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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解放前就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從解放後至離休，為官四十餘年。在父親仙逝二周年和父親節之際，回憶那些年父親的為官之道，真是與《人民的名義》中的市委書記李達康有許多相似之處。幸運的是，在母親的豁達下，父母沒有離異。
從我記事開始，父親總是早出晚歸的忙於工作。我從三歲開始住在幼兒園全托班直至上小學，每周隻有周六被接回家。有時星期六也是陪父親在辦公室度過。那時，奶奶還在，但卻因中風多年病癱在床。白天，照顧奶奶的工作就由自身因重病在家休息的母親主持，由保姆輔助。父親負責晚上的照顧。那時的日子過得很辛苦和無趣。
上小學時，父親很少去學校參加我的家長會，與學校交涉的事都由多病的母親負責。父母都囑咐我，不要與同學談爸爸的職務。原因是他們不願同學對我另眼相看。其實，那時我並不知道當官是怎麽回事，隻知道每次去父親的辦公室，很多人都圍著父親說這說那的，當然大家都不會忘記誇獎我。後來，文革開始了，別人到家裏來糾鬥父親，我才把’’走資派"一詞與父親聯係上。
文革期間學校停課搞政治，我閑置在家時經常陪全身病痛的母親去醫院打針灸。其間要步行很長一段路，沿途有些認識母親的人會與我的熱情的打招呼和提供幫助。母親總是和氣但很筒短地與人應酬，從不與任何人深談和接受任何幫助。同樣，母親與其他的熟人都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因為父親不願幫人"開後門''，母親而不敢與任何人深交去惹麻煩。因此，除了幾個舊交故好外，父母都沒什麽朋友。
我們家親戚很多，但大家都知道父親的處世哲學，竟沒有人找父親"開後門"。終於有一天，麻煩事來了。一位堂兄，大伯父的兒子，要求父親幫助安排工作。我父親有兄弟五人。二個兄弟在解放時去了台灣，留下大伯父和四叔二家住在我們同一城市。四叔在大學工作，離得較遠。而大伯家卻在我們同一居民小區。
大伯父一表人才，早年曾在國民黨占領區的鐵路上任過職。由此與國民黨沾上邊而留下政府汙點。解放後，一家人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堂兄小時誤傷，導致一眼失明，按照當時的政策可留在域市工作。大伯家沒路子，堂兄工作一事遲遲不能落實，最後找到了父親這裏。
這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父親的政治生涯長期以來都被台灣倆叔伯和大伯父的陰影所籠罩。對大伯家，多年來父母都私下用奶奶的名義給他們以經濟上幫助，但表麵上得劃清界限。為了大伯父，父親這次破例動用了關係。他讓多病的母親出麵找人聯係，為堂兄安排了一個不錯的工作。
不久，另一考驗的時刻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也高中畢業，並因是獨子女而合法留城。對我家來說，這本來是件好事，但卻成了我和母親與父親幾近決裂的事件。記得那天，我和母親哭著求父親出麵給我找一個好一點的工作單位，父親始終不鬆口。那時我真的感到極大的不理解和巨大的悲催。
後來，父親一個舊交好友出麵幫忙才算挽救了我們這個家。從此，我懂得了要靠自己的努力來創造前程。也特別努力地工作來珍惜那份來之不易的工作。這件事在我心中埋下了大病根，二年後1977年恢複高考製度時，我竟作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都不理解的決定 - 放棄參加高考。原因不是自己無能力，而是不願再次麵臨一個找工作的難題。父母年事已高又隻有我這個女兒，將來分到外地怎麽辦？
放棄參加高考是我今生犯下的一個致命的錯誤。為此我後來必須花費比別人多幾倍的努力和時間來彌補由此帶來的損失和差距。有些東西一旦錯過就不能複得，個中的艱辛隻有自己知道。同樣，母親這一輩子除了因生下我後沒有休息好而引發的全身性風濕關節類伴隨其餘生外，始終缺乏本應來自我父親的關心。
對父親處理家庭的方法我雖始終耿耿於懷，但這並不影響我對父親做官清兼為人正派品質的敬佩。父親有一顆如常人一樣愛家愛女的心，隻是力不從心罷了。凡事有得必有失。我想，這些大慨就是父親為做一個好官所應付出的代價吧！
其實我父母親最後的人生是在美國完成的。他們在美國定居十多年，腦子裏還是五十年代的老一套。
謝謝來訪！是的，那時候的官都比較清兼。盡管後期很多清官也不同程度變濁，但也沒有現在這麽多機會來貪腐機會。
我很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有時感到很無奈。這個社會是要靠文憑來吃飯的。中外都是如此。我們在靠個人能力謀生計之前，還得靠文憑來取得社會的認可。當然，那些自己能當老板的人除外。可惜，我不屬於那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