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S 要點速讀：
1、當大型企業的借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之間存在利差時，這些企業就會存在從銀行貸款再借給其他企業的動機。但問題是，借貸並不是這些企業的核心業務，從而導致這類貸款的風險較高。
2、如果市場因為周期性衰退或市場條件的變化對企業前景的預期不佳，在股權融資的情況下，企業不必進行成本高昂的債務重組。
3、設計合理的稅收可以提高（至少不妨礙）經濟效率，刺激國內需求，解決中國經濟的轉型問題，促進經濟的公平發展。
4、中國轉向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已經達成共識，但內需的增長必須以政府對教育、醫療和住房支出的增加為基礎。
5、讓稅收和股權融資替代一部分債務融資，不僅有助於經濟和金融係統穩定，還可以提高經濟體係的效率，縮小收入差距。
以下為專訪精編：
“中國想要拉動內需，還是要來自於公共和私人部門投資的增加”
網易研究局·大師：您如何看待中國這些年來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發展現狀？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8年以來，甚至更早些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債務擴張型增長模式驅動的，這導致中國的杠杆率在慢慢上升。
2007年，中國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大概是152%，到了2017年，這一比值大概是257%，而同時期的美國杠杆率是152%。
在我看來，對中國過度依賴債務融資和杠杆率偏高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這種債務驅動的增長模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這也是為什麽必須尋找其他方式替代債務驅動型增長的原因。
在未來幾年，中國各級政府均麵臨較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服務（教育和醫療）以及投資（基礎設施和技術）支出，這些公共支出可以而且應該成為中國轉向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的重要抓手。
中國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內，也一直在推進自己在增長模式上的經濟改革，從製造業出口拉動增長模式轉向內需拉動增長模式。想要拉動內需，還是要來自於公共和私人部門投資的增加。
網易研究局·大師：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會產生哪些影響呢？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經濟管理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就是稀缺資源的分配。
從國外經驗來看，債務的快速增長往往與泡沫（製造和維持泡沫）相聯係，這些泡沫的形成是基於市場不理性的樂觀情緒，使得風險評估更加困難。除此之外，從那些長期依賴債務驅動增長，抑或是債務增長過快的經濟體來看，債務積壓會導致資源錯配，還會帶來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
原因就在於，即使在一個有效的市場中，隨著投資的增加，人們更傾向於選擇高風險的項目。但通常情況下，當信貸投放加速時，風險評估的質量就會有所下降。監管者不堪重負，對不良貸款的審查也放鬆了。
網易研究局·大師：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大部分債務是家庭和公司企業方麵的債務，所以並不需要特別擔心杠杆率。您怎麽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個觀點聽起來似乎是有其道理的，但是，我們都知道，私人部門債務很容易轉變成公共部門債務，考慮到中國企業債務中有大約60%屬於國有企業債務，目前的杠杆率還是需要高度關注的。
好消息是，中國是一個有著高儲蓄率、高增長率的國家，外匯儲備高達3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有足夠的資源和工具來應對債務危機並進行債務重組。
盡管如此，人們還是會擔心，隨著債務工具市場發行量的快速增加，承銷標準會有所下降，從而更容易產生不良貸款。
在金融普惠性不充分的背景下，債務的增加還會加劇資源錯配問題。在債務危機爆發之前，即使危機得到了管理，也會造成資源浪費。而且，管理債務危機並不像想象中那麽簡單，是非常複雜的。總之，債務的快速積累會導致市場麵臨更多的不確定性、開創壞的先例、對債務負有責任的人可以不用承擔責任。
我給你舉個例子，當大型企業的借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之間存在利差時，這些企業就會存在從銀行貸款再借給其他企業的動機。但問題是，借貸並不是這些企業的核心業務，從而導致這類貸款的風險較高。
“股權融資比債務融資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網易研究局·大師：說到貸款業務，銀行才是發放貸款的傳統機構。那麽，該如何做才能降低整個融資過程中的金融風險？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一般來說，好的銀行普遍都已經建立起完善的評估和監測貸款的機製。通常情況下，銀行往往還受到監管係統嚴格的監管，如果出現不良貸款，銀行不得不承擔壞賬損失。
但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讓債務驅動模式拉動經濟增長，上述機製並不能夠得到充分的執行。當然，有些銀行本身也希望規避監管部門對資本金的強製性要求，因為這些銀行想要通過發放更多貸款來獲得更高收益。這是一種“單邊押注”，如果出現不良貸款，政府、儲戶或債券持有人將承擔損失。
如果銀行未能說服監管部門放鬆監管力度，銀行就會以各種方式繞過監管，實現監管套利。關於監管套利的風險，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次貸危機。
在資本市場上，債券融資通常不會像銀行那樣進行嚴格的審查和監控。特別是中小企業發行債券或證券化等複雜金融產品時，就不太容易監管了。美國次貸危機發生時，信用評級機構未能提供充足的風險評估，是有其內在原因的。
此外，點對點的互聯網借貸曾被視作中小企業融資的一個重要替代渠道，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從理論上分析，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互聯網借貸的體係並沒有解決審查和監控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網易研究局·大師：您前麵也提到，對於企業而言，還有一種融資工具可以代替債務融資，即通過股權融資實現規模擴張。您怎麽看待這種融資方式呢？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資本市場已經有了極大的發展，但企業仍然嚴重依賴債務融資這種間接融資方式。為了進一步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需要加強製度框架的建設，以提高透明度和完善會計準則，使欺詐和虛假陳述的事件越來越少。統一資本市場財務報告標準和稅務部門財務報告標準將進一步提高會計核算的質量。
股權融資比債務融資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如果市場因為周期性衰退或市場條件的變化對企業前景的預期不佳，在股權融資的情況下，企業不必進行成本高昂的債務重組。當然，理論上企業利潤應該分配給所有股東，但管理者和原股東往往有動機將利潤轉移到自己手裏，這就會降低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隻有建立並嚴格執行良好的規則和製度，才能增強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設計合理的稅收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的轉型問題
網易研究局·大師：回到經濟發展問題上，我們怎樣做才能提高現階段經濟運行的效率？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經濟規模尚小的階段，經濟試驗和路線調整更容易進行。過去中國政府曾多次對銀行係統進行幹預以解決不良貸款的問題。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對經濟的管理也相應變得更加困難。
設計合理的稅收可以提高（至少不妨礙）經濟效率，刺激國內需求，解決中國經濟的轉型問題，促進經濟的公平發展。特別是在地方政府層麵，應該更多地依賴稅收，而不是債務或土地出讓金。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則要更多地依靠股權融資，這就要求健全資本市場，提高透明度並嚴格執行會計標準。
網易研究局·大師：請詳細說一下，可以設計哪些稅收？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一，從未來發展來看， 最重要的稅收恐怕要是碳稅，因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對地球生態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中國應該追求可持續增長，因為隻有在環境可持續的基礎上，經濟增長才能持續。
碳稅可以激勵居民和企業（甚至包括地方政府和其他實體）減少碳排放，從而鼓勵相關領域的創新和投資。同時，碳稅還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為其他必要的公共投資以及醫療、教育支出提供資金支持。最終，國內需求得到刺激，推動經濟從出口拉動轉向內需拉動。
第二， 金融交易稅 ，可以在帶來可觀財政收入的同時，減少金融工具的非生產性過度交易。
例如，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征稅有助於宏觀經濟的穩定。研究證明，跨境資本流動是引起亞洲和其他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改變了其對資本項目自由化的立場，建議國家實行資本項目管理。資本項目管理的核心工具就是對短期跨境資本的流入和流出征稅。
第三，不動產稅。導致中國不平等問題的一個相關因素是土地和房地產帶來的財富增值，這部分財富來源於土地價格上漲，而不是個人勤奮和努力的結果。因此征稅將帶來可觀的財政收入和減少不平等，但對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很小。而且，高額的不動產稅會使得原本流向房地產的投資進入生產性投資領域。當然，政府必須高度關注稅收的再分配效應，並對一些低收入人群免稅。
第四， 資本利得和超額利得稅。
與土地和房地產類似的是其他自然資源，自然資源應視為全民所有的國家資源，但有時候一部分群體獲得了這些自然資源的使用權或開發權，甚至以遠低於公允價值的價格獲取。對於這部分超額利潤，可以征收資本利得和超額利得稅。
網易研究局·大師：您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式有何建議？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無論是對於資源分配還是融資模式，都不可以完全照搬照抄，要根據具體情況和發展階段慎重決定。雖然發展模式不是短時間內可以馬上確定的，但不恰當的資源分配和融資模式是很容易識別出來的。
比如美國在這方麵的不足在於：私人部門消費過多、私人和公共部門投資太少、政府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和研發方麵的公共支出不足，以及目前政府支出過多依賴債務融資、債務積累水平不可持續等。
而中國現階段的情況又完全不同，存在儲蓄率偏高、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錯配等問題。因此，轉向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已經達成共識，但內需的增長必須以政府對教育、醫療和住房支出的增加為基礎。讓稅收和股權融資替代一部分債務融資，不僅有助於經濟和金融係統穩定，還可以提高經濟體係的效率，縮小收入差距，這將是中國延續40年改革繼往開來的最優選擇。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簡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美國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24歲時，本科畢業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此後在劍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僅26歲的格利茨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正教授，三年後他被選為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這是一個經濟學家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他先後在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79年獲得約翰·克拉克獎，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重要貢獻還幫助IPCC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他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及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最著名的專家，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製定者的標準工具。美國《名利場》雜誌2015年1月號刊登了他的文章《中國世紀從2015開始》，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爭論。近年來，斯蒂格利茨十分關心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對中國經濟問題作了深入研究，結合他個人的經驗，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參考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