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對中國道路與西方模式的誤判

劉曉波對中國道路與西方模式的誤判

RX試驗室

提起劉曉波，國內外感官不同。國內大多數人在深以為恥之餘，也不無遺憾。一個有博士學位的知識分子為何會走上鼓噪輿論、顛覆國家之路，最終於2009年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深陷囹圄。而國外別有用心者視其為民主活動家，並於2010年授予其諾貝爾和平獎。筆者認為，劉曉波走錯路的根本在於誤判了中國道路和西方模式。

誤判西方模式

現在重看劉曉波的一些言論，我們會發現他嚴重鄙視中國的發展，並極盡吹捧西方之能事。

1988年，時任香港《解放月報》主編金鍾采訪劉曉波：“有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評，你以為如何？”劉曉波毫不掩飾地說：“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製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對於金鍾問“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的問題，劉曉波毫不猶豫地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相反對於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他卻極盡吹捧之能事。他盛讚“西方有最好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思辨哲學家、宗教哲學家、非理性哲學家和邏輯學者，他們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種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劉曉波恥於做中國人，他認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語不過關，“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他稱“與中國不得不有關係很丟臉”，甚至不屑於提到“中國”這個字眼。

這一切都根源於他陷入了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邏輯和“民主原教旨主義”邏輯的思維當中。

按照“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邏輯，隻要不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界定的市場經濟，那麽就要走衰，陷入危機乃至崩潰。但我們看到的事實是，自金融危機以後，西方國家經濟複蘇艱難，一直深受經濟下行之苦。而且，西方模式下，多數民眾的實際收入過去20年來幾乎沒有增長。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利茨的評估：美國2014年的中位實際收入比1989年的水平還要低。這種情況與中國模式帶來綜合國力全麵提升和百姓財富大幅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

至於“民主原教旨主義”的邏輯，它隻認可西方的政治模式，隻要你與西方的政治製度不一樣，你就沒有政權合法性，就要陷入危機乃至崩潰。實際上，今天應該是西方民主模式最需要反思自己的時候，因為西方經濟沒有搞好，社會危機不斷，極端主義政治力量紛紛抬頭。劉曉波從2009年進了牢房，而阿拉伯從2010年開始進行“阿拉伯之春”，但這些國家並沒有富裕，相反都陷入了混亂和動蕩，實際是“阿拉伯之冬”。

“中國道路”的密碼

今天，任何人隻要保持一種客觀、理性的態度，都會承認中國的迅速崛起是人類曆史上的奇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學者施蒂格利茨甚至提出了“中國世紀”的說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人如果像劉曉波一樣，反倒沒有道路自信，太可惜了。

“中國道路”的密碼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從實際出發使使中國成功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義陷阱，即認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決中國所有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也避免了經濟浪漫主義陷阱，即認為市場經濟可以解決中國的所有經濟問題。 

從曆史實踐來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它既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中國堅持“民生為大”的理念，取得了人類扶貧史上的最大成績。與此同時，在世界經濟下行之際，中國每年尤有7%左右的經濟總量增長，這相比西方，成就尤為驚人。

中國的人口規模，比美國、日本、歐盟、俄羅斯的總和還要多，近代曾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在這樣的規模和起點上，中國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國家保持了穩定，大部分人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還成功應對了1991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人均預期壽命這個綜合指標，能反應一個國家的綜合發展水平。如今，非洲國家的人均壽命是50歲，一般發展中國家是60多歲，中國已經達到75歲，美國是78歲，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而且，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壽命是82歲，均高於紐約的79歲，紐約是美國最高的。這些都足以說明“中國道路”的成功。

我們有些人隻會和劉曉波一樣在西方的話語中打轉，但是實踐證明這種邏輯是不靠譜的，它隻會導致對中國未來一個接一個的誤判。我們必須堅持對我國的道路自信，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取得更進一步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