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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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環球人物博覽
《肖申克的救贖》中，蒙冤入獄的男主角安迪，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用一本聖經，一張性感女星海報做掩飾，再用一把石錘，鑿出一條500米的汙穢秘道，之後逃出生天。
他用整整19年時間，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完成了自我救贖，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議的壯舉。
而有一位中國人，和男主角安迪如出一轍，也完成了自我拯救，從產生念頭到決定逃出國門，他僅僅隻用了十分鍾，而他成功逃離的概率也僅僅隻有0.01%！
他是鄧小平的俄語翻譯，是朱鎔基一直關注的專欄作家，是德國漢堡大學知名學者，曾用中、德、英、意，俄等，多國語言出版著作，並編譯了德文版《魯迅選集》，是世界聞名的文化交流使者。他也是文革中的溺水者，一個孤注一擲、絕地求生的亡命徒，是中國最著名也最幸運的“叛國者”……
他，就是關愚謙。
1931年2月，關愚謙生於廣州鳳凰村，父親是嶺南大學的老師，母親出身書香門弟，是孔子弟子言堰之後裔，對子女循循善誘，言傳身教，使他和哥哥姐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這個家庭雖充滿書香氣，卻極端拮據，打小他就飽受餓肚子的痛苦。再加上當時中國內憂外患，他的童年是在逃難和炮火聲中度過的，對“喪家之辱，亡國之恨”感受深刻。他跟家人四處漂泊，最後才輾轉到上海，就讀於上海教會學校聖芳濟中學，1945年轉入上海市西中學。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他進入外交部辦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攻讀英文，後轉為俄文。22歲時，由於國家急需外語人才，表現出色的他就被提前畢業分配到，中央財政部蘇聯專家工作室工作，任中央領導人和蘇聯專家之間的俄文翻譯，他曾為陳雲、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做過翻譯，業餘時間，他還翻譯了數本，俄國的經濟專業書和俄國文學著作，是個充滿了才氣，並被領導看重的有為青年。
25歲，是他人生命運的轉折點。當時全國展開整風運動，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所有人都清楚，所謂的“提意見”，要提得有分寸，不能太露骨。隻有他，老老實實地，毫無保留地把所有意見統統說了出來，說得那叫一個酣暢淋漓，勸都勸不住，停都停不下來！
結果就是：他受到輪番批判，政治上還被定性為中右分子……
禍從口出，兩年後，他就從雲端跌入穀底，被“充軍”到青海進行改造，在《青海畫報》社當一名攝影記者。1959年，中國掀起“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他被翻舊賬，再次被送到更偏遠的荒山僻嶺，湟源縣日月山山頂勞動。
可他意誌堅定，硬是憑毅力闖了出去，1960年《青海日報》聘請他當記者，他回到大城市西寧，過上安穩日子。倒黴的是，第二年，因為中國大鬧“災荒”青海糧食緊缺，青海省委就抽調他，到生活條件極端艱苦的青海湖捕魚，他好幾次差點被活活餓死，身體也被折磨得半身浮腫，百病纏身。直到1962年，他才被調回北京，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負責對外聯絡工作。
你以為他終於要過上好日子了？其實他的厄運還遠遠沒有結束……
1966年，轟轟烈烈的文革開始了，犯過錯的他再次被卷入政治浪潮，成了重點鬥爭對象，每天被批被鬥，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1968年2月，他再次被勒令獨自留在辦公室寫檢查，等待群眾批判。他心想這次徹底完蛋了，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上百次的批鬥，還是再發配邊疆。一想到這些沒有尊嚴的生活，他就心驚肉跳，再想到落井下石揭發他，寫他大字報，要求和他離婚的妻子，越想越絕望，萬念俱灰下，開始翻辦公桌抽屜，找剃須刀片準備割腕自殺，結果先進入他視線的不是刀片，而是幾位常住中國的國際友人的護照，因為平常工作中，中國外賓出入境手續都是經由他負責辦理，所以外賓的護照都集中在他手上。放在最上麵的那本，是日本人西園寺一晃的護照。
西園寺一晃
西園寺一晃的父親西園寺公一，是毛澤東主席的座上賓，被周恩來讚譽為日本駐中國的民間大使，被中國政府稱為“中國人民的朋友”。
西園寺公一和毛澤東
關愚謙翻開護照一看，護照上西園寺一晃的照片，他越看越覺得長得跟自己很像，更絕的是，護照裏竟還有，去埃及和法國的簽證！
他異想天開，想到冒名頂替，心裏有個聲音不停地響起：“走吧！走得越遠越好，這裏不適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吧！走吧！越快越好！越遠越好！”
而這也是死路一條啊，99.99%的概率會被邊防警察開槍打死，僅有0.01%的可能性僥幸過關。而他僅用10分鍾就做出了決定：留下來無尊嚴，生不如死，冒名出逃被發現是死，搏一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他決定選擇賭那0.01%，不自由，毋寧死！
當時已是下午三點多，他撥通民航訂票處的電話，謊稱日本外賓臨時決定第二天要出國，要求對方以最快速度訂一張國際航班機票。民航訂票處原本一口回絕，一聽是西園寺公一的兒子要走，立即想方設法在6點下班前為他弄到票。
他癱坐在椅子上，拿起杯子，喝了口裏麵剩的冷茶，使勁咬了咬食指，盡量使自己冷靜下來。接著，他開始像平時做工作計劃那樣，有條不紊地寫下了要辦的事：1.帶護照去公安局蓋出境章；2.到財務科領支票；3.六點下班後取機票；4.燒掉家裏的朋友信件，以免事發後連累他們；5.準備簡單的行裝。
可一個持日本護照，卻不會說一句日語的冒牌貨，如何突破重重關卡呢？他自己也覺得這想法根本不可思議。在騎虎難下的境遇下，他還是硬著頭皮把10分鍾內，倉促選擇的不歸路繼續走了下去。
他趕在下班前騎車到了公安局，謊稱外賓出境申請表已經填好了，卻忘在辦公室，明天一早就補過來，經過他一番巧舌如簧，在忘帶出境申請表的不利情況下，他讓外事警察為他蓋上了出境章。
之後，他馬不停蹄地趕到單位財務科領支票，他在心裏禱告，千萬別撞上難纏的王科長，這王科長是他的死對頭，到處抓他把柄準備鬥他。誰知冤家路窄，剛進門，王科長也到了，他暗暗叫苦，可這次王科長不知道為什麽，一看到他就扭頭走了，他心中一陣暗喜，因為隻要王科長稍加核對，他的馬腳就會露出。科長一走，他就立即逮著機會，抓著不明就裏的出納開出了支票。
取機票的事也很順利，他甚至還擠出了點時間，去儲蓄所提取了兩百元錢以備急需。巧合接二連三地出現，他就像被開了綠燈，暢通無阻。平常至少3天才能辦好的事，那天他僅用3個小時就辦完了。
當晚回到家，看著年邁的母親和年幼的兒子，他強顏歡笑，心情卻十分沉重。從前恥於撒謊的他再次撒了謊，他哄母親去姐姐家住，打發妻子帶兒子去親戚家借住幾天，安頓好了一切。那夜他輾轉反側，遲遲未能入眠，夜深人靜時，他悄悄掏出護照，細細審視起來，這一次，他越看越覺得照片裏的人跟他不像。於是他把原本的照片揭下來，換上自己的照片，還用指甲在照片上，掐了個鋼印的輪廓。
第二天，他到了機場。行李很簡單，隻有一把母親送給他，當生日禮物的小提琴，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和一本《毛主席語錄》。
因為發生過，“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的荒唐事，來中國的外國人越來越少，候機大廳一片冷清。他一現身，辦理外賓出境手續的海關檢察員小金，大老遠地就熱情地跟他打招呼：“小關，送外賓啊！”
當時他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他決定賭一賭小金不會開箱檢查。於是強裝鎮定，將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隨意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兒子出國。”
小金一聽，二話沒說，就在他的行李單上蓋“免檢放行”的戳子。臨了小金還調皮地擠了擠眼睛：“小關送來的外賓行李，哪有檢查的道理”。
可這僅僅是第一道關卡，接下去就是把護照交給邊防警察。如果是他熟悉的老劉值班，那他肯定會被認出，可碰巧的是，那天值班的，卻是個新來的年輕邊防警察，從未和他打過照麵，他把護照交給他後，從容地到地下室廁所，脫下製服，塞到抽水馬桶上端的水箱後頭，掏出早就準備好的花領帶，熟練地打上。不一會，從廁所裏走出一個，穿西裝、打領帶、戴黑框眼鏡，還掛著一個北京防風沙常用的，防塵口罩的“外國紳士”。
那天偌大的外賓候機室，隻坐著他一個人，還是個假洋鬼子。一直等到飛機起飛前十分鍾，那個新來的邊防警還沒把護照還給他，他快崩潰了，莫非是在護照上發現了疑點？
他甚至已經做好了準備，隻要一發現有軍警圍過來，他就故意往出口跑，這樣軍警會當場向他開槍，起碼能死個痛快，不用沒日沒夜地被拷問。終於邊境警察來找他了，可來人卻不是剛才那位新來的，而是和他經常拍肩膀開玩笑的熟人老劉，老劉直直走過來，他徹底嚇傻了，隻能眼睜睜看著老劉，翻到護照中有照片的一頁。他心裏一涼，等待“死刑”的到來。
直到老劉用英文問他，這是不是他的護照時，他才恢複淡定，原來老劉竟然沒認出他來。他竭盡全力控製住顫抖的聲音，用英語回答了老劉的問題，再次幸運地化險為夷。
他就像有主角光環一樣，在幸運女神的眷顧下躲過重重難關。
現在，他終於到了最後的一關，——登機口。出了登機口，外麵便是自由天地，可這次他還能跟之前一樣走運嗎？三個登機口門邊，都有兩個女服務員把守著，這些女孩子他幾乎都認識，每次送外賓時，他都和她們開玩笑，她們中間任何一個認出他來，喊他一聲“小關”，就前功盡棄了。飛機馬上就要起飛，可他又不敢硬闖，在原地猶豫不決，就在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時，廣播突然響起：“首長到了，所有工作人員，請立即到二號門夾道歡迎！”，女服務員們很快都撤了，登記口無人把守，他迅速抓住這個天賜良機穿過登機口，氣喘籲籲跑上停機坪上的小型客機。
隨後飛機起飛了，離開之時，天色已暗，可他卻覺得眼前一片光明。他瞞天過海，絕處逢生，把一個不可能的賭注，演繹成百分之百的奇跡。他激動萬分，無法平靜，甚至想放聲高唱。腦海裏不停地重複著同一句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每當他回想這次驚心動魄的逃亡時，他都覺得是一個純粹的奇跡，絕對的奇跡，他甚至懷疑，邊防警察老劉是不是故意放走了他。二十多年後，他和老劉在機場再次重逢，很認真地問過老劉，可老劉否認了，他的運氣果真逆天！
計劃這次驚天逃亡時，當時護照上有法國和埃及的簽證，他憑自己多年的外事經驗，明智地選擇飛埃及，法國當時已和中國建交，極有可能他一落地就當即被遣返。而埃及那時和中國還尚未建交。
國界這人造之物，既為人類的自由而生，也為人類的自由而死。
在飛機上，驚魂過後的他，想起自己的家人，他知道自己出逃，會給家人帶去怎樣萬劫不複的災難，蒼老的母親，年幼的兒子，還有仍遭受折磨的父親，想著想著，他就心如刀割，突然難以自抑地失聲痛哭起來。
鄰座的好心乘客非但沒覺得他怪，還特意起身安慰他，心理防線徹底崩潰後，他坦誠地說自己是從中國逃出來的，這位好心乘客得知他身無分文時，便決定要幫助他。落地後，他們把他帶到蘇聯大使館，委托一位蘇聯作家接待他。
蘇聯作家聽說他的遭遇後，深表同情，給他安排了臨時在埃及的居所。安定後的他，準備在埃及開始新的生活，然而，預想中的否極泰來卻未如期而至。
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他。原來蘇聯大使館透露了他的行蹤，中國駐埃及大使館的紅衛兵，已經開始四處搜尋他的藏身之處。埃及警察得知後，便搶先找到他把他帶走。雖然他避免了押解回國受審的災難，可埃及政府不願因他把兩國關係鬧僵，決定把他送到一個既安全，又鮮為人知的地方。而這個安全的落腳點竟是埃及最大的監獄。
就在他認為出獄遙遙無期時，一年後轉機卻突如其來，埃及當局通知他，中國正式放棄遞解他回國，埃及當局打算將他送往第三國，跟他說：最好的選擇就是去美國。沒想到他一口拒絕："不！我不去美國！美國是帝國主義! 美國派兵打朝鮮、打越南，對我們中國進行經濟封鎖！"
埃及當局又勸他去蘇聯，他又鄭重宣告："我也不去蘇聯！”他還記得那場差點讓中共毀滅的中蘇論戰。
去國未敢忘憂國，在他心中，自己雖身背“叛國者”罪名，但骨子裏是愛國的，不願意做任何背叛中國的行為，雖流亡在外，可他堅持他背叛的是黑暗勢力，而不是民族大義。
當年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在那場文化浩劫中蒙難，或自殺或迫害致死，隻有他和音樂家馬思聰逃了出來，同是天涯淪落人，本該惺惺相惜，可他看不起逃到美國的馬思聰，馬思聰一到美國就召開新聞發布會，四處宣告自己脫離了中國，馬思聰的行為，讓他感到厭惡。
他就想去政治上中立、不與中國敵對的國家，於是他見了瑞士、瑞典等大使館官員，等來的消息卻是失望接著失望，第一國答複"愛莫能助"，第二國答複"愛莫能助"，第三國答複，也是"愛莫能助"。等了五個多月，仍沒有他心中理想的國家願接收他。
無國籍，無自由，也無人理，希望破滅，生命歸零，此時的沮喪已無以複加，他甚至動了誓死回中國的念頭，哪怕回去後等待他的是槍子兒。
就在萬念俱灰之際，這個上帝的寵兒再次交上了好運。德國同意他暫時的滯留，幾近波折的他終於找到了理想的容身之國。
他到德國後，首先麵臨的就是解決溫飽問題，由於不懂德語，自己的文學長處無處發揮，已到不惑之年的他，不得不去碼頭扛鋼筋，去亞洲飯館端盤子。而最令他感到煎熬的，是對故鄉和家人的思念，他常常用那把母親送的小提琴，拉一曲自己改編過的《二泉映月》，悲戚的旋律，道盡了辛酸苦楚，故鄉，成了他觸碰不到的月亮。
痛定思痛，人生不怕從頭再來，他開始從零學習德語，想進入當地大學學習，但在德國，必須有學曆證明才能申請大學，他倉促出逃，根本沒帶任何學曆證書，專業學的又是俄語，英語也隻是湊合而已，可幸運女神再次眷顧了他，有人指點他去拜訪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係的華裔教授劉茂才，跟劉教授談起了自己的經曆，劉教授立馬就給他出具證明，就這樣，千裏馬碰上了伯樂，他得以進入漢堡大學學習語言學。
不僅如此，劉教授還給他提供了一個，中國語言文化係的教員職位，教授德國大學二年級的中文課，薪水雖然不高，但隻要他能在兩年內拿到碩士學位，就可以申請正式講師的位置。
他不辜負伯樂舉薦，兢兢業業，結合自己學俄語時的經驗教訓，用學生們喜聞樂見的方式教學，他會將簡單的中文，改編成童話和民間故事，教他們唱中國民歌等等，這些活潑的手段取得了極佳的效果，德國學生們都十分喜愛這位中國老師。
兩年後他拿到碩士學位，但學校卻不讓他申請正式講師。學生們為了他，自發組織罷課行為，驚動全市，最後高教局迫於輿論壓力，同意特批一個講師編製，並且跳過登報和征聘公開選拔的程序，直接讓他入了職。
命運不會虧待任何一個，既努力而又有才華的人！
在德國收獲事業的同時，他還收獲了愛情。海珮春是地地道道的德國姑娘，她隻在電視上見過中國人，因為那時中國人總是穿藍色的衣服，老土、保守是當時對中國人最常見的評價，當她在舞會上見到他時，驚為天人。他穿著黑色的褲子和白色的毛衣，人到中年卻有一頭烏黑的頭發，而且舞竟然跳得比她還好，他會拉小提琴、彈鋼琴，對西方的文學也懂得很多，這讓未滿20歲的海珮春，心生愛慕之情，情竇初開，對這個出類拔萃的中國人，產生了強烈的好感。
她是個執著的姑娘，一眼認定了關愚謙後，就主動邀請他參加她家的平安夜晚餐，把他介紹給全家人，以確定戀愛關係，嫁給中國人在當時的德國，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何況他還是個無國籍人士，前途未卜，說不定明天就會被趕出德國（當時德國政府隻允諾他的暫時居留）。盡管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可這個德國姑娘還是鐵了心。
1977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他在北京的老鄰居到德國出差，輾轉找到他，告訴他說，他的妻子已單方麵和他辦理離婚手續。海珮春得知他已無婚姻的羈絆後，迫不及待地想和他確定婚姻關係，但是他在德國屬於無國籍人士，是個徹頭徹尾的黑戶，無法辦理結婚手續。不久後，他和海珮春去香港旅遊，看到香港街頭有個婚姻注冊處，兩人就進入碰碰運氣，沒想到竟可以辦理婚姻登記手續，需要的材料沒德國那麽嚴苛，這段異國情緣就這樣在香港修成了正果。
盡管是老少戀，但相識40年以來，兩人恩愛有加，他最欣賞妻子的地方，就是她的慷慨，因為他好客，他的學生，沒有一個沒來過他家的，改革開放以後又多了一撥撥，從中國來德國考察的各路家鄉父老，點心、水果、咖啡、留餐，留宿，在他家已成常態，對此，德國妻子毫無怨言，他們從未因為金錢的事而紅過一次臉。
妻子還認認真真地學起了中文，進入漢堡大學的漢學係，中文的聽說讀寫都沒了問題，甚至中醫針灸，她都知之甚多。對中國丈夫的愛，轉成了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之後他們共同合作，一起用德文撰寫了，《中國民間故事集》和《中國文化指南》，截止目前，夫婦倆合作寫的，介紹中國的著作已有十幾部。
1981年，他和歐洲華人學者，一起成立歐洲華人學會，並多次組織學術研討會。還為華人藝術家多次舉辦音樂會、藝術展，並組織大型中國文化節等活動。八十年代中期，他又主編，《歐華學報》和《德中論壇》雜誌。他開始用外文寫作，讀者遍布全球，1994年，他成功讓自己參與合編，花了15年時間完成了德語版的《魯迅選集》，在歐洲麵世，震驚了中國。
出逃十載，他終於在信息上，與國內有了互通，陸陸續續收到了國內家人的來信，這些年，他最深愛的父母親已病世，無法見到至親最後一麵，成了他永遠的遺憾和錐心的痛苦。當時他的家人都因他出逃，而受到牽連坐了牢。最讓他牽掛的就是兒子關新，這些年他缺失了一個父親的關心，他開始拚命的彌補，他和佩春一起資助兒子出國留學，當再次見到兒子，聽著他苦難的成長經曆時，他連眼淚都不敢流，他覺得自己沒資格流眼淚，是他讓兒子小小年紀便遭受顛沛流離之苦，他緊緊抱著兒子，心顫抖得說不出話……
他和珮春沒有再要孩子，令人欣慰的是，珮春和兒子關新相處得就像親母子。
時過境遷，曆經風雨後的1981年，這個愛國的“叛國者”，終於被允許再次踏上回家的路，時隔十三年，他回到了自己深愛的祖國，受聘於杭州大學和浙江大學做兼職教授。
現在他和德國妻子，春秋在中國旅遊、講學，冬夏回德國度假、過節。說起過往經曆，他有意無意的淡忘，有些被他自始至終的堅守。他隻在自己的傳記《浪》的序中寫道：
我將會在天堂裏最美麗的地方找到你，然後，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永不離去。
為什麽他總能逢凶化吉，他自己也不清楚，唯一清楚的就是：不管天翻地覆，他都用心生活。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有一樣能穿透一切高牆的東西，那就是希望。
誰知道我們該夢歸何處，誰明白尊嚴已淪為何物，是否找個理由隨波逐流，或是找個借口繼續苟活，是否展翅高飛保持憤怒，或是勇敢前行掙脫牢籠，我們該如何存在？他非比尋常的逃亡經曆，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那股強者自救的信念，讓他成為一隻，衝破紅色牢籠的憤怒飛鳥，傳奇地完成了自我救贖，告訴了我們，生命究竟該如何存在。
有些鳥兒，注定不會被關在牢籠裏，因為它們的每片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
