之間搖擺不定,那注定是要被孤立的了。我想東平也是屬於在這個小學班上搖擺不定而被孤立,這是我最初的認為。
但凡被孤立的孩子如果自身不夠強大,那在班上就隻有被虐的份了。很顯然,東平不是那種懦弱被虐的那一個,因為他每次走進教室總是昂首挺胸、邁著六親不認的步伐,對孤立他的各派不屑一顧。他來和我說話,我是沒有任何辦法拒絕的,盡管這樣也許我也會被各大門派孤立,但在我的字典裏還沒有“拒絕”兩個字出現。
那個時候,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敢於鬥爭,敢於和壞人壞事作鬥爭,敢於和胡漢山、黃世仁、周扒皮那樣的壞蛋作鬥爭。也就是時常做夢都認為自己是潘冬子、劉文學那樣的少年英雄。當你在一個班上認為某某屬於胡漢山黃世仁一類的壞人時,就會團結一些有同感的孩子組成一個團體,繼而與那個壞蛋作鬥爭,這種鬥爭往往是以拳腳的形式而不是從言語上喊幾句“打倒某某”的口號。這是我在金江一小二年級的時候融入的鬥爭現實。
在這個過程中,我沒有看到東平被班上任何一個人以拳腳的方式對待,盡管很少有人和他說話,每個人看他的眼光一律的冷漠,甚至帶有那麽一點點嘲諷,但他保持著一股傲氣。這改變了我對他最初的印象,就是他自身強大,簡單的說就是他的拳頭硬,很能打,沒人能打得過他,所以他敢於直麵孤立,而不是左右搖擺不定的那一類。然而,在和他的交往中我還是有些小心翼翼的,一是因為他是山坡仔,他的那個生長環境就如同之前我說的東門街上仔,和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大院的孩子還是有本質上的區別,革委大院畢竟是領導革命的,二街上仔要麽是跟隨革命、要麽就是被革命的;二是東平終究是在班上被孤立的人,剛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就這樣立即、馬上投入到孤立的境地,多少還是心有不甘。
山坡,住在山坡上的人家。我不知道六十年代某年的那場大洪水到底有多恐怖,把幸存的家庭全部從平地沿河兩岸遷移到山坡上安家;我也沒參加過金一小的憶苦思甜大會,隻是偶爾聽覃老師在班上教育那幾個上課講小話開小差的搗蛋鬼的時候,講到當時的大洪水把兩岸住茅草房的很多家庭都卷走了,幸存下來的家庭由政府安排到山坡上住,還都住上了磚瓦房,還能在金一小讀書上學,所以每個人都應該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不許在課堂上講小話。由此而對山坡充滿的好奇,總是想上去看一眼,還是像在東門那樣,沒有熟人帶,我是不敢單獨走進東門街,沒有熟人帶,由怎麽敢隻身上山坡?
最後,還是東平帶我上的山坡。大概是開學後的第四個星期六,那時候隻有星期日不用上學,幹革命的大人們也沒什麽雙休日,學校到了周六的下午也就是大掃除,所以放學得比較早。由於一直和東平在班上講話,別的同學也一直沒搭理我,或許是想看我到底會不會站隊,然後再接納我的加入,偏偏我不是那總會主動搭訕的人。那天掃完操場,東平一直在我身邊滔滔不絕的說這話,說了些什麽我實在是想不起,就是到可以放學回家的時候他說:“走,去我家玩!”於是就跟著他往山坡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